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和陳寅恪：為文化而殉，為家國而哀！劉夢溪剖析大文學史家

【許我忘年為氣類，風義生平師友間】
清末民初、東西交流、思想衝突、文人境遇
在動蕩不安的年代寄情懷於文字，在新舊更迭中的矛盾哀戚

▎王國維思想學行傳論
說來也是靜安先生為學的幸運，早年致力於西方哲學和美學的時候，有《教育世界》供他不斷發表新作，如今在三代經典和小學研究，以及古史、古器物研究階段，又有《學術叢編》和《藝術叢編》為他提供馳騁的園地。這一時期繁雜事務雖然多了一些，但精研學問無一日或停。他的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在《古史新證》中提出的。

▎王國維的諸種矛盾和最後歸宿
有人比較順利，社會往前走，他跟著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願意立即改變自己的準則，想看一看新東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壓根兒就認為所謂的新東西其實並不好，也許並不是新東西，而是舊東西的新的裝扮。王國維顯然是那種「賢者拙者」。這一重矛盾在王國維身上非常突出，所以當溥儀被趕出宮以後，他非常痛苦，痛苦得當時就想自殺。

▎陳寅恪的「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
陳寅恪先生的詩篇和他的學術著作一樣，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展讀之下有一股深淵磅礴之氣和沉鬱獨立的精神，充溢於字裡行間。《詩集》中最早一首寫於1910年，結束在1966年，時間跨度為半個多世紀，牽及百年中國眾多的時事、人物、事件、掌故，釋證起來，殆非易事。但《詩集》中有幾組再三吟詠、反覆出現、貫穿終始的題旨，這就是興亡之感、家國之思、身世之嘆和亂離之悲。

▎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精神義諦
陳寅恪的學術精神的旨歸，就是他一生之中一再表述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王國維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之昆明湖魚藻軒，是二十世紀學術思想史上的大事，百年以降，異說異是，不勝紛紜。豈知寅恪先生在觀堂逝後的第二年，就以為追尋「獨立自由之意志」而「殉之精義」，對此一課題給以正解。


本書特色：本書收錄了劉夢溪對王國維和陳寅恪的生平及著作的分析與探討。作者從留存下來的眾多信件與日記紀錄中，抽絲剝繭、層層縫製，為讀者重建在清末民初的動盪時代下，文人名士的日常往來和面對大時局的無奈與哀痛；詳細剖析了兩位文學史家在各自鑽研的領域中，花費畢生時間與精神創作出來的著作以及學術思想的建立。

劉夢溪，文史學者，中國文化研究所創所所長、《中國文化》創辦人及主編。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主要著作有《傳統的誤讀》、《學術思想與人物》、《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陳寅恪的學說》、《當代中國之傳統與現代的變奏》、《馬一浮與國學》、《將無同：現代學術與文化展望》、《紅樓夢的兒女真情》、《學術與傳統》、《七十述學》、《中國文化的張力》等。

