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獄的難題：世界警察為何無法阻止種族滅絕？

「不敢相信，這真是太可怕！」
我們永遠只會這麼說，然後繼續享用晚餐
從猶太大屠殺、盧安達到新疆維吾爾，為何沒有人阻止種族屠殺？
聯合國在幹嘛？世界警察美國為何不幫？
是刻意縱容還是無能為力？是無利可圖還是道德淪喪？
國際開發總署署長 薩曼莎．鮑爾 拆解人道難題的批判之作

★榮獲普立茲獎、甘迺迪圖書獎、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等6項大獎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大西洋月刊》等14家媒體年度好書

二戰過後，納粹大屠殺的慘況撼動國際。國際強權在聯合國會議上，共同決議將「種族滅絕」列為明文禁止的罪行，並世代傳承「絕不重蹈覆轍」的訓示。然而，回顧二十世紀歷史，種族滅絕仍不斷發生，從紅色高棉到庫德族清洗，從盧安達大屠殺到波士尼亞戰爭，每場災難奪去數以萬計的性命，這種屠戮，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現今──

是什麼阻止國際採取各人道干預？當國際社會擁抱民主自由，為何對種族滅絕袖手旁觀？

本書作者薩曼莎・鮑爾為美國現任國際開發總署署長，九○年代中，時任人權記者的鮑爾，目睹國際社會對波士尼亞大屠殺袖手旁觀，而展開對二十世紀種族滅絕史的研究。

鮑爾採訪歷屆美國重要官員、閱覽官方檔案，更重返大屠殺現場，還原大國政府在每次種族滅絕事件發生時的回應，以及後續影響。藉由觀察大國政府與事件加害者、倖存者與吹哨人的互動，鮑爾寫下執政者對人道干預的軍事、外交、金錢、政治等種種考量，也記錄一群在權力核心以外的個體與組織，如何動用自身職權、媒體資源與法律知識，介入正在發生的血腥殺戮，與大國政府斡旋。

本書結合厚實的歷史學、法學與國際關係研究基底，以深刻的人道關懷視野，訴說延續至今的人權難題。當今極權體制興起、新冷戰局勢成形，俄烏戰爭與以巴衝突的戰火頻仍，國際社會對是否以及如何介入人道危機，仍然爭論不休。本書對當代人類種族滅絕史的梳理，有助於我們對各國的利益權衡，以及當代迫切的人道危機，有更為深刻詳盡的理解。

作者簡介

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
美國知名政治作家、學者、外交官和人權工作者，長期關注國際人權議題。鮑爾從2013年到2017年間，擔任歐巴馬政府人權顧問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投入提倡難民保護、女性與LGBTQ群體權利、宗教弱勢群體權利等人權改革，2011年推動國際軍事干預利比亞戰爭。

鮑爾在2002年出版《地獄的難題：世界警察為何無法阻止種族滅絕？》，該書榮獲普立茲非虛構類獎、甘迺迪圖書獎、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以及美國非虛構寫作獎盧卡斯獎等大獎。鮑爾本身亦曾獲選為《時代》雜誌與《富比世》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並在2015、
16年獲頒巴納德傑出獎章與亨利‧季辛吉獎。

鮑爾目前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教授，同時擔任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署長。她記錄自身投入人權工作歷程的自傳《理想主義者的養成》即將由衛城出版。

譯者簡介

黃楷君
政大阿拉伯語文學系畢業，現為書籍譯者。譯有《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時光出土：考古學的故事》、《原始富足》、《漁的大歷史》、《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等書，並曾合著《吹過島嶼的歌》和《台灣，世界的答案：加拿大為何會認為台灣很重要？》。譯作賜教：kchuang289@gmail.com。

「有些書優雅記錄歷史，有些書則創造歷史。這本書兩者兼具。鮑爾具有引人入勝的說故事天賦，以及一名記者對內幕秘辛的渴望。透過閱覽新解密的文件與進行大量獨家採訪，她打造出一部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著作，講述面對種族滅絕時，選擇挺身而出與袖手旁觀的美國人。這是一部講述我們國家歷史的前所未有著作，它改變我們看待美國與世界各國角色的方式。」──桃莉絲．基恩斯．古德溫，知名歷史學家、普立茲獎得主

