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鎮化：中國城市的發展、勞動市場和教育

隨著中國數百萬農村人口被歡迎進入大城市作為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地方政府卻使用各種工具來限制他們獲得正式公民身分，形成既利用又排除的政策效果，以達到所謂及時回應（Just-in-time）的城鎮化機制。

本書提出的問題意識為：國家如何管理城市的流動人口？人民如何被城鎮化？其社會後果為何？作者打破傳統，把學校當成窗口，觀察更廣泛的城鎮化過程，並透過民族誌研究及上百次訪談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職員與家長，探討中國如北京等特大城市一方面向精英階層提供他們不一定需要的優質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利用落戶、住房、勞動、學籍等政策，讓缺乏資源的低端家庭陷入規定朝令夕改的不安、在城鄉之間不斷遷移，和不平等的教育機會。備受剝削的中國農民工所面對的生命政治控制顯然更暴力也更嚴厲。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專文推薦

【作者簡介】

傅青山（Eli Friedman）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博士，2011年起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全球勞工與工作系，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與東亞、發展、社會運動、城鎮化、工作與勞工等。除了本書之外，2014年出版《叛亂的陷阱：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工政治》，2024年6月出版China in Global Capitalism: Building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gainst Imperial Rivalry。

【譯者簡介】

江淮

學的是文學與社會學，專職譯者，擅於處理人文、歷史、社會科學與中國題材，近期譯作為《帝國爭霸》。

推薦序：中國城鎮化與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新經典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化與社會不平等的局勢持續引發關注，然而相關著作數量有限。傅青山（Eli Friedman）教授的專書：《人的城鎮化：中國城市的發展、勞動市場和教育》，是其中一本理論架構完整、田野調查又深入的經典之作，在英文版出版之後備受好評，繁體中文譯本面世更將造福全球的中文讀者。此外，本書的學術視野與田野研究成果，補充了目前中文世界裡中國研究的空白之處，因此別具啟發性的意義。

中文世界裡中國研究的限制

筆者認為台灣的中國研究社群當中常見三種觀察視角，首先是有關中共高層精英的威權制度變化與政治鬥爭研究，對於掌握精英關注的政策動向有一定的重要性；其次是接近中國公民社會底層的質性研究，從田野調查關注特定議題，包括工廠、社區、非政府組織、政教關係、性別與家庭議題等，這些研究者也常接觸社會抗爭；第三類研究涉及到兩岸關係，例如台灣人在中國，包括台商、台灣企業幹部、台師與台生等，或是中國人在台灣，如陸生與陸配的研究。前述三種視角當中，除了第二類少數例外的傑出作品，如吳介民的《尋租中國》具有整體架構，通常欠缺對中國社會不平等之再生產領域的田野調查與深入研究，台灣學者要體會中國農民與工人階級的生活處境並不容易。

至於在中國的社會學界，階級與教育不平等的量化研究相對主流，不過這些模型很容易得到相同的結論，即戶籍制度下的城鄉差距是造成中國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其缺點也很明顯，即是對城鎮化政策複製不平等的政治起源與制度過程視而不見。雖然質化研究方面不乏「農民工」子弟學校與留守兒童的優秀民族誌，出版之前卻受到中共政治干預學術審查的影響，雖然呈現教育不平等，卻無法對制度進行批判。我有一位研究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朋友曾收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審查員評論，因而大幅修改博士論文內容。

中國的階級複製：精英與底層的教育現場

最近有關中國教育不平等複製的幾本重要譯作問世，相當值得推薦與互補，例如台灣學者姜以琳的作品《學神：中國菁英教育現場一手觀察》（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其研究北京精英中學的師生互動過程，學生自行建構出學神、學霸、學渣等標籤，最後把這種社會不平等合理化並內化為全球精英的世界觀。當然，這是中國教育體系的頂層，北京的重點中學裡其實見不到任何一個農村學生。

