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心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的暴力犯罪檔案

他們為何殺人？
這些兇手是瘋子，還是天生壞胚子？
對罪行有什麼感覺，以及有自覺嗎？
怎樣的心理歷程、精神症狀，或是適應不良，
讓他們一步步偏離常軌，選擇了暴力犯罪。

「連環殺手」、「弒母」、「殺嬰」，有關暴力與行為異常等駭人聽聞的事件，背後通常有個藏在頭條新聞底下、我們所不知曉的真實人物。心理健康問題不該與危險畫上等號，但有些危險行為必須從精神病學切入了解。
從事司法精神醫學工作超過二十年，塔吉．納森醫師透過經手的奇特案件，探討暴力行為背後的心理歷程。

※妄想症患者賽伯：他深信眼前的媽媽是個冒牌貨，還綁架了真正的母親，他必須戳破這個騙局，用刀刺殺她……

※嚴重情感缺失的艾米特：他刺殺兩個家人，卻無法解釋原由。他感受不到別人的痛苦，哭泣不是為了失去家人，而是事件對自己造成影響。

※人格疾患患者娜琳：在女兒的飲品中加料，最終致死。她只是想帶女兒去醫院，透過拍照上傳網路、博取關注，讓她感受到與他人的連結。

※性施虐症患者保羅：他不諱言會因為想到他人受苦而感到性興奮……當他掐住對方，看見她那恐懼的神情，就再也回不了頭。

本書作者曾擔任上百起案件的專家證人，他實際接觸書中十位犯罪者，細膩呈現與他們的對話過程，並以令人信服的醫學角度分析這些「病患」，讓我們得以一窺在監獄、法庭與病房中的這些人，是如何受到童年創傷或社會與文化影響，才選擇往危險行為靠攏。

【作者簡介】
塔吉．納森醫師（Dr. Taj Nathan）

塔吉・納森是一名醫師，擔任司法精神科醫師已超過二十年。目前，他持續在臨床實務中評估與治療居住在戒護醫院、監獄和社區中的暴力罪犯與受害者。除了臨床工作，他也在司法精神醫學的各領域（包括衝動行為及其成因）進行廣泛研究，並主導發展為有精神障礙的犯人提供的創新服務。因為有豐富的臨床與學術專業，他經常獲邀到刑事和家事法庭提供專家證詞。他撰寫過無數科學論文和學術書籍篇章，後來開始為更廣大的讀者寫作。二〇一八年，他有關暴力起源的一篇文章獲得了約翰・默瑞與閱聽人散文獎（John Murray and Spectator Essay Prize）。本書是他第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李偉誠

