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的道路：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回憶錄

★ 與領導人接頭的地點要選在公眾地方，等候時間不要超過十分鐘
　★ 要擺脫特務的跟蹤
　★ 如用電話約見，無論日期和時間都要減一
　★ 不要與不是直接聯繫的同志打招呼
　★ 記著，在會面中不要查問無關的人物和事情，黨自會讓你知道你需要知道的事

1950年代，中共中央以「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建黨十六字方針，陸續在香港透過隱蔽的「灰校線」發展地下黨員。有別於「紅校線」，灰校線的社團不在社址內展示國旗和毛主席像，打扮成普通社團般運作，以吸引更多學生加入。本書作者梁慕嫻畢業於香島中學，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成為一名忠貞的地下黨員，受黨的教育及安排，奪取「學友社」內的領導權，並與黨員同志結婚。她為何最終能看透共產黨的黑暗，毅然分道揚鑣，徹底擺脫黨的控制，並矢志將地下黨組織及成員公開昭告世人？她說：「寫，是了斷，也是清洗污垢的最好辦法，更是揭露真相的最好途徑。」
本書以近三十萬字篇幅，詳細揭露中共地下黨的內部組織與運作，細述當年在港親眼見證共產黨奪權及六七暴動的始末！

梁慕嫻
1939年出生於香港，基督徒，筆名牛虻。
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地下黨黨員，同時擔任學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動」中負責組織灰校學生鬥委會及飛行集會式（即快閃）示威遊行，發展地下團員和黨員。
1974年移民加拿大後脫黨，並於1997年發表第一篇關於地下黨的文章，成為自由撰稿人。
2012年出版《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

【以下皆為序文節選】

★余子麟牧師：

我欣賞她清晰的思路，和溫柔的勇氣。她對共產黨的深厚認識，令她能揭穿共產黨迷惑人心的各種技倆。她的經驗與睿智，是這個動盪時代的寶貴資產。我非常慶幸能認識梁老師，也為她原來是虔誠的基督徒而深感欣慰。
（……中略……）
梁老師加入了我服事的教會，我有幸成為她的牧者。由於身體虛弱，梁老師能夠有足夠的體力回到教會聚會的日子不多；後來疫情肆虐更是無可能。於是我開始每三星期一次接送梁老師去看醫生複診，當作是探訪牧養她的機會。有時梁老師可以在車程中與我暢談，但有時單單是從家中步行上車的路程已經令她筋疲力竭，連話也無力說。這幾年間，她經歷了家人患病、親人離世、自己確診肺癌而切除了一大半的肺部、右手又舊患復發變得完全無力。但這副極度虛弱的身體，卻沒有阻止她完成這本書的寫作；右手不能用時，她繼續用左手來寫。我常勸她要好好休養，不要太操勞；但她卻仍然常常廢寢忘餐地寫，累壞自己。
我盼望各位讀者知道，這本書是梁老師燃燒了她的生命所換來的，所以請不要對她所說的掉以輕心。但願全地的主使用這本書來喚醒這個世代的人。

※ ※ ※

★資深媒體人楊憲宏：

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回憶錄，是一本奇書，她詳細交代了自己受騙的過程，也揭露了覺醒的路徑。
共產黨的邪惡到今天仍然肆虐，她是個熟悉「騙局」的過來人，毫不猶豫的揭露不論是在全球廣設的「孔子學院」或在臺灣的中共同路人，她都指名道姓的呼籲要「除惡務盡」。
十多年前，她第一本書其實已經說明了香港的「中共地下黨」的陰謀，預言了今天香港的厄運。當年讀到她的書，覺得對臺灣很具警惕作用。因為共產黨在臺灣的佈局，都可以用她所細述的內容去框列可疑者。我相信臺灣情治單位應該對梁慕嫻的第一本書很感興趣。其中所述各種不同類型「顏色」的「地下黨員」早就埋伏在臺灣不同角落。我一度對這種「匪諜就在你身邊」感到不安。可是臺灣是個重視人權的國家，除非叛國已經著手進行，臺灣真的很難有法律對付這種「潛伏細胞」。
（……中略……）
梁慕嫻的書細數了個人苦難過往，但也揭露了共產黨的技窮。一旦知道「共產黨甚麼都是假的，只有騙子是真的」，那麼覺醒就不難，中共崩潰之期就不遠了。

