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蘭的逆襲人生：遲來的遺書

襁褓時父親黃溫恭因案入獄遭槍決

母親一人茹苦含辛拉拔三子女成長

全家遭受政府長期監控直至解嚴後

嚮往自由世界卻屢次受阻的黃春蘭

成長歲月中逐步摸索拼湊父親輪廓

 

沉睡五十八年的遺書，終盼到物歸原主的那天

是無法送達的遺書，同時也是一封遲來的情書

 

黃溫恭，1920年出生，台南二中畢業後前往日本就讀齒醫專門學校。二戰時受徵召到滿洲國擔任軍醫。戰後回到台灣開設牙醫並與楊清蓮結婚生子，但卻在1952年因「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燕巢支部案」受到牽連，同年九月被捕。然而原先只遭判十五年，卻在執行前十六天被蔣介石改為「死刑」，於1953年五月二十日在馬場町遭槍決，留下了五封遺書給家人。而同年，五個月大的黃春蘭仍在襁褓中嗷嗷待哺。

 

黃春蘭，1952年出生，黃溫恭之么女，一生從未與父親黃溫恭見過面。台南女中畢業後考上東海大學化學系，大學畢業後原欲出國念書卻受阻。逗留台灣期間她結婚生子。而八○年代台灣社運狂飆，政治局勢也隨之逐漸鬆綁，爾後她獲得留學機會便赴美就讀蒙大拿州立大學化學碩士，一年半後即回到台灣再攻讀台大化學系博士，之後任職於高雄海洋科大水產系直到退休。而在2008年才親眼見到父親的遺書，2011年才親手接到相距五十八年前父親的遺書。

 

本書《黃春蘭的逆襲人生：遲來的遺書》，為黃春蘭女士的回憶錄，娓娓道來她身為政治受難家屬的奮鬥過程。從小她在親族呵護下成長，成年後才得知父親黃溫恭因案槍決。此後她遭受全面的政治監控，留學求職均受阻，但她卻在縫隙間，活出精采的人生，成為以專業協助改善高雄水質的科學家。並在台灣走向民主化之際，踏上索還父親遺書的征程，並透過分享家族受難故事，致力於推動人權教育與轉型正義。

 

獨裁政權終會有崩潰的一天，但在崩潰之前，還需要承受多少苦痛？在白色恐怖的暴政之下，隨意奪走人命固然殘忍。然而更殘忍的是，被留下的親族們，更需承受政府、社會、肉體、精神上長期無孔不入的監控與歧視，影響終其一生，更擴及受難者的上一代與下一代。黃春蘭前半輩子不斷尋思著父親的模樣，後半輩子勇敢面對父親的過往與轉型正義的漫漫長路，傾訴著橫跨三代長及一生的遺書征討故事。

 

◎指導贊助：國家人權博物館

◎策劃單位：台灣公民媒體文化協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口述者簡介

黃春蘭

1952年12月出生時，父親黃溫恭醫師已身陷牢獄，原判刑15年，在五個月大時，因蔣介石大筆一揮：「黃溫恭死刑，餘如擬」，於1953年5月20日遭槍決，槍決前四小時寫下的五封遺書，在五十八年後才收到。自此我成為遭監控近四十年的政治犯家屬，欲留學卻無法出境，連相親對象也是情治單位的眼線。這些創傷難以彌補，卻又讓人力爭上游，取得台大化學博士，成為高雄科技大學副教授。2018年退休後，致力於人權運動的倡議。

著者簡介

林佳瑩

在我念幼稚園的某一天，電視卡通的畫面忽然從彩色變成黑白。我的爸爸媽媽說，我們正在見證台灣歷史性的一刻。
原來那天，是蔣經國總統過世，接著台灣迎來了民主化。
在我要進入台大政治系的某一天，臥病在床的奶奶看到窗外街景一片平和時，她說「這是臺灣民主的進步」。
奶奶的遺言，啟發了我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的興趣。後來我參與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訪談，並在2011年受美麗島事件參與人艾琳達女士之邀，撰寫她的傳記。
從自傳出版以來，我常得到讀者的反饋，謝謝我寫了這本介紹台灣戰後民主化的教科書。
2019年，我受財團法人世聯文教基金會之邀，針對一樁解嚴後的政治案件，進行口述訪談與專書撰寫。在與受訪者進行文稿確認時，我感到蠻難過的。即便台灣完成民主化三十多年了，但政治受難的陰影仍殘存人心。
這讓我體會到口述歷史對人權教育的重要性。
這本書，就是我在黃春蘭女士的授權下，呈現的人權教育素材。

