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

這是一本關於日本「狂飆年代」的故事。
這段「狂飆」何以失敗？
失敗後，這場運動又在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了什麼遺產？
這樣的遺產又給了經歷過太陽花運動的台灣以及反送中運動的香港什麼啟示？

以日本戰後的民主化運動、六○年代安保鬥爭、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即所謂的「新左運動」為中心，總覽五○到七○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從中思考對日本公民社會的正面與負面影響。本書從六○年代「探尋生活方式」的思想軌跡出發，試圖探索「公民力量」的泉源究竟是什麼。

台灣太陽花運動蜂起以後，日本的台灣研究學界開始重新關注社會運動的力量，曾經特地邀請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的吳介民和林宗弘，前往發表與太陽花運動及中國因素相關的論文。日本的台灣研究權威若林正丈曾說，太陽花運動是一場很「幸運」的運動。究竟，在這些曾經經歷安保鬥爭年代的學者眼中，太陽花何以「幸運」？而日本歷史上最大的一波學生運動又何以「不幸」？現今日本社會是如何被建構而成？那個「六○年代」的記憶，又在日本人的心中留下了什麼？對台灣而言，日本這場「不幸」的學生運動，以及日本現今普遍去政治化的消費社會，對台灣而言不僅是運動當下的參考，更是運動未來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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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文版第一次出版是在台灣社會經歷了太陽花洗禮之後的2018年，一年後香港便爆發了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最高達到兩百萬人上街頭爭取民主的反送中運動。雖然民主派在2019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大獲全勝，但隨即而來的COVID-19疫情使得上街變得困難，港版國安法的通過更形同一道緊箍咒，導致許多參與運動的人士不是被捕入獄就是被迫逃亡海外，中共當局更是直接沒收2020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到了2024年3月23日，針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正式刊憲生效。往後港府與中央除了可以援引《國安法》規範的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將人入罪之外，更可以利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所規定的「叛國、叛亂，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間諜行為、破壞活動及境外干預」等罪名處以最高終身監禁的處罰。

本書的第二次出版既是回顧過去也是展望未來。

在台灣以民主程序重新選出新任總統的2024年，有必要回顧十年前太陽花運動如何以違法的佔領行動迫使國會擱置飽受爭議的服貿協議，也有必要回顧同一年稍晚的「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為何會失敗，以及五年前以FULL GEAR在街頭、在校園和香港警察對抗的反送中運動為何會失敗。一個試圖改變政治運作的社會運動失敗了，但做運動的人還活著，那麼他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呢？或許日本在狂飆的1960、1970年代所走過的軌跡，能夠給後代的我們作為參考。

作者簡介

安藤丈将（Ando Takemasa），1976年生於岐阜縣，成長於千葉縣。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政治學研究碩士課程修了，赴澳洲取得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學院博士。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早稻田大學、立教池袋高校講師、武藏大學准教授、香港嶺南大學客座研究員，現任武藏大學社會學部教授。專業領域是政治社會學。

譯者簡介

林彥瑜，台大政治系／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之大學部雙學位計畫畢業。反媒體壟斷運動發言人之一。2014年的318運動期間發起海外台灣留學生聲援行動，擔任日本區總負責人，之後持續在東京舉辦台灣留學生的公共議題讀書會。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後，赴美取得維吉尼亞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德堡大學社會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這是一個刻意降低新左翼運動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性甚至社會性，而將重點置於個別行動者的微觀層次，而且局部的分析與重建。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刻意選擇的策略，目的在挽救一個被遺忘的良善初衷：讓六○年代日本新左翼運動的倫理意義──青年世代企求自我變革的理想主義，重新顯露出來。
──吳叡人，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本書想要提出的挑戰，是針對「日本社會運動是失敗的」這種基本上已經成為常識的一般解釋。本書的解讀是，六〇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並不是一場以實現特定政策為目標的政治運動，而是一個「權力」與「自我變革」在「日常性」這個舞台上相互作用的社會過程。作者主張，發現「日常性的自我變革」此一問題，正是日本六〇年代的社會運動所達成的最大功績。
──梅森直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

