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地理樞紐

麥金德說：「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而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

〈歷史的地理樞紐〉之所以能影響世界政治，是因為麥金德在文章中提出了「心臟地帶」的論點。

本書包括英國近代地理學鼻祖麥金德的兩篇論文：〈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與〈歷史的地理樞紐〉。這兩篇都是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的文章。〈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讀，立即在英國引起了很大的反應，把英國的地理教學推到一個新的階段，並奠定了今日英國地理學的思想基礎。這篇論文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一篇經典文獻。《歷史的地理樞紐〉於1904年1月份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心臟地帶」的論點，引起各種評價，甚至影響了世界政治。

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年―1947年），英國地理學家與地緣政治家。

麥金德陸權論的核心內容是：「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而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世界」。這裡的「世界島」心臟地帶就位於世界島(指的是包括亞洲、歐洲和非洲在內的三大洲)中心，也就是歐亞大陸的中部，大概位置是現在的西伯利亞、蒙古高原、中國西北部、哈薩克、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地區。心臟地帶的週邊，也就是世界島中除了心臟地帶以外的部分，被稱作邊緣地帶。

導讀
介於空間、時間與社會的環境地理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蘇淑娟

生於十九世紀中期並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英國人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 一八六一―一九四七 )，承載著深刻的時代精神，表現在他對後來稱為陸權假說的地緣政治的重視，也散布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如《我們的島嶼：地理學的基礎研究》( 一九○七 )、《民主的理想和現實：國家政治再建構的政治研究》( 一九一九 )等，凸顯陸權假說意涵主張的避免蘇俄和德國結盟的可能惡果。主修生物學使他重視動物、植物與其環境知識的應用；其後，他以一年取得歷史學學位中更重視地理環境與歷史變遷結合的重要，也正是〉歷史的地理樞紐〈和〉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的焦點之一，他追求﹁以了解進化論如何展現在人類發展的想法，來研究現代歷史﹂( Gilbert, 1972 )，平行於進化論的觀點，麥金德在見證大英帝國於全球殖民活動競逐的歷史變遷與地理消長中，堅定主張具有大範圍土地資源和疆域對國家主權強弱之重要性。
《麥金德：地理作為治國之道的輔助》( Parker, 1982 )一書的評論者，不少認為英國政壇充斥著理想主義者、理論家和哲學家，意涵著自豪的英國人看似務實、重常識的政治態度中，不時地產生不切實際的政治家，例如：為原則而失去理智的湯瑪斯．莫爾爵士( Sir Thomas More )、替無政府主義辯護的愛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或伊諾．鮑威爾( Enoch Powell )的鮑威爾主義標榜單一價值，而淪為民粹主義。評論麥金德者也常有類似議論，視其以地理哲學推動基督教文明為本的歐洲，或獨尊白人的英國，缺乏尊重多元。
