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陣痛期，不合時宜的民國：十里洋場的繁華與陰影，知識分子的抗爭與信仰……中國處在變革的時期，記錄百年之後的時代記憶！

「民國肇建，百廢待舉，況以數千年專制一變而為共和，
誠非旦夕所能為力。」

軍閥與革命的拉鋸、文人志士以筆抗爭、徘徊中的大學教育……
中國以蹣跚的腳步前行，卻不知路在何方

民國時期對中國來說是個重大的轉折期，隨著西方的新思想、新技術、新潮流進入中國，
許多舊傳統被視為糟粕，社會嚮往新氣象、準備迎來新時代，
卻忽視了這個社會也許對西方「水土不服」，
於是時代就在跌跌撞撞中向前走，整個中國充滿希望，卻又遍體鱗傷……

▎被中國人拋棄的帝制＋被中國社會排斥的西方民主
【民國該何去何從？人民依歸何在？】
「它是一個劇變的時代；一個破碎和重生的時代；一個沉淪和奮起的時代。中國人沉浸在前所未有的變革之中，走過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內戰、抗戰，走過種種思潮的衝擊、沉沉的心理落差、衝向美好藍圖的衝動和失敗的委屈，日子過得艱難而剛強，最終走向了現代，走進了我們能夠觸摸的歷史。」

▎十里洋場的繁華與溫存
【民國時期的上海，開全國風氣之先】
性別平等的議題，到如今仍是人們需要努力實踐、捍衛的領域，
但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竟已經有以全部雇用女性員工的公司，打破了幾千年來男性夥計的傳統！
在著裝上，上海更引領潮流，摩登的穿搭、燙波浪的鬈髮、塗厚厚的脂粉……

「女人的衣服……在民國的當鋪裡不再受歡迎了，因為過了時就一文不值。」
「時裝上也顯出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張愛玲

▎無聲「吶喊」，掀起滔天巨大的聲浪
【振聾發聵之聲，魯迅以筆為刃】
「中國人一是不敢正視，二是善於遺忘。受侮辱者、受迫害者也好，侮辱、迫害他人的人也好，都不願意回顧過去，更談不上分析錯誤的原因。侮辱與迫害行為，被巧妙地、有意識地掩蓋，就等著當事人死亡後，完全沒入歷史的塵埃。更糟糕的是，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和遺忘，無形中助長了迫害他人的風氣，儼然讓自己也成為害人之人。」──〈狂人日記〉

【內容簡介】：
民國時期是充滿變動與革新的轉折期，中國從老舊的帝制中走出，以西方的思想制度為參照，開啟了力圖壯大國家、改變社會的「現代化」歷程。本書以民國時的人物、社會制度、思想教育等方面切入，希望透過一些片段的紀錄、口述與人物視角來觀照民國這部大歷史，時隔百年再回望那個褪色年代，揭示大時代背後的矛盾與掙扎。

張程，青年學者，研讀政治學、外交學。著有《洞悉中國史，只看這18件事！》、《歷史陣痛期，不合時宜的民國》、《從天朝大國到瓜分中國，只需要走錯「五步」！》等作品多部。

序：關於說明的說明

民國是一段歷時將近40年的歷史時期，要在這薄薄的小冊子裡，把這近40年的裡裡外外都說遍，即使是浮光掠影，也是超乎筆者能力之外的。好在這只不過是一本說明書，我們要做的是引導性的說明工作，而非面面俱到的解讀。無論是人物、社會，還是思想領域，民國值得一書的地方實在太多太多了，即使是幾十卷本的通史或大辭典，恐怕也無法窮盡。因此，筆者沒有自不量力地試圖挑戰學識的極限，而是在這些領域中，挑選一些例子做示範性的講解。它提供的，主要是一種全面認識民國的觀念，以及深入觀察民國的方法。

讀者可以以這些範例為參照，繼續閱讀其他資料。要是讀者不打算進一步深入了解，透過這本小書，也能對民國有一個相對全面的認識。

如果民國的歷史能促使人做一些思考；能讓人重新體驗祖輩們的青澀韶華；能幫助我們找回失落已久的情感，那本書則提供進入這種狀態的路徑，循著這條路，讀者可能會在民國的這段歷史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接下來，關於本說明書的說明對象――民國的概述，是不可缺少的。這是所有說明書都具備的要素。