「在尋找不要破壞主權並阻止種族滅絕的一般行動論據時，美國官員極富創造力而膽小的傳統，造成無止盡的恐怖暴行。薩曼莎・鮑爾的寫作學識與熱情兼備，她聚焦在人類因為冷漠和被動而付出的代價，讓讀者感到羞愧和沮喪。」──史丹利・霍夫曼，哈佛大學巴特威瑟大學教授

「薩曼莎・鮑爾完成一本珍稀著作，主題和著作本身同等重要。她以高度的敘事熱情和認真細心的學識，帶領我們深入準歷史場景幕後，描繪在外交政治的灰色地帶與怠惰無為的氛圍下，良善意圖的辭令如何失敗無效。」──菲利普・葛維齊，《我們要通知你，我們和我們的家人明天都將被殺害：盧安達故事》作者

「薩曼莎・鮑爾完成一本非常必要且強而有力的著作，她揭露我們尚未準備好履行『絕不重蹈覆轍』背後所隱含的承諾。她的研究首開先河，她的寫作清晰精確而引人入勝。這部著作是至關重要的里程碑。」──雅爾耶・尼爾，開放社會基金會執行長

「一部不同凡響的著作……她賦予本書敘事調查報導的極致說服力與驅動力，也為這本書帶來受法學訓練學者特有的嚴謹精確。許多學者已經忘記如何研究和說故事，才能實際吸引讀者。鮑爾出色面對這項挑戰。這是這十年來少數的關鍵著作之一，任何一位學習歷史、法律、哲學或外交政策的學生都非讀不可。」──大衛・馬隆，國際和平學院院長

「強而有力……鮑爾以極度清晰鮮明的筆調，訴說這段令人遺憾的漫長歷史，並繪聲繪影呈現親歷災難的人們，試圖傳達給美國人的憤怒。」──《華盛頓郵報》

「生動而寫實的深入研究。任何想了解為什麼美國已永久進入國際關係新時代的人，都必須閱讀這本書。」──《洛杉磯時報》

「說服力高得令人心痛……薩曼莎・鮑爾這本至關重要、可讀性極高的著作聚焦於本世紀種族滅絕幾乎未受控制，也缺乏外界實質回應後所發生的歷史，尤其是在美國。」──布萊恩・厄克特，《紐約書評》

「內容令人不安……鮑爾的著作可能會成為預防種族滅絕的教科書，因為她徹底揭露過去失敗的常見藉口，同時提供令人信服的架構，有助於預測未來的結果和暗示政策回應。這本書非常引人入勝、行文流暢，足以擔保多數學生和決策者都會閱讀這本書。」──凱姆・考夫曼，《外交政策》

「她的書是少數可以製造新聞話題，並描述重要而獨創主題的著作，讓人非讀不可……鮑爾是如此精熟的作家，她寫出一本構想絕佳、研究出色、熱情與學識兼顧的著作。無論是厭世者和愛好人性者、孤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都應該將之列入『必讀』類別。」──史蒂夫・韋恩伯格，《丹佛郵報》

「薩曼莎・鮑爾開創性的著作探討一個關鍵問題：美國為何經常遲遲不回應明確的種族滅絕證據。鮑爾優雅地主張美國政府官員不僅對柬埔寨、伊拉克、波士尼亞和盧安達發生的種族滅絕事件知情，在某些案例中，甚至採取行動予以掩蓋。相對於這些人，有人則賭上自身性命與職涯極力阻止悲劇發生。」──南・古德保，《紐瓦克明星紀事報》

「歷史清算需要時間……鮑爾透過全然的投入與犀利的知識深度，推進這個過程。她閱讀過任何發表與未發表的文獻，和任何可能的人對談。無論我們如何閃避現實，她都在本書中集結並詮釋這些事實……鮑爾的書應該被從頭到尾徹底閱讀。」──珍妮佛・里寧，《哈佛雜誌》

「振奮人心……這是這十年內有關美國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鮑爾是美國外交政策集團的新良心代表。」──羅米希・拉特奈薩爾，《時代雜誌》

「精彩又令人憤怒，震驚、可怕、令人信服的閱讀經驗。簡言之，鮑爾的著作是歷史、法律和政治學的大師級作品，任何關心預防重大人權侵害議題的人都不可不讀。」──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部