　※ ※ ※

★丘慧芬教授：

……揭露中共如何吸收地下黨員，以及揭示出中共如何運用所謂的「統戰」策略來吸收地下黨員去進行顛覆自由社會的真相，也正是這本《回憶錄》最重要的一個貢獻。當然，慕嫻2012年出版的書（按：《我與香港地下黨》）已經分析了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和他們的行動目的，但是這本回憶錄的敘寫觸及的面向更多、也更廣。對中共吸收地下黨員的策略與過程，以及如何運用「統戰」來擴大並增強本身的組織也有更加完整的討論。因此，對從來沒有真正了解中共歷史、或是完全不知道中共本質的人來說，這本《回憶錄》提供的資訊就相當重要了。
（……中略……）
更值得強調的是，在《回憶錄》結尾的一章，作者特別針對臺灣的現狀提出了她的善意提醒。她擔心臺灣內部因為有國家認同的分歧，容易為中共對臺灣的統戰策略與行動提供一個極為有利的運作場域，進而導致臺灣內部的歧異更難彌合，甚且因此失去對中共應有的認知和警惕。作者這樣的提醒當然就在她認為臺灣內部如果失去對中共應該有的起碼認知，那麼臺灣幾十年來建設的自由民主就有可能失去原本應有的正常發展，甚至終將走上被中共摧毀的命運。由此看來，這本《回憶錄》對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敘寫，以及對這個組織為甚麼可以給自由民主社會，特別是可以給自由民主臺灣帶來災難的說明和警示，對任何關心自由民主存續與深化的人來說，應該都是相當可貴的參考資料與建議，因此對臺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健康發展也就有了上面所說認知上的連結。也正是與公領域有這樣實質性的相關，我真切希望這本《回憶錄》能在華人世界獲得廣大讀者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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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主筆李濠仲：

……起初，就像一九四九年前後，許多香港熱情進步的年青人一樣，她也嚮往毛澤東所建立的新中國，也深受民族解放精神感染，如願進入「香島中學」（中共地下組織根據地）後，她更直接舉手握拳發誓：「我，梁慕嫻願意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遵守共青團的章程，執行團的決定，履行團員的義務，嚴守組織紀律，保守團的秘密，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一生。」
直到她後來發現：「一個人本能地愛祖國，是由於生於斯、長於斯及其獨特文化，而形成對祖國的眷戀，喚起對國家的熱愛。但是，由於祖國已經被中共所劫持，所壟斷，中共向你宣揚的愛國思想，是偽愛國主義，是黨的產物，即愛國必需或必將愛黨，愛中國的話語便被徹底利用，同時墮入中共的陷阱。所以，現在這個被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統治的中國不能愛。」文中她記述的這一段話，正是許多共產黨擁戴者猛然醒悟的轉折。
（……中略……）
原本，年輕的時候（中學時期），梁慕嫻認為自己只是因為熱愛祖國（她居住在英國殖民的香港），覺得共產主義理論很適合中國，可以改造中國成為先進的國家，加入共產黨，就是為了替祖國解放事業作出貢獻，但當另一位被文革感召的黨員同志對她大喝：「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你不殺他，他要殺你，我們腦子裡一定要有階級鬥爭這根弦。」竟把她的腦袋震盪得幾乎暈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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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予健牧師：

