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的中國通史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外交
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事件、思想潮流以及文化特色

揭開歷史的序幕，從上古至近現代，
呂思勉談中國的深厚底蘊與漫長歷程──


【上古史】民族起源與文化
在論述上古歷史的部分，呂思勉深入挖掘中國民族的起源，並詳細描繪了太古的文化和社會。他講述了古代政治制度的演進，如唐虞、夏、商、周時期的政治和教育制度。此外，本節還包括了對古代封建制度、民族融合、春秋戰國時期的霸業與學術思想的詳盡描述。

【中古史】王朝更替與文化交流
中古史章節涵蓋了從秦朝到宋朝的廣泛話題。作者細述秦朝的統一政策，漢朝的政治與制度，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與文化。這一時期的重點還包括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以及對外交流，為中國古代文化的多元化與開放性提供了生動的證據。

【近代史】外來影響與內部變革
近代史章節著重於明末清初至民國成立的這段歷史。作者描寫了明清之際的政治動蕩、歐洲勢力的東來、基督教與西方科學的傳入，以及清朝的內政和外交。這部分尤其著重於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晚清改革運動等重大事件，展現了中國近代史的複雜性與重要性。

【現代史】革命與現代化
在現代史的探討中，呂思勉著重於20世紀初的革命思想，特別是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和辛亥革命。他還深入分析了民國初年的政治動態、帝制運動、中國的軍閥混戰，以及國民政府的成立與發展。這一時期的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內部與外部挑戰，作者細緻地描繪了這一時期的社會變革和文化發展。


本書特色：本書為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所著，從上古時期至近現代，細膩描繪了中國各時期的政治、文化、社會及外交事務。作者對歷史細節的描寫和分析使這部通史不僅僅是歷史事件的陳述，更是一部結合理論與實際、通俗與學術的作品。全書涵蓋了從遠古到近代的龐大歷史脈絡，對於理解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呂思勉（西元1884～1957年），字誠之，筆名駑牛。歷史學家，被視作「現代四大史學家」之一。著有《呂著中國通史》、《中國社會史》、《先秦學術概論》、《史學四種》、《呂思勉遺文集》、《三國史話》、《歷史研究法》等。

導讀（節錄）
這部中國史，原名《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是呂思勉先生早年為高中學生寫的一本教科書（下文簡稱《中國通史》）。呂先生是史學名家，實在也是一名文史教學家。這不僅是因為他一生都在學校任教，教的都是文史一類的課程；還因為他撰寫過好多種文史類的教科書。早年，他就撰寫過中小學使用的《國文教科書》、《修身教科書》和《地理教科書》，但他一生撰寫的教科書，最多的還是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授書。《呂著中國通史》是大學用的教科書。《白話本國史》原名《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是他歷年在學校教學時的稿子聯綴，出版後也被用作教科書。按照中小學教學要求撰寫的教科書，按出版的先後，有《高等小學校用新式歷史教授書》、《高等小學校用新法歷史參考書》、《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初中標準教本本國史》、《高中複習叢書本國史》、《初級中學適用本國史補充讀本》和《更新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等八種，還有不少刊登於報紙雜誌上的有關文史教學的學術文章。所以，說呂先生是一位文史教學家，也是名至而實歸了。

《中國通史》原分上下兩冊，上冊一九三四年二月初版，下冊一九三四年八月初版。這部教科書當時很受歡迎，上冊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印刷了第十版，下冊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印刷了第十一版。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印刷的七十九版是修正本，次年十月修正本印刷到第八十二版。自二〇〇六年以後，多家出版社都重印過此書的新版。翻印的新版，大都按照此書的初版本，本次我們採用的是一九四七年的修正本，後者比之於初版，增加了現代史部分的六章約一萬五千字的內容。

這部出版了將近九十年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為什麼今天還在不斷地重印，還值得向讀者介紹推薦呢？十六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導讀」。十餘年間，我又重讀這部書好幾遍，頗有常讀常新的感覺，一些原先不甚清晰的想法，現在更清晰了，也有不少新體會、新感受。借這次機會，我把這些年得到的更清晰的新體會、新感受寫出來，與讀者分享，或可用作閱讀時的參考。