「世人曾以為，『種族滅絕』只是個留在上個世紀的歷史名詞。但在敘利亞、蘇丹、羅興亞、巴勒斯坦、甚至新疆的慘劇新聞裡，不僅有數萬生命在無差別的仇恨中殞落，人們對『種族滅絕』一詞的控訴、定義與無所作為，也一再捲土重來――正如《地獄的難題》本書試圖敲響的警鐘一樣：納粹大屠殺、波士尼亞、庫德斯坦、盧安達的種族滅絕，距離我們並不遙遠，歷史教訓的嘶吼與悲劇重返的暗影威脅，至今更無所不在。」──張鎮宏，《報導者》國際新聞主編

推薦序：一隻袖珍腦的巨大美國龍何時才能伸張正義？
邱師儀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外交史家肯楠（George F. Kennan）認為美國是隻坐在沼澤裡反應遲鈍的大恐龍，她的腦袋只有針尖大小，幾乎要砍斷她的尾巴才會讓她感覺到利益受損，但這隻大恐龍一旦被激怒發狂起來，不只會摧毀對手，連自己的棲地都會被牽連。歷史上跟這隻恐龍沒利害關係的種族滅絕事件，美國總統、國務卿與國防部長就會一次又一次的聳聳肩，不是無動於衷就是反應過慢。美國的麻木不仁有時候比加害者還更影響深遠，盧安達大屠殺時期駐地的聯合國將軍、加拿大裔的達萊爾，他窮盡一切力氣希望美國人道救援，最後只換來一場空。他踩在圖西族人屍堆上結束任務，回到加拿大罹患重度憂鬱症，幾次都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本書的作者是現任美國國際發展署署長鮑爾，她曾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本身是律師出身。鮑爾在二○○○年初期於哈佛甘迺迪學院擔任人權研究員，她對於種族滅絕多年來的紀錄與分析於二○○二年出版在這本專書當中。這些種族滅絕事件包括鄂圖曼土耳其殘殺一百萬名亞美尼亞人；赤柬波布殺害回教徒、僧侶與少數族群約兩百萬人；伊拉克海珊謀害庫德族人介於七到十萬；盧安達胡圖族殺害圖西族與溫和派胡圖族八十萬；賽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殺害波士尼亞穆斯林，此外還在斯雷布雷尼察與科索沃發動大屠殺，從一九九二年初以來，有超過二十萬人身亡，每兩人有一人流離失所。

閱讀此書是一個很虐心的歷程，當中有許多加害者殘虐的細節描述，包括性侵婦女、殺害幼童甚至食人。這一切也許不是要對讀者進行「恐怖行銷」，但要提醒身處安全之域的讀者，任何一場種族滅絕後所透露出來的數字，都是數千數萬倖存母親與孤兒的絕望眼神。就像一九九五年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女子因絕望而自縊，讓當時的高爾副總統與時任參議員、後來的總統拜登發出怒吼，甚至引發國務院史無前例大規模的公務員辭職潮，作為最後的抗議。這個強大的美國為什麼不做些什麼？