……因著我和梁大姐的生命經歷有某種相似之處，所以當梁大姐描述她在讀小學時如何受哥哥們的影響，進入香港紅校香島中學，在地下黨的精心灌輸和培養下，怎樣成為了一名熱心委身的共產黨員時，我不禁感慨萬千。因為我也曾如此被共產理想的偉大崇高所吸引，被革命烈士英勇獻身的榜樣所鼓舞。當然最不同的一點，那時我年紀還小，一腔熱情換來的是上山下鄉當農民。但梁大姐深得組織的信任，從1962年起，年紀輕輕（23歲）就擔任香港地下黨重要的外圍社團「學友社」的主席，期間更不斷被洗腦馴化，使其篤信不疑地從事黨組織佈置的各種地下統戰工作。梁大姐提到她對黨的首次懷疑來自1971年9月13日發生的中共副統帥林彪叛逃事件。對此，我也深有同感，因為這也是我在文革中大夢初醒的起點，這事件使中共得以發動文革的理論大廈轟然坍塌。本人那年才19歲，漸漸地發現自己是何等的可憐無知，真誠地活在當局用謊言構成的美好世界裡。一旦醒悟過來又是何等痛苦，因著看不見逃生之路，只能誠惶誠恐，裝假度日，直到1985年得著留學機會，才享受到可以吐露心聲，不必裝假的權利。幸運的是生活在香港的梁大姐，那時雖有疑惑，但還未看清共黨的真相，只是有些情緒低落而已。但也正是這一點的轉變，使得梁大姐能答應她先生的請求，於1974年辭職隨夫婿全家移民加拿大，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雖說來到了自由的社會，但是要梁大姐一下就擺脫共黨多年狼奶洗腦的捆綁，談何容易。起初梁大姐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慘案使這希望破滅。直到梁大姐讀了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後，為毛澤東如此荒淫無度震驚不已。梁大姐心中的毛偶像倒下了，梁大姐如釋重負，從思想與情感上與共產黨一刀兩斷。
但是誠如我序言開始所提，一個認清了共產黨面目，不再與其來往的人，並不就會公開表明立場（例如宣佈退黨）。更不要說成為一個如梁大姐那樣既勇敢揭穿共黨統戰謊言和卑劣的伎倆，又不迴避自己在其中助紂為虐，時時痛心道歉，懇求饒恕原諒的人。而梁大姐能如此行，那是因為神的恩典憐憫臨到了她，使她相信了耶穌在十字架上為世人的罪死，並以復活的大能，顯為神的兒子。因著這信，神赦免洗淨了梁大姐一切的罪，帶領她出黑暗入光明，成為神的兒女，一個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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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海華先生：

……梁慕嫻女士1939年出生於香港，家境清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向外宣揚新中國的偉大，讓中國人站起來了，吸引海外華僑回國貢獻力量，幫助祖國的建設。慕嫻的兩個哥哥均先後響應號召，回國進修，希望能貢獻力量，報效祖國。但經歷了鳴放反右運動的折騰和三年災荒之後，他們幸好能返回香港工作，僥倖逃過文化大革命的折騰。
在香港的慕嫻，受兄長的薰陶，進入左派香島中學就讀。在中三時被老師選中，秘密加入共青團。其後轉正成為中國共產黨員，到廣州進行加入共產黨的儀式，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後來，她被派去參與灰校線（即左派學校系統以外的官、津、補、私學校）的組織工作。於一九六二至一九七四年間在學友社擔任主席，組織舞蹈及其他文化活動和演出，並在青年學生中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及培養共產黨的接班人。
（……中略……）
梁慕嫻以個人的成長經歷，現身說法，詳細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式：不公開、不透明的行事模式；組織嚴密、單線領導、資訊權力高度集中。而且，黨員犯法，先經黨內處理，事態嚴重者才被撤銷黨籍，移送法院處理。因此，紅二代、官二代、以至富二代，均互為保護，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外人不易了解其關係和運作，也無法對其進行監察和制衡。因此，要認識和判斷誰是黨員十分重要，但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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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教授：