眾所周知，歷史是複雜的，史事有多個面向，任何一本史學著述，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史事都寫下來，把所有的面向都寫出來。一般說來，編撰者往往只寫他所認為重要的史事，或史事的某些側面。有時，因為某些外界因素的影響或制約，編撰者還會特意淡化一些史事、迴避一些側面。然而，對於歷史學習而言，這樣的淡化和迴避，是不妥當的，因為讀者學了這樣的書，只能得到很片面的知識，甚至還有被誤導的危險。這對於只讀了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或者只以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為標準答案的讀者來說，尤其如此。所以，呂先生教學生學史，總是強調不能只讀一本書、一類書。他說：「這不關乎書的好壞。再好的，也不能把一切問題包括無遺的，至少不能同樣注重。這因為著者的學識，各有其獨到之處，於此有所重，於彼必有所輕。如其各方面皆無所畸輕，則亦各方面無所畸重，其書就一無特色了。無特色之書，讀之不易有所得。然有特色的書，亦只會注意於一兩方面，而讀者所要知道，卻不是以這一兩方面為限的。這是讀書所以要用幾種書互相參考的理由。這一層亦是最為重要的。呂先生深知一本書、一類書的局限，所以他編著史書，就要克服這個局限。如何克服這個局限，那就是盡量寫出一些為人所忽視、或者有意迴避，但實在是很重要的史事或史事的側面。比如，史書中提到關於漢初休養生息造成武帝朝的富庶，都會引用《史記．平準書》的記載：「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引用這段材料，目的是印證當時「國家經濟實力的充備和民間經濟生活的富足」。

比對本書第三編第十一章，呂先生論述武帝時代的富庶，也引用了這段文字，但還引了緊接這段引文後的幾句話：「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可見，司馬遷的《史記》原是告訴讀者武帝時期社會富庶的兩個面向，但後來的編著者，卻只引述、書寫一個面向。這樣的書寫，大約是想塑造一個完美無缺的盛世景象。但只書寫史事的A面，不寫史事的B面，讀者得到的歷史知識就是片面的。所以，呂先生在引述了這幾句話後設問：「果真人給家足，誰能兼併人？又誰願受人的兼併？可見當時的富庶，只是財富總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漢代的人，提起當時的民生來，都是疾首蹙額。」這就把史事的另一面給揭露無遺了。唯有這樣，讀者才不會被「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等記載所迷惑、誤導。

類似的情形，在第四編第四章「清初的內政」也是如此。清康熙年代的盛世，也是歷史編撰者津津樂道的話題。當然，清康熙的功績和清初政治的相對清明，這也是史實。所以呂先生說：「聖祖的聰明和勤於政治，在歷代君主中，也頗算難得的，而在位又很長久。內政外交，經其一番整頓，就頗呈新氣象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確較明中葉以後為清明。」但是，這只是造成社會富庶的一個原因、一個方面，對此切不可評述過頭。讀者應該明白：「中國的國民，自助的力量，本來是很大的。只要國內承平，沒甚事去擾累他，那就雖承喪亂之餘，不過三四十年，總可復臻於富庶。」同樣，漢初行「休養生息之治」，「社會上頓呈富庶之象」，其背後也有這層原因，並不是統治者有什麼特別高明的本事。

歷史書寫最怕就是抱著某種目的去掩蓋史事的真相。因為普通讀者相信史書，以為書上寫的就是真實的歷史，除非他能有意識地核對史料，或查閱其他專業史書；但能夠核對史料、查閱專業史書的人，那已是歷史研究者了。這是歷史學習上特有的困難。如何克服這種困難，簡易可行的辦法，就是選一些像呂先生撰寫的可靠的史書用作學史的基本讀物。歷史讀物的挑選，並非一定是今勝於昔、新勝於舊。比如，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未能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上收回山東的權益。近代以來的歷史教科書大都類似於這樣的寫法：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政府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在會議上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廢除「二十一條」、收回青島主權等正當要求。然而，英法美等列強操縱了會議，對中國的要求置若罔聞，竟然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