連克

史料註解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畢業，現為國史館助修，並就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班。
碩士論文改寫出版為《從代理人到保險公司：臺灣商人的產物保險經營（1862-1947）》一書，並延伸撰寫〈政治案件中的財產沒收與流向：以李延禧案為例〉論文。
在大稻埕進行有關李家的田野調查時，從研究者成為參與者，規劃設計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之常設展、導覽手冊與培訓志工。
迄今仍在協助遭受政治迫害的李家，蒐集向政府聲請財產返還的檔案，亦步亦趨間，跨進轉型正義的研究領域。
在聆聽本書傳主黃春蘭女士有關人權議題演講後，從原本的提問者，成為本書的註解者，以史學專業，參照檔案史料，叩問口述歷史的客觀真實。

【專文推薦】
陳　菊｜國家人員委員會主任委員
許雪姬｜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前所長
洪慶在｜國立台南女中校長
林啟燦｜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教授

序幕　相親那一天

「妳想出國嗎？」她望著窗外，正是烈日灼身的盛夏，天邊一抹灰白的蒼雲，彷彿是午後雷陣雨的前兆。在眼前這位只是第一次約會的相親對象前，她隱忍的情緒就如同窗外的天空。
她當然想，是朝思暮想般的想。從進入東海大學化學系時，她就開始加強英文，準備留學考試。更在畢業前取得赴美的全額獎學金，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按照入學許可，她應該要在1975 年9月到西密西根大學報到。她還記得在雀躍著整理行李時，母親給了她一個照片夾。相片中那位文質彬彬的先生，是她素未謀面的父親。這是有生以來，母親第一次讓她感知到，所謂「父親」的存在。在此之前，她對父親的印象，只是祖父在她耳邊的細語，說她的父親因案而死。那時她剛成年，準備離家上大學。儘管她想要追問，她的父親是誰？是因為什麼案件而死？但祖父不願多談，母親也只會用那句從小聽慣的口頭禪回應，「囝仔人有耳無嘴。」小孩子可以聽大人講話，但不要多嘴。
父親在她出生不久後就過世，從小她就在祖父和母親的庇護下成長。她在位於高雄路竹的祖父家成長，把成片的三合院聚落當玩耍的天地，不時還追著附近糖廠的小火車。母親為了她及兄姊的教育，搬到台南市區，自己卻要每天搭最早的火車，到路竹國小任教。身在單親家庭，家中三兄妹只靠母親一份薪水過活。所幸靠著慈母勤儉持家，換得一家溫飽。兒時的她總是看著母親拿著親戚送來的舊衣，改成三兄妹適合的尺寸。儘管生活拮据，母親在她面前，卻從沒有一句對生活的哀嘆，只是希望她努力讀書，如同大樹般成長茁壯。
她從沒體會過母親承擔的壓力，不僅是經濟的重擔，更龐大的是全面的政治監控。母親屢次調職不成，出國的一言一行都要撰寫報告。她是家裡最小的女兒。她不像大哥，曾見證幾近抄家的搜索；也沒有像姊姊一般，對調查全家行蹤的管區員警感到不耐而回嘴。直到她歡天喜地的收拾行李，準備要展翅飛越太平洋的那一天，世界在她眼前崩潰，她變成了折翼的天使。
她一直得不到出國許可，儘管她幾乎像每日請安般跟旅行社聯絡，旅行社也只能告訴她不明所以。即使想要關說請託，她也不知道該從何下手。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生活只剩下隨著日升日落、呼吸睡覺，唯一讓她覺得活著有希望的，是掐在手中的信件。那是來自西密西根大學校方的問候，告知校方可以再為她的全額獎學金延長一學期。但隨著出國許可杳無音訊，她眼裡的希望也漸漸隨之湮滅了。她只能猜測，原因來自那張相片中，因案而死的父親。

