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會抑鬱：哀悼、憂鬱與精神分析（簡體書）

達裡安?利德認為，“抑鬱”本身只是一個描述各種狀態的模糊術語，而鑒於所謂的“抑鬱”大多與分離和喪失經驗相關，可將“哀悼”和“憂鬱”視為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更為精確的概念。在此背景下，《我們為什麼會抑鬱：哀悼、憂鬱與精神分析》從古老的“哀悼”“憂鬱”概念出發，結合豐富的文學、藝術、電影素材以及咨詢室案例，以精神分析的視角探索哀悼的一般性過程，以及不同文化中的個人對分離和喪失的無意識反應，為我們理解“抑鬱”概念未曾闡明的關鍵性問題提供了極具代入感的切口。

親人逝世，往事難追，悲傷無處安放；

友人別離，漸行漸遠，孤獨感大肆蔓延；

世事無常，一切懸而未決，未知的恐懼難以消解；

……

在生活中，顯著或微小的抑鬱情緒無處不在，現代人為了擺脫抑鬱的糾纏，往往求助於藥物治療。但在《我們為什麼會抑鬱》中，精神分析師達裡安·利德指出，對藥物的依賴會讓我們忽略抑鬱的真正根源。抑鬱更多與喪失和告別有關，是我們對過往的哀悼和憂鬱。當熟悉的關係不復存在，新的連接尚未確立，“我是誰”的終極問題便隨之浮出水面，利德結合豐富的案例分析告訴我們，唯有直視對失落之物、已逝之人的留戀乃至憎恨，才能真正理解心靈的失序，從而重建自我的內在世界。

達裡安·利德（Darian Leader），精神分析師、作家，英國精神分析學院院長、弗洛伊德分析和研究中心創始成員，被《衛報》譽為“當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著有《手的精神史》《人為什麼會生病》《搖擺之心》《我們為什麼睡不著》《什麼是瘋狂》等。

• ·著名精神分析師達裡安·利德代表作，獲得眾多媒體好評，已被譯為多國語言
• 超越藥物治療的神話，重新閱讀弗洛伊德，解放被日常生活壓抑的哀悼與憂鬱
• 從日常案例與文化現象出發，跨越臨床醫學、藝術史、流行文化多個領域，兼具專業性與可讀性

從醫生那裡拿到當下流行的抗抑鬱藥的處方，並在藥劑師那裡取到藥之後，這位年輕女子回到家，打開了那個看著很小的包裝袋。她曾想象過一個淡黃色的瓶子，裡面裝滿了密密麻麻的膠囊，像維生素丸一樣。但她看到的卻是扁平的金屬包裝，每粒藥片與鄰近的藥片都被一大片不成比例的空箔隔開。“每一粒藥片都是孤寂的，”她說，“就像在金屬殼裡互相凝視。它們都在各自的小監獄裡。為什麼不把它們松散地、自由地放在一個盒子裡呢？”藥片的包裝方式讓她感到困擾。“它們像聽話的小兵一樣排列著——為什麼連一個打破隊形的都沒有？”她的下一個念頭是把所有的藥片一起吞下去。當我問她為什麼時，她說：“這樣它們就不會感到那麼孤獨，那麼幽閉恐懼了。”

雖然在西方世界有數百萬人服用抗抑鬱藥，其他國家的數字也在穩步上升，但在為抑鬱症提供藥物治療的這些人當中，似乎沒人想到藥物本身也可能成為這種疾病的一面鏡子。孤獨的藥片給打開包裝的人發送了一條殘酷的信息。分離的單元這一慘淡形象傳達了現代個人主義的消極面，我們每個人都被視為孤立的行為主體，與他人隔絕，被市場中商品和服務的競爭驅使，而非被團體和共同的努力驅動。

當然，抗抑鬱藥物的包裝有其原因。把藥片隔開便於讓患者記錄他們已經服用的數量。有人可能會說，這樣能夠更好地管理抑鬱症。更有人會認為，將藥片用空鋁箔或塑料隔開，可以防止患者服用過量。但我們可能會想，有多少人曾盯著自己的抗抑鬱藥物的包裝，腦海中縈繞著與上面那位年輕女性類似的想法呢？

我們可以將這種情況看作抑鬱症在當今社會如何被對待的一種隱喻。患者的內心生活未經考察而優先考慮醫學治療。遵循服藥指南比檢視病人與藥片的實際關係更重要。抑鬱症被視為一個生理問題，就像細菌感染一樣，需要一種特定的生物療法。患者必須回到過去高效而快樂的狀態。換言之，對人類內心的探索正在被一種固化的精神衛生觀念取代：問題必須被解決而不是被理解。