一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響起的槍聲，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是起義計畫暴露、群龍無首狀態下倉促的槍聲。但就是這一聲槍響，讓清王朝土崩瓦解，這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清王朝的滅亡，或者說是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的終結，不是一、兩聲槍響的功勞，而是被中國人拋棄的結果。中國在近代的沉淪、從泱泱大國到令人宰割的巨大落差，幾乎讓全體中國人痛思原因。對比中外發展，當時的中國人，思考的結論是：這一切都是君主專制惹的禍！到1911年槍聲響起時，累積了強烈不滿的人民聞風而動，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最後，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北洋新軍集體倒戈，隆裕太后和宣統小皇帝不得不在1912年退位。

現在看起來，當時的想法太簡單、太理想化了。把近代中國落後的所有罪責歸咎到君主專制制度的頭上，尤其是「憲法未立」、「民權未伸」的頭上，讓大家忽視了許多其他問題。中國社會遠比清末民初的人們想像的更加複雜。

這種簡單化的理想，讓民國一建立，就陷入權威驟失、動盪不安的局面。

孫中山先生在起義成功後趕回中國，立即超越之前曾被考慮為候選人的袁世凱、黃興、黎元洪等人，被推舉為中國第一位總統。他的成功，取決於時人對西式民主共和的著迷；取決於人們對革命黨人的崇敬和厚望。但是，很快的，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發現，中國的國情很複雜，能夠推動西式民主共和的力量很薄弱。相反以袁世凱為首的傳統政治力量，扎根中國，實際上很強大。百日後，孫中山即讓位給袁世凱。他感慨：「民國肇建，百廢待舉，況以數千年專制一變而為共和，誠非旦夕所能為力。」不想一語成讖。從此，理想主義的西式政治家，孫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再也沒有掌握中央實權。

袁世凱為首的軍閥集團，從君主專制體制中破殼而出，也知道君主專制制度積重難返，對民主共和也抱有敬畏之心，多多少少相信民主共和能解決中國的部分或全部問題。民主共和的架子在北京迅速搭建起來，西方也承認了民國。可是無論是北上的革命者，還是掌權的傳統官僚，誰都不知道民主在中國應該如何運作。沒有民主經驗；沒有民主精神；更沒有民主的社會基礎，以議會和選舉為主要代表的民主共和制度，迅速惡化為一個個政壇笑話。先是總統袁世凱和總理唐紹儀就總統和內閣的權限糾紛不清，唐紹儀黯然去職；接著是原本能為各方接受的繼任者陸徵祥，在國會亮相時，講話囉嗦不當，被意氣用事的議員們否決；發展到最後，阿貓阿狗都在國會裡混，人們把國會當成衙門。代議機關被官場黑缸染黑，選票可以公開買賣，議員們成為出入八大胡同的「豬仔」，連累整個民主共和制度威信掃地。

剛開始時，馮國璋因為被報紙稱為「狗」，憤而與記者對簿公堂，表明他還想按照新規則辦事。民主共和降臨中國，上起強權人物，下至販夫走卒，始終不敢等閒處之。即便是曹錕賄選總統，起碼也走完所有流程，「照章辦事」。多數軍閥都「湊分子」，出錢出力，閻錫山出錢，馮玉祥出力張羅，說明民主制度雖然幌子還在，但只剩下可憐的幌子了。於是，原本被掩蓋住的質疑聲，開始響亮起來。西式民主共和，能救中國嗎？

民主在出洋相，政府政績乏善可陳，列強欺辱日漸嚴重，百姓生活持續下降。民國初期退化到了軍閥混戰的局面，連清朝末期都不如。人們開始呼喚中國政治思想中「大一統」的觀念，那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建立一個強大的集權中央政府。中國人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制止亂局、救國救民。「國家富強」逐漸發展為壓倒一切的頭號目標，超越了口頭上的「自由民主」，實際上成為全社會的期望。

只要看看上海灘上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所有愛國的中國人都會產生「追求富強、救亡圖存」的強烈意向，贊同上述觀點。誠如恩格斯所說：「人們所期望的東西，很少如願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彼此衝突、互相矛盾，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無法實現，或是缺乏實現方法。」