相對於學神的一端，讀者若想要理解中國社會底層民眾，他們的家庭與小孩究竟遭遇何種學校體制與教育品質，本書無疑是探討中國「農民工」子女受教情況的最佳書籍。其中的農村移工在城市裡薪資偏低、備受剝削、無法照顧好子女，也很難協助學校教育，許多學校的位置設在大都會邊緣即將拆遷的老舊村舍，基礎設施與教學品質低落，最後難逃被市政府強拆的命運。

不平等的城鎮化：戶籍制度在中國的重要性

本書與這篇序文都使用「農民工子弟」一詞來陳述書中主角。所謂「農民工」，是有中國矛盾特色的用詞，在中國毛時代建立的戶籍制度下，全國人口被區分為農民戶口與非農戶口兩種類型以實施計劃經濟，將農民集中到生產隊與人民公社，將其農村剩餘糧食搜刮到城市的國有重化與軍事工業的就業人口，且為了防止農民脫逃到城市，更建立收容遣送制度。一直到2003年，中國公安或城管都可依法取締外來或農村戶籍人口，並拘留或遣送。所謂「農民工」，原指這群在城市做工卻只有農村戶籍的人，後來也被指稱一般非本地戶籍外來移工，因為子女不在戶籍地就沒有公共教育預算，只能讓小孩進入私立（民辦）學校，農民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

傅青山教授擴展傅柯（Michel Foucault）講稿中呈現的生命政治理論，說明國家操弄政治與制度以達到既利用又排除「農民工」人口的效果，並且將之稱為及時回應（Just-in-time）的城鎮化機制，即地方政府透過操弄落戶與排除的政策，保留可以繼續產生經濟剩餘與稅收的勞動人口，但拒絕承擔他們的家庭與子女再生產的成本，當然這些城市幹部在勞力短缺或房地產價格下降時，也會放寬戶籍政策，如此即可使地方政府稅收極大化與支出極小化。但這種城鎮化策略的代價就是逆向分配的福利國家，城裡人持續成為有文化的「高素質人才」；「農民工」與其子女則是沒文化的「低端人口」，難以向上流動。除了釐清城鎮化的政治之外，本書也詳細描繪學校內的師生與家長互動，顯示農民工無法協助教育子女，反倒是農民工子女學校占多數的女性教師成為家庭照護機制。

從城市到資本主義帝國的歷史比較

除了傅青山教授的經典著作之外，筆者與洪人傑、曾浴祺博士刊登於《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論文〈保衛新長城：中國戶籍改革與公共服務的政治學〉(Guarding a New Great Wall: The Politic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s and Public Provision in China），則從歷史制度論提出類似分析，認為中共統治精英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利益分配格局，包括國有企業職工與城鎮人口等城市既得利益者對改革政策的抵制，決定了戶籍改革與城鎮化的邊界。筆者曾跟傅青山教授開玩笑說，我們替他的新書寫了一個很長的歷史註腳。

不過，傅青山教授的學術視野不僅於解釋中國城鎮化政治學的歷史變化。他在本書結論中提出跨帝國比較的觀點，認為十九世紀歐美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是外擴性質的，以新領土與人口作為獲益與剝削的邊界，因此會建構出種族主義的不平等結構，中國則是內捲性質的資本主義，即便有少數民族與邊疆資源但比例很小，因此只能在漢族之內建構空間剝削的戶口等機制。這是獨創的學術啟示與對中共體制的批判，當然也很難在中國出版。

中國研究的田野與出版困境

2010年左右，我跟傅青山教授都還是初出茅廬的中國工人研究者，在國際會議與珠三角工人組織相遇，也認識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母親Ellen老師。他的第一本著作《叛亂的陷阱：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工政治》（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是中國工人抗爭的經典，他認為中國已邁向資本主義經濟，但在中共控制全國總工會的情況下，工人只能採取分散式的衝突來爭取權益，難以形成集體協商或福利國家體制。我曾邀請他到中央研究院等處巡迴演講，後來他開始研究農民工子女學校，我則在四川地震災區進行調查，2017年之後中國對公民社會與學術研究的管制日趨嚴格，他的家人也受到國安關心，我們都很擔心這些田野經驗將是對中國底層的最後一瞥。