這種看待抑鬱的方式會是問題本身的一部分嗎？今天，由於人類［健康］狀況的諸多方面都被解釋為生理性的缺乏，人們對無意識精神生活複雜性的理解變得空洞起來。抑鬱症被認為是5-羥色胺缺乏的結果，而不是對喪失和分離經驗的反應。藥物治療的目的是使患者恢復到社會適應和社 會效用的最優水平，很少考慮他們心理問題的長期原因和可能的影響。

然而，社會越是從這些機械的角度看待人類生活，抑鬱狀態就越可能分化。將抑鬱症當作需要用抗生素治療的感染並採用同樣的治療模式，這始終是一個危險的決定。藥物並不能治療最初使人抑鬱的東西，症狀越被視為異常行為或不適應行為的表現，患者就越會感受到標準的壓力，這種標準告訴他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他們成為當下把人看作“資源”這種觀點的犧牲品，在這一視角下，一個人只是一個能量單位，一套可以在市場上打包買賣的技術和能力。如果這就是人類生活的現狀，那麼，如此多的人選擇拒絕這種命運，在陷入抑鬱和痛苦時失去自己的能量和市場潛力，這很令人驚訝嗎？

我在這本書裡認為，我們需要放棄目前框架下的抑鬱症概念。作為替代，我們應該把所謂的抑鬱症看作一組症狀，這些症狀來自複雜的、總是大相徑庭的人類故事。這些故事總是包含著分離和喪失的經驗，即使有時我們並未意識到它們。我們經常被生活中的事件影響，卻沒有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如何改變了我們。為了理解我們如何對這些經歷做出反應，需要有正確的概念工具，我認為這些工具可以在古老的哀悼（mourning）和憂鬱（melancholia）概念中找到。抑鬱（depression）是一個用於描述各種狀態的模糊術語。哀悼和憂鬱則是更精確的概念，有助於闡明我們如何處理——或未能處理——作為人類生活一部分的喪失。

在大眾心理學中，哀悼常被等同於從喪失中恢復過來。但我們可曾真的從失去的傷痛中走出來過？難道我們不是以一些不同的方式，讓它們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嗎？這些方式有時是卓有成效的，有時是災難性的，但絕不是毫無痛苦的。一種更為細致和詳盡的觀點將會被用以探究哀悼的機制與變遷。至於憂鬱，它通常被看作一個過時的類別，一段引人好奇的歷史，或者作為一個詩意的詞來形容一種孤芳自賞的悲傷情緒。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憂鬱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一些最為嚴重的抑鬱症案例，在這些案例中，他們［患者］確信自己的生活毫無價值，無法過活。

幾年前，當我重讀弗洛伊德的《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時，我震驚地感到後世的分析師們對哀悼的論述竟如此之少。關於人們應對喪失的行為的描述已經數不勝數，而對哀悼的更深層心理的描寫卻少之又少。弗洛伊德的同事卡爾·亞伯拉罕（Karl Abraham）就這一主題寫了一些精彩的論文，他的學生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則把哀悼作為其心理發展觀的核心。然而後來的分析師們的評述似乎更為保守。事實上，我們在幾周內便可讀完與弗洛伊德這篇文章主題相關的英文文獻的絕大部分，而精神分析其他主題的相關書籍、論文和會議記錄堆積如山，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讀完。兩者相比，關於前者的文獻可謂極少。我想知道這是為什麼。

憂鬱也是如此。它對弗洛伊德來說無疑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然而除了小部分歷史性的研究外，分析師們幾乎沒有寫過相關的文章。如何解釋這種忽視呢？一個答案似乎顯而易見。哀悼和憂鬱這兩個術語在從前被人們接受，而今天大家都在談論抑鬱。舊術語的消失或許與新概念的流行有關。過時的分類已被一個最新的、更精確的概念替代，而抑鬱的文獻當然也不會少見。這的確是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要探討所有已發表的文獻是不可能的。

然而，即使粗略地瀏覽一下目前關於抑鬱的研究，也會發現它們並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今天研究者們關注的問題與弗洛伊德和他的學生所關注的相去甚遠。關於我們在精神上如何響應喪失經驗的複雜理論，已經被對表面的行為、令人懷疑的生化學和膚淺的心理學的相關論述所取代。在統計數據和圖表中，沒有一處是患者本人實際的言語報告，傾聽仿佛不再重要。早期研究的豐富性已經消失了。以往分析師們的研究錯綜複雜，關注人類的主體性，而這些已經不復存在。前後研究的已經不再是同樣的問題了。這是進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