新版作者序　

當2018年《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一書出版時，我非常好奇在繁體中文圈的各位，究竟是如何看待日本的社會運動史研究。最常被拿來解讀本書的一種說法，是譯者林彥瑜在〈譯後記〉中所說的：「讓社會運動活下去。」2010年代，在台灣與香港的各位曾經歷過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例如：太陽花學生運動、雨傘運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等），在如此活躍的民主化運動之後，想知道如何將這個運動持續下去的各方人士，於是參考了以1960年代的日本為主題的本書。應該是這樣吧，我想。
想要發現如何將運動延續下去的方法，必須要修正一直以來對於社會運動的刻板印象。我們往往受困於從國家角度出發所思考的社會運動形象，也就是說，我們很容易會從政治體制或制度是否產生變化來判定社會運動是否有成果。但是能成功推翻政治體制、實現政權交替、通過期望的政策或法律的社會運動，實在極其少數。如果持續受困於從國家角度出發所思考的社會運動形象，那麼對於短期內無法產出明顯政治成果的（幾乎所有）社會運動，便會不自覺地抱持著嘲笑奚落的態度。
我們有必要拉開與上述形象的距離，來檢視不以政府為對象、也不以街頭為場域的社會運動，意思是說，我們應該要看社會運動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留下了哪些痕跡。例如，在近年的日本社會中，男性藝人對女性的性侵害／騷擾與權勢霸凌，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厲檢視。這可謂是女性主義實現的一個例子。如果從1970年代的女性解放運動起算，已經花費了長達五十年以上的時間。在這段期間，先是理解性侵害／騷擾的架構與語言被創造出來並獲得採用，接著是政策與法律的制定，有了這些累積才有了今天的變化。
如果依照這樣的思考方式，要知道社會運動該如何延續，就必須將目光放在「運動文化」上。透過大規模的抗議行動而產生的思想該如何在日常中實踐？人與人之間會在實踐當中產生什麼樣的關係性？而這樣的關係性又會在社會中擴散到什麼程度？「讓社會運動活下去」的研究便是為了上述的問題而存在。
本書探討了社會運動中關於暴力與非暴力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使到現在也還充滿爭議。1960年代日本的新左運動將暴力分成兩種：一方面批判國家對人民行使暴力；一方面又將人民為了解放自我而行使的暴力稱作「反暴力（或稱作對抗暴力）」，從而給予正當化。到了二十一世紀的香港，被稱為「本土派」的運動者之中則有以「暴力」或「武力」來加以區分的論述。然而兩者的歷史脈絡不同，請讀者務必注意。
只要回顧全世界的社會運動史，我們就會明白，弱小之人所使用的暴力，是為了守護自身的生活、尊嚴與希望的方法，這樣的事即使到今日也沒有改變。因此，社會運動與暴力的關係是切也切不斷的。即使如此，我還是想強調暴力是有副作用的。這個想法可以透過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P. Butler）所說的「暴力並非手段，而是實踐」這句話來呈現。巴特勒認為，暴力的行使，就算是在被認為具有正當性的場合，也只是再次製造出存在暴力的世界。使用暴力去對抗國家暴力的結果，只是讓運動者再次製造出把暴力正當化的主流文化。而這正是日本的新左翼黨派所掉入的陷阱。（編按：關於新左翼黨派的說明，請見序章。）
就香港的社會運動來說，因為政府的打壓實在過於殘酷，我認為，從結果來看，在運動中行使暴力的副作用並沒有那麼顯著。但是在緬甸、烏克蘭、巴勒斯坦等地的抵抗運動中，暴力的行使卻非常普遍，暴力的副作用因此成為運動者與研究者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問題。
我一方面考量前述狀況，一方面著手將近年的非暴力抵抗事件予以史料化、理論化。在本書之後所寫的《脱原発の運動史—チェルノブイリ、福島、そしてこれから》（暫譯《廢核運動史—車諾比、福島以及接下來》，岩波書店，2019年）以及《香港を耕す—農による自由と民主化運動》（暫譯《耕耘香港—以農業為始的自由與民主化運動》，岩波書店、2024年）二書，都在探討日本與香港非暴力抵抗的歷史及其可能性，如能對照閱讀，相信可以加深對本書的理解。
進入2020年代後，日本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國際地位有所下滑，這不僅是從經濟面所看到的人均GDP在國際上的排名往下掉，從政治面來看也是如此。日本在政治領域中男女不平等的問題，不僅被世界經濟論壇每年公布的「性別平等指數」所點名，也頻頻遭到日本國內媒體的檢討。
就這樣，在歷經2010年代之前的大國思想與自我讚頌時期之後，民眾終於對日本社會欠缺民主主義一事有所醒悟。另一方面，對於人權議題具有高度自覺的年輕世代開始出現，日本與臺灣以及其他東北亞地區的公民能夠雙向學習的環境逐漸成熟。對於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讓本書能夠再版的初版讀者們、翻譯本書的林彥瑜女士，以及擔任編輯的黃秀如女士，請容我再次向你們致謝。

