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簡體書）

本書自殷周至明末共分四編，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 角度討論古代中國人之性生活及有關事物，分析中國古人性觀念的形成和演變。不僅涉及服裝、首飾、婦女纏足、房中秘書等與性直接有關的內容，而且涉及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藝術等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這是第一部視野開闊、闡釋系統、持論公正的中國性學史專著，至今仍是該領域研究最主要的參考文獻之一。

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字笑忘，號芝臺、吟月庵主，荷蘭外交官，著名漢學家，同時也是收藏家、翻譯家、民俗學家、動物學家、推理小說作家。先後在荷蘭駐日本、中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國的使館工作，精通英、法、德、漢、日、藏、梵等15種語言，出版論著、小說、譯作及史料凡16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傳奇人物。

譯者：
吳岳添，江蘇常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2002—2016年擔任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2023年獲中國譯協“資深翻譯家”稱號。出版專著《法國小說發展史》《法國現當代左翼文學》《薩特傳》，文集《遠眺巴黎》《塞納河畔的文學景觀》，譯著《論無邊的現實主義》《文學社會學批評》《苔依絲》《悠悠歲月》等近百種。

◎中國古代性文化史研究無可爭議的開山之作
一部屬於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範疇的杰作
著名漢學家高羅佩畢生研究中國問題的扛鼎之作
◎資深翻譯家吳岳添譯本
中國性學專家、跨界學術名人江曉原作序
完整收入原版插圖44幅
◎本書系統闡述中華民族性文化漫長而曲折的演變史，但又不拘泥於性，而是由性切入，全方位考察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部難得的百科全書式的中國學著作，在西方享有盛譽，被美國同行稱為“無價之寶”。
◎附贈明信片24張！
◎本書譯者吳岳添是翻譯大家、學術大家，譯筆精準，志尚高雅。此譯本曾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臺灣出版繁體版。
◎本書封面特邀新銳設計師汐和設計，古典雅致，色彩婉麗，以鏤空窗格呈現含蓄之美。

序
高羅佩：一個“精神中國人”
在國內近年的媒體話語中，“精神某國人”基本上已成為一個貶義詞，沒想到我在荷蘭人中發現了一個“精神中國人”——高羅佩雖然並非完人，但對他而言，“精神中國人”已經不是修辭手段，而是實錄了。
高羅佩之奇人奇書
荷蘭職業外交官、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1910—1967），因撰寫《秘戲圖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B.C. 206-A.D. 1644．私人印刷，1951；楊權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和《中國古代房內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 till 1644 A. D.，Brill，1961；李零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商務印書館，2007）兩書，以及系列偵探小說《狄公案》而馳名歐美與東方。
