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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I
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I
  • 系列名:聯經評論
  • ISBN13:9789570847864
  • ISBN9:957084786
  • 出版社: 聯經
  • 作者:鍾怡雯
  • 裝訂/頁數:平裝/264頁
  • 版次:1
  • 規格:21cm*14.8cm*1.8cm (高/寬/厚)
  • 出版日:2016/08/17
  • 中國圖書分類:中國文學史
  • 定  價:NT$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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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鍾怡雯深入當代漢語散文研究領域的學術論著

    從梁實秋的散文譜系與時代意義、林語堂的歷史定位、余光中的散文實驗、余秋雨對歷史文本的影像化、莫言的暴露與雄辯、董橋在帝國餘輝裡的拾荒、楊牧的無盡搜尋、三毛的分裂敘事主體、簡媜對美的追尋,民間的集體飢餓記憶、旅行中的書寫,到美食在散文的出沒方式。
    鍾怡雯在《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Ⅰ》一書裡,論述範圍涵蓋了九位重量級散文大家,以及三個影響深遠的散文創作浪潮,由此建構出當代散文在美學和議題上的變革。

  • 鍾怡雯(1969-)
    現任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著有:散文集《河宴》、《垂釣睡眠》、《聽說》、《我和我豢養的宇宙》、《飄浮書房》、《野半島》、《陽光如此明媚》、《麻雀樹》,論文集《莫言小說:「歷史」的重構》、《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無盡的追尋:當代散文的詮釋與批評》、《靈魂的經緯度:馬華散文的雨林和心靈圖象》、《內斂的抒情:華文文學論評》、《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經典的誤讀與定位》。

     

  • [卷一]
    論梁實秋的散文譜系與時代意義
    一捆矛盾──論林語堂的(拒絕)歷史定位
    歷史文本的影像化──余秋雨散文的敘事策略
    從莫言《會唱歌的牆》論散文的暴露與雄辯
    帝國餘暉裡的拾荒者──論董橋散文
    民間的集體記憶──論當代大陸散文的飢餓主題

    [卷二]
    詩的煉丹術──余光中的散文實驗及其文學史意義
    無盡的搜尋──論楊牧《搜索者》
    分裂的敘事主體──論三毛與「三毛」
    擺盪於孤獨與幻滅之間──論簡媜散文對美的無盡追尋
    旅行中的書寫──一個次文類的成立
    記憶的舌頭──美食在台灣散文的出沒方式

