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民族主義的起源：從古羅馬到現代早期德意志的另一種歷史（簡體書）

本書從全新的視角探討了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歐洲各民族的形成。在理論上，批判地概述了主流現代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同時借鑒建構主義的方法，建立新的學術分析框架；在歷史敘事上，勾勒出前現代民族主義產生、發展並向現代民族主義轉向的脈絡，演繹了一段從古羅馬時代到文藝復興再到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民族競爭史。作者聚焦於民族主義發展史的三個關鍵時期，開展深入的專題研究，分析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民族主義話語、中世紀晚期神聖羅馬帝國權力更替中的民族主義因素，以及宗教改革時期民族主義與教派分化的關係。

本書重新詮釋了歐洲古典時代、中世紀和現代之間的歷史連續性，並由此表明，只有理解了前現代的政治、學術和藝術，才能更好地理解現代政治語境中民族主義的力量所在。

作者｜[瑞士]卡斯帕·赫希（Caspar Hirschi）

瑞士弗裡堡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人文、社會與政治科學系，現為聖加倫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著有《民族的競爭：中世紀與現代之交德意志榮譽共同體的構建》《丑聞專家，專家丑聞：一個當代問題的歷史研究》等。

譯者｜X. Li

美國佐治亞大學法學碩士，現從事寫作、翻譯、設計和插畫等工作，譯有《迷信與暴力》《價格革命》《無盡的盛宴》等。

本書賣點

★民族主義史學研究新銳力作，挑戰三大經典——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霍布斯鮑姆《傳統的發明》、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極具學術創見。

★中世紀史重磅作品，以顛覆性視角破解西方民族發明學，以翔實可靠的歷史證據論述民族主義的起源、歐洲民族和世界近現代秩序的形成過程，為讀者理解今日的身份政治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線索。

★新穎有趣的專題研究，聚焦於神聖羅馬帝國的選舉君主制，解析民族主義從前現代向現代轉型、逐漸獲得權力的過程，並給出了全新的歷史敘事和較為公正的評價。

★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犀利的批判，以知識分子向權力靠近的尺度為基準，追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民族主義形式，全面展示西方政治、學術、宗教和藝術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既闡明了西方知識分子對於民族“神話”構建所起的作用，也解構了他們以民族之名自我塑造的權威形象。

★牛津大學現代歷史學欽定講座教授羅伯特·埃文斯、喬治城大學歷史學教授艾維爾·羅什瓦爾德聯袂推薦。

編輯推薦

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後民族時代，本書似乎不合時宜，然而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卻讓本書越來越引人注目。

1.本書挑戰了現代民族主義研究的三大經典《想象的共同體》《傳統的發明》《民族與民族主義》，提供了一種顛覆性的視角，重新審視民族主義。

2.作者拒絕現代西方學術界長久以來對待民族情感的雙重標準，嚴厲審視西方學術與政治權力的共謀關係，著力考察前現代歐洲政治、學術和藝術，在古典時代、中世紀和現代之間建立了新的歷史聯繫。通過探討民族主義的起源，重構了前現代歐洲的歷史圖景，為全球民族史研究夯實了基礎。

3.本書分析了兩條線索，即古羅馬政治遺產的傳承與西方基督教化進程；討論了三個專題，分別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民族發明、神聖羅馬帝國權力更替中的民族主義因素，以及宗教改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這種宏觀總論與歷史典型案例相結合的研究，深刻揭示了西方文明的根基和推動其歷史發展的核心要素。

序

1963 年，政治學家卡爾曼· H.希爾維特（Kalman H.Silvert）編輯了一部關於“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思想的文選，書名不太好理解，叫作《期待的民族》（Expectant Peoples）。盡管此書使希爾維特成了民族主義研究領域的先驅，但這本書當時沒有得到多少關注，並且早已被遺忘。在前言中，希爾維特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問題，此後將會不斷被重復提到，答案卻莫衷一是。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還要寫一本關於民族主義的書”？

如果連身處20世紀60年代初的學者都不得不為再啟民族主義研究的新篇章找出若干理由，那麼如今，在成百上千的書稿得以出版的時代，這種壓力該有多大？答案多半是“確實非常大”。沒有哪位學者能擺脫此壓力。然而，這並非壞事。再度為民族主義著書立說，依然有著充分的理由。

本書給出的理由簡短而直白：我相信是時候重新開始研究民族主義了，而本書有助於促進這項研究。在過去的20年中，主導該領域研究的，是80年代出版的幾本書。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們從這些著作中獲益良多，尤其借此極大地拓展了他們的研究領域，但是，因其研究立足於流行語勝於理論的連貫性，偏重粗略史論而缺乏對第一手資料的考證，他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相信，如今效法這類研究已得不償失。

