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時間（簡體書）

《技術與時間》是法國當代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所著《技術與時間》系列前三卷之合集，系作者在德裡達指導下，積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學成果而成的鴻篇巨著，開創了當代技術和時間哲學的一個新方向，被認為是20世紀末法國哲學界代表作品之一。
本書從人類固有的“缺陷存在”和“代具性”這兩個質量出發，對技術與時間在人類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進行重新討論，從而建立技術與時間二者和人的本性之間新的關係；並從現代技術發展的角度，對人類之本提出了新的見解；對人類原有的特定記憶、種族記憶及個體記憶逐漸為新生的機器記憶所取代的社會現狀，進行了深刻反思；也描述了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視聽技術的飛速發展對人的廣義上的“存在”所造成的影響。

貝爾納·斯蒂格勒（1952—2020）

法國著名哲學家德裡達的學生和好友。曾任巴黎國際哲學院教導主任、貢比涅技術大學技術認識、技術組織和技術體系研究中心主任、法國音像研究所副主任，曾指導過應用於文本、圖像和聲音的數字技術領域的多項研究。他的哲學著作《技術與時間》系作者在德裡達指導下，積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學成果而成的鴻篇巨作，被認為是20世紀末法國哲學界代表作品之一。

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的鴻篇巨著
技術哲學的扛鼎之作，批判數字化資本主義的代表作品
全新中文修訂版，三卷合一，特別收錄斯蒂格勒全新再版序言和後記
從現代技術發展的角度，對人類之本提出全新見解

前言
本書探討的物件是技術，它被理解為代表著一切即將來臨的可能性和未來的可能性之視域。十年前，當我構思最初的輪廓時，這個問題還顯得次要。如今，它貫穿所有的研究，其範圍之廣，無所不及。雖然這個問題提出的工作極富刺激性，而且也引起了人們的關切，但是其緊迫感才剛剛開始被意識到。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它在經過了一段不可避免的沉悶和可怕的焦慮之後被提了出來，堅忍和艱難使它更富於趣味。在此，我要把這個問題的艱巨性及其必然性正告讀者：哲學自古至今把技術遺棄在思維物件之外。技術即無思。由技術的強大動力在我們時代的舞臺上造成的巨變引來了一系列的反應。無論這些反應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或是媒體化的，無論它們是“膚淺的”還是深思熟慮的，都必須給以超越。現時代已被卷入了一種隱約的決策（危機）過程的旋渦，這個過程的機制和趨勢尚晦暗不清，必須經過艱巨的努力才能使之變得可以理解。這種努力既要求回憶過去，同樣也要求注重當前發生的事物的複雜性。本書所闡發的觀點僅僅是一個嘗試，它與其說是結論，不如說是探索：探索（用手實現的探索）正是這種反思的物件本身。