袁世凱和民主共和制度「磨合」幾年後，把政局混亂、政令不通，歸咎於共和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在一小撮人的鼓動下，決心恢復帝制，建立強權統治，可以視為「大一統」觀念的回歸，可惜帝制的「殼」已經發臭，不能用了。袁世凱最終遺臭萬年。繼起的各派軍閥強人，不像後人想像得那般不堪。他們幾乎都出身貧寒，報救國之心，年少入伍，掌權後也想舒展抱負，救國濟民，可惜誰也無法找到解決層出不窮問題的鑰匙。國民黨經過自我改造後，希望以強大的黨，驅動強大的國家。可惜國民黨先天不足，派系林立、腐敗橫行，始終無法真正統一中國。中間又有日本入侵，全民抗戰。抗戰期間，國家意識空前高漲，國民政府權威陡然提升。又可惜國民黨沒能利用民眾情緒，更沒能解決內在問題，白白浪費大好良機。

在中國人從反對專制傾心民主共和，到對西式制度失望的過程中，歐美國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整個民國時期，歐美國家在對華問題上堅持兩點：第一是堅持維持和擴大在華特權利益，而這些利益日益成為中國仁人志士詬病的對象；第二是歐美始終不願意一個強大、平等的中國崛起。這就導致國內反歐美情緒在逐漸累積。

清末和民國初年，傾慕西方、呼籲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不在少數。1940年代，多數中國人轉變為抨擊西方，反對西方在華勢力的存在。這種情緒一直延續幾十年。

以上就是民國政治發展的概況。真實情況比文字的勾勒要豐富多彩，也要複雜得多。它是一個劇變的時代；一個破碎和重生的時代；一個沉淪和奮起的時代。中國人沉浸在前所未有的變革之中，走過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內戰、抗戰，走過種種思潮的衝擊、沉沉的心理落差、衝向美好藍圖的衝動和失敗的委屈，日子過得艱難而剛強，最終走向了現代，走進了我們能夠觸摸的歷史。

二
中國社會有權力氾濫的傳統，但直到清朝中期，社會還保持著「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近代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傳統社會結構發生劇變，政府角色在整個社會中一枝獨大。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近代人們對國家富強的渴望，超過了對自由、民主、寬容等的追求。國家的力量被過度強調，人們把富強的主要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忽視了也許「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近代中國沒有成長出制衡政府的力量。傳統社會中，在官府和個人之間，還有一個強大的士紳階層，包括有功名的讀書人、退休或在籍的官員、少數讀過書的地主或富商等。遍布各地的士紳，上傳下達，在朝廷諸公和山野村夫之間，發揮橋梁作用，他們是社會公益事業的熱心組織者和贊助者，是鄉間糾紛訴訟的調解者和主持者，也是官府和百姓都信得過的人。士紳的力量相對獨立，能夠制衡官府。

在現實中，歷朝歷代的地方官府，都重視本地士紳，遇到大事都會找士紳們商量。此外，宗族也是一個制衡力量。但是，士紳也好，宗族也好，都在洶湧澎湃的近代變革浪潮中，被沖得七零八落。劇變的中國社會，已經沒有傳統士紳孕育和作為的土壤了。西方社會，除了個人和政府之外，還有獨立的立法、司法、教會、媒體等力量。但這些力量在近代中國始終沒有真正發展起來，更談不上制衡政府了。

這些因素，加上泛權力的傳統，民國時期政府力量不斷壯大，社會的寬容度逐漸縮小，學界和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被動或主動地降低。這是近代變革給我最大的感覺。當然，這場大變革的關鍵詞，除了政府權力，還有許多，比如「現代化」、「革命」、「轉型」……等。

現代化可算是大變革的目標、方向。被西方列強震撼後，中國人以現代西方為樣板，改造自己，稱為現代化。現代西方的確比中國先進，比中國強大。但什麼是現代、什麼是國際標準？我們又該以哪一國或哪一類國家為參照，進行現代化？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文化和傳統社會又該何去何從？這些問題顯然也爭議不斷，且影響到現在。

革命，相對於改良而言，是變革的劇烈形式。近代中國在沉淪，一度走到亡國滅種的邊緣；變革不盡如人意，一度走進了死胡同，迫切追求光明的熱血中國人按捺不住，用革命來推動社會前行。革命是否是近代變革的主流形式，能否達到預定的目的，是否比改良更加有效？這些同樣是爭議問題。革命者在當時總是少數派，是孤寂的，但對他們個人和革命精神，後人應該永存敬佩和緬懷之心。