美國從開國元勳華盛頓以降，就勸告美國人不要多管閒事，國內的個人主義不是轉化為對外的孤立主義，不然就是不介入主義。美國的不介入、不譴責和不參與幾乎是美國政府的DNA，袖手旁觀的原因為何？鮑爾提到有幾項：包括美國政府不知情；美國政府已經夠忙碌無法再做更多，與做了也無效；然後最重要的是美國總統沒有意願介入。一直以來，歷任總統都不想涉入與狹義美國利益關係不大的種族滅絕，但同時總統也害怕背上種族滅絕幫兇的汙名，所以柯林頓終於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殺後下定決心要領導北約積極介入南斯拉夫。而美國的介入是否真的有效？鮑爾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美國介入，海珊不再使用毒氣對付庫德人；盧安達一間飯店因為美國外交官的幾通電話，讓胡圖民兵不敢攻擊飯店裡的圖西族居民；美國領銜北約轟炸波士尼亞，讓三年半的戰爭落幕。美國介入當然有效，只是美國政府害怕美軍的傷亡，與後面所衍生出來的政治責任。但美軍如果選擇介入，只要不讓自己落得像越戰一樣打爛仗，介入後「支持介入」的美國民意也會激增為多數，從珍珠港事變、進攻巴拿馬到老布希對伊拉克開戰都一樣。民意的支持是每任總統決定美軍可以介入的必要條件之一。至於介入方式，能空襲則空襲、避免派遣地面部隊與扶植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然而，美國也常常選錯邊，為了便宜行事而選擇與獨裁者站在一起，包括支持腐敗的柬埔寨龍諾政權，美國只在乎龍諾是個堅定的反共人士。在那個年代，許多暗黑外交都與尼克森與季辛吉有關，道德高位從來不是他們的考量。美國所支持龍諾政權所對抗的，是後來施行種族滅絕的赤柬，包括化名為波布的赤柬領袖。更扯的是，作為美國敵人的赤柬，竟然在一九七八年赤柬與越共的戰爭中，成為了美國的友人。美國這樣做只是為了拉近與赤柬後面中共的關係，並且一同對抗曾讓美軍吞下敗仗的越共與後面支持越共的蘇聯。於此背景之下，一九七九年與美國斷交的中華民國遂成了犧牲品。極度弔詭的是，在越共入侵赤柬後，解救赤柬種族滅絕犯行下倖存百姓的，不是美國，反而是越共，美國成了名副其實的幫凶。鮑爾還提到，美國喜歡以打上一場戰爭的思維處理下一場戰爭，越戰後美國對於東南亞的種族滅絕事件不聽不看；又柯林頓政府下的特種部隊在索馬利亞的傷亡，也讓美軍遲遲不願意介入隨後發生的盧安達大屠殺。

信奉現實主義者的人，可能會認為本書所描繪的聯合國與國際法毫無用武之地。在一開始就連美國總統與參眾議員都擔憂「種族滅絕公約」會讓美國南方蓄奴主成為被告而拒絕接受。國際法是需要轉化為國內法才具有執行效力，即使美國後來願意簽署，也還是加上「保留」的附帶條件，也就是一條單項「選擇退出」的條款。從許多意義來看，萊姆金所創造的「種族滅絕罪」，無法讓種族滅絕的加害者直接受到懲罰。把這些加害者繩之以法的，仍舊是美國直接或間接的干預。因為美國領導北約對於塞爾維亞的空襲，最後導致米洛賽維奇的失勢，並因此而被捕與被審判。此外，盧安達與柬埔寨懲治種族滅絕罪犯，都想要在自己的國家進行並用自己的方式為之，例如盧安達希望處死罪犯，但聯合國特設法院禁止死刑。柬埔寨甚至有包庇被告的情事發生，聯合國能置喙的空間受限。這些都是政治現實，種族滅絕罪只是提供一個名義上的道德框架來催化懲治行動。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或ICC)在2002年成立運作後，沒有各成員國對於《羅馬規約》的簽署，就不受其管轄。換言之，ICC缺乏普遍的領土管轄權，書中也提到很多在ICC之下還逍遙法外的種族滅絕罪犯。

反觀今日，美國政府對於種族滅絕犯行是否更願意挺身行動了？美國民眾是否更願意支持美軍的人道救援？從二○一一年敘利亞內戰流離失所的難民、二○一七年羅興亞人遭緬甸軍隊鎮壓、二○二二年俄烏戰爭與二○二三年爆發的以哈戰爭。在拜登總統與國務卿布林肯主政之下，美國似乎更願意以「種族滅絕罪」追究，ICC也在二○二三年三月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布通緝。雖然美國依舊小心翼翼不願意在烏俄戰場直接參戰，但援烏行動仍在持續當中，但這不是沒有代價，所謂的「烏克蘭倦怠」已在美國保守派之間蔓延開來，神似當年對於越戰的不耐。「軍援而不派兵」可能會是這個時代美國對於盟國的援救方式，「天助自助」卻是美國盟友包括臺灣應該要有的體悟。

各界盛譽
推薦序一 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推薦序二 施逸翔（臺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序言
第一章 種族謀殺
第二章 沒有名字的罪
第三章 有名字的罪
第四章 萊姆金的律法
第五章 一對最致命的敵人
第六章 柬埔寨：無助的巨人
第七章 大聲發言與尋找大棒
第八章 伊拉克：撇除人權問題和使用化學武器
第九章 波士尼亞：不過是南斯拉夫葬禮的見證人
第十章 盧安達：多半處於旁聽模式
第十一章 斯雷布雷尼察：遭受痛宰
第十二章 科索沃：連帶關係與戰鬥
第十三章 萊姆金的法庭遺緒
第十四章 結語致謝