高雄人，現專職翻譯，譯有《深入獅穴》、《高階覺察》、《視覺設計大師的數據溝通聖經》、《AI醫療 DEEP MEDICINE》等書。

前言（節錄）

我已經從事司法精神醫學工作長達二十一年，擔任過上百起案件的專家證人，我發現精神病學最初使我抗拒的特性，後來卻深深吸引了我。我愈深入探索人類心智的犯罪表現，愈覺得醫療診斷充滿侷限。對我來說，透過診斷粗略地以幾種標籤劃分意識，非但無法揭露眞相，反而隱藏了想法、感知、感覺和衝動隨時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有趣模式。
我們對心理健康的意識和理解在過去幾十年內大有進展，但醫師研究心理並非近代才有的事。在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創立的學派（據傳我完成醫學訓練時朗誦的醫師誓詞也是他寫的），曾推行瘋狂是由體液造成的說法，駁斥西元前四世紀盛行的超自然解釋。但精神病學正式確立為一門專業是比較晚近的事情。
精神病學（psychiatry）一詞在十九世紀早期出現，結合了兩個希臘單字：靈魂或心靈（psyche）以及治療（iatros）。到了一八○○年代，「心靈治療」以工業化的規模發展成醫療項目，建設監禁精神病患的大型機構，其中一所位於英格蘭南部精神病院，成為丹尼爾．麥諾頓的家：布羅德墨精神病院是專為監禁「精神病罪犯」設立的機構，是英格蘭第一所、也是數十年內唯一的司法精神病院。同一時間，歐洲和美國各地也都在建造一般性質的精神病院。許多人畏懼這些隱藏在漫長車道「拐彎處」的宏偉建築，一直到二十世紀晚期都是如此；它們是恐怖片的場景，也常出現在家長用來威脅任性孩子的話語中。
我很淸楚，因為我就是在這種地方長大的。一九七二年，我父親獲派到北威爾斯鄉村一所精神病院擔任精神病學顧問，於是我們一家搬進了廣袤園區內的醫師宿舍。我們駛離一條鄉村小徑，進到入口大門，開在一條寬敞的大路上，一旁是網球場，一旁則是草地滾球場，最後停在一棟三層樓的石灰石建築門口，這棟建築的中央有一座鐘塔，並向左右兩側延伸出去。我們爬上寬大的石階，來到入口大廳。這裡開幕於一八四八年，原名為北威爾斯諸郡精神病院（North Wales Counties Lunatic Asylum）。即使在我們家搬到登比（Denbigh，該城鎭在北威爾斯以其精神病院聞名）後，父親週末工作時，我還是經常一起回去那裡。當時的我對於以住院治療心理疾病這種作法毫無概念，只知道造訪精神病院時，感受到院方工作人員和病患對我父親的尊敬和喜愛。
我父親原本的志願也不是精神科醫師。一九六二年，他獨自搭郵輪離開印度南部的科契（Kochi），身上有三百美元，因為不想被印度海關沒收，他把《薩維爾臨床醫學系統》（Savill’s System of Clinical Medicine）其中兩頁黏起來，將錢藏在裡面。他語氣微帶苦澀地告訴我，他抵達英國後看到一些徵兆，了解自己因為膚色的關係，沒辦法在倫敦找到像樣的住所。不久後，他就發現這也是自己多次應徵小兒科（他當時偏好的科別）職位卻反覆遭拒的主因。因為需要工作，他接受了比較冷門的精神科初級醫師的職位，此後，他全心接納這份工作，最後當上登比的精神病學顧問。我記得在造訪那裡的週末，經常會看到病患沿著沒有盡頭的走廊，或是在廣大的園區裡走動。當時的我以為，他們的怪異行徑和憂愁表情是精神疾病造成的。現在的我知道，常見精神病藥物的效果，很可能才是造成他們神情恍惚的原因。當時，這種維多利亞時期建立的病院裡監禁了許多人，但我對他們的狀況一無所悉。
搬離那所精神病院二十年後，我又搬進另一所精神病院。這所病院有著嚇人的歌德式建築，一八八八年它在里茲的郊區開幕，是專門收容窮困精神病患的院所。我在正式取得醫師資格前幾週，臨時決定應徵那裡初級精神科醫師的職位。在此之前，我原本的計畫是搬到倫敦──我已經在倫敦取得事故與急診科的職位，但就在展開截然不同的醫師職涯前夕，我一時衝動，屈服於精神病學的誘惑，決定搬到西約克郡海羅伊茲醫院（High Royds Hospital）的宿舍。