……不少人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唯一綱領就是奪權、掌握權力，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底線，沒有甚麼是必不可做的，也沒有甚麼是必須要做的。我本來也傾向只予以這樣理解，而坦白說，其實我接觸的香港建制派，幾乎都是這樣理解。但如果這個組織就只是這麼一回事，它當年是不可能吸引像她那樣的熱血青年加入的；從今天的結果看來，它的確也有一個「美麗新世界」的終極藍圖。然而不少朋友（包括我在內）離開香港，正正因為面對「美麗新世界」龐大的組織機器，感到徹底窒息，令自己再也感受不到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人。
根據這個組織的宇宙觀，「人」的一切都是可以量化的、計算的，和桌椅一樣，這是唯物論的基礎；所有信仰、理念、情感，都不過是利益的組成和反映，必須「從現象看本質」，然後就可以將一切納入公式去計算。所以世界上只應該有這一個組織，其他「人」都應該是個體化的一顆顆粒子，相互之間不應有連結，滿足了衣食住行之後（甚至未滿足之前），都不應有價值追求層面的理想。由於沒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每一個人都有被賦予的身份和角色，在一副無情的機器裡面螺絲般運作，直到壞掉。近年隨著科技發展、大數據監控的應用、人臉識別的普及，更令這個組織相信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都不過是一堆數字，一切化為1和0，再進入電腦世界的binary演算法。如果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國家都逐漸主動或被逼行這一套，到了最後，每一個人都會粒子那樣，掏空靈魂地生活。
這就是共產主義天堂。
慕嫻前輩的經歷告訴我們，這一套的可怕，不單是以上圖像有違人性，令人化為機器，不再為人。最可怕之處是這套操作，卻又暗合了人性陰暗面，再將之發揚光大。其實人人都有七情六慾、自私與無私，有時候希望顯得比人優越，有時候希望安安穩穩按章工作（即「港豬」）……（中略）……為了合理化這個組織的存在，當人類希望安穩生活時，有關方面就會出現「民主只會帶來混亂、舉國體制確保衣食無憂吃喝玩樂」的論述；當人希望做出成績得到肯定時，這個組織就會製造很多階層、特權和勳章，以及讓一個人產生一旦被「剝奪一切名譽」、被「徹底打倒」的恐懼。
到最後，很多體制內本來很優越的人才，這兩端都被控制了，都不能自拔。
如果我們不喜歡這一套，厭倦鬥爭，更應該經常提醒自己，不要不自覺地使用了中共的 binary model，去充滿對立、陰謀、鬥爭地生活。要活出另外的人生，其實很簡單：時刻提醒自己是有自由意志、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人有人性的光輝，也有人性的陰暗；會成功，也會犯錯。但去到最後，有一點是肯定的：人性是立體的，靈魂是自主的，命運應該是自己掌握的。我沒有資格說大義凜然的話，只能在有限的時空內，做力所能及的事，維繫香港人應有的元氣和精神。我相信，這也是每一個香港人不論在牆內、牆外的共同責任。

序／余子麟
序／楊憲宏
序／丘慧芬
序／李濠仲
序／洪予健
序／麥海華
序／沈旭暉

楔子

第一章　被染紅了的家
一、搬家
二、與聖母的約會
三、父親與母親
四、哥哥們

第二章　紅色孤島──香島中學
一、入學
二、朱榮楷
三、香島生活點滴（職業學校／英文補習／班主任／奇遇《天鵝湖》／雙十暴動）
四、憶老師
五、革命的招手（學習小組／入團）
六、結語

第三章　中共地下黨的灰色外衣──「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
一、初進學友社
二、我與司徒華先生（奪權鬥爭／第二次奪權）
三、接關係
四、領導黨員（梁煥然／歐陽成潮／梁松明和盧壽祥）
五、基層黨員（舞蹈組／香港區／戲劇組／裁剪組、社會科學研習組、補習班、美工組／合唱團／中樂組）
六、結語

第四章　職業‧婚姻

第五章　六七暴動
一、前言
二、學友社的參與（究竟灰校線組織了多少個學校鬥委會？／這樣的飛行集會是否還有現實作用？）
三、黨化教育（黨化教育最基礎的一課就是仇恨教育／個人崇拜教育／滅私教育／向解放軍學習）
四、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五、六七暴動中的地下黨（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皇仁書院／金文泰中學／嶺南中學／香港大學／聖保羅書院／浸會學院／培道女子中學／東華三院／基協實用中學／九龍真光中學）
六、暴動之後（黨的總結／最後的工作／我的反思／學友社今天／翻案風／林彪事件／國慶代表團）