儘管有如此看似詆毀麥金德的論述，卻無損麥金德的學術成就，尤其是從人文與社會科學終極目的乃為解決問題或提供解方而言，麥金德的作品今日仍提供思考地理學的實證方法與學科內涵之本，以及地理學跨領域本質之基礎。認識麥金德的論述應以他的生長環境背景、國內外政治氛圍、學術發展環境背景為基礎。麥金德生於經濟無憂的家庭，接受當代英國所謂優良教育的訓練，大學主修生物和歷史學，卻成為具多方貢獻的地理學者和政治家；他二十六歲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大會宣讀〉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 一八八七 )，一九○三年被任命為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後來更不顧海權地緣政治觀念的競爭，發表陸權論述，亦即是〈歷史的地理樞紐〉( 一九○四 )，此著作具有時代關鍵意義之外，也多數回應他定義地理學的方法和範疇的企圖，對地理學學科領域建構有所貢獻，也定調他不凡的一生。
地緣政治，是當前政治地理學的學科知識中頗具爭議的語詞，部分由於其人類道德內涵、部分因其空間尺度的定義、部分則因其符旨與符徵的落差，不一而足。麥金德的地緣政治論述，不僅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更如英國學者李文斯東( Livingstone, 1992 )所說的是積極服務國家的觀念，一如李文斯東闡述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於一八三○年代成立時的願景般：地理學對海權的大英帝國的成就有關鍵性的意義，陸權假說則警醒著當時備受他國殖民活動威脅的不列顛。地緣政治的跨領域特質是另一要義，雖然麥金德的書寫傾向於( 自然 )環境決定論，但他不時以人文社會和交通科技指出地緣政治優勢所在，李文斯東以go-between概念說明地緣政治的地理學對自然環境與文化環境的綜整與融合之需。提出地緣政治的瑞典政治科學家謝倫( Johan Rudolf Kjellén )，視其為系統性認識國家本質的專有名詞，認為現代國家為先興後衰的有機系統，地緣政治則指國家因其內部的地理特徵而產生的問題和狀況，包含影響國家政權的經濟因素、種族因素及其衍生的問題等，此論有別於麥金德的全球尺度的地緣政治概念。謝倫的國家有機論對世界有極大影響力，對德國尤甚，例如其《國家作為一種生命形式》( 瑞典文Staten som livsform，The State as a Life-Form, 1916 )在德國卻發展出與原本的社會科學概念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產生諸多爭議，例如生存空間概念與對猶太人的荼毒。儘管生活在英國海權高漲的時代，麥金德的陸權說不但著重歐亞大陸環境現實，更是超越國家疆域的，也是世界區域；以世界島的空間尺度，進行一個地球核心的空間假設論述，他寫道：﹁控制東歐即掌控心臟地帶，控制心臟地帶即掌控世界島，控制世界島即掌控世界﹂( 《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一九一九 )。
地緣政治的爭議之一乃道德的爭議，尤以﹁生存空間﹂( Lebensraum )概念與其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之民族主義式的意識形態為甚，在二戰期間寫下人類歷史的醜聞悲劇―希特勒政策對猶太人的惡劣罪行。謝倫受到德國地理學與民族誌學者雷次兒( Friedrich Ratzel )所主張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雷次兒以適者生存的概念，主張為了獲得繁榮發展所需的領土和資源，移民終是必要，他首度提出﹁生存空間﹂概念，以開拓新空間與資源來因應人口增加之需。然而，有別於當時殖民主義主張的征服國利用領土獲取物資以發展工業，雷次兒主張擴展的空間領土由農民墾殖，兩者成鮮明的對比。亦即是，雷次兒的生存空間概念無涉侵略性的政治或經濟資源搜刮，單純主張空間擴張，他認為空間動機是歷史的驅動力，推動擁有偉大文化的民族之自然擴張。一些評論認為受雷次兒影響的麥金德陸權觀念影響希特勒的師長豪斯霍費爾( Karl Haushofer )，而致後來的納粹大屠殺；觀念的使用與信仰是時代的產物，而歷經時間之後，觀念如何被運用與轉化，實非原作者所能控制，今人閱讀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是否可合理連結到納粹大屠殺及民族生存空間的糾結，本非易事，或許應解脫麥金德思想不義於猶太人之說，回到陸權論本身。