我們今天用於心理疾病的診斷分類系統，源自試圖組織並簡化盛行於麥諾頓審判當時令人困惑的精神病學術語。德國經驗主義精神病學者埃米爾．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於一八九○年代提出的粗略二分法，十分具有影響力，他將精神病分成兩種類別：片段式躁鬱症（後來更名為雙相情緒障礙症），以及一種持續惡化型的精神疾患，他稱之為「dementia praecox」，意思是「早發性瘋狂」，這個名稱後來遭到思覺失調症取代。接下來一百二十年，人們不斷細分精神病的種類，充滿爭議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最新版中，記載了超過五百種不同的精神病診斷結果。儘管有如此精細的分類，精神病個案研究會中，還是經常對病患診斷結果的細微差異展開爭辯。
我剛開始接受訓練時，就曾目睹這種狀況：在聽完緊張的初級醫師描述症狀後，兩名資深精神科醫師針對病人罹患的思覺失調症類型，展開激烈爭論。當時即便我只是精神科的菜鳥，在聽到這些辯論時，都會懷疑辨別特定診斷結果，是否眞能幫助我妥善了解病患想告訴我的事情。我喜歡思考病患經驗的來源，覺得診斷對於這些思考並不特別有幫助。訓練期間準備專業考時，我必須學習主要精神病診斷結果的成因。我記下可大致歸類為「基因因素」、「其他生物性因素」和「環境因素」的各種原因。針對多名病患進行的數起研究發現，這三類因素與診斷結果的關聯性比偶然要來得大。這類研究結果一致發現，舉例來說，導致思覺失調症的眾多可能原因中，包含了生產障礙，或母親在懷孕期間罹患流感。因此，進行精神病評估時，我們會例行性地詢問（一直到現在都是），病患出生時是否有任何生產問題，但像這樣條列式地用各種因素解釋病患的問題，無法讓我滿意。
受訓的最後幾年，我開始專攻司法精神醫學，這門醫學專科處理的是監獄和戒護醫院內犯人（多數有暴力傾向）的評估和治療。司法精神醫學介於醫學和法律的交會處，因此，我不得不在遠比醫療個案研究會更艱困、更具戰鬥性的環境中表述自己的想法。刑事法庭在設計上就是要讓兩造對立，此外，我必須回答的問題難度也更高，因為律師通常不會接受精神科醫師視為理所當然的推論。我認為兇手因患有可診斷的疾患而犯下殺人罪，並不足以構成其律師提出精神障礙辯護的條件。法院必須更深入地了解疾患是如何影響被告的心理，才導致他或她動手殺人。很矛盾地，由於我預期要回答法律問題，開始更進一步探究病患心理，深度甚至超過精神科醫師訓練的範疇。若我作證說明不幸的成長過程或生產時的創傷，對被告在關鍵時間點（也就是據稱犯行發生時）的行為造成哪些影響，或許法院會採納，但法院也需要了解這些因素與犯人做出的暴力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為何他的心理歷程會引領他犯下這一起罪行。
相同地，當我開始參與其他類型的法庭程序，愈能淸楚看見根據診斷結果進行解釋，以及列出導致疾病因素的方法有何限制。如果我只是列舉症狀名稱和相關的診斷標籤，對於家事法庭做出兒童安全照護相關的裁決不會有太大的幫助。我必須從評估中了解評估對象的主觀經驗—他們的想法、感受、情緒、信仰、衝動、強烈的欲望和觀念──這麼一來，我不只能解釋他們行為背後的原因、分辨可能提高他們再犯機會的情境，以及最重要的，找出能降低他們再犯機會的情境。
我在利物浦大學定期向醫學生講授一門有關精神病檢查基礎知識的入門課程，大約已十年，我在課堂中講述司法精神醫學的案例，因為這是我的專業領域，並且我知道這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我故事中的病患都曾犯下嚴重暴力行為，但在說故事之前，我會強調這些案例並不能代表多數罹患心理健康問題的病患，我不希望學生離開教室後，將心理健康問題與危險劃上等號。同樣地，我必須強調，本書中提到的人會轉診到我這裡，代表他們都屬於特例，絕大多數需要精神科治療的人並不危險，對社會不會造成威脅。
本書描述的案例包括我作為精神科醫師治療的病患，以及我在法院中擔任專家證人的經驗，這些案例都幫助我更能了解與解釋病患的心理與危險行為。除了其中一個個案，我在本書提及的所有個案都會針對犯罪者進行檢驗，雖然我把焦點放在犯人身上，但我們必須記得，他們的行為曾對有血有肉的人造成傷害。這些案件中，都有受害者的存在。