在生命如同槁木死灰之際，同學引薦她認識成大化學系的系主任，這位本省籍的系主任恰好是她表哥的大學同校同學。剛好系上正缺一位儀器分析的助教，在系主任認可下，她決定接任此一助教職位。她得不到出境許可，留學夢碎後，她就知道，自己無法全然掌控人生。無論多麼努力，也無法掙脫如同天羅地網的監控後，她覺得人生百無聊賴，只盼嫁人、覓得歸宿。
當時，先前安排她擔任助教的系主任已經卸任，換上一位外省籍的系主任，曾以讓雙方都方便的理由，建議她加入國民黨。這位系主任接著介紹了她眼前的相親對象，是位趁著暑假、從美國短暫回台的留學生。兩人在初次相見後，安排了今天這場約會。她揣想著，對方如此詢問，目的是要探詢她的意願，是否願在交往結婚後，長留美國。這是她人生唯一一次，必須要口是心非。因為，她實在無法向對方坦誠，自己因為已逝父親的案件，出不了國。

「所以，春蘭小姐，妳想出國嗎？」她覺得喉頭有點乾澀，喝了口桌上的開水，水杯映照出窗外的傾盆大雨，雨聲正好可以掩飾她故作姿態的乾咳。儘管她想壓抑情緒，卻聽到自己的回答是如此得生硬。「我－不－想－出－國。」就在此時，她的唇齒因被富含礦物質的水份所滋養，而得到了生命力，讓她能打起精神，面對明天。她忽然鬆了一口氣，甚至覺得這杯水的水質應該不錯。
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跟對方道別，她只記得雨後的天空澄澈蔚藍，襯著連綿的行道樹，勃發著綠意盎然。這些根深葉茂的大樹，讓她想起在祖父家度過的美好童年，那時她常跟玩伴在樹上玩耍。爬下樹後，撲到祖父與母親懷裡時時，又像大樹般庇護著她。那時的她，才三、四歲，常穿著內褲到處亂跑，當然也不知道，是祖父與母親雙手搭起的屏障，才為她阻擋烈日灰雲。

在她出生前，父親黃溫恭赴日本習醫。畢業後，黃醫師曾到滿洲國就職，戰後回到故鄉開業、擔任基層醫師。在二二八事件中，他目睹國民黨治下的腐敗與民不聊生。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敗退，帶著大批軍民撤退來台。當時以紅色為象徵的共產主義席捲世界，在這股浪潮滾滾而來時，黃醫師帶著對紅色中國的嚮往，經人介紹，加入共產黨。他期待透過政治與社會運動，驅趕國民黨，為台灣人民帶來美好的生活。
然而，歷史卻在這時閃了腰。韓戰在1950 年爆發，美國決定支持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對抗共產中國。國民黨在得到靠山後，為了穩固在台灣的統治，以維護國家安全之名，大舉肅清左派人士，同時也牽連許多無辜的市井小民，一九五零年代成為了戰後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黃醫師在1952 年，因「台灣省工委會燕巢支部案」爆發，自首入獄。經審訊後，他坦承加入共產黨，並寫下自白書。他原本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卻在執行前，改判死刑。在槍決前，三十三歲的黃醫師寫下五封遺

書，其中一封給還來不及謀面，才五個月大的小女兒春蘭。但是，春蘭卻要走過大半的人生後，才知道這份遺書的存在。
在黃醫師過世後，黃家親眷一直遭受情治單位的監控。這種無所不在的監控，貫穿整個戒嚴時期。直到1990 年代，台灣邁向民主化為止。春蘭在成大擔任助教期間，系主任曾被警告不該聘用她。即使到了解嚴後1992 年，她在爭取高雄海洋專科學校教職時，還是差點拿不到聘書。

