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大博弈：歐洲福利制度的百年激蕩1875-1975（簡體書）

一個世紀，五個國家，

丹麥、瑞典、英國、法國和德國，

從俾斯麥到撒切爾夫人，

從貝弗裡奇到T. H.馬歇爾，

實行福利制度的改革嘗試，

證實了支持團結式社會政策的大趨勢。

彼得·鮑德溫（Peter Baldwin）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紐約大學“全球杰出教授”，紐約公共圖書館、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維基媒體基金、中歐大學、丹麥高等研究所董事會成員，猶太歷史中心董事會主席。尤擅社會政策比較研究，著有《西方國家都一樣？》《流行病的應對》《福利大博弈》《版權戰爭》等多部專著，也常在《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新聞周刊》等報刊和網絡平臺撰文。

中文版總序：國家的全球史

導言：平均數的魔力被數百萬人所利用

第一章　北歐的實踐：福利制度的起源

丹麥：農場主、保守黨和團結式社會政策的起源

工傷事故保險應當涵蓋所有的人嗎？

瑞典：農場主、保守黨和團結式社會政策的起源

插敘　故事才得以繼續

第二章　英國和北歐：福利制度的勝利

英國：“《貝弗裡奇報告》仿佛是天降甘霖”

瑞典：“為什麼不把社會看作一個均衡風險的組織”

丹麥：所有階層都有利可圖，大家是相互依存的

第三章　法國和德國：福利制度的失敗

法國：團結、社會保障和薪金雇員

自雇人士和分離主義的誘惑

德國：團結式改革與同盟國計劃

告別貝弗裡奇：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政策

第四章　退休金問題：從貝弗裡奇傳統回歸俾斯麥模式

瑞典：工薪階層、社會平等和退休金計劃

丹麥：工薪階層、社會平等和退休金計劃

英國：從貝弗裡奇到蒂特穆斯之路

第五章　三十年後取得了成功：歐洲大陸悄然的福利改革

法國獨立經營者：分離主義的衰落和解體

德國工匠：分配中的燙手山芋

德國的其他獨立經營者：掃尾工作

最終部分實現了1945 年的團結願景

結語：福利改革的社會基礎

致　謝

縮略語

注　釋

參考文獻

歷史學家是關注局部地區的人。他們沉浸在狹窄的主題中，在檔案上花費數年，鉤沉索隱，並得出精心構造的準確結論，很少涉獵其研究主題之外的領域。大多數人只研究一個國家，許多人僅僅研究一個地區或一座城市，他們聚焦於一個具體的主題深耕厚植，不遺余力地研究一個狹窄話題，認為自己能夠完全理解它。

大多數歷史學家既不試圖對他們研究的具體主題進行歸納，也不試圖從中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結論。而諸如社會學、政治學以及人類學等其他社會科學，則致力於從具體研究主題中提取出人類或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歷史學家抵制這種超出他們研究範圍的誘惑。

然而，歷史不僅僅是書寫小而具體的問題，它可以從大小不同的任何層面來進行研究。傳記研究的是一個人的故事，這是最小層面的歷史，也有史家研究小村莊和某個中等大小的區域，更有很多史籍著力於講述世界各大洲的歷史，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史。所以對於一個人而言，他既能寫出大不列顛棉花史，也能寫出全球棉花史。

從方法論上來說，微觀歷史與宏觀歷史幾乎沒有什麼區別。除了層面的大小之外，史家所做的工作大同小異。他們都在講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的變化。他們的故事中通常隱含著一種因果關係，解釋為什麼事情會發生，為什麼戰爭會爆發，為什麼經濟發展會滯後，等等。但是，無論層面是大是小，故事都是按時間順序展開的，通過講述發生了什麼事情來解釋事情何以會發生。

大歷史和小歷史、微觀史和全球史，其規模的差異大於其方法的差異。如果一個人要寫一系列涵蓋整個世界的微觀歷史，他必須長生不老且無所不知。但即便有機會能做到這一點，這又有什麼意義呢？它就像文學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所著故事裡比例尺為一比一的地圖那樣，每張地圖都僅僅是和它所描繪的地區一樣大而已。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地圖與世界大小相等的話，那麼繪製它們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並不需要一張地圖定位距離我們家門口只有五英尺遠的地方，而是需要利用它導航至城市另一端的某個位置，看看一個國家比另一個國家大了多少，或者知道我們向東將要飛到哪裡。使用這些地圖的所有方式都涉及抽象化解讀，亦即不需要去這個地區親身體驗，就可以對整體情況有一個大概了解。對於一部全球性的微觀史而言，它仍然沒有解決抽象概括的問題。例如，它回答不了為什麼英格蘭會首先發生工業革命的問題。相反，它只是讓我們詳細了解了蘭開夏郡的工廠以及地球上以農為本的其他地方的發展情況。

大歷史對諸多地方事件進行提煉，歸納其本質或者至少是相關聯的因素。這也適用於全球的、跨國的以及相互聯繫的、錯綜複雜的歷史，這些歷史超越了一個地方的界限，跨越了人為或自然的邊界而構建出新的聯繫網絡。最明顯的是，某些歷史涉及的主題本質上是跨越國界的，比如殖民主義、帝國、奴隸制、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等，其他諸如外交政策、戰爭、移民、國際文化影響等領域就更不用說了，這當中更為常見的還有流行病。

18 世紀和19 世紀出現了許多大部頭、多卷本的歷史學著作，包括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以及利奧波德· 馮· 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關於17 世紀英格蘭的著作，還有關於四百年教皇史的著述，等等。這些都是歷史學家們付出了驚人努力的名著。論著所展現出來的宏大規模證明了作者的創作能力、讀者的耐心，以及他們共有的文化自信：相信可以在一個合理的闡釋框架內描繪出波瀾壯闊的歷史故事。然而，到了20 世紀，隨著歷史學行當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多卷本的大歷史就很少出現了。相對於那些較為偏重於抽象理論的作品而言，傳記的篇幅總是更長。出版商可以指望讀者安靜地坐著閱讀一部長達800 頁講述個人歷史的有趣作品，但卻不能指望他們閱讀同樣一部大篇幅描述某個大陸發展史的著作。如今，出版物中多卷本的作品比較少見，有的話通常也都是團隊合作的成果，它們通常以主題匯編的論文集形式出現，比如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和喬治·杜比（Georges Duby，1919—1996）合作編寫的《私人生活史》（History of Private Life）等。

然而，在最近一段時間，歷史著作在寫作規模和描述範圍上都有所提升。今天的歷史學家可以利用互聯網上的巨量內容，並借助文字處理和搜索引擎等程序，高效率地完成超大規模的工作。最近的一些書就證明了作者的耐力以及他們利用數字資源的能力。於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所著的《世界的演變》用1200 頁展示了19 世紀的全球史綱，放在以前，出版商可能會把它分成好幾卷。塞繆爾·科恩（Samuel Cohn）的巨著《流行病：從雅典瘟疫到艾滋病時代的仇恨和同情》涵蓋了一個狹窄但跨越了兩千多年的話題。對於近代世界的流行病問題，他閱讀了大量以數字化方式呈現的各類報紙，這在數字化時代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