高羅佩出生於荷蘭，3—12歲跟隨任軍醫的父親生活於印度尼西亞，種下了熱愛東方文明的根芽。中學時即開始學習漢語，1930年入萊頓大學攻讀法律，但醉心於東方學，修習漢語、日語及其他一些亞洲語言文字。1935年獲博士學位，此後奉派至多國任外交官。高羅佩四處搜求中國圖書字畫、古玩樂器，並成為珠寶鑒賞家；又通中國書法及古樂，能奏中國古琴，做格律詩。1943—1946年間在華任外交官，此外還曾任外交官於東京、開羅、新德裡、貝魯特、吉隆坡等處。1967年因癌症病逝於荷蘭。
高羅佩一生著述頗豐，有傳世著作16種如下：
1. 《廣延天女：迦梨陀娑之夢》（Urvasi, A Dream of Kalidasa，梵文英譯），1932。
2. 《馬頭明王諸說源流考》（Hayagriva，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博士論文，1935。
3. 《米芾論硯》（米芾《硯史》之英譯及注釋），1938。
4. 《中國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0。
5. 《嵇康及其〈琴賦〉》（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1941。
6. 《首魁編》（中文日譯），1941。
7. 《東皋禪師集刊》，高羅佩在日本收集的東皋禪師文獻，1944。
8. 《狄公案》（Dee Goong An），系列小說，共中篇15部、短篇8部，1949—1967。
9. 《春夢瑣言》（Trifling Tale of a Spring Dream），明代色情小說，高氏據其在日本所搜集之抄本印行，1950。
10. 《明代春宮彩印》（自題中文書名《秘戲圖考》），1951。
11. 《中日梵文研究史論》（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1956。
12. 《棠陰比事》（英譯及注釋），1956。
13. 《書畫說鈴》（英譯及注釋），1958。
14. 《中國繪畫鑒賞》（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1958。
15. 《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自題中文書名《中國古代房內考》），1961。
16. 《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1967。
另有兩種作品，有些文獻也歸入高羅佩名下：《英語/黑腳人語詞典》（1930）和《黑腳人語/英語詞典》（1934），這是高羅佩中學時代幫助老師整理的語言工具書，出版時老師將高羅佩的名字也列上了，但高羅佩並不將這兩種作品列入自己的著作目錄。
高羅佩有兩個中文老師，第一個就是高羅佩在中學時代協助他編詞典的烏倫貝克（C. C. Uhlenbeck），第二個是在萊頓大學時的戴聞達（J. J. L. Duyvendak）。戴聞達是漢學界的名流，名頭遠在烏倫貝克之上，但高羅佩卻認為他的中文水平不如烏倫貝克。高羅佩甚至在筆記中說戴聞達“不能算漢學界的偉人”，連高羅佩的傳記作者也不得不表示“很多漢學家不會同意高羅佩這個觀點”。不過我倒是傾向於同意高羅佩的判斷——在國際漢學刊物《通報》所載戴聞達文章的中國古代文獻引用段落中，我確實發現過斷句標點錯誤的情形（按《通報》慣例會附上中文原文）。
高羅佩從年輕時行事就出人意表，20歲那年他一入萊頓大學就和一個考古學家的遺孀同居。遺孀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比高羅佩年長18歲，還有一個7歲的兒子。高羅佩將自己的助學金和遺孀在圖書館等處工作的收入合並使用，遺孀還利用自己的人脈為高羅佩介紹了撰寫稿件掙稿費的機會，一家三口居然像模像樣地過起日子來。這段姐弟戀既滿足了高羅佩的青春激情，也幫助了他在藝術鑒賞方面的成長。五年後高羅佩畢業被任命為初級外交官，他想帶遺孀母子同行，但明智善良的遺孀謝絕了他的好意。後來遺孀在二戰的顛沛流離中死於心臟病，高羅佩知道後傷悼久之，他在自傳中說：“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才開始充分意識到，她是多麼善良的女人。”而此時高羅佩“職業外交官 兼職間諜 漢學家”三重身份的多彩人生已經徐徐展開。