題敘
我的研究王國維與陳寅恪，始於一九八〇年代。當時想把錢鍾書和王國維、陳寅恪放在一起，探討一下現代學術這三大家的學術思想和彼此的異同。方法很原始，就是按部就班地讀他們的著作。最先讀的是錢鍾書，讀了一遍又一遍，筆記也積下好幾冊。然後讀陳寅恪。沒想到進入陳寅恪的文本世界，竟流連忘返，抽身不能。結果對三個人的研究變成了對陳寅恪一個人的研究。
研陳前後持續二十年，寫了三本書，一是《陳寶箴和湖南新政》，二是《陳寅恪的學說》，三是《陳寅恪論稿》。但陳和王的學術連帶實在太緊密，研陳的過程中無法不涉及王的思想和著作。涉及哪一個問題或哪一方面的著作，就找來閱讀，不單純為取資，而是讀就讀竟全篇或全書。1983年出版的《王國維遺書》，成了我的案頭必備。此書共十六冊，多年翻檢，不斷圈劃夾條，如今已膨脹得面目全非。還有《觀堂集林》四冊，雖然《王國維遺書》已收錄，為查找方便，仍備於手邊。包括各出版社印行的各種王著的單行本，以及文集、選集之類，也都是出來就買。港臺關於王的著作和資料，也盡量蒐集到手。1984年出版的《王國維全集》的書信部分，讓我大感驚喜，可惜從此再無下文，不免為之悵然有憾。
就是說，在相當一段時間，我的研陳變成了王陳同時閱讀、同時研究，寫陳的過程，也寫了多篇關於王國維的文章。老輩學者有稱本人為「王陳並治」者，蓋源於此也。錢鍾書的著作也多有涉王的話題，說明當初試圖將三人相提並論，不是沒有緣由。他們都是頂尖的學術天才，共同特點為一個「通」字，即他們都是通儒。分而論之，王是文史兼通，陳是文史會通，錢是文史打通。研治範圍和研究題域，則各有擅場。王方面廣，開闢多，每治一學，都有發明。早期介紹和研究康德（Immanuel Kant）、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隨即有一系列哲學、美學、文學的成果問世。繼而治詩學，則撰有至今洛陽紙貴的《人間詞話》。轉而治戲曲，又有後人無法繞行的《宋元戲曲史》。王的詩學、戲曲兩書堪稱不世出的經典。後治古史，著作之多，令人讚嘆。就中西學問而言，王、陳、錢都是中西兼通，而且認為「學」無須分中西，尤不宜自劃畛域。
他們都是學者兼詩人。要問誰的詩寫得最好，我未免囁嚅不敢言。詞當然靜安第一，因為陳、錢都不填詞，故沒有二三。詩就不好說了。王詩成就之高，陳、錢自不會否認，但若以一二三排序，他們不一定認可。據友人汪榮祖《槐聚心史》透露，錢對陳寅恪詩頗為讚許，倒是前此不曾想到。讚許歸讚許，不等於承認己詩在被讚許者之下。此無他，蓋王、陳、錢都是自視極高之人。陳的《王觀堂先生輓詞》，是為靜安立傳，猶稱尚無任何著作的自己「敢與時賢較重輕」。王自撰的《人間詞》甲乙稿序，更稱即使宋代的大詞家亦少有能與之比肩者。錢的高才絕世，更應該是「名下士無天下士」了。當然在詳實的證據面前，在真才實學面前，他們又都很謙遜。稱美和薦撥後進，不遺餘力不足以形容。他們追求的是真理，探討的是歷史的本真，但開風氣不為師。學術觀點容或不同，但絕無絲毫的門戶之見。他們都對劉歆在《讓太常博士書》中指斥的「黨同異，妒道真」的風氣深惡痛絕。而涉及道究天人、通古察今的洞徹高識，義寧之學又遠遠地站在了靜安之學和槐聚之學的前面。
王陳錢的話題，永遠也說不完。今次特從以往研陳和研王的文字中輯出十篇，都為一編，即以《王國維與陳寅恪》為書名出版。書稿早已於2019年8月排出清樣，封面也完成設計。我因特殊緣故，未能及時校核覆命。殆至庚子歲，又值大疫發生，越發延宕下來。而此時，迄今搜輯最齊全的《王國維全集》業已出版，《王乃譽日記》也影印刊行。購置後即情不自禁地翻檢瀏覽起來，不意有不少新收穫，足以補本書第二部分《王國維思想學行傳論》之所不足。此次等於將此章重寫了一遍，增加了很多新論述，特別對王國維之死的問題做了更為系統的梳理和考證，得出更加合理的死因詮解。此第二部分原稿只一萬八千字，現經過修訂和增補，已達五萬言之多，幾乎可以獨行單出。作為本書的作者，心情以此安適了許多。
敬請關心二十世紀現代學術的讀者，暨治王、陳之學的同道不吝指正。

題敘
第一章　王國維與陳寅恪和吳宓
第二章　王國維思想學行傳論
第三章　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的奠立
第四章　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的四重疑案
第五章　王國維的諸種矛盾和最後歸宿
第六章　陳寅恪的家學淵源與晚清勝流
第七章　陳寅恪的「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
第八章　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精神義諦
第九章　陳寅恪的闡釋學
第十章　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的撰述旨趣
附錄一　王國維先生學術年表
附錄二　陳寅恪先生學術年表