前言

1. 賽伯：殺害母親的妄想症患者
──他認為她只是個騙徒，而且還綁架了真正的母親。
2. 德魯：為毒品賣命的邊緣性人格疾患患者
──看著血液從傷口汩汩流出，他會感到自己的心靈重新回到身體裡。
3. 艾米特：嚴重的情感缺失與雙重謀殺罪
──他不是初出茅廬的變態連環殺手，只是不在乎別人的痛苦而已。
4. 喬：終生持續型犯罪者
──從罹患ADHD導致兒童時期的行為問題，接著衍生出更嚴重的犯罪行為。
5. 艾力克斯：脆弱的自我認同與暴力殺人
──他無法忍受被羞辱的感覺，想要將之消除。
6. 蜜雪兒：受虐婦女症候群
──她把他每次殘忍的侮辱當成獨立事件，因為渴望讓關係維持下去。
7. 裘迪：心靈運作模式異常的殺嬰事件
──她兒子的身體快被占據了。她的結論是想要拯救兒子，就必須結束他的生命。
8. 娜琳：殺害女兒的人格疾患患者
──帶女兒去醫院是她拍照上傳網路、博取他人關注的機會，能讓她感受到與他人的連結。
9. 保羅：性施虐症
──他在腦海中將自己的性虐待行為，與平淡乏味的平行人生區隔開來。
10. 蓋瑞：反社會人格與物質濫用疾患
──覺得自己與社會疏遠的想法和暴力場景的畫面，讓他更容易出現暴力行為。