這樣說並不代表麥金德的陸權論不涉民族，他以歷史上的民族發展和消長說明歐亞大陸、北非、西亞等地的民族交織，更在環境為本的角度上指出民族的優勢即其生活技藝，而生活技藝則是環境應允所創造出來的。他以鐵道交通( 科技 )進展，比較以蒸汽推動船隻的海上發展殖民優勢日漸失去其比較利益，認為俄國作為陸地大國，一旦擁有如織網的鐵路、聯結其歐亞鄰國，其人口、小麥、棉花、燃料、金屬等資源的巨大潛力，終將超越海洋殖民的利益。此論述凸顯麥金德的環境決定論，也凸顯他作為一位服務國家的學者與政治家對大不列顛帝國海上殖民活動漸趨下坡的歷史洪流的憂心，而透過地理、歷史、民族發展、國家疆域關係，他試圖開拓陸權的地緣新論，以為警戒。
麥金德對英國殖民活動前途的憂慮和陸權說之先見新論並非毫無根據。雷次兒的生存空間和環境決定論述的發展期間，適逢普法戰爭後德國工業主義發展及需求市場，引起他重視英德兩國殖民競逐終將受到美國海權地緣戰略崛起之影響。海權論的重要人物馬漢( Mahan )的論述是麥金德研究探索的對象，相對於馬漢認為海權具有自我維持力( 海上貿易利潤遠超過支付商船的費用 )，麥金德以騎馬的草原遊牧民族在森林清除、沼澤排水、草原開墾後的疆域和資源之強大潛力，有著不可預測的恐懼，而作為﹁理性的研究者﹂他以人類社會的歷史和地理的發展，結合當時蒸汽鐵道的交通科技取代蒸汽船隻的可能，警戒大英帝國的前景，並不忘以黃禍指出地理上與蒙古利亞種的鄰近性可能造就的不確定因素，例如亞洲的日本和中國若聯合，對俄羅斯帝國的可能威脅，以及若俄羅斯帝國能取得日、中兩國的海洋優勢，則能為全球地緣關係帶來更多變化。
這整體的論述對話，正是地緣政治的全球和國際疆域尺度的展演，也是傳統的地緣政治論述；若將麥金德的物質主義和國家疆界尺度框架放鬆，置於較小的空間單元或尺度，可體現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一世紀今日的政治地理學的地緣論之多元，如分裂世界論、文明衝突論、多極論等，而這些新的地緣政治概念可用於理解比國家或全球區域更小的領域之地緣關係與權力爭奪，而進入多元殊異的空間尺度，也容許探究繁複的政治地理現象，例如今日的克里米亞之於蘇俄與烏克蘭的地緣政治意義；釣魚島主權之於日、中、臺三國的意義；中國於南海建造島礁( 如永暑礁、美濟礁和渚碧礁 )對東南亞國家與臺灣的地緣政治意義等。
陸權說的內涵點出地理學研究與內涵的豐富，也是回應〉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主張的實證方法和多元範疇的地理學，一如以比較視野閱讀〉歷史的地理樞紐〈，可知地理樞紐乃建立在自然和人文環境基礎，涉及生物、水文、氣候、族群關係、國際關係、政治、歷史、地理、經濟等，如同麥金德所論﹁地理學涉及許多學科，但它並不整體地包括這些學科﹂( 第五十九頁 )。
讀者或許注意到書中提到的諸多人名，除了是領域學者之外，他們多半有政治家的身分，更顯陸權說為服務國家政體的論述，例如麥金德擔任大英帝國諸多國家委員會要職、本書兩篇文章都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演講，也凸顯地理學會是殖民活動的脊梁與科學之本，此亦是麥金德主張科學與實用的關係應密切之故。實用主義觀點的地理學意欲解決問題，卻不容許解方再產生其他問題，因此〉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主張地理學應包含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環境，以發展成新科學( 或新地理學 )，使具跨學科對話能力。本書內容不時點出單一專業科目的侷限，而地理學作為一個學科應是從自然環境到人文環境兼容並包。〉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乃超過百年的地理學科定位呼喚之文章，卻與二十一世紀環境變遷、氣候變遷、極端的氣候環境問題下，學術社會推動的跨領域學術發展不謀而合。
