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塞爾登地圖與全球化都市的形成1549-1689（簡體書）

本書是一部全球史學術著作，研究了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末，倫敦從一座區域性城市轉變為全球化城市的過程。

16世紀50年代，在歐洲最有資格被稱為全球化城市的是安特衛普，它是德國與西班牙銀幣、葡萄牙大米、西班牙糖交易的中心。當時的倫敦只有7.5萬人，僅僅算是羊毛和棉布交易中心，正在竭力從黑死病的災難中恢復。但是到了1700年，倫敦城已經擁有57.5萬人，成立了第一批全球貿易公司，並與地中海世界之外的非歐洲國家建立了聯繫。在這一個半世紀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是什麼令倫敦成為一座全球化城市？

巴切勒認為，倫敦的成功轉型並不僅僅是與被大書特書的大西洋定居、市場和經濟有關。通過研究塞爾登地圖（藏與牛津大學圖書館的一幅中國古代地圖），巴切勒發現了中國商人的貿易航行網絡，由此揭示了倫敦的成功轉型同樣受益於其與東亞貿易城市的邂逅及對東亞貿易的參與。巴切勒指出，在倫敦城的轉型過程中，“翻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對圖書、手稿和地圖的翻譯上，而且體現在跨文化的思想和知識傳播。巴切勒證明“翻譯”幫助倫敦理解並適應了全球貿易環境。通過觀察倫敦的全球貿易談判，巴切勒將倫敦知識網絡的發展，歸結為獲得了大量國外資源，更重要的是，擺脫了教會與國王的控制，從而獲得了政治和經濟的自主權。

通過綜合有利於倫敦成為一座全球化城市的外部因素和證據碎片，巴切勒撰寫了這部關於倫敦城的非歐洲語境的發展史。對於那些對“翻譯”具有的文化政治屬性、商人與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英國和亞洲的文化和歷史地理學感興趣的讀者來說，本書具有較高的閱讀價值。

[美]羅伯特·巴切勒（Robert K. Batchelor），佐治亞南方大學藝術與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世界史、英國史、中國史等。

譯者簡介：

於振洋，東北師範大學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中世紀晚期英國經濟社會史。

王博文，東北師範大學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為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國經濟社會史。

?一幅明代航海圖繪就的全球化圖景

?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末，倫敦從一個不起眼的羊毛和布料貿易中心，轉變為一座人口眾多、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全球性城市。在促成這一歷史性轉變的眾多因素中，倫敦與東亞貿易城市的接觸與交流（或暴力、或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探究數百年前那一場東西方交流的起點，則是收藏於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一幅明代航海圖。

引言: 翻譯亞洲

第一章 全球公司

第二章 國家自治

第三章 歷史的價值: 語言、記錄與法律

第四章 專制主義形象

第五章 世界體系

結 語 亞洲與近代倫敦的形成 354

致謝

手稿注釋

注釋

索引

全球化都市

如今, 在學者們看來, 倫敦是 “全球化都市” 的典範。 據估計, 目前倫敦市區和郊區的常住人口多達 2100 多萬人。 9 這座城市是當今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 其居住者來自世界各地。 然而, 1549 年的倫敦還不具備這樣的全球性。 大多數倫敦商人還需要依賴安特衛普的金融市場, 或通過漢薩同盟等在倫敦定居的外國商人來了解海外貿易的消息。 當時, 倫敦面臨的問題幾乎不會涉及歐洲以外的地區。 當時的倫敦人對翻譯、 語言或者宇宙觀的理解還要依賴歐洲其他國家的學者, 如多瑙河、 萊茵蘭和低地國家的講德語的城市或亞平寧半島的人文主義者和新 教徒作家, 代表性的人物有彼得·阿皮安 (Peter Apian)、塞巴斯蒂安·明斯特 ( Sebastian Münster)或喬瓦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奧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如果一個人曾在 16 世紀 40 年代在歐洲範圍內尋找全球化城市, 最有可能入選的城市將會是倫敦的重要貿易伙伴——安特衛普。 16 世紀初, 安特衛普是德國和西班牙白銀交易的中心, 也是葡萄牙香料以及西班牙白糖貿易的中心。 倫敦最富有的行會——羊毛貿易冒險商人公司——特地設立於此。 不僅如此,1516 年, 托馬斯·莫爾爵士 (Sir Thomas More) 就是在這座城市的印刷廠首次出版了 《烏托邦》 (Utopia)。 1540 年, 安特衛普已經成為查理五世時期十三省的文化、 政治和經濟中心, 成為連接神聖羅馬帝國和西班牙的帝國城市。 但安特衛普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它將自身的關係網外包出去, 這也就意味著這座城市對外的依賴性很高, 無法獨立自主。 正如歷史學家斐迪南·布羅代爾 (Ferdinand Braudel) 所說: “安特衛普是一座由外部代理機構創造的世界城市。” 安特衛普自身關係網的特性促使在解釋這個世界時, 萌生了新的思想和技術, 此處的“世界” 是安特衛普這座城市抽象的產物。魯汶 (Louvain) 的伽瑪·弗裡西斯 (Gemma Frisius)和赫拉爾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的著名地圖和宇宙學作品, 以及後來的地圖集繪製者亞伯拉罕·奧特利烏斯 (Abraham Ortelius), 將這座城市的關係網變得眾所周知。 他們的作品常常被視為整個歐