第六章　七○年代的香港大專學運
※ 民主自由派（麥海華／何俊仁／何良懋）
※ 國粹派（李文標和伍鎮環／蔡文田／程翔／黃艷琼／楊寶熙）

第七章　移民事件

第八章　加國生活
一、初始印象
二、謀生

第九章　因病尋「主」的經過
一、病中看到「異象」
二、「八九‧六四」
三、離婚
四、「信」便得救
五、為主而活
六、香港民主運動
七、後記

第十章　最後的話
一、心願
二、我與臺灣
三、偽愛國主義
四、總結

附錄一　為了戰鬥的紀念／梁慕嫻
附錄二　藝術創新不能凌駕歷史事實──談《憂鬱之島》引起的爭論／程翔

鳴謝

【節選自本書〈第五章 六七暴動〉】

那一年，我二十八歲，是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共產黨已十二年的地下工作者，是地下黨的基層黨員，公開的職位是學友社主席。當時，我所屬的港澳工委（現改為香港工委）由梁威林任書記，祈烽副之。我在其屬下教育戰線的灰校線工作，直接領導人是梁煥然和歐陽成潮，六七暴動中我所執行的命令全由他們下達。
五月六日黃昏，我正在學友社旺角社址開會，門鈴聲響，有人開門，葉國華和幾位學生湧進來，異口同聲嚷著：「街上很多人聚集！」「打人了，抓人了！」「有人讀毛主席語錄！」「有人喊毛主席萬歲！」我和葉國華對望一眼，心照不宣，他輕聲地說：「出動防暴隊了，有人被捕。」他們從九龍新蒲崗大有街回來。
香港人造花廠九龍分廠設於大有街，因對廠方的苛例和減薪不滿，於四月中旬開始爆發工潮。那天，親共工人張貼大字報，手執毛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港英政府出動防暴隊與在場工人發生衝突，拘捕二十一名工人，有工人被打受傷。港九樹膠塑膠業工會主席及成員被捕，是為「大有街事件」，也就是六七暴動的序幕。
「啊！真的幹起來了。」我一點也不覺驚奇，早有預感。
事實上，近幾年來，學習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著作，早已把我的頭腦武裝起來，鬥爭呀鬥爭，有種躍躍欲試的衝動。一九六六年的澳門「一二三事件」後，歐陽成潮派我去澳門。他對我說：「澳門的鬥爭取得重大勝利，你要好好學習他們的鬥爭經驗，我們香港也要大幹一場的。」因為保密原故，我不是參加慰問團而是單獨一人去，聽一些工會負責人介紹鬥爭經過，得到的經驗是毛澤東思想非常偉大，鬥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才可得勝。後來聽說他們只用了兩條語錄：一條是「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要認真對待的」，另一條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就把澳葡帝國主義者鬥垮，澳門被中共勢力完全控制成為半個解放區。我相當興奮，認同毛澤東的思想有很大的威力，使我們如澳門一樣，大幹一場把港英鬥垮，控制全港。
那天晚上，歐陽成潮來電，著我密切注意「大有街事件」的發展，暫不會約見，等候通知。經過十一日防暴隊與群眾再度對峙六小時，發生大騷亂並且宣布宵禁之後，至五月十六日「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領導人才來電約見，說是要召開七人核心黨組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議程：一是討論學友社應否掛出五星國旗，二是指示參加鬥爭的具體行動。這是暴動結束前唯一的會議，鬥爭過程中只由歐陽成潮偶有來電通知或指示行動計劃。