導讀
例言
第一編　緒論
第二編　上古史
第三編　中古史
第四編　近代史
第五編　現代史
第六編　結論

第一章　中國民族的起源
中國現在所吸合的民族甚多，而追溯皇古之世，則其為立國之主的，實在是漢族。漢族是從什麼地方遷徙到中國來的呢？這個在現在，還是待解決的問題。從前有一派人，相信西來之說。他們說：據《周官．大宗伯》和《典瑞》的鄭注，古代的祭地祇，有崑崙之神和神州之神的區別；神州是中國人現居之地，則崑崙必是中國人的故鄉了。崑崙在什麼地方呢？《史記．大宛列傳》說：「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這所指，是現在于闐河上源之山。所以有人說：漢族本居中央亞細亞高原，從現在新疆到甘肅的路，入中國本部的。然而鄭注原出緯書。緯書起於西漢之末，不盡可信。河源實出青海，不出新疆。指于闐河源為黃河之源，本是漢使之誤；漢武帝乃即仍其誤，而以古代黃河上源的山名，為于闐河上源的山名，其說之不足信，實在是顯而易見的。漢族由來，諸說之中，西來說較強；各種西來說之中，引崑崙為證的，較為有力；而其不足信如此，其他更不必論了。民族最古的事蹟，往往史籍無徵。中國開化最早，又無他國的史籍可供參考。掘地考古之業，則現在方始萌芽。所以漢族由來的問題，實在還未到解決的機會。與其武斷，毋寧闕疑了。
現在所能考究的，只是漢族既入中國後的情形。古書所載，類乎神話的史蹟很多，現在也還沒有深切的研究。其開化跡象，確有可徵的，當推三皇五帝。三皇五帝，異說亦頗多。似乎《尚書大傳》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史記．五帝本紀》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之說，較為可信。燧人、伏羲皆風姓。神農姜姓。黃帝姬姓。燧人氏，鄭注《易緯通卦驗》，說他亦稱人皇，而《春秋命歷序》說：人皇出暘谷，分九河。伏羲氏都陳。神農氏都陳徙魯。黃帝邑於涿鹿之阿。據地理看來，似乎風姓、姜姓的部落在河南，姬姓則在河北。燧人氏，《韓非子》說他，因「民食果蓏蜯蛤，腥臊多害腸胃」，乃發明鑽木取火之法，教民熟食。這明是蒐集和漁獵時代的酋長。「伏羲」氏，亦作庖犧氏。昔人釋為「能馴伏犧牲」，又釋為「能取犧牲，以充庖廚」，以為是游牧時代的酋長。然而「伏羲」二字，實在是「下伏而化之」之意，見於《尚書大傳》。其事蹟，則《易．繫辭》明言其做網罟而事佃漁。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亦似無疑義。從前的人，都說人類的經濟，是從漁獵進而為游牧，游牧進而為耕農。其實亦不盡然。人類經濟的進化，實因其所居之地而異。大抵草原之地，多從漁獵進入游牧；山林川澤之地，則從漁獵進為耕農。
神農氏，亦稱烈山氏。「烈山」二字，似即《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的烈山，為今人所謂「伐栽農業」。則中國民族居河南的，似乎並沒經過游牧的階級，乃從漁獵徑進於耕農。黃帝，《史記》言其「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這確是游牧部落的樣子。涿鹿附近，地勢亦很平坦，而適宜於游牧的。中國民族居河北的，大約是以游牧為業。游牧之民，強悍善戰；農耕之民，則愛尚平和；所以阪泉涿鹿之役，炎族遂非黃族之敵了。
阪泉涿鹿，昔人多以為兩役。然《史記．五帝本紀》，多同《大戴禮記》的〈五帝德〉、〈帝系姓〉兩篇，而《大戴禮記》只有黃帝和炎帝戰於阪泉之文，更無與蚩尤戰於涿鹿之事，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都以為是九黎之君，而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又阪泉、涿鹿，說者多以為一地。所以有人懷疑這兩役就是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這個亦未可斷定。然而無論如何，總是姜姓和姬姓的爭戰。經過此次戰役而後，姬姓的部落就大為得勢。顓頊、帝嚳、堯、舜，稱為共主的，莫非黃帝的子孫了。
中國歷史，確實的紀年起於共和。共和元年，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西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自此以上，據《漢書．律歷志》所推，周代尚有一百九十二年，殷代六百二十九年，夏代四百三十二年。堯、舜兩代，據《史記．五帝本紀》，堯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如此，唐堯元年，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一百四十二年，西元前二千二百三十一年；三皇之世，距今當在五千年左右了。