洲甚至純粹科學的產物, 比如墨卡托的地球儀。

相比之下, 當倫敦對全球空間和時間進行重構時, 原本僅在局部地區顯得重要的事物, 也就是 1675 年建立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臺 (Royal Observatory) 以及 1767 年誕生於此的航海天文歷 (Nautical Almanac), 現如今也都能證明倫敦作為中心地位的持久性。 尤其是新天文臺的出現, 表明倫敦在 1549 年到 1687 年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特別是航海事業取得了顯著發展。例如,1682 年, 這座城市接待了來自摩洛哥、 俄國和萬丹的有名望的使臣; 威廉·佩恩留在這裡著手與德拉瓦人 (Lenape) 就土地問題進行談判; 東印度公司從泰晤士河邊的倉庫中拿出武器, 支持與臺灣鄭氏家族的商人團體結盟, 這是鄭氏家族最後一次不顧一切地抵抗清王朝。 以 16 世紀理乍得·伊登 (Richard Eden)和理乍得·哈克盧特 (Richard Hakluyt)匯編的著作為基礎, 倫敦書商的書架上現在擺滿了旅行者、 傳教士和商人撰

寫的書籍。英國皇家學會 (建立於 1660 年) 的目標是建立一門與全球性相關的學科。 除倫敦以外, 牛津和劍橋此時也都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圖書館; 勤勉的陶工們也在努力工作, 試圖與中國瓷器和荷蘭代爾夫特瓷器競爭; 最初的咖啡館和瓷器店也應運而生。 從德特福德 (Deptford) 和其他地方揚帆遠航的船只所需要的各種物資供應, 為成千上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為什麼倫敦出現了這些變化呢? 最顯而易見、 最傳統的答案是倫敦崛起了———有時被稱為 “簡單的範式”。 這座城市在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通過移民逐漸發展起來。 這些移民有的來自英格蘭、 威爾士、 蘇格蘭和愛爾蘭, 有的來自低地國家、 德國城市、 法國、 伊比利亞半島和義大利。 還有就是乘船來到倫敦的人, 如人數不多的中國和印度水手、 西非和北非人以及美洲的克裡奧爾人。 歷史學家們早就意識到, 近代早期的倫敦在英格蘭乃至歐洲, 都是一座獨具特色的城市。 16 世紀初, 當大多數英格蘭城鎮還在努力從黑死病中恢復元氣時, 倫敦已經繁榮起來了。 1550 年, 倫敦已經成為一座擁有 7. 5 萬人的城市,

是英格蘭第二大城市人口的 7 倍。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 這一人數還是比14 世紀40 年代瘟疫暴發前的人數要少得多。 倫敦的人口增長十分迅速。 1600 年人口數量增長到 20 萬人, 1650 年增長到 40 萬人, 並於 1700 年增長到 57. 5 萬人。 盡管 18 世紀倫敦的死亡率還很高, 但其人口增長速度仍然比歐洲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快。 12 直至 1800 年, 倫敦人口數量已達 100 萬人, 與當時的北京或江戶的人口持平, 後面這兩座城市此前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些人認為, 生活在倫敦這樣的城市中能夠體驗現代的人口流動性, 即便是那些從未去過其他地方旅行或沒有進行過貿易磋商的英國人, 很可能也體驗到了全球化的感覺。

