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對策的失敗（簡體書）

自1990年公布的日本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顯示日本的出生率跌到了歷史最低值以來，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直到現在日本的出生率也依然持續低迷。作為理所當然的結果，進入21世紀以後，日本的人口開始不斷減少。一邊是歐美人驚訝於日本竟然對少子化現象毫無對策；另一邊，東亞諸國則紛紛擔憂自己會不會步日本的後塵，並把日本當作一種反面教材看待。
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專門研究了日本少子化現象的前世今生，並試圖找到問題的根源和破局的方法。根據他的調查，日本少子化對策的失敗主要源於日本政府錯誤地將歐美的習俗和價值觀作為了參考，未能注意到當下年輕人的心聲以及他們所面對的現實，且在政策牽涉金錢時總是行動遲緩。
日本的少子化對策雖然失敗了，但它遭遇的困難和陷阱仍值得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諸國借鑒反思，尤其是在東亞生育率屢創新低的今天。

山田昌弘
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專攻家庭社會學、情感社會學及性別論。擅長從社會學的角度剖析親子、夫妻和戀人等社會關係。他著眼於1990年代末急劇變化的日本社會，將大部分日本年輕人失去希望的社會狀況命名為“希望格差社會”，並成為“格差社會論”的先行者之一。主要著作包括《低生育陷阱》《希望格差社會》《“婚活”時代》《家庭難民》等。

年輕人為什麼要逃避結婚和生育？
參考歐美的對策為何給日本挖了陷阱？
東亞諸國的少子化現象有何關聯？
高昂的生活成本如何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

日本的少子化現象早在1990年時就已經被日本社會及其政府廣泛察覺，為了解決少子化問題，各種對策也可謂層出不窮，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了，日本的少子化困境依然沒有好轉的跡象。
為什麼日本的少子化對策會如此失敗呢？即便其中一些政策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仍然可以說是對年輕人的結婚和育兒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看上去日本政府已經使出了渾身解數，但年輕人似乎並不領情。
如今，東亞諸國的生育率屢創新低，中國社會也面臨著同樣嚴峻的問題。想要不重蹈日本覆轍，就需要利用好“日本少子化對策的失敗”這面鏡子，而山田昌宏教授的研究，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序——“不願讓孩子受苦”的日本人

對孩子說“不能與借助學貸款的人交往”的母親

首先請大家來看兩段我在做家庭研究時發生的小插曲。

其一，在大學課堂上，我每年都會讓學生完成一個“你希望與什麼樣的人交往？”的問卷調查。在得到的回答中，“談話投機的人”占最多。分性別來看，男生比較喜歡與“可愛的人”交往，而女生則比較喜歡與“溫柔體貼的人”交往。
在得到的回答中，也有學生反饋媽媽叮囑自己“不能與借助學貸款的人交往”。據說，這是“因為婚後還要忙著還助學貸款會十分辛苦”。
交往物件將來成為結婚物件的可能性比較大，這一點我很清楚。父母擔心女兒將來的心情，我也能理解。這或許是受到了有段時期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的、因返還助學貸款而導致個人破產的事件的影響。
只是我在想，難道社會已經發展到父母對子女的戀愛問題也要給予那麼細致的建議的時代了嗎？
我在學生時代時，也曾經因為父母經濟不寬裕而借過助學貸款。如果放到現在這個時代，估計我也會被女朋友甩了吧。
我把這件事講給了一個來采訪少子化問題的記者（在大型出版社工作的有正式編制的男性員工）聽。沒想到，他不僅點頭認同，還對我講起了他自己的情況：“我有一個約定好將來要結婚的女朋友。可是，我們兩個人現在因為都要還助學貸款而十分辛苦。因此，我們商定在有望能還完助學貸款之前暫不結婚。更何況，如果在還有貸款的情況下生了孩子，我們根本就沒時間照顧孩子。
此外，曾經有一位男性在《讀賣新聞》網站的“發言小町”欄目中投稿問道，在向女朋友提起自己尚在還助學貸款的事情後，現在兩人的婚約正面臨危機，該怎麼辦？（2019年12月25日的投稿）