推薦序一：救贖一個純真年代 吳叡人
推薦序二：在「出陣」與「拒絕入陣」之間 梅森直之
致台灣讀者 安藤丈將
新版作者序　安藤丈將

前言：在「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之中 序章 1. 高度經濟成長與「規訓化」 新左運動／高度經濟成長與經濟的「規訓化」／政治的「規訓化」 2. 「日常性」的自我變革 「規律化」面臨的挑戰／日常生活的政治化 3. 新左運動的倒退 運動的困境／直接行動與警察 4. 調查方法 新左媒體的話術分析／文獻回顧與本書特色 第一章 戰後的民主化運動時代──在發現「日常性」以前 1. 一九六○年代以前的民主化運動 後殖民浪潮與國族主義／戰後革新勢力與戰爭記憶／誰組織了安保鬥爭 2. 歸鄉運動 「把民主帶回家鄉」／面對「地方之牆」／與故鄉發展新的關係／歸鄉運動的結束 3. 高度經濟成長期的青年世代 越戰與日本人／經濟成長期的大學生／青年組織化的紛爭 第二章 新左運動的形成──「日常性」的改變 1. 超越安保鬥爭的「失敗」 「直接行動」的支持呼聲高漲／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探尋／死去好友的記憶／安保鬥爭的陰影 2. 「直接行動」作為一種「自我變革」的象徵 自我解放──日大鬥爭／自我反省──東大鬥爭／為了自我變革 而為的「暴力」 3. 社區組織對「直接行動」的反對 「日常性」登場／暴力反對運動激化／喪失群眾支持／自警團登場 第三章 新左運動的倒退──「日常性」自我變革的苦澀 1. 以網絡為基礎的政策 『七○年代的警察』／都市區域的CR戰略／利用外勤警察所建立的監視網絡 2. 服務國民的警察 作為服務提供者的警察／製造警察的良好形象／警察保護市民免 於「過激派」的攻擊 3. 因探尋生活方式而生的苦澀 好友對「日常性」的攻擊／自我變革終結後產生的重擔／運動經驗的斷絕／企業對新左運動採取的行動第四章 一九七○年代的新左運動──「日常性」自我變革的深化 1. 從挫折中站起 「咱繼續做下去吧」／「日常性」的變化方式 2. 向地方的「生活民」學習 學習運動／實踐「自我變革」的地方／我是生活民、我為生活民而學習／到公害現場重新修改自己的生活方
式 3. 亞洲作為「自我變革」的一面鏡子 對亞洲輸出公害／亞洲人會議與女性／香蕉研究／「看得見臉的國際合作」／連結內格羅斯島的意義 第五章 「新政治」的缺乏與新左運動
1. 日本「新政治」的可能性 何謂「新政治」／日本缺乏「新政治之下的政黨」／通往「新政治」的兩條路 2. 不習慣當個「新政治之下的政黨」的社會黨 社會民主連合──「新政治之下的政黨」出現了？／作為新左的 反戰青年委員會／反戰青年委員會驅逐
事件／被「新運動」孤立的社會黨 3. 女性與選舉運動 洛克希德事件擴大了政治參與的機會／「女人選票女人投」／對參 與選舉的猶豫／名古屋會議
4. 住民運動與政黨政治 住民運動的出現／住民運動中的新政治機會／一九七○年代的反核運動／「新運動」之外的社會網絡 結論
1. 新左論述的變遷
2. 新左運動的遺緒 「公民力量」的泉源已經誕生／社會運動中被規訓的制度化／對「直接行動」的厭惡感在社會蔓延
3. 「探尋生活方式」運動的未來
後記