因此，當傅青山教授告知有意願在台灣出版中譯本之後，我相當興奮，透過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協力，積極地聯繫臺大出版中心，終於促成本書出版，並且推廣到華語世界。雖然我不是作者，能提供一點協助也感到與有榮焉，自願以這篇推薦序畫蛇添足，至少希望能點出本書在這個時代出版的珍貴性與重要性。

中文版序

對於一位長期生活在美國大學裡的人來說，以英文書寫中國一直是不小的挑戰。從2000年代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博士開始，我就已清楚意識到西方學術界從過去的被殖民國家獲得資料推進個人學術生涯—甚至直接支持帝國主義計畫—的不光彩歷史。當然，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但是政治和方法論上的兩難一直充滿在我的研究取徑之中。從2004年在中國南方做田野調查，我就全身投入帶有入世（practically-engaged）的知識工作。在早期的計畫中，我與廣東的勞工NGOs密切合作，仔細聆聽工人和組織者在打造權力和推進現實利益時所面臨的挑戰。2000年代後期，我和官方工會裡的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建立關係，努力推動與美國工會的合作，並和關心廣大底層農民工的困境以及跨國企業對工人剝削的中國學生一起組織研究計畫。在這些不同的計畫中，我努力讓自己和研究幫助那些極力爭取中國社會更平等也更公正的人。

2000至2010年代初，中國的公民社會和學術界許多人都曾熱烈合作，試著強化帶有實踐性質的勞工研究，但國家從頭到尾並不樂見此事。事實上，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我與中國勞工組織和學者的合作空間就開始迅速萎縮。因此，當我聽到自己2014年出版的《叛亂的陷阱：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工政治》（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一書被禁，其實非常失望（雖然不是那麼意外）。我正是在這種政治和學術壓制日益嚴峻的環境下從事田野工作，最終寫出各位手上這本《人的城鎮化》英文版。儘管我偏好「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但我在這個計畫初期就了解，以當時的政治環境來看，這項研究不太可能在中國產生實質影響。

當然，本書在臺灣出版也無助於改善眼下的情況。我也深信本書中文版在中國會遭到查禁，臺灣的出版社也無法改變這項現實。儘管如此，基於以下理由，我仍然非常高興看到本書中文版的問世。

首先，雖然無法通過中國官方管道購買，但我仍樂觀地認為本書會在中國悄悄傳閱。雖然審查制度相當嚴格，但不能完全阻止書籍在個人之間流通；雖然中國不能成為本書的「市場」，但我對於學術界和公民社會中的少數關鍵人物可以拿到本書而感到興奮。無論如何，學者總是在為少數但積極投入的讀者寫作，我很樂觀地認為，比起英文版，中國有一些人肯定更有可能閱讀本書中文版。

其次，我很高興能讓更多的臺灣和其他華語讀者看到這本書。生活在東亞的人都明白，中國在這塊區域影響巨大。我們對於中國的了解往往被地緣政治與方便消化的媒體敘事所掩蓋。我希望讀者進一步了解中國老百姓所面臨的掙扎之後，能夠更深入了解中國的社會紋理，或許也更能與那些在中國遭到排斥和剝削的人站在一起。雖然我不認為單純讓其他國家的人民通情達理，就必然可以使國際關係更為平和，但我確實認為如果不清楚掌握中國內部社會的問題，就無法解讀中國的外部行為。在中國越來越自信的時刻，這是許多亞洲人應該感興趣的事。