結論
謝辭
參考書目

試閱一、賽伯：殺害母親的妄想症患者（節錄）

賽伯是獄警所謂的「三警開鎖」（three-officer unlock）犯人。在整個隔離牢房，一次只能有一個犯人出房門，但像賽伯這樣被認定為特別不可預測的犯人，至少必須有三名獄警在場戒備，才能讓他走出牢房。賽伯試圖挾持人質一事，證明此一預防措施的必要性，我不懂的是過了這麼久，這個措施仍未解除，所以詢問獄警原因。較資深的獄警跟我解釋，他們曾放寬讓賽伯出牢房的規定，但不到二十四小時，儘管賽伯並沒有實際的攻擊行為，也沒有做出威脅，他們卻又有理由恢復原本的嚴格規定。當時，一名獄警打開牢房門，讓賽伯去淋浴間，就在賽伯穿越牢房和淋浴間中間的寬敞大廳時，他停下腳步瞪了獄警半晌。獄警厲聲命令賽伯繼續前進，他也照做了，但考量到醫院廂房發生的事件，那一瞬間賽伯怪異、無從解釋的行徑，讓獄警決定小心為上，恢復原本的「三警開鎖」制度。賽伯到了隔離牢房後，護理師和醫師持續與他會面，卻無法說服他開口談論醫院廂房發生的事件，這讓風險評估變得更為困難。
我經常把判決室當作評估犯人的場所。判決室的主要功能是針對犯人最近的逾矩行為進行正式審查，只要沒有其他人使用，判決室也可作為一個相對安全的場所，讓我評估隔離牢房的犯人。犯人會坐在一張單人座椅上，這張座椅的金屬扶手與一張堅固的桌子相連，而桌子也牢牢地固定在地板上。這足以防止憤怒的犯人突然攻擊坐在另一端未固定座椅上的獄警或我，或是坐在主位的典獄長。判決室同一面牆的兩端都有出入口，讓犯人和典獄長能在不接近彼此的情況下進出房間。我告訴獄警，我想先讓賽伯留在牢房內跟他談話，如果他有辦法冷靜專注的話，再讓他到判決室，這樣我比較有可能成功獲得臨床評估。獄警同意我的計畫，前提是判決室大窗的百葉窗必須開著，讓他們能從外面淸楚看到裡面的狀況。
結果這個計畫根本沒機會實行。獄警從牢房艙口檢查賽伯的狀況時，我從他的身後看到床上有個人的形狀。獄警要賽伯坐起來，他毫無反應，用棉被把自己包起來，一動也不動。獄警打開牢門，說明我們的目的，賽伯依然毫無反應。我和獄警們看看彼此、點點頭，確認接下來要嘗試我們事先討論好的下一個方法。前面的兩名獄警往旁邊站開，讓我站在牢房的門檻上，帶頭的獄警站在我前方一點點而已。如有需要，他可以隨時把我和同事拉出牢房，然後把門關上。雖然覺得在三名獄警和受訓醫師面前，跟一團棉被說話有點不自在，我還是向賽伯自我介紹，說明我來這裡是想知道有沒有辦法幫助到他。在等待回應的靜默中，我掃視他的牢房，尋找任何重要線索。我評估隔離牢房的犯人時，常常發現他們的牢房裡一團混亂。犯人經常刻意阻塞馬桶，在地上便溺以示抗議；他們也常在紙屑和其他平面上寫滿訊息；甚至有些人會在牆上塗抹排泄物，也就是所謂的「穢物抗議」。但賽伯的牢房沒有上述任何跡象。他僅有的幾樣財產靠著最遠的牆壁，整齊地放在地上。
作為引起賽伯注意的最後手段，帶頭的獄警告訴他，不久後就沒機會跟醫師對話了，仍舊沒有效果。我的眼神依然注視著賽伯的方向，然後小心翼翼地退出牢房。三名獄警再次試圖引起賽伯的回應，問他有沒有需要什麼東西，賽伯依然一動也不動。
……
賽伯並非完全聽不見，但我們有十足的理由質疑，面對殺人罪的指控，他是否有能力為自己做出適當的辯護。我認為他應該不是刻意找麻煩。雖然現代的測驗依舊是以英王對普里察案的判決作為依據，但是流程已經跟一八三○年代有所不同。法院必須有兩名醫師的證詞，而且最終決定將交由法官，而非陪審團。我將報告交給律師，表示在我看來，賽伯沒有能力進行抗辯。抗辯能力聽證會排定在六週後，以便律師尋求第二份醫療意見。在那之前，我還有其他事情要處理。
除非賽伯同意談話，否則我無法了解他在想什麼。同樣地，我也不想讓他就這樣待在監獄裡，我認為當時的證據足以讓我們爭取在醫院內進行評估和治療。我聯絡了戒護程度適當的司法醫院，並獲得司法部的書面建議書，於是拿到犯人移交許可。
我們六週後再見面時，賽伯已經被轉到醫院。賽伯跟艾絲特．戴森不同，不會無限期地待在醫院，而且我認為──根據我在他過去紀錄中所看到的──他的症狀可能會因為治療而有所改善。