即將來臨的不可能性從未像今天這樣迫近，以至於時間的激流在它本應敞開未來的明晰性的時候，卻變得更加自相矛盾了。一種根本的立場和觀點的轉變勢在必行，它越是不可避免，就越會遭遇抵抗。積怨和否棄既代表著頑固勢力，同時也標志著它的瓦解，這一點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被尼采和弗洛伊德置於他們的沉思中心。他們的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獲得多方面的印證。讀者因而會察覺，這些在本書中幾乎沒有被引用的作者，實際上處在我試圖展開的視線的焦點。我很遺憾不能向眾多的朋友以及他們對這項研究工作給予的支持言謝。我謹向圖盧茲-米拉伊大學教授熱拉爾·格拉內爾表示深深的感謝。他的熱誠、嚴謹——這是有幸在他指導下從事過研究的人們所共知的——喚醒了我對（向事物本身、向形而上）回歸和大轉折的必然性的認識。我在此也向蒙代夫人、埃麗雅娜·埃思古巴斯、阿妮克·若蘭、列維·埃伯拉爾夫人以及伊麗莎白·李加爾表示謝意。她們的珍貴指教反映在字裡行間。雅克·德裡達的著作是這項研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我力求在閱讀德裡達著作的過程中，既忠實原著，又要（從“延異”的各種角度）和這樣一位富於感召力的導師的誘人的精神財富做抗爭。其誘人處尤在於導師本身對一切權威性持懷疑的態度。雅克·德裡達對不同己見的可能性的巨大的奉獻精神不僅僅停留於一種典型的論述和沉思的物件，他由此倡導一種人生風格，一種人生的思想和思想的人生。這種風格使他在與學生、好友的交往中以及在諸種私人或公共的關係中，既實事求是地肯定自己的著述，又對其權威所及的界限持非常審慎的態度。如果不是讓-弗朗索瓦·裡奧達爾接受我進入國際哲學院，如果沒有他因此為我建立的同他本人，以及其他朋友（在此不能一一言謝）的交流，毫無疑問，這項研究在我看來不可能邁出關鍵性的步伐。保爾·維裡略、雷吉·德布萊以及安托萬·杜勞爾同我的交流，不僅豐富了這項工作，而且給予我難以估量的鼓勵。朋友常常是對工作的最珍貴的督促者。我和安托萬·貝爾曼、蒂埃裡·夏普還有如今已經去世的米歇爾·塞爾維葉共同分擔過的記憶問題的煩惱和奧秘，在此也盡收文中。卡特琳·馬拉伯在進行自己的研究的同時，不僅在工作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煩瑣的困難中也給我以勉勵和關照。我們被柔情一同系於嚴謹的哲學追求，這種追求使我們聚合，同樣也帶來一種爭鬥的氣氛，正如赫西奧德以黑夜之女愛麗絲為名唱頌的那樣，這是一種既富於創造性又具有危險性的競爭。我對缺乏共同體者的共同體（這是一個在我試圖探討的主題深處的既華美又可怕的概念）的體驗從未像和卡特琳在一起時那樣徹底，這種體驗既在概念中，又在愛的圈子裡，即便是為了形成概念，為了概念的愛，也是如此。她把對概念的愛稱作愛情的終結（哲學企圖“廢除它愛智的名分以便成為切實的知識”）。我的孩子巴爾巴拉和於連在長大成人的同時，也經歷了一本書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同胞的孕育和出世。但願這一段令我無暇旁顧的時期還是給他們留下了一絲喜悅。這個最終的產物已經留在我的身後，我想它應當轉向一個已不屬於我的未來，但願它也能為孩子們開花結果。我的學生們也常常為本書中不少觀點的成熟提出過寶貴的見解，在此對他們表示感謝。我也要謝謝貢比涅大學的校領導，他們覺察到了哲學和技術之間的交流的緊迫性和必然性。作為這項交流榮幸的受益者和積極的參與者，我對校方這種難得的明智深感欽佩。最後，我要感謝羅歇·雷加爾、雅克·塔爾奈羅，還有“科學和工業城”：沒有他們的支持，這本書是不可能問世的。