從1935年起，高羅佩的正式身份是荷蘭外交官——在這個身份上，他逐漸升遷一直做到荷蘭駐日大使（1965—1967）。二戰中荷蘭淪陷，設流亡政府於倫敦，高羅佩作為荷蘭外交官仍聽命於荷蘭流亡政府，但荷蘭流亡政府有一段時間又將高羅佩“出借”給英國充當兼職間諜，高羅佩也聽命行事。例如，他曾奉命在尼羅河上的豪華遊輪中去接近一位“美麗的埃及公主”，目的是探明她會不會投向軸心國陣營。高羅佩向上司報告該公主膽小怕事，沒有勇氣介入軸心國的陰謀事務。但他確實成功獲得了公主的好感——後來他去開羅任職，公主還邀請他去府邸做客。根據高羅佩傳記作者（他在外交部門的前下屬）的看法，高羅佩於1943—1946年間在中國重慶擔任外交官，也是負有間諜使命的。
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理解
高羅佩的第三重身份是漢學家，在這方面他達到了非常高的段位。
高羅佩作為職業外交官，先後任職於多國，他所到之處必尋訪當地博物館、書店、古玩文物市場，收集當地古籍、文玩等物，還想方設法與當地文化名流取得聯繫，並進而展開個人交往。這些活動明顯超出了一般外交官的職責，有時甚至搞到“曠工”的地步——工作時間在他辦公室裡找不到人。為此他和上司的關係經常不甚和諧，有時發展到各自給荷蘭外交部打報告指責對方，上司甚至當眾指斥他“遊手好閑”。但一來高羅佩還有“兼職間諜”的身份，二來他對當地的豐富文化知識的了解有時也確實對外交工作很有幫助（這一點連他上司也不得不承認），所以外交部對他倒頗為寬容。
廣義而言，高羅佩迷戀東方文化，中國、日本、印度、中東、東南亞等地的文化，都曾讓他發生濃厚興趣，但在這些文化中，最讓他迷戀的，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他渴慕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自起漢名高羅佩，字忘笑，號芝臺，名其書齋曰“猶存齋”“吟月盦”“尊明閣”等，並於1943年娶中國大家閨秀水世芳為妻。
高羅佩之傾慕中國文化，還有一些相當奇特的表現和例證。
1935年高羅佩初次任職日本，還只是25歲的青年低級外交官，當時日本為他這樣的單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輕的女管家——實際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羅佩對這樣的安排也欣然接受了。他的第一個女管家是靜子，高羅佩在筆記本中記下了他和靜子共處和遊玩的蹤跡，有風流韻事的日子高羅佩還會做一個“×”的記號。
一段時間以後，和高羅佩同歲的文子替代了靜子。起先高羅佩似乎對文子頗有好感，在筆記本中說她“是一個可愛的快樂女孩子”，但三個月後文子就被他辭退了，高羅佩在筆記本中記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國的東西她都蔑視”，這讓高羅佩無法容忍。
高羅佩在日本的第三個女管家是岡谷勝代，她和高羅佩同居了七年，兩人“沒有發生過一次吵嘴，甚至沒有相互責備過”。岡谷勝代對中國文化的態度是高羅佩喜歡的：她“尊重中國事務和思想，這是日本人具有的一種傳統”。二戰之後，高羅佩又去日本任職數年，這時他已有妻子兒女，而岡谷勝代處在窮蹙中，她來看望高羅佩，高羅佩顧念舊情，還數次用現金接濟過她。
高羅佩作為漢學家的造詣，不僅有上列16種傳世作品背書（其中至少13種和中國直接有關），還有另一個比較罕見的例證——中國古琴。高羅佩很早就迷戀中國古琴，不僅購藏古琴，還學會了彈奏。到重慶擔任外交官時，他加入了“天風琴社”，成為這個琴社唯一的外國成員。琴社中頗有中國當時的社會名流，高羅佩得以借此機會和他們建立起個人交往，比如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號稱“基督將軍”的軍閥馮玉祥等。高羅佩在中國利用各種機會結識的社會名流，還有沈伊默、徐悲鴻等人，1951年底，他甚至在香港結識了早年叛降國民黨的張國燾。