序言
一九九五年六月的某個星期天，我意外認識了希德貝拉．吉米克，她是一名九歲大的塞拉耶佛人。在聆聽數小時附近砲擊熟悉的嗖嗖墜落聲和爆裂聲響後，我移動到幾個街區外某個社區，那裡有一棟曾經屹立不搖的公寓。那棟公寓滿目瘡痍，布滿三年來砲彈碎片和砲火留下的鮮明凹痕。那棟建築沒有窗戶、水電和瓦斯，除了在塞拉耶佛無處可去而有抱有自尊的居民，沒有人還住在那裡。
希德蓓拉十多歲的姐姐一臉茫然，站在距離公寓入口不遠處。她身旁的遊樂場上有一灘腥紅淺池，一只藍色拖鞋、兩只紅色拖鞋和一條把手為甜筒形狀的跳繩被丟在裡面。波士尼亞警方已經用明亮的淡藍色塑膠布，蓋住人行道上染紅的區塊，布上還印著白色的聯合國標誌。
希德蓓拉在她的社區裡是個眾所皆知的書呆子，大家都知道她辦過許多場選美小姐大會。希德蓓拉和她的玩伴會充分利用行動受限的童年，選出「公寓小姐」、「街角小姐」和「社區小姐」，並為她們加冕。在那寂靜的早晨，希德貝拉央求她母親讓她到屋外透氣五分鐘。
吉米克太太悲痛欲絕。一年半前，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枚砲彈墜落在距離他們家僅兩個街區的市中心主要市集，將六十八名顧客和小販炸成碎片。那場駭人而寫實的屠戮景象，在美國引發廣泛輿論同情，也促使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和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友採取行動。他們發布一份史無前例的最後通牒，威脅在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若他們不停止轟炸塞拉耶佛，或繼續進行柯林頓所說的「謀殺無辜百姓」行為，那將會受到大規模空襲。
「任何人都不該懷疑北約的決心，」柯林頓警告。「任何人，」他重複這個詞彙以達到效果，「任何人如果再砲轟塞拉耶佛，那必須……做好準備接受後果。」在美國的有感承諾後，塞拉耶佛的二十八萬名市民，逐漸適應在北約不完美保護傘下的生活。他們戰戰兢兢度過幾個月後，開始零星外出，沿著米利亞茨卡河散步，重建附有戶外露台的咖啡廳。年幼的男孩女孩蹦蹦跳跳踏出陰冷的地下室，脫離他們父母的視線、恢復戶外運動。他們品嘗童年的滋味，貪婪地渴望陽光和玩樂。這些孩子的父母感謝美國，大力讚揚造訪波士尼亞首都的美國人。
然而不久美國便退縮了。美國國內的輿論認為國家不值得賭上自身士兵安危，或挑戰想保持中立的歐洲盟友，來拯救波士尼亞人性命。柯林頓與他的團隊將種族滅絕等相關措辭改成「悲劇」和「內戰」，藉此降低大眾期待，好讓外界認為美國愛莫能助。美國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一直都對美國涉入巴爾幹半島事務不感興趣。長久以來，他將事件訴諸歷史背景，緩解美國不干涉引發的道德不安。「那真是個不幸的問題，」克里斯多福表示：「三方陣營──波士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之間的深仇大恨幾乎令人難以置信。這個問題太可怕了，數百年來都無法被解決。真是個地獄般的問題。」在市集慘案發生後幾個月，柯林頓也承繼這種心態，將波士尼亞視為對他而言的地獄難題。他希望這個問題能自行燃毀、從新聞頭版上消失，在他的總統任內不再繼續糾纏。
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接收到了這些暗示。他們明白，如今他們能繼續任意轟炸塞拉耶佛和其他擠滿市民的波士尼亞城鎮。這使得父母得和子女展開拉鋸，尋求將孩子留在室內的可能誘因。希德貝拉的父親記得：「我把洗手間改造成遊戲室。我買給女兒芭比娃娃、芭比車等所有玩具，只為了讓她們好好待在家中。」可是他的寶貝女兒卻一意孤行，催促道：「爸爸，拜託讓我過自己的生活。我沒辦法一直待在家裡。」