在司法醫院，護送賽伯到面談室的病房護理師再一次向他介紹我的身分。我還沒機會檢查他的溝通狀態是否有改善，就已經看出他的外觀與上次不一樣。我有很多受精神疾病所苦的病患（並非全部），似乎都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後獲得大幅改善。但不幸的是，大部分的人也都受到藥物各種副作用的困擾。將近三十年前，我剛成為精神科醫師，當時廣泛使用的抗精神病藥物常會使病患產生不自主的動作，吸引他人不必要且帶有偏見的眼光。幸好，現代抗精神病藥物引發神經系統副作用的機率降低許多，雖然新的藥物有時會導致病患新陳代謝的變化──外顯的徵兆就是體重增加。我從賽伯發福的樣子推測，他應該開始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了。
賽伯告訴我，他確實有在吃抗精神病藥，雖然他覺得怎麼吃都吃不飽，但他的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即使仍稱不上多話，至少現在的賽伯願意參與我們的對話。他告訴我，在被逮捕的幾個月前，他開始覺得被一波波的不安淹沒，這種不安後來演變成持續的不祥預感和恐懼。他感覺身邊一切都不對勁。人們身上籠罩著一股朦朧不明的氣息，他懷疑他們是不是自己原先認識的人。然後賽伯想通了，他發現自己被一群冒牌貨圍繞著。那個偽裝成他母親的女人，她的長相、各方面的行為都和他母親一樣，但賽伯深信她只是個騙徒，而且綁架了眞正的母親。這個篡位者模仿得維妙維肖，還激烈地駁斥他的指控。後來他跟我解釋，他覺得她是被逼到沒有退路了，才會那樣大力反駁，絕望地試圖維持騙局。說到自己的犯行時，他的語氣變得更為熱切，從外表上卻看不出情緒（感覺像是他的記憶尙未與情緒整合—雖然他以言語承認了犯罪的事實，語氣卻好像自己只是客觀的旁觀者）。賽伯的選擇愈來愈少，他沒辦法不戳破這個騙局，若向冒牌貨透露自己知道眞相，可能會讓眞正的母親受到傷害。他躊躇不前，直到最後那個夜晚，他趁著他以為不是母親的這名女人睡覺時，用刀刺殺了她。
眞正的母親沒有重新出現，賽伯認為這表示該起陰謀比他原本想的更為複雜。於是他決定，最好的作法是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所知的一切。一般來說，他有辦法克制自己，不顯露出挫折的情緒，但有時候情緒會強烈到承受不了，例如在醫院廂房待了幾天後，挾持護理師那次。賽伯跟我的對話，顯示他有能力脫離原先對陰謀的執念，去質疑自身想法的眞實性。我問他，他的觀點是什麼時候開始改變的，他說是在入院幾週後，大概就是開始服藥的時候。
我們對賽伯的診斷結果有了共識。除了妄想以外，賽伯沒有出現幻聽或幻覺等其他精神病症狀，讓我們判斷他罹患的是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一種和思覺失調症類型相同的疾患。這種妄想症類型還有一個特定的名稱：卡普格拉症候群（Capgras syndrome），名稱的來源是約瑟夫．卡普格拉（Joseph Capgras）描述過的一個案例：一九一八年六月，巴黎有名中年婦女與當地的警察局長會面，要求他派兩名員警陪同她見證一起大規模犯罪的證據。她向警方表示，巴黎各地有許多兒童遭到非法監禁，她家的地下室也不例外。警方將她送到一家醫院，後來進入聖安妮精神病院（Sainte-Anne Mental Asylum）。過了一年左右，她又被轉到另一家精神病院：白色之家（Maison Blanche），她在那裡時，引起了卡普格拉的注意。卡普格拉是精神科醫師，對她妄想中「頂替」和「失蹤」的主題很感興趣。她相信自己曾遭到綁架，而且她和其他人都有長得一模一樣的分身。她覺得「這些分身模仿得維妙維肖，令人不可置信」。卡普格拉和同事針對這個案例發表了一篇報告，將此現象稱為「分身錯覺」（illusion des sosies）。