高羅佩彈奏中國古琴，不僅成為對他漢學家地位的高雅背書，而且非常有助於他在中國上層社會展開社交，甚至還可能對他所屬的外交使團的工作提供意想不到的幫助。當時各國外交官在中國旅行時屢遭土匪劫掠，國民黨當局束手無策，但唯獨荷蘭使團不遭劫掠，據說是因為高羅佩在“天風琴社”結識了馮玉祥，而馮玉祥居然又是“哥老會”幫會中的大人物，馮向幫會打了招呼，荷蘭使團就安然無恙了。
而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理解，還表現在他對時事政治的正確判斷上。例如，他曾在1945年初的信件中表示，他堅信蔣介石政府和日本人之間有著秘密勾當。他對蔣介石政府假裝抗日、保存實力的政策也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他在信件中指出：“蔣介石不讓自己的軍隊與日本人打仗……必須使自己的軍隊幾乎完好無損”，目的是維持自己的權力。高羅佩的這些見解，恐怕和他“兼職間諜”的工作不無關係。
一個真正的“精神中國人”
認為高羅佩是一個“精神中國人”，其實並非我的發明，因為高羅佩自己，高羅佩的上司、同行、下屬、傳記作者、臨終照顧他的醫生……全都是這樣認為的——他們只是沒有使用“精神中國人”這一表達方式而已。
先看高羅佩自己的表達。他在自傳中這樣說：“我相信，與我自己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基石的這種對立，對於我個人的成長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意識到了，雖然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變成了中國人……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喜歡把自己視為尼西亞宗教大會之前的基督教徒。”高羅佩雖然仍知道自己本質上是西方人，但“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變成了中國人”——至少表明他認為自己已是部分的“精神中國人”。
再看高羅佩曾經的上司駐華大使婁翁克，雖然曾指責過高羅佩，但他這樣評價自己的這位下屬：“如果連他都不知道的關於中國人的語言、歷史、文化、生活、思維和活動的事情，那麼當然也不值得我們知道……他過著三種人的生活，即他自己荷蘭人的、中國人的和日本人的。他能夠如實地對待甚至體驗這三種生活。對我來說，他自己的‘自我’多半是一個謎。我有時覺得在他旁邊生活著某個第二個人物。”
而另一位荷蘭駐華大使楊樂蘭在為高羅佩傳記寫的序中這樣說：“可以肯定，世界還會長期愛護和珍惜高羅佩留下的多種遺產和足跡。這是因為，那表面上的多樣化，其實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豐富的文化之一，即中國文化。人們千秋萬代還會繼續重視該遺產。……這只引人注目的荷蘭鴻雁，一腔熱血傾注的就是中國。”
高羅佩之子回憶說，高羅佩作為外交官到世界各地任職，所到之處，必布置一間中國式書齋，還要自己題寫書齋的中文名字，他用過的書齋名有“猶存齋”“吟月盦”“尊明閣”。他書齋中的中國元素是如此之多，以至於當他出任駐日大使時，不得不將書齋“尊明閣”設置在大使館樓上的房間——“為了避免人們會以為他們進入了中國大使館”。
高羅佩被確診為肺癌晚期之後，自知為日無多，在病房中拼命工作，在他的臨終歲月照顧他的醫生這樣描述高羅佩：“我常常覺得，他本質上是個中國人，他有時更多地是個中國人，不是個歐洲人……他是一個我常常思念的人。”這位荷蘭醫生的描述，幾乎就是“精神中國人”的同義表達了。
《狄公案》《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