第一卷：愛比米修斯的過失
人的發明
技術學與人類學
誰？什麼？人的發明
普羅米修斯的肝臟
已經在此
“什麼”的解脫
第二卷：迷失方向
拼寫文字的時代
迷惑的生成
記憶的工業化
時間客體與滯留有限性
第三卷：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
電影的時間
意識猶如電影
“我”和“我們”：美國的接受政策
我們的教學機構的動蕩
進行區別
技術科學與復制
後記：人類世中能力與功能的新衝突

導論
你是否接受這樣一個確鑿的事實：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之中？
——如果它是確鑿的，那就不成其為轉折。因為置身於一個時代變遷的關頭（假如確有變遷）的事實本身，就排斥企圖定義變遷的確鑿的知識，它意味著確鑿性失去自身的意義，成為不確鑿性。我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不能把握自己：轉折首先就是這樣一種含蓄的力量。——莫裡斯·布朗肖
哲學自其歷史的初期，就將技術和知識這兩個在荷馬時代尚未被區分的範疇相互孤立。這種做法是由一定的政治背景決定的。當時哲學家們指控詭辯學派把邏各斯工具化，使它和修辭學、辯論術歸為一類，成為權力的手段，而非知識的場所。哲學的知識在和詭辯的技術的衝突中，貶低一切技術的知識的價值。正是在這樣一種遺風的影響下，亞裡士多德提出了關於技術物體的本質的一般性定義：
每一個自然物體［……］都自身具有其運動或靜止的法則，有些和位置相關，有些和增加或減少相關，還有的則和性質變異相關。［……然而］任何被製造之物自身都不具備其製造的法則。
技術物體自身不具備任何賦予其活力的因果性，技術就是在這樣一種存在論的支配下，一直被放在目的和方法的範疇中來分析的。換言之，技術物體沒有任何自身的動力。
很久以後，拉馬克把物體分成兩類：一類屬於研究無機物的物理化學，另一類屬於研究有機物的科學。世上有兩類物體，“一類是無機物，它們沒有生命，沒有活力，是惰性的。另一類是有機物，它們呼吸、捕食、繁殖；這就是生命物體，而且它們‘必然趨於死亡’［拉馬克《動物哲學》第一卷，第106頁］。有機意味著生命。生存物最終和東西區別開來”。
同這兩類物體對應的是兩類不同的動力：第一種是機械的，第二種是生物的。在此二者之間，技術物體只不過是一種混雜物，它同在古典哲學那裡一樣，沒有生存論意義上的地位。由於物質偶然地獲得一種生命行為的記號，所以一個被製造物的系列可以在時間中印證著生命行為的進化。技術物體本質上屬於機械運動的範疇，它至多不過因為印證著生命行為而成為這種行為失去了厚度的痕跡。
馬克思曾嘗試過建立關於技術的進化理論—技術學—的可能性，並因此描繪了一個嶄新的觀點。其後，恩格斯又提出了關於工具和手的辯證理論，從而動搖了被動物體和有機物體的劃分。考古學發現了遠古時代製造的物件，而且，自達爾文以後，人類起源的問題被真正提了出來。卡普展現了他的有機體投射的理論，19世紀末，埃斯比那思從中得到啟示。就在歷史學家們在工業革命的領域開始注視新技術所起作用的同時，人們也在民族學的領域中積累了大量關於原始工業的資料，它們表明：技術發展的問題不能被簡單地歸入社會學、人類學、普通歷史學或心理學，它最終要被獨立地提出來。在這樣的基礎上，吉爾、勒魯瓦-古蘭和西蒙棟明確地建立了技術體系、技術趨勢和具體化過程等概念。
在機械物和生物之間，技術物體成為一種不同性質的力量交織的復合。就在工業發展打亂了知識和社會組織的秩序的同時，技術也在哲學研究的領域獲得了新的地位。因為隨著技術範圍的擴展，科學本身受其調動，和器具領域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它被迫服從於經濟和戰爭衝突的需要，所以改變了它原有的知識範疇的意義，顯得越來越依附於技術。這種新型關係產生的能量已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爆發。在納粹控制德國的時候，胡塞爾曾通過代數這門計算的技術，分析了數學思維技術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始於伽利略：
他使幾何學算術化，“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使幾何本身的意義淡化了。那些最初在幾何思維中通常被稱作‘純粹直觀’的現實的時空觀念，由此被轉化為單純的數字形式和代數結構”。
數字化的結果是喪失原始的意思和視野，喪失作為原本的科學性之基礎的原型目標：
顯然，人們在代數計算中，把幾何的意義退到第二位，甚或簡單地把它遺棄；人們僅僅在計算之後才會記起，這些數字本應表示一定的形狀。盡管如此，人們並不如同在通常的數字計算中那樣作“機械”運算，而是進行思想和發明，有時會有重大的發現—但是伴隨著難以察覺的意思的位移，以至於使它成為一種“符號”意思。科學的技術化就在於無視原型。正如建立普遍的理性原則的設想一樣，由此而產生的意思的位移將會帶來一個形而上學方法的程式。代數學從一開始就在系統地使自然程式化和器具化的同時，“自身卷入了［……］一種突變，它因此成為一種單純地［……］依靠遵循技術規則的計算技術來獲取結果的藝術。［……］在此，使這種技術行為具有一定的意義，並賦予其正確的結果以真理意義［……］的原初思想卻被擱置在外了”。
技術化就是喪失記憶，這一點在柏拉圖的《斐德羅斯篇》中已有所指：哲學家們在和詭辯家的爭論中，指責文字記載的記憶威脅著知識回憶的記憶，記載記憶有玷污回憶記憶的危險，以致將它毀滅；計算決定了現代化的本質，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最初原型記憶—這個一切毋庸置疑的推理和意義的基石—的喪失。計算帶來的技術化使西方的知識走上一條遺忘自身的起源，也即遺忘自身的真理性的道路。這就是所謂的“歐洲科學的危機”。如果不實行基礎的重建，科學必將導致對世界實行失去科學物件的技術化。提出這種必要性的歷史背景是：“在30年代，像卡西勒和胡塞爾這樣一些著名的人本主義哲學家［……］，力圖以對現代理性哲學的不同形式的‘更新’，來對抗日益囂張的法西斯‘野蠻’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