譯後記：讓社會運動「活下去」　林彥瑜
譯者跋：十年後　林彥瑜

注釋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

【前言】在「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之中

二〇一一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號稱「安全」的核電廠建築不堪一擊的倒塌畫面，讓我們體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過往我們所相信的事物。在事故發生後，企圖隱匿情報、逃避責任的兩大主角，是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在這兩大組織中的菁英們、甚至是御用學者的行為，在在透露出這個日本社會重視利益更勝過人們的生命和生活。在紀錄片《核廢料：無盡的惡夢》最後一幕，法國原能會長官柏納．比格要求那些懷疑核電安全的人民要信任政治領袖、科學家和電力公司 。他說：「為了美好的未來，我們需要信任。」這樣的言論顯示出，就是人們對權威有著無條件的信任，才使得高風險的核能發電成為可能。
然而，核電事故後，這樣的信任崩毀了。但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因此被影響的人們也開始行動了。他們在當地進行核輻射檢測、帶著孩子搬家、到福島參與志工活動、進行核電公投連署運動、在街頭參與示威遊行、盡量做到食物和能源的自給自足──人們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們並不依賴政治領袖、官僚、財團、學者、主流媒體這些權威，而是展現出他們的意志：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決定。
他們所做的事，不只是攻擊核能發電的產官學界而已。日本全國五十四處核電廠多位於資源缺乏、沒有大企業進駐、交通又不便的小村町，而當地所生產的能源，大部分都供給大都市。核電事故後，福島當地的小村町居民避難到他處，不僅無法回到故鄉，還持續受到輻射的威脅。有些住在大都市的人知道了這個事實後，決心改變自己大量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如果沒有誰去承擔痛苦、誰又把應該公諸於世的資訊予以隱匿，這樣富裕又便利的生活，不過是空中樓閣 ，不可能實現的。如果不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進而改變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創造沒有核電的社會。於是，「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思想，就開始擴散、生根。
這種「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也引起了媒體的注意。電視和報紙頻繁地報導數萬人參與的反核遊行，例如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晚間，抗議重啟大飯核電廠的行動有超過十萬人聚集在首相官邸前，TBS電視台的《News i》在報導中強調，人們透過網路的資訊傳播，產生了「以個人的身分自主參加」這種「新型態的示威活動」。三一一之後的反核運動，確實是一種「全新」的運動型態。透過推特或臉書等最新的社群媒體，使得前所未見的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可能來參與示威。然而，強調「新」這件事也隱含了某種問題，那就是，過度強調與過往運動之間的不連續性，使得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學習。當然，對過去的學習，有必須積極吸收的部分，也有不可重蹈覆轍的部分。無論如何，我們的確應該要從過去的運動學習，但也沒必要過度推崇過去的事情。不如這麼說：從過去的運動中學習，不僅不會讓現在崛起的社會運動減損價值，反而可以作為讓新生運動萌芽、深耕的肥料。
回顧日本公民社會歷史，「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個思想獲得最多共鳴的時期，就是「新左運動」。接下來我們也會談到，所謂的新左運動，就是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以青年為中心，獲得廣大支持的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青年勞工運動的社會運動網絡。本書（尤其是第二章）指出，由於新左運動中，對高度經濟成長期所創造的富裕日常生活，抱持著反省的態度，使得「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思想越來越普遍。例如，一九六九年四月，由日本大學的學生所舉辦的座談會，其中一名運動者就提到，日大學生運動的基礎帶有「自我變革」的思想。意思是，他們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時，會持續地改變自己。這個「自我變革」，在他們身上引發了「昨天的我不會是今天的我」那般巨大的變化。