本書將民族主義的嶄新理論論據與關於其起源的全新歷史分析相結合。通過這種做法，試圖說服理論狂人（多為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接受有憑有據的歷史論斷的價值，並且說服頑固的實證派（多為歷史學家）認可理論工具的價值。然而，首要的是，本書會號召該領域的學者重新將前現代歐洲的歷史融入民族主義研究之中。

我明白，出版本書，是一項雄心勃勃甚至膽大妄為的任務。本書的反響，可能像給了作者一張通向歷史編纂學、社會學和政治學之間的無人之境的單程票，應者寥寥。不過，鑒於當前民族主義研究的狀態，我認為值得冒這個險。如果本書有助於打破當前民族主義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框架，那麼它的基本目標也就達到了。此外，如果它還能夠推動一些學者采納和拓展其研究方式，那麼，就算是馬到成功了。

與我之前於2005年在德國出版的、關於該主題的《民族的競爭》（Wettkampf der Nationen）相比，本項研究所涉範圍更廣，而篇幅卻更小。它囊括了更加廣泛的理論論據，增加了進一步反映民族榮譽的內容，並且更為詳盡地分析了政治角色—這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渴望而未曾企及的角色。最終，它包括三個新增的部分：（1）古羅馬的愛國主義精神，（2）語言的民族主義轉型，（3）現代早期民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之間的關係。

由於本書涉及大量有關本論題的第二手文獻，我不得已只引注了作為立論依據、信息來源和明確評論根據的著作的標題。我認為多數讀者喜歡閱讀可讀性更強的圖書，而不是引注堆砌的長篇大論，也無意弄清我本人的確切閱讀範圍。有興趣的讀者大可去讀我的德文論著的注腳。

至於第一手文獻，我採用了不同的處理方式，因為它們是我的方法和論述的基石。本書大量引用了古代、中世紀和現代早期的文獻，從公開演說到法律著述、王室敕令、政治詩歌、宗教手冊、人文主義史籍和通信。這些文獻大多是用拉丁文寫成，另有大量的古德文、法文和義大利文的文獻。本書給出的英文翻譯出自本人手筆或這些文獻的英文譯本（我偶爾會對譯文稍加改動，以適應起承轉合的需要）。為了使閱讀流暢，只有在能夠使某個論點更有價值的時候，我才援引原文。

除了書面文獻，我還引入了圖像資料，它們的作用不只是插圖而已。每張圖片都附有描述性圖說，點明該圖片對於說明正文論點所起的作用。圖說之間彼此相連，形成了其自身的敘事邏輯。

用外語寫一本書，令人極為興奮，同時也有點擔憂，仿佛一趟充滿異國情調的旅程。一張精致的地圖很快就顯得不夠用了，因此對於能找到土生土長的向導，我感到很幸運，他們對英語這門語言知根知底、駕輕就熟。當我引喻失義、離題萬裡時，他們的援助尤其必不可少。安德魯· 裡斯頓（AndrewListon）協助編輯了初稿的章節，凱瑟琳· 休斯（KatherineHughes）則在整個寫作過程中以令人肅然起敬的敏銳眼光確保了措辭的準確，同時避免了論斷的不完整。

本書大部分手稿完成於2007年到2010年間，當時我在劍橋大學的卡萊爾學院研究生院（Clare Hall, Cambridge）做研究員。在這所獨樹一幟的學府中，我在社交和求知方面都大受其益，我和家人都感到這是一個理想的落腳之地。感謝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wiss National Foundation）慷慨資助年輕學者的研究項目，我們得以租用了一間漂亮的校園公寓，被更加美不勝收的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Institute）的花園所環繞。

在這段時間，我得以在劍橋大學歷史系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同時參與現代歐洲歷史研究課題小組的工作（這屬於我的另一項正在進行的項目，是關於18世紀英國和法國的官方專家與公共批評家的研究）。感謝這個小組的每周研討會，我獲得了源源不斷的點子，其中一些用在了這本書裡。蒂姆· 布蘭寧（Tim Blanning）在2007年秋季學期組織的一系列關於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研討會尤為有趣。

蒂姆還在其他許多方面為推進本書的撰寫做出了貢獻。他支持我當初向劍橋大學出版社提交的初始申報，後來對最初幾章的評論於我大有助益，並且他最終閱讀了整部手稿，為最後的修訂提供了可貴的建議。每次拜訪他的辦公室，我總是滿載良言忠告而歸，外加一包可愛的童裝—他的孩子們已穿不下，而我的孩子們即將用得上。