其二，我在對未婚者進行采訪調查時，一定會問他們這樣的問題：“希望與年收入多少的人結婚？”
那已經是快20年前（2003年左右）的一次調查了，我采訪了一位30多歲、與父母同住的未婚（也就是我所講的“單身寄生族”）女性。她回答說，希望對方年收入在1000萬日元以上。
她解釋道：“作為家庭主婦的媽媽培養了我，讓我接受了正規的鋼琴訓練，甚至送我上了音樂大學。我希望將來也能有那麼多錢來培養自己的孩子，所以如果丈夫沒有那麼多收入的話……”
她自身沒有能夠從事與音樂相關的工作，而是作為一名非正式員工做著一些事務性工作，年收入約為200萬日元。

我們是不是忽視了現代年輕人以及現代日本人的普遍意識

我通常稱自己為家庭社會學研究者。自考入研究生院之後，30余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研究日本的結婚難及少子化問題。
迄今為止，關於家庭和結婚的問題，我不僅做了理論分析和學說研究，還進行了大量的實際調查。不僅做了統計數據和問卷調查之類的定量分析，還對個體進行了采訪調查，傾聽了很多由未婚者發出的真實聲音。
於是，那些僅靠數據是看不出的少子化問題的日式特徵就浮現了出來。
在開頭部分所講述的案例中，認為“婚後還在繼續償還助學貸款，這樣的生活會令人不安”的想法，是一種對未來生活缺乏安全感的意識。
“希望將來能夠給孩子一個比自己更為優越的成長環境”，像這種對尚未出生的孩子心懷呵護的情感意識，在以往的少子化分析框架中從未被考慮進去。
但是，這些想法，實際上正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在決定是否結婚或生子時的決定性因素。

也許，這些想法對於30多年前的年輕人，也就是現在已經步入中老年的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可能有人會憤憤地認為現今的年輕人奢求太多了，說“每個月幾萬日元的助學金還貸？這應該不成問題呀”，“結婚後總會有辦法克服的吧”，或者說“鋼琴什麼的，不學也沒有關係，又不會影響孩子長大”，“那種高收入的人，就算你再怎麼等也不會出現”。
可是，對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年輕人來說，這些都是結婚、生子過程中的非常切實的問題。哪怕是每個月幾萬日元的助學金還貸，也有可能會使家庭在養育子女方面顯得捉襟見肘。如前所述，新聞也曾報道過因助學貸款而導致個人破產的事件。
自己在將來直面這樣的狀況時，可能會後悔地說：“如果結婚物件沒有助學貸款的話，也許本來可以過上快樂的生活的。”也可能會想象到，如果將來孩子對你說“我想學習鋼琴”“我想上音樂大學”，你卻對孩子說“家裡沒錢，不能送你去學”，這會讓你感到非常痛苦，因為你小時候能夠花父母的錢去學，但為人父母時卻滿足不了孩子的願望。
年輕人就這樣一邊想象著這些情形，一邊選擇著將來的結婚物件，甚至是交往的物件。
家有適齡期子女的父母也一樣。
開頭部分所講的那位母親，正是因為不想讓女兒經歷沒錢的痛苦，所以才忠告女兒不要與為錢所困的人交往。
“不願讓孩子受苦”—日本少子化現象的背後，是不是存在這樣的意識呢？
不僅如此，現代日本人普遍持有的想法已成為帶來少子化問題的重要因素。但在研究少子化問題時，這些想法並沒有被考慮進去，這也許就是導致日本少子化對策失敗的原因吧。

寫作本書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想指出日本少子化對策的“無的放矢”這一問題。
其次，我想強調的是，少子化問題是由代表了日本社會之特徵的各種制度、意識和經濟狀況的變化帶來的。