然而這又會引起以下問題：這種改變生活方式的運動，到底改變了什麼呢？如果前面說的核電問題象徵了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態，那麼到底要怎麼做才有可能改變社會呢？換句話說，新左運動究竟在日本的公民社會和政治中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緒？我們至今仍然受到新左運動的影響嗎？如果是的話，又是在什麼意義下，人們持續地被新左運動所影響呢？本書的目標，就是透過討論新左運動「日常性的自我變革」這個思想，思考這場運動對生活在現代的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影響。本書除了闡明新左運動的成就之外，也會論及這場運動曾經陷入的困境。在進入具體的問題意識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我個人的經驗，並分享我認為的新左運動遺緒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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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三月八日。這一天，有著早春的溫暖，我人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那個時候，由美國的喬治．布希總統所主導、日本政府也支持的「自願聯盟」，正打算攻打伊拉克。四萬名以上的群眾聚集在日比谷公園舉行反戰示威。當時還是研究生的我，和朋友一起參與了這場行動。以前我幾乎沒有像這樣子參與過政治行動。我在國高中的學生會活動，絕對稱不上活躍；等進了大學，一般日本學生都會覺得運動和興趣類的社團比較有吸引力，至於學生自治會，對我們而言是相當遙遠的存在。這樣的我，之所以這天會參加示威遊行，是因為戰爭在即，讓我坐立難安。集會地點的日比谷野外音樂堂，人早就多到公園之外，所以我們只好在外面等待示威遊行的開始。遊行的隊伍相當長，我們等了好久才從公園出發，一路走過銀座和有樂町等鬧區，最後到達了東京車站。我還記得當時的感覺：不可思議，但一點都不感到疲憊。
有了這次的經驗以後，我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相關的「活動」。但是，我仍然有一點不安，那是因為我對參與社會運動的運動者絕對不算抱有多大的好感。我所說的運動者，是指那些質疑社會上具有支配力量的規則，並和其他人一起為了實現社會正義，而採取行動的人。把社會運動者等同於過時的、很難相處的怪咖，應該不只我一個吧。然而，實際跟他們接觸之後，發現運動者大多數都很好相處，所以我心中的刻板印象就馬上消除了。就這樣，我開始用自己的步調去參與這些活動。
從那個時候以來，我認識了許多關於勞工、反戰和平、農民、消費者、婦女、反核、援助開發中國家等社會運動的各式各樣運動者。我在參與活動之初，就發現他們之中有相當多人是受到新左運動的強烈影響。特別是年紀較長的運動者，多擁有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參加反越戰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經驗。即使當時並未實際參加那些運動的人，也在之後的活動經驗中，學到了新左運動的「文化」。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參與經驗都是愉快的。然而，參與活動確實是一種混合了驚訝、困惑、興奮、發現的經驗，相當刺激。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對運動是如此認真地投入。他們所組織的團體，大多為了保有政治上的獨立，再加上只靠會費和捐款在支撐，以致很多志工都是無薪，而幹部則是低薪。他們的會議也都是在忙完白天的工作後，晚上七點左右開始，經常一開就到九點、十點。他們明明在金錢上、時間上都有所損失，沒辦法獲得什麼利益，卻還是獻身於社會運動。
這種參與運動的態度，是一種「倫理」。對他們而言，社會運動可以說是和自己的生活方式連結在一起。我想起有一次開完會，和幾個運動者一起吃飯的經驗。我們點了飲料和包括了青菜、魚、蝦在內的天婦羅全餐。上菜以後，沒有人碰碗裡的炸蝦。我問為什麼沒有人吃，其中一人簡短地對我說明了日本的農業公司如何在東南亞各國破壞環境以便養蝦的事。他隨後補充，「也不是絕對不吃蝦子，但我們並不會積極地想吃蝦子」。我也讀過一些文獻，大致上知道我們餐桌上的蝦子是怎麼生產出來的，但我對真心看待這個問題、並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實踐的這些人，就在我眼前的這個事實，還是感到有些震驚。
我不只觀察到他們這樣奉獻自己的態度，也看過他們之間的情感衝突。這種衝突，比起政治見解的差異，反而更多是對運動該怎麼進行的看法不同。諷刺的是，這樣的衝突是因他們熱情地投入而引起的。在我看來，他們是為了社會正義而認真工作且遵循倫理的人，但這樣強烈的倫理意識，也常常和對他人的攻擊意識連結在一起。
他們的行動乃是出自於自己的倫理意識，這個事實，使得社會運動中的衝突比起其他組織要來得嚴重。例如在職場，即使職員對上司有什麼不滿，卻因為兩者之間存在明確的上下關係，職員大多也會看在薪水的份上，傾向於忍耐以避免衝突。但是，在我參與過的運動組織中，成員之間的關係是以平等為原則，他們所參與的活動也是自發的、非營利的。因此，運動者之間的衝突，總是很難解決。我所認識的運動者，無論對運動多麼認真奉獻，既談不上有多大的政治影響力，也沒有成功吸引到更多新的參與者。不過，自三一一以來，也許日本公民社會正在發生一些變化。然而，在三一一之前，讓多數民眾覺得很古怪的社會運動，作為政治表達的一種重要方式，其力道是相當貧弱的。考量到這一點，也許我們也不能太過期待。
本書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日本新左運動的歷史研究。我並無意美化這段歷史，但多數運動者確實是抱持著倫理意識在面對他人視而不見的問題。這些真誠的人們到底要怎樣才不會陷入「倫理過剩」 的困境呢？這就是我想要討論的。從我個人為數不多的經驗當中，說明了直到現在，想要讓世界變得再好一點而採取行動的人們，仍然尚未脫離新左運動曾經歷過的煩惱、痛苦、與艱難。「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自核災事故至今，仍持續地往下扎根。本書就是在探討這場運動的起源從何而來：理解日本新左運動的遺緒，才會知道自己現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