一　王國維與陳寅恪
1.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和王國維《頤和園詞》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王陳關係最近，蓋因氣類相投也。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許我忘年為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句，即實寫此意。而《輓詞》中「風義生平師友間」，則是兩人關係的理則概括。四大導師的年齡，梁啟超生於1873年，王國維生於1877，陳寅恪生於1890年，趙元任生於1892年。梁最長，比王大四歲，比陳大十七歲。王比陳大十三歲。1925年清華國學院成立時，梁五十二歲，王四十八歲，陳三十五歲，趙三十三歲。吳宓生於1894年，當時是三十一歲，任國學院主任。吳對王讚佩禮敬而疏於交誼，對陳則視同手足，情牽夢縈，終生為友。
王國維1927年6月2日昆明湖自沉，陳寅恪寫有輓聯、輓詩和輓詞。輓聯為：「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上聯寫王國維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的己身處境，故最後之終局殊可理解，「累臣」顯系將王國維比屈原了。下聯是王先生遺囑「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的本事，茲可見寅恪先生對王之所托的看重。「謬承遺命倍傷神」一句，義理、情理、心理盡在其中矣。輓詩以《挽王靜安先生》為題，全詩作：「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第三句下有注：「甲子歲，馮兵逼宮，柯、羅、王約同死而不果。戊辰，馮部將韓復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遺書謂『義無再辱』，意即指此。遂踐舊約，自沉於昆明湖，而柯、羅則未死。余詩『越甲未應公獨恥』者，蓋指此言。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群』，此句所本。事見劉向《說苑》。」《輓詩》可以和輓聯互相印證，「湘累」、「靈均」云云，完全是以王國維的自沉和屈子的投汨羅相提並論。
而首句「敢將私誼哭斯人」，證實兩人的交誼非比尋常，「文化神州喪一身」則指茲事件於文化中國之影響和損失之大。五、六句「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則慨嘆學者的因緣際會與當時後世的知與不知耳。昔王國維撰寫《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嘗說：「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輩，天不畀以期頤之壽，則詩書絕於秦火矣。」似可移來詮解「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句，蓋王、陳均為吾國的「學術所寄之人」。
《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稱得上陳寅恪韻體文字的大著述，寫法上很像王國維的《頤和園詞》。王詞長一百六十二句，作於1912年，隨羅振玉客居日本京都時期，並經羅氏手寫石印。王先生亦甚看重己作，認為「雖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王詞所寫為清室的「末路之事」，陳之《輓詞》長一百一十二句，實系觀堂其人學問與政治命運的哀歌。《輓詞》第五、六句「曾賦連昌舊苑詩，興亡哀感動人思」，即指王國維寫作《頤和園詞》一事。孰料把頤和園的滄桑寫得如此哀感動人者，竟於二十五年之後，自沉於此園，終與自己推許的「昆明萬壽佳山水」為伴，可謂詩可成讖矣。故寅老《輓詞》以「豈知長慶才人語，競作靈均息壤詞」句及之。不過《輓詞》之主旨在於抒寫王國維的學問歷程和高才隆遇，包括張之洞入閣主持學部，經羅振玉舉薦充任學部圖書館編輯，此時之王國維專意蒐羅研究宋元戲曲；清帝退位後隨羅振玉東遊扶桑，日夜披覽羅氏「大雲書庫」之收藏，轉而研究金石古文和殷商古史，五年之期，學問為之大變；回國後之數年時間，學問果實江湧河瀉，而東西漢學巨擘繆荃孫、沈曾植、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藤田豐八（Fujita Toyohachi）、狩野直喜（Kano Naoki）、內藤虎次郎（Naito Torajiro）等，因傾慕相惜而相與切磋酬唱；1923年升允薦為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1925年胡適之薦為清華國學院之導師。此一系列人生變遷和事業隆替，並連同遷移變換之家國政治變局之背景，《輓詞》俱以清詞麗句編織結構而成絕唱。
《輓詞》中的名句多如過江之鯽，譬如「當日英賢誰北，南皮太保方迂叟」、「總持學部攬名流，樸學高文一例收」，是為寫張之洞，這和乃父陳三立對張的評價完全相同。「大雲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則摹寫旅居日本的學術收穫。「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內神州。伯沙博士同揚搉，海日尚書互倡酬」，寫東西大儒與之交往，寥寥數語，便躍然紙上。「南齋侍從欲自沉，北門學士邀同死」，寫馮玉祥逼宮時，王與羅振玉、柯劭忞的「同死」之約。「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寫王國維的應徵清華，系胡適所薦。其實王開始並未依允此議，胡適託人說動遜帝，經溥儀下了一道「詔書」，王才前往就聘。「清華學院多英傑」，更是百年來不磨的名句了。特別是在寫到己身與王國維的關係時，寅恪先生寫下如下詩句：「鲰生瓠落百無成，敢並時賢較重輕。元祐黨家慚陸子，西京群盜愴王生。許我忘年為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曾訪梅真拜地仙，更期韓偓符天意。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猶有宣南溫夢寐，不堪灞上共興亡。」陳寅恪當時和梁、王相較，自是後進「小生」，故以「鲰生」自比，可謂合乎法度；但其積學之厚，亦足可與梁、王等「時賢」較量，也是寅恪先生自己未惶稍讓的。「元祐黨家」和「西京群盜」兩句，為自道家學來歷。清華國學院同為導師之前，王、陳並不相識，寅恪當然知道觀堂的大名，然觀堂卻不知世間有此一陳。所以《輓詞》以「北海今知有劉備」的「古典」來比擬王陳初交相識的「今典」。而一經相遇，無論在陳在王，都不禁有氣類相投之感。故「許我忘年為氣類」一句，可以說寫盡了王陳關係的深涵。有意思的是，王之《頤和園詞》以「漢家七葉鐘陽九」為起句，陳之《輓詞》則以「漢家之厄今十世」為起句，全詩結句，王為「卻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陳是「他年清史求忠跡，一吊前朝萬壽山」，繚繞之餘味亦復相同。

2.陳寅恪《輓詞》「序」的文化義涵
陳寅恪所撰之挽王國維詞的題目，為《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蓋在輓詞的前面有一長序，闡述作者的文化觀點暨王之死因。鑑於此序的重要，下面全文俱引在此：
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又說：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Plato）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
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嘗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託之社會經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借之以為寄命之地也。
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陳寅恪先生此篇序言，不僅對王國維的死因給以正解，同時也是解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謎團的一把鑰匙。「中國文化」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晚清和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反省檢討傳統的用語，對中國文化本身而言，是「他」者的概括。所以上一個百年，這個概念雖被旋轉不停地給以討論給以解說，而終無結果。以至於晚年的錢鍾書先生，與來訪的學人開玩笑，說誰再講東西方文化，我「槍斃」他（說的時候他拿起一支筆）。這和陳寅恪《輓詞序》開頭所說「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屬同一義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