在日後的人生裡，春蘭忘記了這位相親對象的存在，因為她的人生伴侶已經在未來的轉角處等她了。幫她想起來的，是台灣民主化的成果。2020 年，她接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的邀請，查看她和家人遭監控的檔案。其中一段紀錄顯示，她曾表達不想出國的意願。她拉著陪同翻閱檔案的姊姊，說哪有這回事。當時全家上下、周遭親友，誰不知道她多麼想出國留學。忽然，她的後腦如遭雷擊，回想起那個相親的下午。那是她人生唯一一次，口是心非地表明不想出國。這時，她才知道，原來那位留學生，是情治單位的眼線。以相親為名接近她，對方早已知道她遭受監控，得不到出國許可，那次是要探詢她的動向。
她想起這次來台北翻閱檔案的路上，中正紀念堂仍高高聳立。台灣已經完成民主化三十多年了，蔣中正這位獨裁者的巨型雕像仍安坐其中。就是他，在一念之間、僅憑個人意志，奪走父親黃溫恭的性命。2007 年，中正紀念堂舉行「再見，蔣總統」展覽時，她的堂妹發現了父親的判決書。判決書以工整的楷書寫明「黃溫恭以曾據自首處徒刑十五年」。判決書左上角，卻出現蔣中正用筆輕揚、宛似遊玩的手寫批示「黃溫恭死刑，餘如擬」。這個批示沒有新的法律依據，也沒有註明任何理由，證明黃溫恭罪及死刑。黃春蘭的父親就在1953 年五月二十日在馬場町遭槍決。

在堂妹發現這份決定父親生死的判決書後，春蘭的女兒張旖容進一步發現黃溫恭在槍決前留下五份遺書，分別留給妻子楊清蓮、小姨楊銀杏和三個兒女黃大一、黃鈴蘭與黃春蘭。這五份遺書在當時沒有送達家屬手中，經過半世紀，黃家家屬開始向政府申請返還這五份遺書。然而，政府初始以這些遺書是政府檔案為由，拒絕歸還正本。
在漫長的申訴過程中，母親楊清蓮在等不到遺書的遺憾中過世。在父親給母親的遺書中，父親腦海中總是浮現著嬌笑的母親。而在給春蘭的遺書中，父親要來不及謀面的小女兒原諒她。在父親槍決前，母親將兩張照片送入獄中。父親只能靠著這兩張照片，想像著獄外無緣相見的小女兒。一張照片是缺了父親的全家福，照片中春蘭才剛滿月，在母親懷中酣睡，渾然不知親生父親已然下獄。另一張照片中的春蘭才五個月大，睜著一雙清亮的眼睛，像是在盼望著什麼。當五個月的女嬰，成為六十歲的黃教授後，她收下遺書的當時，哭得就像哇哇墜地的嬰孩。在那一刻，她才感受到父親的愛。

在取回遺書時，黃春蘭已經成為大學教授很多年了。此後，她在課餘開始參與各項人權推廣活動。她站在台前，娓娓道來家族的政治受難經驗，希望透過個人的見證，讓社會大眾了解威權體制之不義，是如何箝制個人自由。更希望未曾經歷威權統治的新生代，能了解民主政治之可貴。
除此之外，她也和跟有相同背景的政治受難家屬聯繫，交換彼此的生命故事，這才發現，她在台上演講的自信，不是渾然天成，而是有幸身為黃家人。大部分的受難家屬在父親因案身亡或長年繫獄後，跟她一樣，遭受全面監控，求學就職，處處碰壁。更悲慘的是，因家中頓失經濟來源，子女飽受貧病所苦。昔日受難的父兄曾是各界菁英，但後輩卻淪落社會邊緣。即使在台灣已經進入民主化的今天，許多受難家屬仍不敢披露自己的際遇，更遑論走到台前，以親身經歷，當作人權教育的
素材。