麥金德從不列顛殖民歷史與世界殖民活動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變遷，體認典範轉移對不列顛的挑戰，也是他見證第二次工業革命之領航者德、日、美等國，以電力和電燈取代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煤礦、紡織和蒸汽機主流的英國，挑戰英國地位；陸權論，可說是麥金德警戒國家主體與疆域權力的典範轉移論述。於是，他企圖提出﹁新觀念﹂以成為改變人類歷史的關鍵，陸權說作為新觀念到底傳達了怎麼樣的麥金德呢？簡單說，麥金德基於對歐亞大陸自然環境與民族歷史發展掌握之細緻，提出與今日世界現實未必相符的陸權假說，但它卻是充滿脈絡性的觀念，〉歷史的地理樞紐〈闡述觀念來自脈絡，包含廣義的人類環境和自然環境的關係所創造的環境脈絡。例如，英格蘭作為一個觀念，始於丹麥和諾曼征服者對於所謂赫普塔克人( 中世紀早期英國七國時代的七國人群 )的威脅而創造的；又如，基督教世界的觀念，則來自羅馬人的迫害與十字軍東征之威脅。
觀念作為情境概念，並非存在真空中，它有形塑過程、有動力；此重點在〉地理的範疇與方法〈闡述英格蘭白堊層地形區域的地形表徵、河川分布狀態、聚落形式、都市分布，乃至於語言、文化、地名等的密切關係之描述說明鞭辟入裡，體現地理學的方法為好奇發問、觀察、描述、因果邏輯說明，也是有序、有步驟地表達人與環境關係的實例。這些經典方法至今仍未改變，惟因科技和科學進步而更精緻、深化與多元。或許可說，結合概念與麥金德企圖定義的地理學方法的討論，即是十九世紀末地理學企圖翻轉學科定義困境的出路。看似簡單，卻是今日地理初學者需要耐心實際操作與訓練經歷的，以建構優良的地理學教育基礎。
〉歷史的地理樞紐〈部分回應〉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定義地理學的企圖：麥金德認為按他建議的方法探究發問的地理學，是﹁滿足政治家和商人的實際要求、歷史學家和科學家的理論要求，以及教師的知識要求﹂( 第七十頁 )；他認為科學與實用不能分開，地理學的廣度和多元的內容，是它主要的長處，也是人類社會對人與環境關係的認識不流於淺薄的關鍵。〉歷史的地理樞紐〈也回應〉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結尾的：﹁世界在變化著，看來名著也變成一項專業，不管我們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變化表示遺憾或者歡呼，我們同樣有責任去找出一種代替的手段。﹂( 第七十頁 )所謂的﹁代替的手段﹂或可說是麥金德以陸權說回應海權論，以作為﹁代替的手段﹂。論述中的﹁陸狼﹂和﹁海狼﹂( 第六十七頁 )，則是體現中級空間尺度之陸區位與海區位之地緣政治關係。麥金德作品體現地理學學科範疇與方法的積極性，也是他對地理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堅持與執著，儘管當時學科之應用多為殖民之需。
地理學作為一個跨領域學科而言，﹁知識歸根到底是一個整體，但是當今的極端專門化卻似乎使某類聰明才智之士無法知道實際。我們越專門化，就會有更多的空間和更多的需要……最大的隔閡來自自然科學與人類研究之間。地理學家的責任是建立一座橋梁﹂( 第四十頁 )，此觀念是地理學對跨領域的重要性之堅持，乃麥金德的先見之明。跨領域學科知識的互相採用到底應到什麼程度？麥金德利用佩歇爾( Peschel )的《自然地球學》( 第五十九頁 )，指出地理學不應過度包含非地理學的細節，例如過多關於氣壓計的討論和校正氣壓計的公式論證，卻不涉地理學，只會讓地理學失焦。如此觀點簡單而直白，卻是領域邊界與跨領域協作的拿捏標準，對於地理學專業深化的意義重大，卻又可建構跨領域知識應用互補的方式。
今日政治地理學在過去的地緣政治之後，發展出多元尺度以兼具物質與精神文化議題的政治地理學，從國家疆域領土、國際關係和全球化、內部領土組織和地理規模、社會運動和選舉參與、身分和公民認同等主題，不一而足，儘管這些主題看似和麥金德的地理樞紐無涉，卻與其所持的跨領域和多元內涵有關。地理環境和地理學恆常在環境局勢和空間變遷下，產生有彈性的現象與議題，與麥金德的方法和範疇之相對關係主張無二致，間接指向他對地理學特質或本質之先進視野。
套用麥金德的環境脈絡與相對互相形塑的關係，陸權論述生產於殖民地競逐的脈絡，不僅凸顯自然環境，也是討論交通科技變遷對翻轉殖民關係與國際關係的觀念。過去，人類民族的強弱與資源需求所引起的殖民活動，從地中海、大西洋到太平洋逐一展開的歷史，在今日則是全球東西半球空間與資源關係變遷對話的過程。過去的王權、技術、科學是經濟強弱的催化劑，而今日全球變遷下的社會汲汲營營於經濟、社會與環境韌性的建構之下，深化的民主對空間關係的強弱或優劣的意義為何？民主的理想是麥金德後期作品的要點，若以今日民主的概念作為起點，取代地理疆域空間關係，去思考人類社會強弱關係未來發展，一時之間不易回答，然而民主的自由、公正、多元和尊重少數等價值，將使全球人權和環境關係更具和平和韌性。