起初，塞爾維亞砲手很認真看待美國的承諾，塞拉耶佛人因此被短暫解救。這種承諾提高波士尼亞人的期望，他們期待再次過上安全的生活。然而，後來塞爾維亞的政治、軍事與準軍事領袖的殘忍暴行卻只受到譴責，而非受到美國之前承諾的軍事干預。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希德蓓拉親吻她母親臉頰，臉上浮現勝利的微笑。不到幾分鐘後，一枚塞爾維亞炸彈擊中她和十一歲的雅米娜．帕耶維奇、十二歲的莉里雅娜．洋伊奇，以及五歲的瑪雅．斯科里奇在玩跳繩的遊樂場。她們四人全數身亡，讓戰爭期間波士尼亞境內被屠殺的孩童總數，從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七人，提升到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一人。
＊＊＊
如果有任何事能讓人學會想像什麼是邪惡，那肯定就是這起事件了。在遊樂場慘案發生時，我已經在波士尼亞報導新聞將近兩年，早已放棄期待每天從頭頂呼嘯而過的北約噴射機會轟炸塞爾維亞人，阻止他們砲擊這座遭到圍攻的首都。我也開始預想四散在國內各地的穆斯林平民將會面臨的最壞情況。
在我拜訪悲慟的吉米克家十天後，一九九五年七月六日，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勢力開始攻擊當地被稱為「安全區」的斯雷布雷尼察。但當時我沒有特別驚慌。我以為就算是在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也不敢奪取聯合國守衛的土地。七月十日晚上，我順道拜訪美聯社分社。那年夏天，我因為美聯社的分社有熱情堅定的記者和正常運作的發電機，而將那視作暫時的家。當晚我抵達時，我被眼前的景象大大震懾。電話周圍陷入一片混亂，數日以來，塞爾維亞人對斯雷布雷尼察持續惡化的攻勢，突然急轉直下。塞爾維亞人已經準備好拿下這座城鎮。他們發布最後通牒，要求那裡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投降繳械，否則將面臨密集的轟炸攻擊。大約有四萬名穆斯林男女和孩童身陷重大險境。
儘管慢了一步才掌握這波攻擊規模，我還來得及趕上在美國的截稿時間。一篇刊登在《華盛頓郵報》的早報新聞，應該能讓美國決策者羞愧得出面回應。由於當時其他記者非常慌亂，我花了十五分鐘才等到一通沒被佔線的電話。電話打通後，我聯絡《華郵》國際版副主編艾德．科迪。儘管我知道美國讀者已經厭倦來自巴爾幹半島的壞消息，但這次攻擊風險似乎特別大。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將軍拉德科．瑪迪奇，並不是以試探或小規模掠奪土地的方式發布政治訊息，他正在攻佔一大片受到國際保護的領土，並挑釁世界來阻止他。我開始依據我的理解，滔滔不絕向科迪說明情況：「塞爾維亞人正從四面八方逼近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區。聯合國表示目前已有數萬名穆斯林難民，湧入他們在城鎮中心北方的基地。再過幾小時，塞爾維亞人就會完全佔領那個地區。這會釀成大災難，聯合國的安全區就要淪陷了。」
我當時剛成為《華郵》撰稿人，之前有人曾告訴我，科迪面對中東的腥風血雨有豐富的經驗，不太容易驚慌失措。他在這種情況下聽完我說明，提出了幾個敏銳的問題，這些問題讓我相信他已瞭解這場即將上演的危機的嚴重性。但緊接著，他說出讓我大為震驚的話：「嗯，根據妳告訴我的資訊，就算這件事繼續發展，塞爾維亞人也不會在今晚拿下那座城鎮。」我的表情因為預期他下一句將說出的話而扭曲，他也隨即說出口：「聽起來，等到斯雷布雷尼察淪陷時，我們再報導就行了。」
我提出異議，但沒有極力反對。我內心有一半認定塞爾維亞人會放棄攻勢，也不想發布假警報。但到了隔天下午，斯雷布雷尼察淪陷了。居住在那塊飛地上萬分驚恐的人民，落入瑪迪奇將軍手中。這名戰爭罪嫌疑人也是對塞拉耶佛進行殘忍圍攻的主謀。
我曾經在塞拉耶佛工作，在那裡，塞爾維亞狙擊手會對成群拖著髒水罐到城鎮另一頭的老婦人練習射擊。那裡原先風景如畫的公園，如今已成為蜂擁而至的年輕死者長眠的公墓。我曾經訪問數名體重掉了四、五十磅的消瘦男子，他們待在塞爾維亞集中營的日子在他們身上留下永久傷疤。那陣子我也才報導過那起四名女童遭殘殺的慘案。儘管我有這些經驗──或者說，可能正因為有這些經驗，我只能透過親眼見證的事物來臆測。我從未想過瑪迪奇將軍會如此有系統地處決他拘捕的每一名穆斯林男性與男孩，也從未想到他有能力這麼做。