高羅佩生前先後在世界各地出版論著、小說、譯作及史料凡16種，已見前述。其中在歐美最為風靡者為高氏以英文創作的系列探案小說《狄公案》，自1949年開始出版，至今在西方各國再版不絕。書中假托唐武周時名臣狄仁杰，敷演探案故事，致使“狄公”（Judge Dee）在西方讀者心目中成為“古代中國的福爾摩斯”。高氏對古代中國社會生活、風俗民情及傳統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在《狄公案》中得到充分反映。
《狄公案》系列共中篇15部，短篇8部，已有中譯本，譯者為陳來元、胡明等。譯文仿明清小說筆調，流暢可讀。這個譯本在大陸又有多種版本，較好的如北岳文藝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等版本。《狄公案》既借用西方探案小說技巧，符合西方法律和價值觀念，但同時又有對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深入體察，頗有中西合璧之妙。
《秘戲圖考》發端於高羅佩在日本購得一套晚明春宮圖冊《花營錦陣》的翻刻木版，高羅佩熱衷於搜藏及研究晚明色情文藝，認為這套印版價值甚高，遂著手將其印刷出版。《花營錦陣》原為套色木刻印本（藍、黑、綠、紅、黃五色），高羅佩得到的是翻刻的單色木版。高羅佩此書英文書名為《明代春宮彩印》，其實全書中僅十幅為彩印，其余三十多幅，包括作為該書最初主體的《花營錦陣》全冊二十四幅在內，皆為單色。
高羅佩最初只打算附一篇關於中國春宮藝術的概論，及至動筆撰寫，始覺洵非易事，還須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古代性生活、性習俗等方面的知識。此前與此有關的西文著作當然也有，但高羅佩認為這些著作充斥著偏見與謬說，“在這方面我未發現任何值得認真看待的西方專著，卻不期然發現一大堆徹頭徹尾的垃圾”，遂決定自己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於是有《秘戲圖考》之作，1951年在東京私人印行。
《秘戲圖考》全書共三卷。卷一包括“漢至清代中國人性生活之專論”，又分為三篇：上篇是關於中國古代與性有關文獻的歷史概述，中篇為中國春宮圖簡史，下篇為《花營錦陣》中與圖對應的二十四闕艷詞的英譯及注釋。
卷二“秘書十種”也分三卷，皆為高羅佩自己抄錄的中文文獻。卷上有錄自性學古籍《洞玄子》、日本古籍《醫心方》（丹波康賴編撰，公元984年）的“房內記”、中醫古籍《千金要方》（孫思邈著，初唐）中的“房中補益”，以及敦煌卷子伯二五三九上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白行簡撰，約公元800年，對《大樂賦》的專題研究見拙文：《〈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發微》，《漢學研究》9卷1期，1991）。卷中為高羅佩搜集的明代房中書《純陽演正孚佑帝君既濟真經》《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義》《素女妙論》及一種殘頁《某氏家訓》。卷下為兩種春宮圖冊《風流絕暢圖》和《花營錦陣》的題辭抄錄。又有“附錄”，抄錄若干零星相關史料，最重要者為四種色情小說《繡榻野史》《株林野史》《昭陽趣史》及《*蒲團》中的淫穢選段。
卷三即全書最初方案中的主體——《花營錦陣》二十四幅春宮圖及各圖所題艷詞。此外還有選自其他春宮圖冊的春宮圖二十幅。其中十幅系按照晚明春宮圖木刻套色彩印工藝在日本仿制而成。
高羅佩認為《秘戲圖考》後兩卷內容不宜傳播於一般公眾之中，故僅在東京私人印刷五十部。全書所有英、漢、梵、日等文，皆由他親筆手書影印。高羅佩將此五十冊《秘戲圖考》分贈世界各大圖書館及博物館。他認為“此一特殊專題之書，只宜供有資格之研究人員閱讀”，後來他公布了此書收藏單位的名錄，但只包括歐美及澳大利亞的三十七部，而“遠東除外”。根據現有證據，中國大陸地區未曾獲贈。
