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華南鼠疫兩岸三地中（漢）醫治則

◎不管是SARS還是新冠，傳染病至今仍徹底地改變了世人的生活，因此我們需了解傳染病的防治史。
◎不以一時一地的疫情做為探討核心，而是橫跨長時段、不同地域、不同政府的研究。
◎本書除了歷史研究的價値外，也具有很實際的醫學、藥物分析比較。

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華南地區爆發鼠疫，其病程長達近百年，
傳播範圍從中國雲南、廣西、廣東、福建、香港、台灣，
再藉著當時海上貿易運輸之便，由當時國際大港香港，
往東南亞、印度、日本、美洲做擴散，這樣子一條漫長的傳播鏈。

在一樣的傳染病之下，分屬不同政權的三個華人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不同政權下的防疫治疫事務，是否有著南轅北轍的樣貌？
傳統醫學在當時病原菌還未被發現之前，是如何來治療？
所依據的中醫學理依據為何？所用何方所用何藥？

這是令人恐懼的黑死病／鼠疫，最後一次在世界造成大規模的傳染，
在當時分屬不同政權的華人世界中，中國、香港、台灣如何以中藥學術，
有別於現今醫療行為，在當時積極參與防疫與治疫，本書將做深度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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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醫學史到「應用醫史學」／皮國立

著名醫史研究者陳邦賢（1889-1976）曾指出，疾病史乃醫學史的三大根基之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我想經過這三年來（2020-2022）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全世界人類都充分感受到「疾病改變歷史」這句話並非誇大或幻想，傳染病的確徹徹底底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又即將迎接後疫情時代，可以說歷史的「變局」，可能只因為一次疫情，而產生連動的效應與長遠的歷史影響，此乃疾病史常為史家所忽略，但卻又極其重要，値得投注心力認眞研究的道理所在。個人能力有限，雖興趣之所在為中國醫療史，但其實對疾病史還是情有獨鍾的，從個人出版的《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2019）和《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眞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2022），即可略知一二。所以當我知道殷揚智博士正在撰寫這個題目時，即感到意興盎然，他也在2022年底的口試中，順利以鼠疫的歷史研究為主題，順利取得中國醫藥大學的博士學位。
當我知道他要將博士論文改寫成專書《十九世紀華南鼠疫論兩岸三地中（漢）醫治則》時，基於對疾病史研究的興趣和對其主題的瞭解，便欣然同意為其推薦。
作為一個影響人類文明最深遠的傳染病歷史研究主題，鼠疫絕對是當之無愧的。臺灣研究疾病史的先驅陳勝崑（1951-1989）醫師，就在他第一本疾病史專著中，初步梳理了近代中國南方和北方鼠疫的兩種類型，可見這個論題的重要性。本書的好處之一就是略為梳理了鼠疫這種傳染病帶給東西方文明的衝擊和影響，讓讀者有一個淸楚的輪廓。而僅做到這樣還不夠，正是由於鼠疫對歷史發展與影響的層面相當廣泛，所以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要求得新突破並不容易。以中國傳染病學史的研究來說，19世紀影響最大的瘟疫就是鼠疫和霍亂，而鼠疫在19世紀下半葉尤為嚴重，直到1935年廣東省政府的公報上還記載：「閩、廣之延平、平遠（南平）一帶，年年有腺性鼠疫的流行，土人呼之為核子瘟，已成為地方病。」這代表福建、廣東兩省已成為鼠疫的「恆在性」疫源地。而反觀臺灣，則以日治時期公共衛生政策的普及與推行，官方注重環境淸潔，使鼠類無法肆虐，故已逐步控制疫情。本書大部分的篇幅都聚焦在這個時代之間，而行文分析則擴及至不同地區。
這本書的寫作策略，也有其獨到之處，在於不以一時一地的疫情做為探討核心，因為那樣容易流於狹隘，也無法進行一種跨區域的對比。本書透過梳理一個長時段、不同地域的疫情流行狀況，檢討了疫情蔓延期間，淸國政府、港英政府與臺灣總督府等三個不同政權治理下的地區，政府在防疫政策舉措上的各種得失優劣；也著重分析三地中醫（漢醫）的抗疫辦法，並將不同藥方進行對照說明。這樣比較史學的觀點，跨越了國界，在過去是很難進行的，而現在反倒成為本書特色，這當然也是拜作者認眞掌握、研讀二手研究的功夫所獲致。許多歷史研究者都在尋找「獨門史料」，殊不知好好閱讀前人研究，進行分析對比，就是一種基本的創新方式。
再就作者的專業性來評估，揚智本身就是一位專業中醫，從他的視角來書寫醫療史，使得整本著作不是只有純粹歷史研究的價値而已，也具有很實際的藥物分析比較。針對鼠疫這種種難治之疫情，著名史家呂思勉曾評論，鄭肖岩修訂的《鼠疫約編》，據晚淸福建名人陳寶琛（1848-1935）言，經過治療，十位病患大概只有一、二位會死亡，療效很好，可供參考。是以回顧歷史，中醫是一門相當特別的技術，它不是只面向「現代」，還有歷史綿長的過往傳統，有許多治疫的辦法與藥方，或許那才是中國醫學的另一項基礎知識。不證自明的是，有大量的實證經驗和有效的方劑可能存在於過往的中醫文獻典籍之中，即便是現代中醫所能掌握的，也不過是少量的古代中醫知識，還不論這當中仍需臨床中醫文獻學者的轉化，從古籍中找出各種實證與科學的可能，在文獻的浩瀚書海中淬煉出應用之臨床思維，才能眞正實踐中醫的「應用醫史學」概念。
中醫藥對於傳染病的防治，在這次三年新冠肺炎疫情中，被充分證明具有實際的價値與助益，綜觀兩岸中醫藥界，包括淸冠一號、淸肺排毒湯、蓮花淸瘟膠囊、淨斯本草飮等等中藥複方，其療效都已受到肯定，甚至有不少臨床成果已見於國際科學期刊之認可。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這些藥物之創發，都不是憑空從實驗室中冒出來的，而是從古代辨證、處方思維中進行轉化創造，後續才用實驗來逐步證實，也就是「歷史先行，實驗室在後」的一個驗證過程。所以，我們還要繼續忽視傳統醫學的實效嗎？我們還能忽略中醫文獻中的寶貴經驗嗎？這是本書給我們的深刻提醒。
揚智這本大作，梳理了各地醫者應對鼠疫的辦法，我相信當時的中醫是絞盡腦汁在抗疫的，因為沒有外國藥廠的疫苗或特效藥，面對疫情，無法坐以待斃。關於這些藥方，我非專業醫者，無法評論，但本書的內容，相信絕對可以讓閱讀這本書的醫者受惠，甚至可以從中尋覓出應對急性傳染病的一些啟發，這對未來中醫處理大規模疫情，或許都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也是本書重要的價値之所在。以上所陳述對本書的這些觀察與推崇，也是我認為應該鼓勵中醫從事基礎醫史、文獻研究的最大用意。