如今喜歡用「轉型」來定義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革，大致意思是中國社會從幾千年的傳統形態，變為與世界接軌的近代形態。這種轉型是怎麼產生的，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一種「刺激――反應」模式，近代中國落後了、挨打了，先被欺負，然後求變求強；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社會是自發的轉變，傳統社會蘊含著轉型的推動因子，推動舊社會蹣跚走向新形態。

不管兩種觀點孰對孰錯，有一個基本事實是雙方共認的。那就是近代中國變革，面對一個強大的外部參照物。中國人對轉型原因的探索，經歷了從「華夷」到「中西」再到「新舊」的思想變化。這背後雖然貫穿著對實效的現實追求，但難掩救國圖強的迫切願望。

民國只是從近代開始的中國劇烈變革的一個階段，不是起點，更不是終點。

如今我們依然處於一個變革的環境。

了解歷史是為了更加了解現實；了解我們走過的路，是為了更加了解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對歷史的反思需要一個恰當的時間點，隔開整整100年，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時間點。

序：關於說明的說明
一
二
人們
北洋軍閥：新時代門檻上的迷茫者
革命者：變革時代的推手
魯迅：不合時宜者的價值
社會
選舉：西方制度遭遇中國國情
江湖社會：灰色行業和地下秩序
十里洋場：上海的崛起和城市化問題
思想
進化論：中國人的新信仰
大學：中國教育的變與不變
參考文獻
後記：百年之後看民國

人們

北洋軍閥：新時代門檻上的迷茫者

民國歷史紛繁複雜，人物和事件特別多，加上軍閥混戰，多個政權並存，旁觀者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去閱讀和觀察。

我們不妨根據時間界線，把民國歷史分為不同的時期，讓複雜的歷史清晰起來。大致上，民國可以分成兩個時期。從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到1928年4月張學良在東北宣布易幟是第一個時期，我們習慣把它稱為北洋軍閥或北洋政府時期。從1928年4月～1949年是第二個時期，一般被稱為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的21年歷史，是民國史的「顯學」，說得很多，大家知之也多。而北洋政府時期因為人事複雜、政局動盪，國家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一般讀者如果沒有專心研究過，都不太清楚其中的細節。透過觀察各派軍閥，我們大致能梳理清楚北洋政府時期的歷史脈絡，也能明瞭民國的第一個面貌。

北洋軍閥時期一共16年，可以進一步分為四個階段：從1912～1916年是袁世凱統治的4年；1916～1920年是皖系軍閥段祺瑞執政的4年；1920～1924年是曹錕、吳佩孚直系軍閥統治的4年；1924～1928年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奉系軍閥控制北京政府的4年。每個階段恰好都是4年。

如此劃分，並不是完全精確的。在每個階段開始時，都有一段過渡時期，比如1912年袁世凱攝政時，存在著一年左右的袁世凱和革命黨人共同參與政治的過渡時期。而段祺瑞的皖系軍閥在袁世凱死後，也曾經有段時間和總統黎元洪分享政權，其間種種不和還導致了「府院之爭」；曹錕、吳佩孚的直系軍閥，在1920年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一起排擠掉段祺瑞上臺，他們和奉系有過一段合作時期；1924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又聯合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已經下野的段祺瑞，一起推翻了曹錕、吳佩孚的直系政府，他們三方存在一個共同執政的時期。所以說四個階段劃分並不是絕對的。

北洋政府的體制也在變。前三個階段，基本上是正常的政府結構，有總統作為國家最高元首，有國會和內閣；第四階段開始時，存在一個執政府，沒有總統和國會，段祺瑞以「臨時執政」的名義為國家的最高元首。段祺瑞在1926年因為「三一八慘案」下臺，張作霖粉墨登場。他乾脆成立一個軍政府，自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大元帥。因此有一個從總統到臨時執政、到軍政府、到大元帥這樣的過渡。時間劃分和歷史梗概，是枯燥的。但是它為我們了解以下鮮活的細節與歷史主幹，提供了標準。

袁世凱為什麼要當皇帝？

說到北洋軍閥，必須從袁世凱說起。袁世凱不僅是北洋政府的締造者，也是北洋各派軍閥的締造者，北洋各派軍閥幾乎都是從袁世凱那裡分裂出來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袁世凱的歷史評價很低，長期是個負面的形象。在評價最低的時候，袁世凱受千夫所指、萬人唾罵，他在河南的墳墓還被人挖出，骨灰揚棄。現在袁世凱好像只剩下幾根枯骨，存放在河南安陽的博物館裡。