第三，我發現翻譯著實是一段知識激盪的過程。譯者很精鍊地把我的英文譯成中文，而我也對最終的翻譯成果感到滿意。但是讀者不應忘記，本書許多內容最初都是從中文翻譯過來。數不清的政府政策、官方文告以及田野報導人說的一字一句，起初都是中文，再由我譯成英文。為了本書中文版，我不得不翻閱訪談的逐字稿，找出引文，才能在中文版呈現原話。這個過程不斷提醒我，有些受訪者表達的意思肯定會在翻譯過程中流失，而他們說的話如果以原話呈現，往往更具感染力。雖然本書英文版中的一些概念在中文版可能顯得生硬，但是比起英文版，田野報導人的話語在中文版表現得更強烈、更準確。我在英文版必須對農民工的一些說話方式加以潤飾，但是在中文版之中，我基本上保留原話未做任何的變動。我希望這樣做能夠傳達一種意義，還有與受訪者之間的社會親密性，這是英文版之中所無。

我想再稍微談談如何定位本書對美國學術界的理論貢獻。近年來，美國學術界和行動主義者對於「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的理論產生濃厚興趣，例如種族等級制度的歷史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如何聯繫在一起。雖然這類文獻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好處，但我始終認為它無法把歐美帝國範圍之外的社會變動理論化。我並未質疑歐美帝國對於非洲黑人的奴役還有對土著的剝奪，可能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社會事件。然而，種族資本主義的文獻不太探討日本帝國在亞洲內部的殖民主義，更不用說中國、南韓和臺灣的資本主義快速發展，而這些當然都發生在後殖民時代。美國學術界聚焦於反黑人反原住民壓迫，認為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積累重要的社會分化，根本就無法解釋東亞的經驗。

尤其是本書第二章和結論，我提出一個開放的問題，試圖推進種族資本主義理論：少了歐洲的殖民擴張，我們如何理解中國的社會差異與資本主義增長之間的關係？我的答案指出，在中國，農民一直是經濟成長過程中被抹除人性和犧牲的那群人。對中國人來說，因居住地而形成的社會等級制並不特別令人驚訝。但對西方讀者來說，強調非種族形式的社會差異是資本主義社會學很關鍵的一環可說極為重要，在東亞尤其如此。以西方的種族輪廓來看，來自河南農村的人和北京人的差異會被抹平，因為兩者都被稱為「中國人」。我的目標是要證明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因為居住的地理位置而帶來的社會排除和剝削，類似於種族主義在歐洲殖民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

隨著種族資本主義理論的發展，西方學術界近年來尤為關注種族主義、資本主義和移民之間的關係。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邊境的軍事化問題，特別是美國南部邊境和地中海地區。由於中國接收的國際移民有限，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這些討論之外。儘管如此，我撰寫本書的目的是要說明西方與邊境和國際移民控制相關的治理體系，事實上在中國國內出現內部化並直接針對自己的人民。儘管兩者之間有明顯差異，但拉丁美洲非法移民在美國可能面臨的各種剝削，類似於中國境內從農村往城市的移民所經歷的事。這也是我希望讓西方學者理解中國的另一原因，同時利用中國的個案提煉在西方形成的理論。

本書的研究在2017年告一段落，從那時起的數年發生激烈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城市如何管理流動人口的問題因新冠肺炎而令人瞠目結舌。雖然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的許多事蹟都讓人吃驚，但事實上，我在書中已整理出一些流動控制的體系，這套體系後來在「動態清零」階段都獲得採用，透過恐怖的手段達到目標。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城市裡的農民工無法取得各項服務，甚至被迫忍受長期的封控，特別是疫情封控放開前的2022年。在上海、廣州、鄭州等地，工人的工作安排被迫進入「閉環」、無法離開工廠的農民工出現大規模抗議和騷亂。實施閉環時，政府往往不能為這些農民工提供足夠的食物或藥品，也造成工人整天對自己的健康提心吊膽。毫無疑問，在2022年封控期間，中國的城市居民也遭受巨大痛楚，但農民工面對的生命政治控制，顯然更暴力也更嚴厲。這種專制的控制體系，還有取得社會保護的管道不平等，從我2010年代以來的研究就已顯而易見。因此，中國流動人口遷徙自由的問題仍然與出版本書英文版時一樣迫切。