歷史系的另一位童衫提供者兼智囊，是尤林卡· 拉布萊克（Ulinka Rublack）。我初來乍到時，她給了我機會，讓我在她的研討課上向學生們介紹我對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以及德意志民族的見解。結果，這開啟了我們興致勃勃的交流，尤其是探討了民族形成過程中精神和物質文化的相互關係問題。

2007年初，當我為躋身卡萊爾學院研究員而參加面試時，亞歷克斯· 沃森（Alex Watson）作為委員會的一員，詢問我將會如何區分前現代和現代的民族主義。我不記得自己是如何作答的，但是無論它多麼令人滿意，三年後，我有幸獲得亞歷克斯的首肯—他答應閱讀我的手稿。我非常感激他的評論和指正。

在我完成和出版本書的過程中，下面這幾位人士給予了我種種專家級的協助：巴塞爾大學圖書館的多米尼克· 亨格爾（Dominik Hunger）送來了現代早期木刻和雕刻的精美復制品；安德裡亞斯· 豪瑟爾（Andreas Hauser）對如何打造插圖的標題給出了有用的建議；手稿的一位匿名評閱者幫助我澄清了一些關鍵點；最終，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伊麗莎白· 弗萊德–史密斯（Elizabeth Friend-Smith）極其耐心地和我討論了本書的副書名及標題長度問題，並使書稿得以順利付梓。

對於本書及其他一切，我虧欠最多的人是我的妻子瑪蒂娜· 施勞裡（Martina Schlauri）。她舍棄了瑞士的一份穩定工作，肩負起養育孩子的重任，好讓她的丈夫得以在英國學術界一試身手。在本書逐漸成形期間，她生下了我們的次女約瑟芬（Joséphine）以及三女瑪蒂爾達（Mathilda），她們的降生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夫妻和長女夏洛特（Charlotte）的生活。多虧瑪蒂娜，家庭生活中相知相攜的經歷與我在學術研究中孤獨的追求相得益彰。不過，在這些多姿多彩的年月中，我最幸福的時刻，是難得的與瑪蒂娜走出家門、雙宿雙飛的周末時光。