第一個議題的提出是因為學友社最初成立之時，遵守中共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建黨十六字方針，也為了易於團結學生群眾，決定掩蔽黨的痕跡，不在社址內展示國旗和毛主席像，打扮成普通社團般運作。討論之初，有人認為，鑑於當前鬥爭形勢嚴峻，我們應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與全港愛國市民一起戰鬥，主張掛出五星國旗，旗幟鮮明地彰顯愛國反帝立場。我力排眾議，反對這個建議，理由是從未曾聽過黨中央有解放香港的意思，相信中央一貫的政策是要留著香港等待與臺灣一起解放。學友社仍要長期埋伏，保持不紅的面貌，作長期打算，以隱蔽為主不能掛出國旗。領導人最後同意我的意見，學友社最終沒有在社址內掛出國旗及毛主席像。這一決定使學友社在暴動中存活。
不久之後，我有機會參加港澳工委組織的工會工人代表團到廣州「廣東省人民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簡稱支港）的工人學習班。在分組討論時，有工人發言表示中央快要解放香港，我們應該更加不怕犧牲，勇敢作戰。我出言反駁，認為中央不會在這時解放香港，香港要留著等待與臺灣一起解放。工人們聽了，全體愕然，奇怪我這位灰校線代表竟有這樣的想法。
事後梁煥然問我是不是有過這樣的發言，我承認，她沒有批評我，這使我知道她同意我的想法，我是正確的。我一直認為，我沒有聽過中央要收回香港的黨內傳達，香港要等到時機成熟與臺灣一起收回是我的認知。但工人們卻渴望早日解放香港，盛傳中央快要提早收回香港的說法，這使我知道教育戰線與工運戰線有不同的傳達，有不同的看法。我隱約意識到這次鬥爭中，地下黨內有不同的路線和政策。這次事件也讓我知道，是工會工人把我的發言向上彙報，由港澳工委轉到灰校線我的領導人的耳朵裡，才會有梁煥然這樣的查問，我感到有點兒驚愕，覺得以後要小心一點了。
第二個議題不容討論，只是聆聽如何執行指示，梁煥然要求我們響應「各界鬥委會」的號召，動員學友社內原各興趣活動組中的同校學生組成該校的「鬥爭委員會」，並提出統一的鬥爭口號為「粉碎奴化教育」。
按照第一議程的決議，我們在北角社址內舉辦的追悼會上，沒有掛出國旗和毛澤東像，只有一幅寫著遇難者名字的橫額：工務局工人徐田波、中華煤氣工人黎松和曾明以及九龍船塢工會書記何楓，悼念完畢便拆卸。僅只一次，我以後就不再主辦這類活動了。
按照第二議程的指示，學友社的興趣活動組如舞蹈組、戲劇組、中樂組等迅速地全部停止了活動。原來參加活動的學生差不多都因為心裡恐懼而離去，只餘不足一百個黨員，以及經我們的洗腦教育有足夠愛國能量去承受鬥爭的積極分子。我們把留下的同校學生串連起來，組成該校鬥委會，在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為總負責人的學界鬥委會下，參與六七暴動。
（……中略……）
說到那一年的遊行，港澳工委領導的各界鬥委會所發起的，由紅校學生，中資機構職工和親共工會工人所組成的典型毛派遊行隊伍，是人們最有印象的了。他們白上衣藍長褲；襟上毛像章；手上紅寶書，整整齊齊地操隊上港督府示威的隊伍，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未有忘記。然而人們都忽略了暴動期間還有三次鮮為人知的「飛行集會」。這是由學界鬥委會組織，專為灰校學生而辦的遊行，人數約為五百至一千人之間。第一次是北角英皇道，第二次是中環消防局前，第三次是九龍旺角彌敦道。當時每次遊行示威皆因大批便裝、軍裝警員的迅速掩至而被迫解散，遊行只能維持二十分鐘左右。示威組織者安排了及時解散隊伍，沒有與政府對峙的計劃，整體來說，已經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他們組織這樣的遊行，只能在該社區擾攘一番，對於當時的大局而言影響不大，作用只能是顯顯姿勢，練練灰校學生的膽子，那些被捕的學生是白白地犧性了的。
（……中略……）
此後，由於港澳工委繼續在各處放置真假炸彈，市民生活受到威脅，對中共的所作所為產生抗拒和反感，地下黨無法再舉行群眾性的大型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