序——“不願讓孩子受苦”的日本人

第一章 日本少子化對策的失敗
第一節 成為世界“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對策
第二節 日本“少子化對策失敗”的經過
第二章 日本“少子化對策失敗”的原因
第一節 是誰改變了日本的出生率？
第二節 關於少子化直接原因的“誤解和錯誤”
第三章 “歐美中心主義思想”的陷阱
第一節 歐美中心主義思想
第二節 歐美各國少子化的特徵
第三節 適用歐美模式的陷阱——歐美有而日本沒有的
第四章 “規避風險”和“重視體面”的日本社會
第一節 “生涯生活設計” “風險規避意識”
第二節 體面意識——“想避免別人對自己負面評價”的意識
第三節 強烈的育兒壓力——不願讓孩子受苦
第五章 在日本能否形成有效的少子化對策
第一節 日本少子化現象的根本
第二節 日本少子化進展概括
第三節 何為有效的少子化對策

跋——“新冠後”的家庭
參考文獻

第一章 日本少子化對策的失敗

第一節 成為世界“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對策

低出生率的長期化

日本自進入平成時代（始於1989年1月8日）以來，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在1.6以下的狀態已持續30多年（即便是1.5以下也已有25年之久）。
總和生育率原本是人口學的專有名詞，但現在已成為被人們普遍使用的一個流行詞。該詞被用於表示“每個女性在育齡期間所生育的子女的平均數”。
若總和生育率超過2.07，則人口增長，若低於2.07，則人口減少。
在一個平均壽命穩定且沒有移民的國家，若女性一生中至少生育一個女孩且後者能長大到成年的話，那麼這個社會的人口基本保持穩定（我們將女性一生中生育女孩的平均數稱為“總再生產率”）。這種狀態下的人口被稱為靜止人口。
從生物學角度看，由於人類中出生的男性要稍多一些（若女性為1人，則男性約為1.05人），因此靜止人口下的總和生育率是一個略超2的非整數數字。
若總和生育率低於1.6的狀態持續30年，則人口減少，老齡化率上升（參照圖表1、圖表2）。由於移民及長壽的作用，一般認為日本的人口減少現象實際上是從2008年左右開始的（參照圖表3）。
兩代人之間的年齡差（父母與子女的平均年齡差）大約是30歲。若總和生育率是在30年前（1990年）開始出現嚴重下降的，那麼那時出生的人在2015年則已達到25歲。出生率低的那一代已經到了生育及育兒期。
至2020年4月的現在（本書執筆之時），也依然看不到恢復的跡象。2018年日本的出生人口為91.8萬人，死亡人口為136.2萬人，兩者相減，人口約減少了44.4萬人（除去移民的流入和流出）。
到2019年，據當時的推算，日本的出生人口為86.4萬人，死亡人口為137.6萬人，兩者相減，人口減少51.2萬人，可見人口減少正在加速發展（確定值將在2020年9月發布）。
若這樣下去，2019年出生的孩子到30年後的育齡期時，出生人數將會下降至60萬人左右（從圖表2可以看出，1990年之後，出生人口是按其30年前出生人口的7成左右在推移）。

成為“反面教材”的日本少子化對策—日本是樂觀之國？

作為家庭社會學學者，我時常接到一些外國研究人員、政府工作人員以及新聞工作者關於日本少子化問題的咨詢，也多次受邀參加海外的一些學會或大學的研究會，以及面向大眾的演講會。可以說，講述日本少子化現狀的機會正在不斷增多。
最近，來自中國、韓國等東亞各國的垂詢比歐美要多些。很多關於少子化的著作也接二連三地被翻譯成了中文或韓文。