對於本書得以在台灣出版中文版，我要特別感謝林宗弘。2022年12月到臺北訪問時，我跟宗弘說我想要出版本書的中文版，問他有什麼看法。讓我驚喜的是，他把這件事攬在自己身上，聯繫可能有興趣的出版社，並申請一筆經費支持翻譯工作，我發自內心感謝他對此事的努力及付出。我也要感謝江淮精彩的翻譯。當我在校訂中文版時，時常讚嘆於他把充滿挑戰的文句譯出精準的中文。我也曾做過翻譯，完全明白他要付出多大心力才能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我由衷感謝他的努力。

推薦序／林宗弘

譯者序／江淮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圖表目次

導論

多重城鎮化

研究學校教育

研究設計

本書論點與章節安排

第一章　城鎮化政治的概念化：及時回應體系

資本主義和生命政治

管制流通：城市增長的兩難

JIT城鎮化

結論

第二章　城市發展主義和倒置福利國家

從工業化到城鎮化

重新配置社會空間等級制

「計畫外」同時接受教育

積分入學

倒置福利國家

結論

第三章　農民工子弟學校：集中式剝奪

製造非正式教育

稀缺資源

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流動性

非營利學校、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

結論

第四章　被製造的過剩人口：家長駕馭「教育控人」

進入計畫外的學校教育

教育控人

回「老家」

情緒緊張

結論

第五章　人口管理的「銳邊」：學校關閉和拆除

城市發展主義和移置

淘汰學校的獨特路徑

學校拆遷的影響

結論

第六章　再生產的減震器：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

移民、理想主義的畢業生和退休人員

在集中剝奪的空間中勞動

亦師亦母與相親相愛

結論

結論　全球延伸

定位北京

資本主義式的人口管理：內延與外延

為誰復興？

從內延式增長到外延式增長？

附錄：方法論

徵引書目

索引

導論（摘錄）

2011年夏天，北京市政府開始打擊農民工。時間恰恰是開學的幾個禮拜前，推土機至少拆除二十幾所民工子弟學校，迫使數千名小孩和家長陷入絕境。這些孩童之所以在沒有許可證的民辦學校就讀，只因為父母沒有本地戶口，無法進入國家的教育體制。周邊的民工子弟學校不可能吸收所有無學可上的小孩，而且早已過了註冊時間。有些家長急急忙忙在最後一刻尋找另一所願意讓小孩入學的學校，有人則將孩子（可能獨自一人）送往偏遠農村的貧困地區。國內外的譴責排山倒海而來，拆除過程中只留下荒唐無人性的破壞，但政府只給出最無力也最敷衍的解釋：這些學校未達標準。

接下來三年，情況越來越清楚，拆除學校並非無心之舉，而是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開端。當時有個普遍與意識形態上根深蒂固的陳腐之說，中國，尤其是北京，人口過多，如果公共服務向全部中國公民開放，城市「承載力」將會超載。儘管如此，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大城市吸引數百萬農民工，不斷超過原先設定的人口上限，而且這些可以任意調配的廉價勞動力湧入，支持著中國的經濟擴張。然而，到了2014年，北京市政府已經採取各種手段進一步驅趕不受歡迎的農民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提高公立學校的入學門檻，同時不斷扼殺非正規教育的辦學空間。以流行的論述來看，這種地方主義式的打壓被稱為「教育控人」。儘管農民工在北京長期面臨驅逐和各種排斥，但這項新策略使得我的注意力放在學校逐漸成為城鎮化政治的戰線上。

由於北京的排他性政治（exclusionary politics）越演越烈，因此我對於部分媒體在2013至2014年大力討論黨中央逐步消除戶口限制，追求「人的城鎮化」感到驚訝。後者的說法隱隱約約承認，農民作為工人已越來越城鎮化，但到城市落腳之後，他們在國家的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享有社會服務的權利卻遭到取消，所以不再是完整的公民。幾個月之內，中央政府陸續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至2020年）》和〈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前者努力要在六年內把一億人口轉移到城市，後者則取消農村和城市戶口的區別。