最近幾十年來，也就是從1990年代末開始，中國國內對袁世凱的評價正面起來。他的形象開始提升，人們越來越認知到袁世凱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國家發展過程之中做出的貢獻，尤其是袁世凱引進了許多西方的器物文明和近代制度，對中國社會的改革造成相當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不管袁世凱做出多大的貢獻，他身上有一個致命的汙點是沒有辦法抹去的，那就是他在1916年悍然稱帝，復辟帝制。每個政治人物，他處在什麼樣的地位，就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對袁世凱來說，他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掌握了國家政權，那麼他就有責任為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找到正確的道路。但是，袁世凱非但沒有去找正確的社會發展道路，反而進行復辟，開了歷史倒車。這一點，無論如何袁世凱都難辭其咎。

有人說袁世凱這麼做，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袁世凱不開歷史倒車、不復辟，那麼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形象，應該是正面、積極的。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我們來看看袁世凱為什麼要當皇帝。

袁世凱總共活了57歲，從1859～1916年。我們說他是北洋政府的締造者和民國初期多數軍閥的源頭，但實際上袁世凱生活在民國的時間只有4年，即從1912～1916年。他57歲人生的前53年，都生活在清朝。袁世凱的一隻腳已經踏入民國，但身體的絕大部分還留在清朝。這樣一位橫跨兩個時代的人，他的主要政治思想是傳統的，是屬於晚清的。

在晚清，袁世凱的活動又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袁世凱走的是一條傳統的中國人求官、當官、做事的路。袁世凱出生在河南項城一個官宦人家。所謂的官宦人家，主要是指他的叔祖袁甲三曾經當過封疆大吏，到他父輩時，家人只是清朝普通的中級官員。家庭對袁世凱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走科舉、考試、當官的道路。很遺憾，袁世凱讀書的能力不強，對讀書沒有什麼興趣，一輩子連個秀才也沒考上。多次科舉落第後，袁世凱主動放棄這條路，利用家族的人脈關係和資源，走另一條道路。袁家有個世交叫做吳長慶，他是淮軍的重要將領，當時統帥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慶軍，駐紮在山東。袁世凱就是去投靠他。

吳長慶對遠道而來的世侄很關照，留袁世凱在軍隊裡幫辦營務。這裡的營務類似現在的辦公室事務，袁世凱就相當於吳長慶的辦公室主任。袁世凱讀書不怎麼樣，但是辦事能力很強，把慶軍營務打理得井井有條，深得吳長慶的信任。後來吳長慶奉調朝鮮，平定朝鮮局勢，就帶著袁世凱去。袁世凱在朝鮮紛繁複雜的局面下，處置得當、嶄露頭角。於是，吳長慶回國時，就留一半的軍隊在朝鮮，由袁世凱統帥。袁世凱在之後數年的時間裡，既要應付朝鮮內部各政治派系的紛爭，又要抵抗虎視眈眈的日本勢力的覬覦和入侵。他手上的牌很少，背後是一個積弱不振的王朝，但袁世凱把朝鮮局勢控制得很好，且成功遏制了日本勢力的侵犯。他幫朝鮮國王按照西方的近代軍法，訓練了一支新式陸軍。這次訓練的經驗，讓袁世凱對西方近代軍事有了了解。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朝軍隊一敗塗地。清廷上下都意識到，進行軍事改革，必須建立一支新式陸軍。那麼新式陸軍在哪建？由誰來負責呢？他們選擇了天津小站鎮，負責人就選擇了袁世凱。之前，袁世凱把自己的練兵心得寫成兵書，遍呈朝野達官顯貴，希望他們能夠引薦自己，如今終於得償所願。1895年，袁世凱來到天津小站。從此，天津小站不僅是一個地名，也成為袁世凱的福地，成為北洋各派軍閥的發源地。

在小站，袁世凱訓練出一支私家軍。後人常常把袁世凱稱為軍閥，但「軍閥」在近代中國並不是以他為始作俑者。湘軍的曾國藩和淮軍的李鴻章何嘗不是軍閥？我們看看他們是怎麼組織軍隊的。曾國藩組織軍隊主要靠血緣和地緣。他依靠親朋好友以及同鄉、同學來組織軍隊。比如他的某個同鄉能招募到一個營的兵力，他就委任這個同鄉為營長；如果這個同鄉能招募到一個團的兵力，他就委任這個同鄉為團長，依此類推。湘軍一層一層建立起來，官兵一級一級對上負責，最後所有人的權力和指揮都歸到曾國藩手中。這樣曾國藩就組織了一支子弟兵，全軍上下都要服從曾國藩的指揮。李鴻章的淮軍也與之類似。但是，袁世凱組織的小站新軍，並不是按照血緣、地緣關係組織的。他在招募士兵的時候非常挑剔。