( 二O二三 秋 )

導讀：介於空間、時間與社會的環境地理學／蘇淑娟
譯者前言
引言／E. W. 吉爾伯特
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
歷史的地理樞紐
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 年表

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

什麼是地理學？這似乎是向皇家地理學會提出的一個奇怪的問題。儘管如此，但是至少有兩點理由說明這個問題必須予以答覆，而且是現在就得答覆的。首先，地理學家們新近熱衷於堅持這樣的要求：把他們的學科放在學校和大學的全部課程中更受到尊敬的地位。這個領域，特別是教學的領域，用「什麼是地理學？」這個問題作答覆是帶有諷刺口吻的。現在正在進行的教育論戰將取決於對這樣一個問題提出的答覆：能否使地理學變成一個學科，而不僅僅是一批信息？而對於我們這門科學更加重大的範圍和方法的問題來說，這只是個附加部分。
目前督促你去注意這個問題的另一點理由來自內部。半個世紀以來，若干學會，大多數是我們自己的學會，一直熱衷於促進對這個世界的探險。天然的結果是我們現在正接近於大發現浪潮的尾聲。兩極地區是留在我們地圖上唯一的大塊空白區。另一個史坦利1再也沒有本事為這個快樂的世界發現另一個剛果。在一段時期內，在新幾內亞、非洲、中亞，以及沿著冰凍地區的邊緣，還會有許多有益的工作。在一段時間內，另一個格里利2可能還會不時地受到古老方式的熱烈歡迎，並且將會證明並不是一個所需要的英雄人物。但是由於冒險的故事越來越少，它們的地位逐漸被詳細的軍械調查所代替，甚至地理學會的成員也會沮喪地問道：「什麼是地理學？」。
如果認為皇家地理學會必須儘快結束它的歷史―一個法人組織的亞歷山大向隅而泣，因為世界上已經沒有更多的地方可供征服，那麼不用說，這篇論文就不必寫出來了。一些諸如威爾斯先生關於巴西的論文、布坎南( Buchanan )先生關於海洋的論文以及布賴斯先生關於地理學與歷史學關係的論文，都預示著我們未來的工作。然而，不管怎麼說，在指引我們走進新的最適當的位置時，把我們的視野擴展到一定程度是會有很大好處的。在我們的教育論爭中，現在來討論這個問題，有可能使我們獲得新手段的更多的意外利益。

1 亨利．莫頓．史坦利( 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 )，英國探險家，殖民主義者。―譯者
2 阿道費斯．華盛頓．格里利( Adolphus Washington Greely, 1844-1935 )，美國北極探險家。―譯者

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的第一個問題是：地理學是一個還是幾個主題？更確切地說，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是一項研究的兩個階段，或者它們是用不同方法進行研究的獨立的主題，一個是地質學的附庸，而另一個是歷史學的附庸？皇家地理學會主席最近對這個問題有十分卓越的見解。他在伯明罕的演說中採取了十分明確的立場。他說：
「要調和人們可能認為是科學的地理學和歷史學混合在一起的看法是很難的。因為這兩者就像地質學和天文學那樣彼此截然不同。」
我懷著極其不願意和猶豫的心情，大膽提出反對有充分理由受到人們尊敬的權威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的意見。我這樣做，僅僅是因為我深信他在伯明罕採取的立場對地理學的美好前景是毀滅性的。我還進一步注意到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的聲明，在更加正確的論據面前，他完全準備放棄他已經作出的結論。在如此困難的討論中，如果我自認為我的44論據是更加正確的，那真是太放肆了。我提出它們來，只是因為就我能見到的來說，正在議論的演說中，這些論據並沒有遇到反對也沒有被推翻。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可能只是表示了當前大多數人們思想上對這個題目的模糊觀點。很可能是這種情況，因為在他本人的聲明中，他所引用的論據是支持一種與他自己制定的理論觀點相對立的觀點3。
在我們已經引用的那同一頁上，人們可以找到這樣一段內容，它高度讚揚布賴斯先生的〈與歷史學關聯的地理學〉( Geography in Its Relation to History )。布賴斯先生講演的中心思想是：人類基本上是「他的環境的創造物」。政治地理學的職能是探索人類和他的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要求政治地理學能使我們未來的政治家「充分掌握」「各種地理條件」。對於他的這些觀點，到目前為止還沒發現有人反對。但是他似乎認為他所說的「充分掌握」，可以在「自然的和科學的」地理學被排除以後，從所遺留的東西中得到。

3弗里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對這一段文字寫了一個非常有禮貌的回答。從這一段落中，我認為我並沒有按照他的意圖對他的話隨聲附和。對此我表示遺憾。我仍然把這一段文字留在那裡，因為我相信我的話並不含有去附和這些話的不自然的意思。它們可能很容易被人們引用來反對地理學家，而因為這些話出自一位地理學的老朋友之口就更有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