高羅佩在《秘戲圖考》至少八處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宮圖和色情小說的大收藏家。書中談到的《風流絕暢》《鴛鴦秘譜》《江南銷夏》等春宮圖冊都是參照他所提供的摹本復制；他還向高羅佩提供了明代房中書《既濟真經》、小說《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況。由於此人要求為其姓名保密，所以高羅佩始終只稱之為“上海某氏”“上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等。至今尚未能確考此神秘人物究竟為誰，一個可能的候選人是周越然，他在20世紀40年代以收藏淫穢色情書籍聞名於上海，也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例如《西洋的性書與淫書》（載於《古今》半月刊第47期）等。
數年後，《秘戲圖考》在學術界引起一些反響和爭論，高羅佩自己也發現了一些新的相關資料，正想有所修訂，適逢荷蘭出版商建議他撰寫一部“論述古代中國的性與社會”並且面向更多讀者的著作，於是有了《中國古代房內考》（以下簡稱《房內考》）之作。
《房內考》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秘戲圖考》卷一那篇專論的拓展和擴充。他打算“採用一種視野開闊的歷史透視，力求使論述更接近一般社會學的方法”，意欲使兩書能相互補充。《房內考》分為四編，自兩周依次至明末，討論古代中國人的性生活及有關事物。為使西方讀者易於理解，還隨處插敘一些王朝沿革、軍政大事之類的背景知識。因面向大眾公開出版，書中沒有淫蕩的春宮圖和色情小說選段，若干事涉穢褻的引文還特意譯為拉丁文。
高羅佩研究中國古代性文化的成就
高羅佩《秘戲圖考》《房內考》之作雖難盡美，但開創之功實不可沒，直至今日“兩考”仍是西方性學及性學史著作家了解中國這方面情況最重要的參考文獻，其中確有不少高明見解，最值得特別指出者有如下數端：
例如，高羅佩認為中國古代是實行一夫多妻家庭制度的，至少上層社會是如此，在此基礎上他對房中術的社會功能給出了較為圓通的解釋。中國古代房中術理論的基本原則是要求男子能“多交不泄”，即連續多次性交而不射精，這一原則垂兩千年而不變，而這是由於多妻家庭中，男性家主必須讓眾多妻妾都得到適度的性滿足，方能保證家庭和樂。
又如，高羅佩曾寓目中國春宮畫冊十余種，凡三百余幅，他對其中所描繪的性行為姿勢做了統計表，得到的結論認為該表“是健康性習慣的良好記錄”。盡管高羅佩對古代中國人性行為的了解主要限於春宮圖，未能注意到在浩瀚的中國古籍中其實可以找到相當多的相關記載，但他的論證仍不失為合理——春宮圖本有煽情之旨，晚明又值一部分士大夫放蕩成風，畫家自然盡力想象以作藝術夸張，所以從春宮圖推論古代中國人性行為主流是健康的，這一結論總體而言不失為正確。
再如，高羅佩對於古代中國士大夫與妓女（通常是藝妓之類）的交往，所考察史料雖不甚多，卻有較為正確的理解。他認在這種交往中，肉欲的滿足“是第二位的”，許多士大夫與藝妓交往甚至是為了“逃避性愛”。他的理由是：能夠交往高等妓女的士大夫，家中多半也妻妾成群，不僅不存在肉欲不得滿足的問題，相反還必須維持“出於義務的性關係”，有時殆近苦役。此說考之史實，實近於理。古代中國社會中，受過最良好文學藝術教養的女性群體，通常既不在良家婦女，也不在深宮後妃（個別例外當然會有），故士大夫尋求能夠詩酒唱和、性靈交通的異性，舍此殆無他途。在這種交往中，存在著某種類似“自由戀愛”的氛圍，性交既不是必須的，尤其是不可強迫的。（參見施康強：《眾看官不棄〈海上花〉》，《讀書》1988年11期）
高羅佩在“兩考”中的一個重要學術成果，是指出了中國道教房中雙修之術與密宗金剛乘、印度教性力派（二者常被統稱為Tantrism）雙修之術有相同之處。他在《秘戲圖考》中已經注意到，孫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補益”所述“與印度密教文獻和一些似以梵文史料為基礎的文獻中所說明顯相似”，在《房內考》中，他的觀點發展為一篇專題附錄“印度和中國的房中術”，其中提出一種說法，認為早在公元初就已存在的中國房中秘術曾傳入印度，至公元7世紀在印度站住了腳，被吸收和采納。關於雙方的承傳，高羅佩認為：“中國古代道教的房中秘術，曾刺激了金剛乘在印度的出現，而後來又在至少兩個不同時期，以印度化形式回傳中國。”這兩次返傳，一次是印度密教在唐代的傳入，一次則以喇嘛教形式在元代傳布於中土。不過，高羅佩推斷印度房中雙修秘術來自中國，這一點尚難定論，畢竟印度秘術的淵源也很久遠。