試閱二、娜琳：殺害女兒的人格疾患患者（節錄）

第一次見到娜琳時，我忍不住確認她的出生日期。她走近面談間時，我瞥了一眼筆記，確認她是二十五歲上下。她整個人看起來比二十五歲還小：她尷尬、不自在的模樣，把頭髮紮成緊緊的馬尾，就連膚況也跟十幾歲的小女生沒什麼兩樣。我先自我介紹並說明這次拜訪的目的，她緊張地傻笑，這是她在會面中常有的習慣。
她急著想把自己的故事告訴我，但我有點跟不上。她的敍述方式並不難懂，只是我來不及吸收她釋出的所有資訊。我喜歡病患用實際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困擾，但娜琳舉的例子太多了。她的故事不斷出現新的人物，但她不會解釋這些人是誰、跟她有什麼關係。她似乎不明白聽眾很難跟上她說故事的節奏，我發覺自己忍不住扶額嘆氣。有趣的是，這並沒有打斷她，於是我測試其他表達困惑的細微手勢和表情，依然沒有效果。知道細微的訊號沒用之後，我開始打斷她，詢問她故事中的人物是誰、跟她要說的事有什麼關係。對此，她似乎不以為意，而且樂意提供更多細節。我們就這樣一來一往地對話，直到我發現再這樣下去會嚴重超時。我這麼告訴她，她向我道歉，但還是自顧自地說下去。我發現自己多次在她說到一半時插嘴，試圖讓討論繼續進行。
從她漫無邊際、包含過多細節的回答中，我得知娜琳從小就負擔起照顧母親的任務，她母親因為肥胖和健康不佳而無法獨自行動。評估中，我對病患兒時疾病的討論通常很短暫。如果他們曾罹患重大疾病，我會進一步探究，否則就繼續詢問有關其他發展里程碑（例如走路和說話）的問題。一週前聽過娜琳病史的簡報後，我提醒自己，要在她兒童時期的健康問題上多花一點時間。娜琳告訴我，她一直有肚子痛和頭痛的問題，常常不舒服到沒辦法上學的程度。她不曾被診斷出任何病症，她也向我坦承，有時會誇大自己的疼痛，偶爾還會裝病。我很好奇，她小時候健康狀況不佳，與成年後透過加工的方式讓女兒患病的行為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
比起大多數物種的幼體，人類嬰兒更仰賴父母的照顧。馬出生幾個小時後便有辦法靠自己的力量行走，相較之下，人類嬰兒平均十一個月大時，才有辦法搖搖晃晃地走個幾步，要再過半年以後，才有辦法走動自如。人類嬰兒的脆弱顯而易見，但長期來看，兒童對父母的依賴或許能帶來極大的好處。每個人出生時都具備發育出成年心靈的潛力，但成年的心靈並非大腦發育必然能帶來的結果。用心的父母不只會照顧孩子的生理需求，也會試圖緩解孩子的不舒服。相反地，孩子開心的時候，父母會透過表情和聲音放大他們的快樂，然後像鏡子一樣反映給孩子看。在漫長的依賴階段中，幼兒反覆接觸這種互動，因而發展出體驗各式各樣情緒的能力。
我想知道，娜琳在發展體驗情緒的能力時，是否遭遇到任何阻礙。她小時候和母親的互動，經常圍繞著健康方面的問題。她扮演照顧母親的角色，也就是說，她必須提前長大，在有辦法好好了解自己的情緒前，就必須先壓抑情緒。她對生理健康的關注與對情緒體驗的忽視，是否影響她感受情緒的方式呢？除了心理，身體也是感受情緒的管道。焦慮常常使我們產生胃部翻攪的感受，而強烈的悲傷情緒可能會讓我們對食物反感，因此，娜琳有沒有可能受到成長過程的影響，導致她偏向以生理而非心理的方式體驗情緒呢？如果是這樣，她的情緒出現變化時，身體也會出現強烈的變化。生理上的感受會是她向他人傳達情緒的重要工具。
接著，我們討論到她在學校的經歷。「你的交友狀況怎麼樣？」我問道。
她說，小學時一切正常，但後來遭到霸凌。
「可以說得詳細一點嗎？」
「那段日子很難熬。」
「一定很難熬……究竟發生什麼事？」我想知道她會從何說起，所以沒有引導她。
「大家都不想被看到跟我在一起。我想他們覺得我是怪人。」
「你覺得自己奇怪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我講的笑話沒人會笑，但我沒在說笑時，他們又會笑我。」
「他們會罵你嗎？」
「我當時也很大隻。」意思是她體重過重。「他們常叫我肥鼻子。」她的鼻子並沒有特別大。正當我思考該怎麼問下去，她解釋了起來：「我的小學同學會這樣。」她不自覺地用手比劃自己的鼻子伸長的樣子，同時發出音調向上揚的音效。「後來長鼻子就變成肥鼻子。」
我懂了她的意思，但還想確認：「你常編故事嗎？」
「對，我會編故事。」
「哪一種故事呢？」
「各種故事都有。我有一學期假裝自己得了白血病。那是高中的事。」
「你記得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編故事的嗎？」
「從我有記憶就會了，老師說我的想像力生動，我會想像自己過著不一樣的人生。」
「跟什麼不一樣？」
「任何事情。」
後來我有時間仔細思考這次評估的發現時，我認為她說「任何事情」，而非「一切」有其意義。這或許表示她並不想逃避，只是寧願以另一種狀態活著。
娜琳已提過她的家庭生活。她沒有受到家暴，以我經常聽聞的家暴事件標準來看當然沒有。她的父母還在一起，她不記得看過他們吵架，他們也不曾虐待她或妹妹。她不覺得父母特別偏好哪一個孩子，她父親比較用心照顧她們。印象中，她覺得母親有一點冷漠，對自己不是很在意。話雖如此，家對她而言並不是不快樂的地方。
其他孩子因為她編造故事而開始取笑她，但她沒有因此停止。她的故事變得愈來愈誇張，而疾病是她故事中常見的主題。
「你會覺得交朋友很難嗎？」
「很難……曾經有人說我……我不太懂她的意思。有個女生說我『自以為是』，到現在我還是不太懂她是什麼意思。」
娜琳不知道怎麼跟高中同儕相處。儘管她採用的方法產生反效果，還是不斷嘗試引起同儕的注目。在我跟她相處的時間裡，她完全不遵守常見的人際互動規則，當我用細微的肢體語言，以及更明顯的插嘴和解釋提醒後，她依然故我，沒有修正自己包含過多細節的回答方式，這肯定不是巧合。
按照她的說法，她的人際關係問題是在小學升中學時出現的。上中學後，社交群體突然擴大、課業要求大增，這對她來說已經很難應付，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在中學的年紀經歷心理的重大改變。剛脫離兒童時期的靑少年會面臨新的挑戰。我們在兒童時期是透過共同興趣和活動結交朋友，成為靑少年後，結交朋友並維持友誼需要更精練的社交技巧。除了體驗自身愈來愈豐富多樣的情緒，並學習如何掌握它們，也必須調和對他人感受的回應。受邀加入一個社交群體或受到接納時，我們會有正面的感受。遭到拒絕很痛苦，伴隨孤寂而來的負面感受會驅使我們持續嘗試與他人產生連結。一個人能否有成功的社交生活，與名聲有很大的關係。在靑春期，我們最大的渴望就是在同儕間享有好的名聲。娜琳努力不懈，但她笨拙的互動技巧讓她挫折不已。她的行為破壞自己的名聲，但一種現代產物的出現拯救了她。
社群媒體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我們與他人連結、維護自己名聲的核心驅動力。在數位世界中，娜琳比較能掌握表達自我的方式，這對她來說是一項優勢。此外，她不必處理面對面互動，這種對她而言過於複雜的即時性。可想而知，她在社群媒體上的貼文常常跟健康有關，像是她又生了什麼病、去哪裡看醫生。與學校經驗比起來，只有少數網友會在她的貼文留下傷人的評論，多數網友都是同情她的遭遇。她覺得自己找到歸屬，但網路上的關係是虛擬的，並不能完全反映現實，於是她更加迴避面對面的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