她是如此不幸，出生即喪父。父親的犧牲沒有換來她的安穩，反而讓她成為黨國體制禁錮的籠鳥。從留學、相親、求職，無一不處處將她逼入絕境。她卻又是如此幸運，祖父在父親過世後，不像其他受難家屬，會責怪媳婦是剋夫的掃把星，而是全心疼惜孤兒寡母。母親為了讓她接受更好的教育，從路竹鄉間遷居台南市區。在祖父的主持下，家族成員從不因父親的殉難，對母子四人另眼相待。反而雙手交纏，為一家四口，撐起如同連綿大樹般的樹蔭，庇護著他們。她就如同雛鳥般，在樹間成長。大樹為她將烈日化為暖暖春陽，照耀著她成長。茂密的枝葉抵擋著烏雲密布、暴雨驚雷，並將之轉化成滋潤她的點點雨露，讓她的羽翼日漸豐滿。隨著戒嚴體制逐漸被衝撞，她趁機突破牢籠，成功橫渡重洋，完成留學之夢。
從那一刻，她才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人生。在那之後，她成為戰後國內第一代培養的博士學者，在現今的高雄科技大學展開學者生涯。根據本土環境需求，進行高雄地區乃至全國的水質調查。她的研究，見證了高雄地區三十年來水質的變遷。她還記得，初抵高雄時，迎接她的是刺鼻的臭味跟滿街的賣水攤位。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連生命力強韌的吳郭魚，也無法在前鎮河裡存活。當時的她，實在很難想像市民能享受漫步河濱的一日。

從教職退休後，她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可以參與人權推廣活動，甚至投入相關主題的現代舞劇和電影演出。在她翻閱監控檔案的2020 年，戒嚴體制彷彿已是歷史的塵埃，卻仍飄浮在空中。捷運中正紀念堂站、散布全台的中正路，隨時提醒著她，槍決她父親的獨裁者之名無所不在。在今日的地球上，不是只有北韓、中國這種專制國家，才會存在這種現象嗎？
她把監控檔案闔上，走出促轉會的大門，眼前是林蔭遍布的恬靜社區，與她起伏的思緒成為劇烈的對比。今天是台北入秋後難得的晴天，幽微的陽光從茄苳樹的間隙灑落，風吹起她腳上的葉片，閃出金光，讓她想起南方天空下的樹葉。她的故事，要從這幾片樹葉說起……