但支持城鎮化的言論與我在前幾年親眼所見不符。事實上，這些大肆宣揚的計畫已非常明確地將「特大型城市」排除在改革範圍之外。這項計畫勾勒出一個社會地理面貌，當中個人人力資本水準將符合其在國家社會空間等級中的位置。這項計畫努力的起點至少可追溯到1990年代放寬小型城市的戶口要求，預想人的城鎮化大部分會發生在一線城市之外。另一方面，人口超過五百萬的「特大」城市將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但計畫並未一併要求這些特大城市不讓人口流動；反之，政府鼓勵城市建立「階梯式落戶通道」以控制取得戶口的範圍和步調。這與2014年的戶籍改革相呼應，改革要求特大城市建立積分入戶制度，其為人力資本評分與排序看似透明的方法。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的公開講話就間接表達國家的意圖：「外來常住人口既要盡義務，也應該享受服務」。

國家認為這些義務有助於城市人口的優化。在這個歷史時刻，優化主要包含兩個相關的面向。首先是有抱負的城市人口需要推動地方經濟的升級。儘管早在幾年前，從工業導向往城鎮化導向的轉變就已開始，但習近平2013年上台後大力推進城鎮化。國家認為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轉型可能要提高工資、增加國內消費、推動友善環境的增長方式，這些都是經濟「再平衡」的關鍵特徵。為了實現城鎮化，城市想要篩選對的人才到城市落戶，允許他們實現高附加價值的綠色服務經濟。

人口優化第二個直接涉及的面向是回應城市人口迅速高齡化的問題。中國政府計劃生育的目的是讓家庭和學校關注更少的孩子，以提高人口素質。但這項政策加上城市經濟的結構變化，導致城市出生率急遽下降。由於市政府主要負責醫療和養老的經費，人口高齡化成為一個嚴重問題。城市試圖解決此問題的一種方法，是向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施壓，要求她們早點生育，並且生兩個孩子。2015年初，也正好是上海驅逐所謂「低端人口」的流動人口期間，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一位官員公開呼籲上海人生育，宣稱「兩個孩子可以讓家庭有更佳的穩定性及社會發展」。但特大城市清楚自己不能只依靠不斷提升當地出生率以撐起勞動力，因此剛落戶的城市居民另一項責任就是為日漸老化的人口注入經濟活力。

政府明顯對於生活在特大城市的幾千萬人無法達到落戶標準保持沉默。這就引起一系列緊迫的實證問題來架構本研究：哪些流動人口可以在他們工作地「城鎮化」？從2011至2014年流動兒童的情況來看，顯然有大部分流動人口無法滿足國家規定的條件，以在北京接受教育並享受其他服務。那些沒資格的人會怎樣？這對於中國城市中新興的移民、公民身分和階級等體制透露什麼？換句話說，本書打算處理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如何管理人口流入城市？也就是人如何城鎮化？城鎮化的路徑對社會的影響又是什麼？

多重城鎮化

近幾十年來，有關中國城鎮化的文獻汗牛充棟，我們對於空間遷移和集中的後設過程（metaprocess）如何影響國家、資本和勞工的理解，又如何被這三者影響，有了重要發展。關於如何影響，學者多年來一再指出所謂「國家引導的城鎮化」過程中，國家在城鎮化進程發揮很大作用。也就是說，相較於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中國政府有更大的能力控制土地、人員和資本流動等影響城鎮化過程的因素。然而，邢幼田修改這一框架，她認為城鎮化與國家互相影響，稱之為「地方國家的城鎮化」（urbanization of the local state）。正如我們將在書中所見，一系列國家問題—經濟發展、社保、維穩—逐漸進入城市治理的範圍。