高羅佩：一個“精神中國人”（江曉原序）
新版譯者前言
譯者前言
作者序言
第一部分　封建王國
第一章　起源和西周 3
第二章　東周 26
第二部分　帝國的形成
第三章　秦朝和前漢 55
第四章　後漢 73
第五章　三國和六朝 91
第三部分　帝國的鼎盛
第六章　隋朝 117
第七章　唐朝 164
第八章　五代和宋朝 205
第四部分　蒙古人的統治和明朝的復興
第九章　元朝 239
第十章　明朝 259

附錄一：印度和中國的性神秘主義 333
附錄二：收藏《秘戲圖考》的機構名單 356
附錄三：作者主要參考書目 358
附錄四：譯者主要參考書目 361
注　釋 365

第八章　五代和宋朝 （節選）

我們對李煜應該十分重視，不僅因為他是最杰出的愛情詩人之一，而且還有另外的原因。據說是李煜開創了讓婦女纏足的習俗，這一習俗在以後中國人的性生活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當纏足習俗在宋代和元代已廣為普及的時候，當時的資料中關於纏足歷史的看法仍然十分謹慎。作家們斷言在唐代和唐代以前，沒有任何文獻提到纏足，在過去的插圖中也沒有發現纏足的婦女。為了解釋這一習俗的起源，他們引證了李煜和他的一個寵妃窅娘。據說李煜為她建造了一朵六尺高的大蓮花，然後讓她用布帶纏足，使足尖狀如新月的角，再在這朵蓮花上跳舞。所以人們歷來都把窅娘畫成正在纏足的樣子。正如圖十一那樣，她正在纏架在左膝上的右足。這種新發明受到普遍的讚賞，以至於所有的夫人都想模仿窅娘。
我們可以懷疑這種時尚是否出自窅娘本人，但是所有的文獻和考古資料都證實，這種習俗正產生於她那個時代，即唐朝和宋朝之間的五十年左右。纏足在以後的時代裡一直流行，直到最近幾十年才被廢棄。今天在中國還能看到纏足的老太太，但沒有青年婦女和姑娘纏足：因此可以預料，若干年後便再也看不到纏足的婦女了。
宋代和元代的作家們對待歷史十分謹慎，明代的情況便大不相同了。明代人樂於對一切習俗追根溯源，直至遙遠的古代，因而纏足的歷史也有了變化。作家們熱衷於在古老的文獻中尋找一切對婦女的腳、襪、鞋的影射，竭力證明纏足在周代和漢代就已經存在。這些理論沒有實際根據，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纏足的歷史本身不存在任何問題，難於確定的是，婦女的腳在纏足之後為什麼會在中國人的性生活裡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
從宋朝以來，又窄又尖的腳已成為美女的必不可少的標志之一，為此形成了一整套關於腳和鞋的民俗學。這種民俗學把小腳看成是女性身體最隱秘的部分，是女性的象徵，甚至是性感的中心。宋代和後來的春宮畫上的婦女都完全裸體，連外陰都暴露無遺，但是我從未在畫上見過婦女未包裹腳布的腳，據我所知也從未有過讓人看到裸露的小腳的春宮畫。女性身體的這一部分是絕對禁止觀看的，藝術家充其量只能畫一個正在裹上或解開裹腳布的婦女。依此類推，婦女未經纏過的光腳也看不得了，當然像觀音這樣的女神，或者某個婢女之類可以例外。
這樣一來，女性的腳就成了她主要的性魅力。男人在xing交前要撫摸它們，這種撫摸已經成了傳統的調情動作。明代以來的色情小說，幾乎千篇一律地都由此開始描寫男女的勾搭。當求愛者得以和心上人促膝而談時，他並不以動手動腳來表示感情，哪怕連衣袖都不碰一下，而是用言語來傾訴思慕之情。如果他的話沒有遭到拒絕，他就把吃飯的筷子或手帕落在地上，彎腰去撿時就碰一碰女人的腳，這是關鍵性的試探。如果女子沒有生氣，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把她抱在懷裡，親吻她，等等。一個男人摸了女人的胸部或臀部，還可以借口不小心或沒注意來為自己開脫，但是摸了女人的腳便無論如何也不會得到寬恕，而且通常會造成最難堪的場面。