目次

推薦序　化作春泥更護花╱陳菊
推薦序　追求真相、根除悲劇╱許雪姬
推薦序　灌溉台灣、播種人權╱洪慶在
推薦序　科學的光與鹽╱林啟燦

序幕　相親那一天

第一篇　監控（1952-1992）
一、家庭承蔭
二、留學夢碎
三、真命天子
四、負笈新大陸
五、無尾巷的盡頭
六、最後的寒顫

第二篇　南方（1992-2018）
一、黃教授
二、沒有生雞蛋的高雄
三、吳郭魚的啟示
四、海洋的召喚

第三篇　轉型正義（2007前後～）
一、找尋
二、爸爸拼圖
三、遺書
四、百年樹人
五、真相與正義
六、星空下的樹影

終章　捐贈我的故事

附錄　黃溫恭遺書

黃溫恭、黃春蘭大事記

參考文獻

圖片目錄

致謝

第三篇　轉型正義（2007前後～）
一、找尋
客廳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像是有人在翻找什麼。春蘭踮著腳尖，順著窗外閃進的幽微光線，雙手按著牆邊，慢慢靠近。一連串的抽屜已被拉開，被撬開的皮包零星散落。風聲中傳來驚惶的顫音，好似哭喊著「身分證、身分證」這樣的暗語。春蘭悄悄移動步伐，緩緩靠近。她慢慢聽清楚細碎的喃喃自語「若是無身分證會被警察掠走、會被掠走……。」在按下電燈開關時，蒼白的牆壁上投放出巨大的剪影。但春蘭眼前所見的剪影，所對應的身形，卻變得如此渺小—曲著全身、抖著雙手，不顧一切地翻找著口中的身分證。是媽媽！是從小如同大樹般，幫她擋風遮雨的媽媽。無論遇到多大的艱難，總是將生活的一切打理妥當的媽媽。春蘭想阻止她，安慰她會找到身分證，她卻像是進入自我的幻境，如同在浩劫後的廢墟中，找尋殘羹的災民，只是指尖一旦觸及，標的物就會像幻影般消失，引發更深層的恐懼。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媽媽半夜爬起來找身分證。她知道媽媽年紀大了，逐漸產生失智的現象。她聽說過親友的長輩因為失智而忘東忘西，或者脾氣變得難以控制，但她沒聽說過失智的症狀是瘋狂地找身分證。媽媽在失智前，就常講「沒有身分證會被警察抓走」，所以把身分證牢牢放在身邊。但是，春蘭沒想到，在媽媽失智後，她因找不到身分證而陷入的瘋癲，超乎她的想像。
她還在台北時，媽媽要不來台北幫忙照顧孫子，要不就到新竹幫姊姊顧店。姊姊發現，媽媽在接待顧客時，好像會有記憶模糊的情況。得到高雄的教職後，她跟姊姊討論後，決定把媽媽帶來高雄一起生活。來了高雄後，她才體會到姊姊說的失智現象。平常媽媽看起來很正常，神智清楚、行動自如，但跟她講了十分鐘話後，春蘭開始覺得怪怪的，雖然說不上哪裡怪。接著，媽媽開始嚷著她找不到東西。她曾花了二十幾萬訂製假牙，有天不見了。全家一起翻箱倒櫃，還是找不著。過了幾年後，某次，春蘭跟先生帶著媽媽到屏東鄉間的自家農舍度假出遊。回程時，車過高屏大橋，就要回到市區了，媽媽卻忽然嚷著假牙掉在餐廳，一定要回去找。任憑怎麼勸說，告訴她假牙早在好幾年之前就不見了，還是止不住她的吵鬧不休。
這樣的情況一再發生。先前姐姐察覺媽媽有失智症狀時，就聘了一位移工幫忙照顧。後來媽媽隨春蘭南下，這位移工也跟著同來看護。在春蘭的兒女離家求學後，春蘭帶著先生、媽媽和公公，和這位移工住進學校宿舍。有天春蘭從學校下班回家時，移工在慌亂中比手畫腳，讓她知道媽媽的失智情況越來越惡化了。平常媽媽跟移工住在宿舍一樓，她跟先生、公公住在二樓。在她們夫妻不在家時，媽媽忽然想找陪伴她的移工，她在一樓找不著，繼續往二樓找。當她發現移工在露臺晾衣服時，高興地往外走去，卻反手將通往露台的門鎖上了。她們倆人就此被困在露臺上，移工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想找到出路。她對室內叫喊，無人應答。向露台望出去，跳下一樓恐怕要先斷條腿。但是，媽媽卻像是進入自己的幻境，沒有查覺到被困住，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最後，是移工發現與室內相隔的牆壁上，有扇沒被鎖住的窄窗，幸好她身型嬌小，還能鑽進去，這才解危。