毫無疑問，資本已經越來越城鎮化，亦即中國經濟的特色是逐漸偏向城市（而非農村或工業）。中國各級政府最近把重點放在土地與城鎮化引領的成長，特別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製造業對GDP的貢獻在2012年達到頂峰，自此就大幅下降。即使未完全私有化，仍然造成前所未有大規模的土地商品化、城市再開發、不動產投機、基礎設施發展。總之，現在有充分證據表明，不僅資本逐漸藉著城市空間的重組和密集利用（intensified utilization）來尋求利潤，各級政府也積極鼓勵這個過程，並把控制土地當作宏觀經濟的槓桿。

隨資本城鎮化文獻出現的是農民工研究。雖然這些研究並未明說，但其描述的是勞工的城鎮化。勞動學者已充分記錄農民工所面對的高度剝削和非正式的勞動體制，以及他們在城市中普遍面對的社會疏離。談到工人的政治能動性，潘毅與盧暉臨提出「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這種情況深受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程度不一所影響。工人的農村社會再生產與充滿活力的城市勞動力市場在空間上的分隔，對於便宜的勞動力至關重要，也被政府認為是經濟發展中關鍵的比較優勢。這種把社會支出外包到農村的做法，首先且最重要的是透過戶口制來落實，這一直是中國經濟成長讓人瞠目結舌的「秘密」。

二十世紀末至今，國家、資本和勞動力的城鎮化推進迅速，人的城鎮化卻滯後。勞工和人之間的區別非常關鍵。前者僅僅是指人類的經濟生產能力，後者則概括更廣泛的需求，例如取得舒適的住房、醫療和教育，還有社會生活及休閒。如果少了這些，一個人可能是工人，但不能充分發展和展現自己的人性。根據定義，人的城鎮化是種空間概念，指的是人在其中從農村到城市的空間重新安排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兩者之間相對接近。雖然推進這一趨勢是中央政府明說的目標，但重要的問題仍然是誰會在那個空間進行城鎮化？為什麼？又有什麼影響？一個被反覆提及的事實是中國城市人口2011年超過50%，這雖然具有重要象徵意義，但無助理解人的城鎮化政治和進程。

與中國農村向城市遷移相關的研究文獻十分廣泛，即使這些文獻未必被框架為研究城鎮化本身的問題。本書反覆出現的主題是各種形式的排斥相當氾濫，特別是農村到城市的遷徙。除了前述工作場所外，類似現象還表現在各個領域，如勞動力市場、城市社會地理和住房，還有衛生與教育。大家都認為戶口這種相對獨特的制度安排對於構築此類排斥扮演關鍵角色，儘管對後續影響程度有多大還存在爭議。在不同的制度和社會領域中，當公民身分逐漸變為一套「地位連續體」（continuum of statuses），農民工就會以切割（segmented）且不完整的方式插入城市空間。這導致移民家庭從事再生產活動時，求助一切社會空間治療分類（sociospatial triage）的方式，農村裡「留守兒童」數量激增，家庭分離且一再發生循環遷徙（circular migration）。

這種觀點直指中國城鎮化其中一個關鍵面向：數億農民工在生活與工作上的空間切割。前後貫穿的共同軸線是強調戶口及其他社會和法律制度如何排斥農民工。毫無疑問，中國城市的移民問題不僅有排斥問題；反之，也存在束縛與拒絕的問題：納入成為勞工同時排斥作為完整的社會人（social being）。因此，為了更全面捕捉這種政治變動的開展，有必要以一種整體方法（holistic manner），把資本、勞動力和人的城鎮化一併納入分析，並審視它們的互動及錯綜複雜的關係，而非以分隔的方法各自處理。儘管任何實證觀點都必然偏頗，但我試圖將人的城鎮化定位在國家管理資本主義更廣泛過程中的一個時刻，並探索過程中各種特徵之間的連結。