一位現代作家把有關纏足、婦女的小鞋及其傳說等一切資料編纂為五大卷，從用女鞋飲酒直到與纏足有關的名稱、式樣等許許多多的表達方式。這部著作集中了古今無數作家的見解，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對性欲和纏足的關係、對有關纏足的嚴格禁忌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實際上，禮儀規範與習俗有關，而習俗又是隨著風氣的變化而改變的。在唐代，婦女裸露胸部不會引起非議，但在宋朝以後，袒胸露乳便被視為不成體統，所以高領的衣服就流行起來。不過這種風氣的變化還不足以解釋對婦女的腳和鞋的禁忌。
某些作者力圖確定纏足和婦女陰部之間的關係，斷言纏足之後的步伐會刺激陰蒂的發育，使陰道充滿活力，然而醫學家們斷然否定了這一理論。也有人提出，儒家支持纏足是因為它可以限制婦女的活動，使她們不能離家：這樣，纏足便成了女性卑微的象徵。這種說法過於夸張，所以不能令人信服。
在我看來，也許要從對鞋的崇拜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精神分析的考察，不過這是一個要留待性學專家們去完成的任務。
纏足的技巧不屬於本書的範圍，讀者可以參閱醫學專家們的說明。這裡只需指出，人們在女孩很小的時候把她的腳用裹腳布緊緊纏住。大腳趾頂端彎曲，其他四個腳趾彎向腳掌。以後壓得越來越緊，直到使跗骨和跖形成一個尖角。圖十二顯示了X光透視出來的腳的變形情況。腳變得像根釘子，以便穿上窄小的鞋。這些畸形的釘子被腿套蓋住，腿套的式樣在各個時代裡大不相同：圖十三使我們對腿套的式樣有了一個概念，這些腿套在色情文藝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如圖十三所示，A是腿套和鞋：在春宮畫集《勝蓬萊》（約1550年）上，一個女人全身赤裸，只有腿套和鞋還穿著。腿套是單色的綢子做的，鑲的花邊垂在裙子下面，這樣就遮住了鞋子。花邊由一根帶子系在小腿肚的上面，帶子的兩端垂在地上。正如按明代一本書的插圖復制的圖十八（見295頁）所描繪的那樣，婦女們是把長褲束在腿套裡的。
B是在1600—1650年間出版的畫冊，例如《花營錦陣》和《江南銷夏》上的其他腿套式樣。顯然，那是一種漿過的布料。布帶繞在腳踝上部的小腿上，但是沒有一幅畫畫出布帶的末端，因而我們無法知道它是如何系住的。C是根據現代作品《采菲錄》復制的1900年左右的樣式，D是當時婦女的一只鞋，繡著蝴蝶和西瓜的圖案。
在所有的春宮畫冊上都可以看出，凡是夫婦在一張席子上或丫鬟們能看到的其他地方xing交時，女人都是穿著鞋和腿套的。她們只是在掛著幔帳的床上才脫掉它們，裹腳布只有在浴後要更換時才解下來。
至於纏足對婦女健康的損害，人們往往都加以夸大。從中國婦女一般的健康狀況來看，最嚴重的無疑是由此產生的其他後果：纏足使婦女對舞蹈、擊劍和別的體育鍛煉全都失去了興趣，而過去她們對此卻是何等地重視。其次是故意使人體變形。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比19世紀西方觀察家們看得更全面一些。他們其中有一位在1835年談到纏足時說過：“（中國人）不僅在精神上，而且在身體也由於一些違反自然的做法而變得畸形了。”這位觀察家之所以振振有詞，是因為他忘記了在他的國家，幾乎就在同一時期，他的妻子和女性親屬都由於拼命束腰而引起心肺疾病和其他嚴重的疾患。纏足造成了長期的、難忍的痛苦，然而應該承認，當風氣盛行的時候，任何時代、任何種族的婦女通常都是甘心忍受痛苦的。1664年，當滿族的婦女被禁止像漢族婦女那樣纏足時，她們竟都為此怒不可遏。
在藝術方面，這種習俗造成了令人遺憾的後果，因為它致命地打擊了中國古老而豐富的舞蹈傳統。宋代以後，著名的美女和妓女都因她們在歌唱和樂器方面的才華而受到讚賞，然而出色的舞女卻越來越少。在朝鮮和日本，從中國引進的舞蹈藝術仍在繼續發展，在舞女之中始終興盛不衰，而在中國本身卻停滯不前，實際上不久便無人問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