先找假牙、再找外勞，她能理解媽媽想找這些關乎生活的事物，但為什麼媽媽對身分證這麼執著，瘋狂找起身分證？而且，在媽媽的眼神中，是春蘭未曾窺探過的驚恐神情。這種驚恐，彷彿是害怕生命中拚盡全力的事物，會瞬間消失。在春蘭的人生中，如果曾有過想盡力維護美好事物，卻被毫不留情擊碎的一刻，就是因為無法取得出境許可、留學不成的時候。當媽媽講到「警察」時，她的全身蜷縮，試圖用僅存的力氣，對抗如同黑洞般的吸力。在春蘭的生命中，她對警察的印象是少女時期遇到來查戶口的管區員警，對方的態度還算客氣，沒有多麼刁難。但是，想起員警手上貼成厚厚一疊的家訪簽名紀錄，家中被調查的次數一定比她自己遇到的頻率還要多得多。是不是她一直被保護著，所以才沒經歷過媽媽眼中的驚恐？
她輕輕攬著媽媽的肩膀，想讓辛苦一生的老母親能卸下一點重擔。她得先瞭解，媽媽經歷了什麼？媽媽不斷地呼喊「我的身分證呢？」春蘭柔聲地問「媽，你記不記得我是誰？」她想試著從媽媽的眼神中，找到一些熟悉的蹤跡，例如幹練、親切、明朗，但是她只看到了在模糊迷離的神態中，透出的深沉恐懼。媽媽在學校任職時，因為打理事情總是條理分明，校長把會計事務都交給她。要能扛起會計重責，得把數字都記得精確。但如今，媽媽的回答只剩下空洞的身分證。「不記得了，你是誰？我要找我的身分證。」春蘭的眼角泛起了淚光，深切地喊著「媽媽，是我，我是春蘭。」那個小女兒才剛出生五個月，先生就過世的少婦，如今已是白髮蒼蒼。她完成了撫育幼女的責任後，總算可以卸下理性的武裝，任壓抑的情感宣洩。而這種情感，是恐懼。她抬著頭望著春蘭，努力解釋道「你不知道，沒有身分證，警察上門臨檢會被抓走。」春蘭點了點頭，陪著她，翻開皮包、拉開抽屜，找身分證。她們母女找啊找，邊找春蘭邊想著，她要去問問哥哥。哥哥大了她四歲，是否跟媽媽一樣經歷過，被警察查戶口的恐懼？
春蘭的哥哥黃大一長年旅居美國，在台灣的政治環境走向民主化的90年代，他才比較常回到台灣。當春蘭問起查戶口的經歷時，哥哥就像媽媽一樣，全身也蜷縮了起來。即使這已是超過半世紀前的過往了，哥哥的回答中仍帶著顫抖。那天小妹春蘭去補習、大妹鈴蘭在外面玩、他在浴室洗澡，媽媽的哭音經過水聲傳導，更加淒厲。「大人啊！前兩天不是都已經查過了？」哭音轉成哀求「警察大人啊！我們一家人都在，一個都沒跑。」。
春蘭小心翼翼地走進哥哥的回想中，查完戶口的警察摔門走後，媽媽的手中緊握著身分證，戶口名簿變得更厚了。她問哥哥，可以帶著她探向恐懼的源頭嗎？哥哥搖了搖頭，陷入跟媽媽一樣的喃喃自語。哥哥輕輕喊著：「不要！」春蘭踏出第一步。哥哥沙啞著嗓音低吼著：「不要再看了！」春蘭走向兒時的哥哥，那時小妹還沒出生。他的眼睛被刺刀反射的亮光照得幾乎睜不開眼，幾個憲兵頂著上了刺刀的長槍，在稻草堆裡戳探。在姑姑等一干女眷嚇壞的同時，另外幾個憲兵邊咆哮邊搬走家中的財物。黃家祖厝的主人被幾個綠衣人以手槍威脅，壓坐在平日看診的坐椅上。阿公曾當過整片村落的村長，如今卻連眼前的家眷財產都保護不了。「哥哥！」、「哥哥！」春蘭把哥哥叫醒，他長年在海外發展，如今在電腦等各項領域都有成就。回想起塵封的兒時，仍是揮之不去的恐懼。
哥哥在中興大學化學系畢業後，原本申請到留美的獎學金，卻跟春蘭一樣遭遇無法取得出境許可的困境。那時他們的大叔叔有位舊識，認識警備總部的軍官，願意幫忙疏通，才得以出國。這種行動遭監控的情況，不只是春蘭兄妹，家中的親戚長輩，每個都像是實驗室中二十四小時被窺探的小動物般，長期遭到情治單位監控。從春蘭的小姑姑和小叔叔的遭監控經歷中，她一筆一劃地勾勒出媽媽恐懼來源的圖像。