斯雷布雷尼察淪陷後數日，一名同事從紐約打電話給我，表示波士尼亞的駐聯合國大使聲稱，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已經在一座足球場謀殺了超過一千名來自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男子。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我簡單說。我朋友重述大使的指控。「不可能。」我又說了一次，語氣堅決。
我並沒有沒說錯。瑪迪奇並未處死一千名男性。他殺害了超過七千人。
＊＊＊
我回到美國後，希德蓓拉和斯雷布雷尼察仍縈繞在我心頭。當我想起美國提出的保護承諾，讓一名孩子離開地下室、走到暴露在外頭的塞拉耶佛遊樂場時，我不寒而慄。我想起在斯雷布雷尼察遭到謀殺的穆斯林男子和男孩，也想起自己沒有提早發布適當警訊的無能。還有儘管有人命危在旦夕，外界仍拒絕干預。這一切都讓我久久無法釋懷。我發覺自己不斷回想到之前和同事多次的辯論，關於當時是否該介入。我們曾經在記者會上、驅車進行長途旅行中，還有訪問波士尼亞與美國資深官員時高聲爭論：如果同樣的罪行發生在不同地方（巴爾幹半島會喚起古老仇恨與易燃的緊張局勢）、受害者身分不同（多數暴行都是針對有穆斯林信仰的個體），或事件爆發時間點不同（當時蘇聯剛解體，舊世界的秩序還沒被人們對新世界的想像取代，聯合國也還沒替他們生鏽的運作機制上油、擺脫過時的想法與措施），美國與他的盟友會如何反應。一九九六年，當遠離事件現場，我開始探索美國對過往大屠殺事件的反應。不久後我便發現，這次美國對波士尼亞種族滅絕事件的回應，實際上是在本世紀中最堅定的一次。歷史上美國從未介入阻止任何一場種族滅絕，甚至鮮少在事發當下提出譴責。
在調查二十世紀幾起重大種族滅絕事件過程，有幾個例子特別顯眼。除了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清洗非塞爾維亞人事件，我還調查了鄂圖曼土耳其時期的亞美尼亞人屠殺、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柬埔寨波布的恐怖統治、薩達姆．海珊消滅伊拉克北部的庫德族人，以及盧安達胡圖族系統性殲滅少數圖西族。儘管這些事件規模不一，也不是每起事件都意圖根除某一族群所有成員，但這些事件都符合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條件。美國在外交、經濟、法律或軍事領域上，也都有進行有意義介入的選項。這些種族滅絕罪行發生在歐洲、亞洲、中東和非洲，受害者涵蓋各式各樣的種族和宗教。他們之中有亞洲人、非洲人、高加索人、基督教徒、猶太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犯罪時間則分布在美國強權發展的不同階段。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那時美國尚未成為世界領袖。猶太大屠殺（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發生時，美國正準備開始擔任世界領袖的角色。柬埔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九年）和伊拉克（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的種族滅絕是在猶太大屠殺之後、冷戰期間和越戰後發生。波士尼亞大屠殺（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五年）和盧安達種族滅絕（一九九四年）則在冷戰後發生，當時美國在國際間已享有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人們從猶太大屠殺中學到的教訓也達到高峰。美國決策者針對這些罪行，從事件背景和外交政策思考方面提出各式回應。在二十世紀過去三十年間，每位上任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布希和柯林頓，都曾做出預防與制止種族滅絕的相關決策。然而，儘管每起事件性質以及當時美國政府的人員組成有諸多差異，但橫跨各時期、地理環境、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分野，美國回應種族滅絕的政策卻出乎意料地相似。