插圖列表 001

序 001

1　引言 001

1.1 從天然有機體到人工製造物 005

1.2 與現代主義主張斗爭—— 一場敗局？ 011

1.3 將建構主義翻個底朝天 014

1.4 是古代的影響，還是復古思想的力量 020

1.5 民族主義：歷史學術的推動者？ 024

2　現代主義範式：強項和弱點 029

2.1 沒有民族主義者的民族主義 032

2.2 強項和缺點 034

2.3 “虛假”的建構主義者構想的虛假社群 038

2.4 現代主義的短視和“傳統的發明” 043

3　新型民族主義理論的基礎 049

3.1 如何描述民族？ 051

3.2 平等和多極化 056

3.3 民族：失敗的帝國主義的產物 059

3.4 對榮譽和自由的競逐 064

3.5 定義 068

4　因愛相殺、為愛而亡：共同的祖國 072

4.1 西塞羅和理想愛國者的構建 077

4.2 禁欲主義之愛 085

4.3 政治因愛國而扭曲畸變 089

4.4 愛國主義從共和制向元首制的順利轉變 092

4.5 中世紀：塵世天堂去又回 094

4.6 層出不窮的新以色列和新羅馬 097

4.7 法學家：國王的愛國公民 102

4.8 帝國和教廷的降格 105

5　榮譽的爭奪：中世紀晚期歐洲各民族的締造 116

5.1 社團榮譽：中世紀大學中的“各部族” 119

5.2 從具體到抽象的共同體：康士坦茨會議上的“部族” 122

5.3 民族榮譽的新維度 133

5.4 民族榮譽：榮譽經濟過熱的征兆 143

5.5 如何衡量一個民族的地位？ 147

5.6 民族榮譽：榮譽經濟過熱的補救措施 151

6　民族主義對邊界和語言的轉化 155

6.1 作為政治空間結構（space）的“口音” 158

6.2 “亞當是個日耳曼人” 162

6.3 凈化德意志的語言（以及德意志人民） 165

6.4 浪漫民族主義的有限原創性 174

7　人文主義者的民族主義 178

7.1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創新的復古精神 181

7.2 將法國人斥為蠻族，亦即義大利人文主義者戰勝現實的方式 214

7.3 帝國的獨立支持者：德意志的人文民族主義者 230

7.4 民族主義的孤立與同化的相互依存 236

7.5 德意志——（尚未）文明開化的民族 240

7.6 德意志——真正的民族 252

8　德意志人民的德意志皇帝 272

8.1 引入民族歸屬作為選舉標準 275

8.2 普遍仇外情結的影響 282

8.3 從德意志英雄到西班牙侵略者——皇帝查理五世的變形記 286

9　民族和教派 296

9.1 馬丁·路德的德意志民族 300

9.2 新教徒的真正民族對陣天主教徒的文明民族 312

9.3 非教派化的民族論調的延續 316

10　結語 320

10.1 民族主義和教派化的原教旨主義 322

10.2 古代博學政治家的現代遺產 325

10.3 尾聲 331

注　釋 332

參考文獻 360

索 引 374

翻譯參考用書 400

譯後記 403

西方現代史學中民族和民族主義觀念的變遷

民族主義的概念一直是現代歷史學中的主要論題。然而，歷史學家們看待和呈現它的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世紀，由於當時生活的急劇變化，過去越來越被看得支離破碎並且與當前割裂開來，而民族依然被認為是貫穿歐洲歷史的主導因素。它們被描繪為擁有獨特興衰史、秉性和特質的集合體，在所謂主要歷史舞臺即國際政治上彼此互動。現代歷史編纂學將“變革”作為歷史的根本力量引入，同時卻將民族看作一個穩定的整體，而“變革”被推定為非直線性的，民族則被認為是從古代的一粒種子長成了現代盛放的繁花。這是必然之事，凌駕於萬事萬物的歷史相對性法則之上。

民族的這種形象，相當大程度上是由浪漫主義理想塑造的。浪漫主義設想了某種與現代社會“機械式”結構相對立的天然有機的共同體。盡管浪漫主義的熱潮褪去了，這個觀念卻保留了下來。它如此綿延不衰的原因之一在於：它是歷史記敘中的一種維持連續性的媒介，如果沒有它，歷史恐怕會顯得支離破碎。另一個原因是：它將歷史的巨大領域劃分成可以掌握的組成部分，無須額外的解釋，因為民族被當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呈現。還有第三個原因，可能是民族對於現代歷史學家自身的用處：作為民族主要的著書立傳者，歷史學家們得以壟斷俗世布道者的位置—教導市民並向統治者建言，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更深層的身份認同和職責所在。歷史學家們以往從未享有過這個時代和這般身份下如此重大的公共影響力以及在政治上的分量。

於是，民族擁有了作為辯證地制衡歷史編修核心規則的砝碼的功用，難怪其功能如此歷久彌新。即便它威脅到所謂歷史客觀性，也還是屹立不倒。20世紀初，歐洲主流歷史學家們，比如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特奧多爾· 蒙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和比他年輕卻幾乎旗鼓相當的同行奧托· 辛茨（Otto Hintze，1861—1940），依然不認為與外國同行的交流有什麼意義，因為“民族對立”會使雙方缺乏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礎，故而他們沒有理會“那種想要召開歷史學國際研討會的主意，認為它荒謬可笑”。

學術和政治都必須經歷巨變，歷史學家們才會不再將民族的概念看成僅需滋養呵護的天然有機體，而是將其當作一個尚需解構的人造產品。當然，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對民族之形成過程的批判性研究並非無跡可尋。事實上，曾有過一些精辟的論著，比如厄內斯特· 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1882 年的講稿《什麼是民族？》（Qu’est-ce qu’unenation?），以及卡爾頓· 海斯（Carlton Hayes，1882—1964）1926年的《民族主義論文集》（Essays on Nationalism，中譯本為《世界歷史的教訓：民族國家信仰及其禍福》，秦傳安譯，北京：中華書局，2022 年。）。然而，這些著作只是例外，並且在出版了很久之後才日益獲得關注。

從政治上說，兩次世界大戰後，重新考慮歷史上的“民族”概念的地位，有著空前的緊迫性。有趣的是，戰後幾十年，歷史學對民族的描述依然大同小異。民族依然被描述為政治和文化上的關鍵力量，從中世紀早期到現在都是如此；唯一重大的變化是，它們這時被看得既十分有建設性又極具毀滅性。因此，有人嘗試基於有關不同類型民族的陳舊觀念，區分兩種對立的民族情感。一些歷史學家將防御性的、溫和的愛國主義精神與咄咄逼人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區分開來，將前者看作一種現代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將後者看作對民族國家的病態贊頌。另一些人則遵循美國猶太裔歷史學家漢斯· 科恩（Hans Kohn，1891—1971）對於公民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更寬泛區分，“公民”意指西方的、領土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的、理性的和兼收並蓄的，而“文化”則意味著東方的、種族的、獨裁的、非理性的以及排外的。至少對於英、美、法國的學者而言，既然發現了這樣一則簡潔而令人沾沾自喜的解決方案，就能夠一如既往地繼續書寫各民族的歷史了。此外，這種對民族情感的雙重標準，在冷戰的新局面下也同樣行之有效。許多西方國家的主要歷史學家得以繼續扮演民族布道者的角色，並維持著公眾影響力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度正統性。