第二章　太古的文化和社會
太古的社會，情形畢竟如何？古書所載，有說得極文明的，亦有說得極野蠻的。說得極野蠻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說得極文明的，則如《禮記．禮運篇》孔子論大同之語是。二說果孰是？我說都是也，都有所據。
人類的天性，本來是愛好和平的。唯生活不足，則不能無爭，而生活所資，食為尤亟。所以社會生計的舒蹙，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蒐集和漁獵時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時代，生活雖稍寬裕，而其人性好殺伐，往往以侵略為事。只有農業時代，生計寬裕；而其所做的事業，又極和平，所以能產生較高的文化。
古代的農業社會，大約是各各獨立，彼此之間，不甚相往來的。老子所說：「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所想像的，就是此等社會。唯其如此，故其內部的組織，極為安和。孔子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會。內部的組織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間自然沒有爭鬥。這就是孔子所謂「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這就是所謂「大同」。假使人類的社會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地擴大聯合起來，再謀合理的組織，豈不是個黃金世界？而無如其不能。有愛平和的，就有愛侵掠的。相遇之時，就免不了戰鬥。戰鬥既起，則有征服人的，有被征服於人的。征服者掌握政權，不事生產，成為治人而食於人的階級；被征服的，則反之而成為食人而治於人的階級，而前此合理的組織，就漸次破壞了。合理的組織既變，則無復為大眾服務，而同時亦即受大眾保障的精神。人人各營其私，而貧富亦分等級。自由平等之風，漸成往事了。人與人之間時起衝突，乃不得不靠禮樂、刑政等來調和、來維持，社會風氣遂日趨澆薄了。先秦諸子，所以慨嘆末俗，懷想古初，都是以此等變遷為其背景。然而去古未遠，古代的良法美意究竟還破壞未盡，社會的風氣也還未十分澆漓，在上者亦未至十分驕侈。雖不能無待於刑政，而刑政也還能修明，這便是孔子所謂小康。大約孔子所慨想的大同之世，總在神農以前；而階級之治，則起於黃帝以後。《商君書．畫策篇》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可見，炎、黃之為治，是迥然不同的，而二者之不同，卻給我們以農耕之民好平和，游牧之民好戰鬥的暗示。
以上所說，是社會組織的變遷。至於物質文明，則總是逐漸進步的。〈禮運篇〉說：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
這是說衣、食、住進化的情形，大約從生食進化到熟食，在燧人之世。中國的房屋，是以土、木二者合成的。土工原於穴居，木工則原於巢居。構木為巢，據《韓非子》說，是在有巢氏之世。其人似尚在黃帝以前。至於能建造棟宇，則大約已在五帝之世。所以《易．繫辭傳》把「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敘在黃帝、堯、舜之後了。《易．繫辭傳》又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義》說：「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言垂衣裳。」這就是《禮運》所說以麻絲易羽皮之事。此外，《易．繫辭傳》所說後世聖人所做的事，還有：「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以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各項。這「後世聖人」，或說即蒙上黃帝、堯、舜而言，或說不然，現亦無從斷定。但這許多事物的進化，大略都在五帝之世，則似乎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