為了瞭解美國對種族滅絕事件的回應，我訪問超過三百位曾經制定或影響美國政策的人。這些人大多都是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與中央情報局不同階級的官員，有些人是國會山莊的議員和職員，其餘則是曾報導屠殺事件的記者，或試圖改善局勢的非政府倡議人士。開放社會基金會提供我一筆補助金，讓我能造訪波士尼亞、柬埔寨、科索沃和盧安達，親自與受害者、犯罪者和旁觀者對話。我也曾到訪位於荷蘭海牙的前南斯拉夫戰爭罪國際刑事法庭，以及位於坦尚尼亞阿魯夏的盧安達聯合國國際法庭。非營利組織「國家安全檔案館」根據《資訊自由法》，監督美國官方將機密文件公諸於世。受惠於此，我得以取用數百頁新開放調閱的政府紀錄。這些素材相較於以往，讓人更清楚辨別相關人物、動機與屠殺事件之間的影響。
在解釋美國為什麼沒有對某些特定種族滅絕事件做出回應時，有些人會主張美國並不清楚實際情況、美國知道但不在意，或者儘管瞭解情勢，美國也幫不上忙。但事實上，我發現美國決策者對那些罪行瞭若指掌。有的美國人十分關注屠殺事件，為了採取行動而奮鬥，在個人生活和工作中做出龐大犧牲。從過往至今，美國確實有無數次機會能阻止屠殺，然而，體面正派的男男女女卻一再選擇別過頭去。我們全都對種族滅絕袖手旁觀，關鍵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如此。
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就隱藏在不同種族滅絕事件發生之前、發生期間和之後美國做出的重大決策──包含決定袖手旁觀的決策。為了探討本世紀以來，美國對不同種族滅絕事件的反應，我提出以下幾個問題：在這些大規模屠殺開始前，是否曾出現過警訊？美國有多認真看待這些警訊？誰負責判斷這些警訊？當時是否有任何理由讓人相信被預估發生的暴力，在本質與數量上，和不幸在地方發生的普通殺戮不同？一旦暴行展開，人們能取得哪些機密或公開情報？對於大屠殺的調查與分析，又會受到哪些限制與阻礙？美國官員如何、以及何時承認種族滅絕正在發生？美國政府內部或外部有哪些人，希望採取何種作為？採取作為的風險或代價是什麼？誰反對他們？誰佔上風？民意和菁英階層的意見為什麼分歧？最終，後人是如何去記憶種族滅絕事件，如何記憶美方的回應與那些極力主張干預的美國人？為了重建事件地敘事，我將多數案例區分為「預警」、「承認」、「回應」和「餘波」這幾個部分。
有別於我在前南斯拉夫各地旅行時抱持的假設，布希和柯林頓政府對波士尼亞暴行的反應，事實上與過往美國對任何一起種族滅絕事件的回應如出一轍。每每在事件發生前後，大規模流血衝突的警訊會激增，具有煽動性的政治宣傳不斷湧現升高，人們被屠殺和驅逐出境的消息也隨之浮顯。美國決策者會試圖理解這些駭人事件，難民故事與有關暴行的報導數量，會多到讓人無法否認。但往往美國國內幾乎不會有人堅決主張干涉，隨後美國伺機而動，給人希望卻又表現得被動消極，最終導致悲劇發生。於是大屠殺持續進行，絲毫不受美國的行動阻礙，且人們的暴行經常是因為美國無所作為，才更加無法無天。
在大屠殺的年代，敢於對袖手旁觀的世界提出最尖銳挑戰的，是那些拒絕保持沉默的人。每個案例中都會有一群特立獨行的美國人挺身而出，即便大環境一再將他們引導到別人口中不利於行動的處境（context），他們依然沒有忘記是非判斷。他們拒絕接受自己無法影響美國政策，或者美國無法影響那些劊子手。這些人在奮鬥過程並不孤單，但也缺少夥伴。透過瞭解他們嘗試達成的目標，我們能看見美國原先能做什麼，也能看見自己可能嘗試過的行動。同時藉由理解這群人如何以及為什麼失敗，我們更能看見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怎麼放任這些悲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