理乍得·伯裡的 《書林》 是在一個黃金時代的末期寫成的,僅僅比黑死病在英格欄暴發早了三年。 人們很難低估這場瘟疫給倫敦乃至整個英格欄帶來的創傷。 受黑死病的影響, 英格蘭的人口從五六百萬人減少到這個數字的三分之二, 1547 年的人口數量也只有 280 萬人。 據統計, 從 1348 年到 1665 年最後一次大瘟疫之間, 瘟疫至少復發了 16 次。 近兩個世紀以來, 在英格蘭遊歷的歐洲旅行家都會描述令人震驚的空曠場景。 多虧了移民, 倫敦才能夠恢復得更快, 並在 1550 年恢復到了瘟疫前的人口數量。 然而, 在倫敦以外的地方, 人們隨處可見成群的羊。1400 年, 盡管倫敦是最著名的交易中心, 但也僅出口了 30%的原毛和 50%的呢絨。 14 15 世紀, 倫敦逐漸在呢絨出口和對外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 絕大多數貿易活動都是抵達安特衛普的短途貿易。 16 世紀中期, 出現了呢絨出口的危機, 安特衛普也陷入困境, 這些事情迫使倫敦將目光投向地區貿易之外。 然而, 無論是由瘟疫造成的創傷, 還是羊毛帶來的機遇,抑或鄉紳階層的崛起, 都不意味著一種全球性關係的出現。

歷史學家們經常認為, 英國文化是由圈地的鄉紳創造的。他們甚至憑借著 “種植園” 締造了一個大西洋貿易世界, 一種由城市商人制定的鄉村景象。 從愛爾蘭到弗吉尼亞, 我們都能清晰地看到這些鄉紳在這個貿易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僅如此, 鄉紳群體內部還形成了一種民族意識。 據說這種民族意識最初是通過印刷行業而形成的。 因為印刷業的發展推動了書籍的傳播, 而通過讀書, 鄉紳對歷史、 法律和政治, 乃至 “帝國”的概念都有了重新認知。 15 此外, 大西洋貿易世界的誕生還要歸功於 16 世紀初像約翰·霍金斯 (John Hawkins) 這樣在非洲與美洲從事私掠活動的船長們。 因為當時布裡斯托爾(Bristol) 和普利茅斯 (Plymouth) 等英格蘭地方城市逐漸對外開放, 並且在重商主義的影響下, 國家利益也日益凸顯。 霍金斯等人正是抓住了這一發展契機, 構建了一個大西洋貿易世界。與此同時, 由於 17 世紀五六十年代 《航海法案》 (Navigation Acts) 的頒布, 北海經濟圈也逐步形成, 這確保了 “英格蘭國家對轉口貿易的控制”, 從而使得倫敦成為一個 “多功能的大都市”。 16 就英格蘭的發展道路而言, 羅伯特·布倫納 (Robert Brenner) 和克裡斯·伊塞特 (Chris Isett) 從全球視角出發提出了一種觀點: 英國的發展有別於東亞國家, 這種發展 “並非其國內經濟優勢的結果, 而是其重商政府和商人公司的獨特形式, 使得國家能夠獲得美洲殖民地的土地、 原材料, 尤其是奴隸勞動力” 。 這種 “英國例外論” 的制度解釋與大西洋經濟存在著

密切關係, 而這種制度解釋的出現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 當時的一些人並不願接受英國國家制度, 包括蘇格蘭人 (斯密和休謨)、 愛爾蘭新教徒、 美洲殖民地的群體 (從加拿大到圭亞那)。 事實上, 這些人群根本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認同輝格黨就英國勤奮和田園般的 “國內經濟” 的闡述, 更不用說是否認可托利黨將教會與國王比作牧羊機構的論調了。 即使如此, “大西洋世界” 的主題還是產生了豐富的學術成果, 這些成果基於 “英國農牧業例外論” 描繪了一個錯綜複雜的世界。學者們的這些觀點或許可以用同心圓的形式呈現出來, 也就是說 “小英格蘭— 大不列顛—英聯邦或帝國”。 他們最終暗示了一種計劃的而非協商的價值觀範式, 即鄉紳種植園道德規範, 它對愛爾蘭芒斯特和弗吉尼亞的形成至關重要。

鄉紳階層的崛起對英國歷史來說意義重大。 不僅如此, 1549 年至 1687 年, 倫敦與亞洲的一些城市建立了貿易關係, 這促使英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 而鄉紳階層在這種價值觀的變化中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 對倫敦來說尤其如此。 因為這種轉變與全球貿易和貴金屬積累密切相關。 在某些情況下, 價值觀的變化也會為賺取財富以及造船提供必要的條件, 用西塞羅的話來說, 那就是創造了 “競爭的原動力”。 19 自 16 世紀 50 年代以來, 倫敦從美洲和亞洲進口和再出口的商品越來越多。 這造成了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貿易順差, 甚至在與亞洲的貿易出現了危險的黃金外流時, 這種有利於英國的貿易順差仍然存在。直至18 世紀, 這種貿易及與其相關的金融結構的發展為19 世紀英帝國的正式形成以及 20 世紀的英聯邦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 對於倫敦自身的持續發展來說, 貿易更是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時倫敦的貨幣和人口實現了高度集中化和網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