研究學校教育

我們可以利用許多觀點，有意義地研究人的城鎮化及其社會後果：工作場所、家庭、政府機構、醫院、休閒場所、街道本身。然而，研究學校所得出的洞見無法從其他立足點蒐集得來。正如接續章節藉著經驗材料所證明，學校是各種社會情況的指標：家長的教育程度、勞動和住房市場中的地位，以及取得社會服務的管道；城市再發展和空間重構（reconfiguration）的過程與社會反抗都體現在學校。因為學校是社會再生產出類拔萃的機構──在此指的再生產有雙重意義。

第一層意義是學校的平權（affirmative）或生命政治功能。在最好的情況下，小孩在學校這個空間得到照顧，並且被鼓勵發展身體、認知和情感能力，使他們能實現自己的潛能。從孩子、父母和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能力是成為完整的成年人所必需（當然，成年人被灌輸的具體能力、意識形態和傾向在不同社會環境中也是南轅北轍）。以資本來說，學校教育對於培養具備各種技術和創造能力的勞動力絕對有必要，更不用說一定程度的順從（docility）──傅柯提到對於身體的規訓權力與面向人口的生命權力「相吻合」（dovetails）。毋庸置疑，國家把教育體系作為行使生命權力的重要機構之一，透過學校實現各種方法，試圖培養生物上與社會上可用的人口。簡而言之，這個詞指的是人口的代際更新，或者馬克思主義所謂「社會再生產」。

第二層意義，我們或許可稱之為「階級再生產」，這與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高度相關。它指的是在不同時間保有社會支配的特定組織。正如與Jean Claude Passeron合著及其他作品的論證，布爾迪厄點出學校是一個關鍵機構，支配團體透過學校能鞏固支配──並非像古典理論那樣透過直接的政治脅迫或經濟剝削，而是將特定文化形式確立為合法。Paul Willis同樣證明學校中浮現的文化形態深深影響學生最終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位置。一個人無須抱持國家的陰謀論觀點就可以理解學校教育在意識形態上的影響，最著名就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提出的觀點。雖然國家和資本同樣關心培養有市場技能的人，但也必須關心培養某幾類政治主體，也就是願意服從相對固定社會等級制度的人。第二層再生產與第一層相關，它們都指涉一種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然而，前者強調為改善生活所做的干預，而後者則指確保階級支配相對穩定的過程。學校內的「社會再生產」和「階級再生產」絕非相互排斥，而是社會變動的獨特面向，主要是形塑小孩子的能力和主體性（subjectivities）。

當代中國人民城鎮化的背景下，學校有著特別意義。正如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論斷，戶口雖然仍是重要的制度障礙，但在很多方面都不像以前那麼重要。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農村戶口身分不太願意轉為城市戶口，因為這就表示拿土地安全換取城市中不確定的（也許是正在減弱的）社會安全網。這種情況在社會福利體系較不健全、較小且較貧窮的城市尤其如此。但正如我自己的著作和調查研究所證明，教育仍然是希望取得城市戶口者最大的動機。城市公民身分所帶來各種好處之中，公立教育──促進代際之間社會流動的主要管道──依然是牢不可破，這並非巧合。正如Terry Woronov和凌旻華針對職業教育所做的研究清楚表明，對於城市年輕的農民工來說，學校教育有助於複製社會和經濟的階級支配。正因為教育體系是城市特權最重要的堡壘，它對於理解中國城鎮化的社會意義極為關鍵。

我研究學校的方式打破傳統。儘管與教育學者同樣關心入學管道（access）和不平等問題，但在本書中，我把學校當成窗口，以觀察更廣泛的城鎮化過程。另一方面，從事城市研究的學者經常主張要圍繞著資本理解城鎮化，這主要涉及到土地，但也將人類生存和社會生活問題置於分析邊緣。移民學者非常關注後者，他們對於人如何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進行移動卻關注不足。我的目標是降低各種不同盲點，同時討論城鎮化、資本主義發展及勞動市場之間的關係──而學校是掌握這個互動過程，以及從經驗上評估社會後果的理想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