袁世凱挑選士兵，主要看應徵者長相是不是忠厚、個性是不是老實。如果某人出生於市民階層，並且油嘴滑舌，袁世凱肯定不用。另外，袁世凱對那些游手好閒、抽鴉片的人，也堅決斥退。所以，袁世凱重用的官兵都是像曹錕、張勳之類，看起來傻傻的、有點肉的、彪形大漢的人。

這些標準，確保了小站新軍的素養。袁世凱的這種做法，被後來的各派軍閥所沿用。比如後來馮玉祥在招募軍隊時，就秉承兩個標準：一是看這個人是不是農村來的；二是要看看這個人手上有沒有老繭。如果應徵者是手上長滿老繭的農民，立刻錄用；相反，如果應徵者長相清秀、油嘴滑舌，立刻辭退。這樣招募而來的士兵，有一個好處，就是全軍上下管理起來比較方便，部隊凝聚力比較強。最後馮玉祥的軍隊，上上下下都只認馮玉祥，不認其他人。北京政府曾經撤換馮玉祥的職務，結果遭到馮玉祥部隊上上下下一致的反對，害新任命的旅長不敢上任，北京政府最後只好把馮玉祥請回來，官復原職。

另外，袁世凱為了保證新軍對自己忠誠，加強官兵的教育。袁世凱招募的那些農民子弟，心地比較單純、善良，對他們進行教育的難度相對小一點。袁世凱教育他們，你們的衣食父母是我袁世凱，不是朝廷。同時，袁世凱也教導他們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識和西方近代軍事知識，讓他們看到事業發展的前景。我們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像袁世凱招募的這些普通農民子弟，不要說在官場和仕途上有什麼發展，單單就確保最基本的溫飽生活，也是有難度的。但是現在，袁世凱不僅給他們吃的、穿的，不僅教導他們識文、學字，還描繪了個人發展的美好前景，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在新軍編練事業中，能夠實現個人價值。這對那些農民子弟很有吸引力，他們很自然的就把個人前途和實現人生價值，與袁世凱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只要袁世凱發達了，他們的前途也就光明了。套用一句現在的話來說：袁世凱在用「事業留人」。他在小站盡量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讓每個人都有一席之地，都有一些作為。

難能可貴的是，袁世凱能盡量摒棄各種人際關係的干擾。比如袁世凱是河南項城人，但他的部隊裡，幾乎沒有項城的子弟。有河南老鄉來找袁世凱，袁世凱該給錢的給錢，該寫條子幫忙辦事的幫忙辦事，但就是不留他們在手下當官做事。對於部屬，袁世凱噓寒問暖，有什麼困難盡量解決。比如袁世凱的部下阮忠樞，在外面認識了一個妓女，想和這個妓女成親。袁世凱不同意，因為軍官不能攜帶家眷入營，更何況還是妓女。遭到反對後，阮忠樞一度非常沮喪。有一次，袁世凱派阮忠樞去天津辦事，辦完事後，幾個同事拉著他來到一處庭院。阮忠樞驚喜地發現，與自己相好的妓女，在這個庭院裡，被袁世凱好好地養著，袁世凱還把這個庭院買下來送給阮忠樞。從此，阮忠樞對袁世凱感恩戴德，唯袁世凱馬首是瞻。就這樣，整個小站新軍練成了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袁世凱」的私家軍。

袁世凱正是依託北洋新軍這個最大的政治資本，在晚清和民國初期的官場上，縱橫捭闔、所向披靡。1911年革命爆發時，袁世凱是南北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束亂局、穩定政局的最現實人選，因為他掌握著中國最強大的軍隊；同時他在清末展現出來的改革、務實和創新的面目，能夠為各方所接受。1912年，袁世凱接替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全國上下對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不管是革命黨人、舊官僚，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希望袁世凱在新的、民主共和的平臺上，能繼續他在清末的改革、務實和創新，引領中國走向和平、民主和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