在目前的研究中,我將繼續探討長期以來縈繞我的最初的有關存在的問題,只是以間接的、反思的方式,並使用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因為這些年來,我將自己的思考重新定位並限定在史學中神話的本質與持續性上。認識到即便是,甚至尤其是不相信神話歷史的歷史學家們都必定將與之為伴,我開始探討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傳統的、職業的歷史學家們意識到推動了所有(包括他們自身的)歷史行動與創造的神話衝動。作出聚焦於這個問題的決定是受以下印象的刺激,即歷史學家們通常用以解釋歷史中神話的起源和功能的常用術語是不充分的。在史學史的漫長歲月裡,對神話與歷史的基本範疇的定義總是彼此對立的,好像神話是全然的虛構和純粹的編造,是一種對僅僅是似乎發生之事的虛假描述,而歷史則是一種對實際發生之事的嚴肅而可靠的解釋,只要它的經驗素材和論證是真實的;認為神話是對歷史現實完全原始的、虛構的再現,從修昔底德到蘭克的批判歷史學家及其現代的追隨者們,通常都未能解釋這些歷史理解與創作的古代模式得以形成的心理學和歷史學條件,未能解釋它們所指向的更高層次的形而上學真相,也未能解釋它們仍然存在於所有宗教、民族和文明的集體想象和文化傳統中的原因,甚至是像卡爾·馬克思和馬克·布洛赫這樣偉大的學者,雖然認識到某些古典、神學神話在法國政治史中的支配地位,但仍分別將神話拒斥為“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和“集體錯謬”(collective error),因此都未能理解這些神話在法國民族傳統和制度創造中的真正意義。當代歷史學家們也傾向於拒絕種族和社會神話在上個世紀令人震驚的擴散,認為它們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失常或是對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反動,再或者用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批判理論家們流行的術語來表述的話,是“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另一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