  • 論梁實秋的散文譜系與時代意義
    梁實秋以《雅舍小品》奠定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論者常以「幽默」、「沖淡」、「機智」,或「書寫人性的哲理散文」、「中國式的essay」等概括其風格。因此《雅舍小品》被典律化的過程中,常被歸入周作人散文一脈。梁實秋主張「文章要深,要遠,就是不要長」,文字需文白夾雜,以文言文豐富白話文,避免西化/歐化,作家應該觀察人生的全貌等等。這些貫徹梁氏散文的特色,主要來自白璧德的主張──以理性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像,藝術是想像的,同時也要合乎禮節,要求散文「文以載道」,甚至可以「理過於辭」,而《雅舍小品》和散文則是落實這些文學理念最好的實踐場域。
    「文以載道」的中國文學傳統,正是台灣一九五○、六○年代的文學氛圍。國家機器主宰下的反共抗俄文學,提倡掃除「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反對浪漫與頹廢,跟白壁德「具有倫理的靈魂的藝術」、「倫理的想像」、「在情感的激湍、風暴、漩渦裡,要保持一種節制,使情感得以平靜」等理念甚為相契。本是浪漫主義信徒的梁實秋,一九二四年進入哈佛大學後,師事白壁德,自此成為白氏思想的擁護與實踐者,文學創作亦深受影響。白氏推祟儒家思想,梁氏與魯迅的論戰,表面看來雖是不同文藝觀與意識形態的交鋒,卻與梁氏的師承,也即其文學思想來源的白壁德最有關係。
    梁實秋的文學觀與張道藩在一九五三年所發布的〈三民主義文藝政策〉十分相似。本來文學被經典化的過程,自有其複雜的內因外緣,《雅舍小品》的典律化,與其藝術成就固然有關,亦無法置外於時代環境。也就是說,《雅舍小品》雖不必是反共抗俄文藝政策指導下的作品,二者的精神卻是相通的。梁氏的散文藝術,論述已有不少,至於梁氏的思想來源,前輩學者也有所闡述。本文試圖從多重角度考掘梁氏散文(包括小品)的譜系,並就梁氏散文的風格再作討論。
    梁實秋的文學創作始於新詩,於一九二四年進入哈佛前,服膺浪漫主義,其浪漫傾向在〈拜倫與浪漫主義〉一文表現無遺,且對拜倫可謂推祟備至:「拜倫的詩歌代表全人類的至靈至神,其呼聲直可動搖天地。雖然所有浪漫詩人都祟尚自我表現,但自我範圍的宏寬,未有超越拜倫者。拜倫此一精神,直堪與歌德並稱。」從這段話顯見詩人時期的梁實秋對浪漫主義的認同與熱情,與後來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的大肆批評,態度截然不同。
    侯健以為梁氏的〈中國新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全屬白氏口吻,此文評擊浪漫主義使得新文學運動成為「無標準」的文學,截斷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是「浪漫的混亂」。梁氏所謂的「文學標準」,即是「文以載道」,這恰是反共抗俄時代文藝政策所標榜的「標準」。早在與魯迅論戰時,他即以〈所謂「文藝政策」者〉對文藝政策有如下的批駁:
    「文藝」而可以有「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名辭上的矛盾。俄國共產黨頒布的文藝政策,裡面並沒有什麼理論的根據,只是幾種卑下的心理之顯明的表現而已,一種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來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種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清一色……我並不是說文藝和政治沒有關係,政治也是生活中不能少的一段經驗,文藝也常表現出政治生活的背景,但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步驟,不是人工勉強的……堂堂皇皇的頒布了文藝政策,果然有作家奉行不悖,創為作品嗎?政策沒有多大關係,作品才是我們所要看的東西。
    梁氏以為創作者根本上應是獨立的主體,即便和政治有互動,必得建立在「自由」這個大原則之下,他以自由主義的立場,反對(反共抗俄)文藝政策,並且以為作品才是衡量文藝/文學的唯一標準。以後見之明來看,政策決不可能「沒有多大關係」,回顧台灣一九五○、六○年代的文學成果,反共抗俄文學數量可觀,國家機器的滲透效果顯而易見,文藝政策自有其指標作用。梁氏儘管不同意有所謂文藝政策,他的文學主張,卻與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如此相同──同樣標舉中華民族的文學道統,排斥西洋文藝,高張「民族立義」大纛。相對於中國大陸,這樣的宣示代表對歷史傳統的隱喻性捍禦,與共產黨的基本教義形成對比/抗衡。魯迅在中國被神化,梁氏因為曾與魯迅筆戰,而筆戰的立足點又代表兩種意識形態,於是梁氏在台灣的地位,不免(難免)也帶著與魯迅抗衡的意味。
    梁氏任職國立編譯館時,編印小冊激勵抗戰,啟迪民智,倡導善良民俗,這是梁氏「文以載道」的文學觀用世時,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梁氏批評「浪漫主義就是不守紀律的情感主義」,現代中國文學到處彌漫著抒情主義,他把原因歸咎為禮樂不興,情感成為文學,以致流於頹廢主義和假理想主義。抒情主義非不可行,然須「考察情感的質是否純正,及其量是否有度……」(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偉大的文學家足以啟發革命運動……偉大的文學的力量,不在於表示出多少不羈的熱狂,而在於把這不羈的熱狂注納在紀律的軌道裡」,按照「紀律」、「情感純正有量度」這樣的文學標準,一個創作者必得是個道德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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