「妳媽媽跟我一樣，出國都要寫報告。」小姑姑從省立高雄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在路竹國小、大寮國小、大東國小和瑞興國小都擔任過老師。每次調職或搬家時，警察都會找上門核對筆跡、調查戶口。政府在1978年開放國民可以出國觀光後，小姑姑一出國，回到學校就被要求寫報告，說明在海外的行動。小姑姑提到，在解嚴前夕的1986年，小姑姑到美國照顧她病重的哥哥，回到學校後，仍得強忍失去親人的悲痛，交代行蹤。「那次，妳媽媽有跟我去。」在小姑姑的嘆息中，春蘭勾勒出媽媽恐懼的來源。即使已經在路竹國小辛勞大半生，到了退休前夕，媽媽還是躲不開監控。當小姑姑想起這段經歷時，唯一能放鬆下來的時刻，是1979、1980年之交，發生美麗島事件之後，覺得比較不受監控了。在這個時間點之後，也正是春蘭第二次申請出國留學，能獲得出境許可。
「我的老師打過妳媽媽的小報告。」小叔叔在念岡山中學時，遇到一位外省籍老師，曾任職於媽媽長年任教的路竹國小。有次春蘭跟姐姐鈴蘭得了麻疹，被送到路竹阿公家休養。媽媽下班後去照顧姊妹倆，沒有直接回家，卻被說成跑去幫黨外人士余登發助選。小叔叔說這位老師對他特別嚴厲，全班去校外進行童軍露營時，他沒答應老師扛著大鍋子回路竹，就被記一大過。
小叔叔從高雄醫學院牙醫系畢業後，在台南的平光齒科任職。有天半夜，睡在診所裡的三位技工忽然被臨檢的警察吵醒，聲稱他們沒有報流動戶口，全被抓到警局。第二天一早，來齒科上班的小叔叔，看著老闆帶著獲釋的三位技工後，暗自推測，警察臨檢的目標不是這三位無辜的同事，是想抓他。警察以為他住在診所，所以乾脆把診所裡的人都抓了。
所以，如果警察來家裏查戶口，媽媽不在家，或者提不出身分證明，是不是他們三個小孩就可能莫名其妙被警察帶走？他們這麼小的孩子，送進了警察局一晚，會面臨什麼遭遇？媽媽經歷過哥哥眼裡憲兵揮舞刺刀長槍的暴力場景，她是不是害怕自己無法保護孩子們？如果恐懼是如此深沉，為什麼她從沒聽過媽媽提到任何蛛絲馬跡？一直要到她失智，這些恐懼才透過尋找身分證顯露出來。
翻著翻著，她翻出了媽媽的身分證，把身分證握在老母親的手裡。媽媽總算可以休息了，她帶著媽媽回到房間，安頓媽媽睡下。春蘭從媽媽鬆開的雙手中，拿起身分證端詳。身分證的正面貼的是媽媽戴著眼鏡的照片，即使樣貌已經老邁，眼神仍透漏著擔任教師多年的知性。身分證的四周因為長年撫摸，已經崎嶇不平的翹起，從護貝膠膜中隱約露出證件的紙面。媽媽退休後，身分證背面的職業欄只畫了條線。她在當老師時，每天出門都會在腋下挾著一個小布包，裡面放著各式證件和現金。她剛退休時，有時去姊姊家幫忙顧店，有時來幫春蘭照顧孩子，還是有常拿著小布包外出的機會。這幾年，她的失智情況越來越嚴重，所以常待在家，自然也不需要把小布包帶在身邊。是不是少了放著身分證的小布包在旁邊，媽媽的恐懼才迸發出來。「身分證……」、媽媽像是在囈語，又像是在說夢話，「掠走...」。她安撫著媽媽，握著媽媽的手，母女間相連的血脈，透過掌心的溫度，緩緩流動了起來。
在安撫媽媽睡下後，其實媽媽手握的身分證是春蘭影印了身分證正反面，對摺護貝，做成一張尺寸跟身分證正本一模一樣的彩色影本，讓媽媽以為是真的身分證，可以握在手中，免於驚惶。為了讓媽媽隨時都能找到身分證，她接連做了好幾張特製身分證。隨著一張又一張的特製身分證成形，她也不知不覺地吟頌起自己創作的第一首台語打油詩「……証件袂當拍毋見／警察不時要檢查／無身份証予人掠／揣著了才會安心。」這首打油詩後來啟發了音樂家陳珍儀老師譜成「阿母的身分證」一曲，歌詞是這麼唱著「……阿母的身份證若平安符／講保庇伊拄著警察會無事／我替阿母攢十幾張置佇厝／驅邪折煞／萬望魔神仔勿要來相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