只有到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當冷戰進入漫長的解凍過程時，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主流觀點才開始改變。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歷史學在方法論上發生了重大轉變，促進了新方法的運用。舊式的政治歷史學，在理論上遭遇了更加精巧細膩的社會和文化歷史學的挑戰，而關於民族的“天然有機”屬性的譬喻式措辭，也是如此。

盡管如此，我們仍需要依靠歷史領域之外的學者們，比如政治學家和社會人類學家創造性地引入一個嶄新的、有啟發性的視角。這些學者中，有些早已形成了他們自己的民族主義理論—比如，20 世紀50 年代的卡爾· 多伊奇（Karl Deutsch，1912—1992）、60年代和70年代的厄內斯特· 蓋爾納（ErnestGellner，1925—1995）—但是他們的研究從80年代開始方才被廣泛地閱讀。這些人士（以及當初曾加入他們之中的多數歷史學家）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對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懷疑甚至消極否定的態度常常來自其個人經歷。卡爾· 多伊奇、厄內斯特· 蓋爾納和埃裡克·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生於1917年）都是猶太人的後代，於兩次大戰之際在布拉格長大，為躲避納粹而流亡到英國或美國；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生於1936年）則有著信仰新教的愛爾蘭籍父親和英國籍母親，他出生於中國，在加利福尼亞州長大，曾在英國的劍橋大學求學。他們的個人背景，不僅有助於他們質疑對民族自然屬性的普遍假設，而且使他們遠離民族布道者的學術角色。

盡管現代主義者的理論從一開始就有顯著不同，但他們能夠運用一種新的高明的敘事方式，這種方式自此一直主宰著民族主義研究的領域。它基於兩個主要論點：根據“現代主義”的導向，民族是一種絕無僅有的現代現象，直到18世紀末甚至19 世紀方才出現；而根據“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闡釋，民族不是由“客觀”標準比如共同的領土、語言、習慣、祖先、命運等形成的，而是由對於這些標準的共同信念形成的。在安德森的著名構想之中，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並且如蓋爾納所言，它們是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物，“而不是相反”。

這些理論的巨大成功必然與他們的獨具創意、智能卓絕，以及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呈現的優雅風範息息相關；然而，要不是他們同時也服務於某種意識形態上的目的，所有這些很可能都不夠：對於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政治上的左派而言，現代主義方法的出現是對民族人造屬性的確認，表明了它在歷史上難以捉摸的形象，它新近才被發明出來，且很快就被人遺忘。霍布斯鮑姆甚至毫不客氣地將現代主義者的成就看作民族主義開始衰落的標志。“密涅瓦的貓頭鷹，”他引用黑格爾的話評論道，“只有在黃昏時才翩然起飛。”

歷史學家們從未展現出多少預言家的才能，所以無怪乎民族和民族主義頂住了所有關於它們將會迅速衰落並最終消失的預測。相反地，2006年的一份關於33個國家（包括多數西方國家）的民族自豪感的統計研究得出結論：1995—2004 年，多數國家的民族自豪感上升了。盡管這項研究本身的重要性有限，其結果卻似乎是真實的。20世紀90年代，歐洲大陸面臨著南斯拉夫戰爭中出現的多重民族衝突，這讓西歐人難以置信，目瞪口呆，驚恐得束手無策，並呼喚美國人來幫忙。接著，2001 年9月，紐約和華盛頓遭受的恐怖襲擊以令人震驚的方式激發了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於美國文化依然受到友邦和敵人的模仿，其民族主義精神的死灰復燃迅速感染了其他國家。

盡管有這些進展，現代主義方法仍然是至今20年來民族主義研究中的主流理論框架，這格外值得注意，因為該研究領域在同一時期，既在範圍上也在數量上得到了極大的拓展。同時，連偏好強大民族紐帶的學者們也大多接受了建構主義的敘述方式並開始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使用建構主義方法，而他們的目的是展現民族主義文化的創造性及其促進身份認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