歐美，尤其是西北歐的研究人員以及新聞工作者向我問道：“為何日本政府沒有采取少子化對策？”
的確，像法國和瑞典等西北歐國家，在1980年左右出生率大大跌破了2，降至1.6左右。但由於政府在那之後實施了少子化對策，雖然有點上下浮動，但到2015年時，出生率已經分別恢復到了1.92（法國）和1.85（瑞典）。
另一方面，像德國和西班牙等國家，雖然與日本一樣，低出生率一直在持續，但由於接納了大量移民，而使得人口沒有減少（義大利自2016年開始出現人口減少）。
不過，由於有歐盟這樣龐大的框架組織存在，在勞動力這一方面，人口問題並不占很大比重。因為在歐盟內部勞動力是可以自由流動的，若本國勞動力不足，則其他國家的勞動力可以流入（在歐盟，來自成員國以外的移民反倒成了一個重要
問題）。
另外，像美國和英國，由於本來出生率就高，加上接納了大量移民，所以無須擔心人口減少的問題。尤其是美國，人口在大量增長。1980年，美國人口約為2億2762萬人，不到日本人口的2倍。然而，到2019年時，美國人口幾乎達到日本人口的2.6倍，約為3億2927萬人。在日本人口幾乎沒有增長的約40年間，美國則增長了1億以上的人口。
正如圖表5所示，歐美國家近39年內的人口增長率都在15%以上，而日本只有近10%的低增長率，甚至近些年來已經開始出現人口減少的現象。
這不可能不影響到實體經濟。
若讓歐美有識之士對此發表意見的話，那他們會說：早在30多年前，日本的少子化現象就已經在發展，卻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來恢復出生率。不僅如此，日本似乎也沒有接納移民的意願。勞動力不足以及老齡化可能會給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帶來影響，對於這一問題，日本應該是心知肚明的吧。這是一個多麼樂觀的國家呀。

“如何不重蹈日本之覆轍？”—亞洲各國的關心

另一方面，中國、韓國、新加坡等國的人則會問：“如何才能避免出現日本那樣的情況？”近些年來，這些國家的出生率在急劇下降，出生率比日本還低的國家也不少。在中國，自1979年以來持續實施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在2016年得到緩和，政府開始逐步放開二胎，甚至三胎的限制。但是，有報告顯示出生率並沒有得到恢復。
不過，這些亞洲國家的少子化現象變得嚴重的情況是最近才出現的。日本的老齡化率（65歲以上人口的比率）為28.4%（2019年厚生勞動省推算），位列世界第一，而其他亞洲國家尚處於15%以下（2015年……中國9.6%、韓國13.1%、新加坡11.7%）。若從現在開始采取對策的話，我想應該可以避免出現日本那樣的人口減少問題，也就可以避免出現日本那樣的老齡化率。
亞洲各國的政府相關人員以及媒體工作者，都比較關心日本少子化對策未能奏效的原因。也就是說，他們是把日本作為一種反面教材來看待。他們找我咨詢，是為了探索一種可能性，以避免像日本那樣面臨人口減少的問題。

我認為，日本的少子化與歐美的少子化，其情形以及產生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第三章詳細說明［這一點在“不婚化”問題上也有同樣體現，可參見我之前的著作《不需要結婚的社會》（朝日新書，2019）］。
與此相對，亞洲各國的少子化問題則與日本有著很多的共同點。
例如，在未婚者中，大部分人即便長大成人後也不獨立生活，而是繼續與父母同住。我在1997年將此命名為“單身寄生族”，並在1999年出版了相關書籍（《單身寄生族時代》，築摩新書）。該書出版後不久，陸續於2000年被譯為中文、2003年被譯為韓文。
此外，描寫結婚難狀況的《“婚活”時代》（Discover攜書，2008，與白河桃子合著），也在翌年被譯為中文。最近，我的書在韓國和中國的銷量似乎要比在日本更好。
另外，與日本一樣，在韓國和中國，因同居或婚外戀而出生的人口非常少（婚外子女的比率，日本為2.3%、韓國為1.9%，2016年），但在歐美，由非婚女性生出的孩子的比率較高，比率超過50%的國家（法國、瑞典等）也比較多（這將在第四章中再次涉及）。這種差異是因為，在亞洲各國中，必須結婚後才能同居的觀念非常強。
說實話，本書的精華部分是以2018年受中國社科院這一政府機構的委托而實施的調查報告為基礎的。那份報告已先於本書在中國出版了（2019年）。

像這樣，“從海外來看”，日本在認識到出生率下降這一現實以來的30年間（即整個平成年間），並未采取有效對策，而是放任少子化發展，使得低出生率長期持續，人口開始減少，世界第一的老齡化持續發展，甚至讓人們對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產生了擔憂。
那麼，日本為什麼沒有能夠采取有效的少子化對策呢？
筆者將在本書中對其原因進行考察和驗證。
首先，我們來回顧並考察一下少子化的相關認識和對策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