自序／殷揚智

這本書是筆者博士論文的延伸，在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碩士班就讀期間，受教於林昭庚講座教授的指導之下，研究主題涉獵到日治時期漢醫的發展，有感於當時漢醫，在殖民政府以西方醫學為主軸的環境下不被重視，但在民間漢醫藥的治療，卻接地氣的深受民眾的靑睞，當時臺灣所盛行的鼠疫、霍亂、天花、瘧疾等傳染病，在漢醫的具體治療之下，得到很好的效果，也因為站在這樣的立基點，漢醫有了轉機與蛻變，開始更具有學術性、科學化的發展。
以此啟發下讓我產生一個疑問，這場鼠疫在臺灣反覆發作22年，造成數萬人死傷的傳染病，到底從何而來是原發性？還是外來傳染病？當時臺灣漢醫對於鼠疫的學理治則，與中國中醫相較如何？於是在後續繼續攻讀博士班的期間，就以此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主軸。
鼠疫的歷史與人類的演化與時並進，甚至更早於人類之前就存在於世上，面對這等老牌的傳染病，我們很淸楚他是不會被滅絕的，因為細菌型傳染病，細菌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生物體，儘管現在的醫療，能夠有效的去治療與防治，但舉目於世，世界上仍然有著相當的病例產生，尤其在非洲地區，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華南地區爆發鼠疫，其病程長達近百年，傳播範圍從中國雲南、廣西、廣東、福建、香港、臺灣，再藉著當時海上貿易運輸之便，由當時國際大港香港，往東南亞、印度、日本、美洲做擴散，這樣子一條漫長的傳播鏈，讓筆者不禁好奇，在一樣的傳染病之下，分屬不同政權的三個華人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不同政權下的防疫治疫事務，是否有著南轅北轍的樣貌？傳統醫學在當時病原菌還未被發現之前，是如何來治療？所依據的中醫學理依據為何？所用何方所用何藥？這讓筆者產生了莫大的興趣而投入研究。
從事研究這幾年廣泛研究諸多文獻，筆者發現中國學術界，對於世界第三次鼠疫流行史，與中華民國時期鼠疫治療史，新中國成立時期的鼠疫相關研究非常多，不論在深度與廣度的部分，也不限定在醫學、公衛的範圍，但筆者也發現到，在鼠疫相關研究上，缺少了一塊最重要的「拼圖」，就是十九世紀鼠疫在兩岸三地的醫療史中，獨缺臺灣鼠疫的相關研究，不論是鼠疫對臺灣社會各層面的影響，還是臺灣鼠疫流行期間，中西醫療的治療作為，尤其是在中醫藥用藥用方、學理依據的成果，或是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這些資料在中國學術界，幾乎無可搜尋，究其原因在於臺灣學術界，對於日治時期鼠疫的研究不多，除了當時政府醫政醫令相關法源之外，漢醫施行過的史料更是搜尋不易，所以筆者著書論文期間，除了鼠疫疫情期間，對臺灣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多所著墨之外，更將傳統醫學協助防疫、治疫的痕跡著書其中，期待能夠為臺灣，留下當時傳統醫學治療的經驗記錄，也可以提供中國鼠疫相關研究學者，有更豐富的參考文獻，關於臺灣曾有過的鼠疫醫學史，以此完整的拼湊出，當時兩岸三地，不同政權下的防疫、公衛、現代與傳統醫療記錄，當為是各方研究者所期待之作。
最後誠摯的感謝在攻讀博士期間，家人對筆者在研究過程期間，所忽略的情感給予包容，也謝謝諸多在研究路上給予支持、提點、資源的朋友、同學、助理、教授們，筆者懷抱著感恩的心情，誠摯的感謝所有幫忙過我的人，儘管已經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但路還很長，研究仍要繼續。

推薦序　從比較醫學史到「應用醫史學」
林昭庚教授　
孫茂峰教授　
自序
凡例

◎第一章　「Plague」與人類百年來的糾葛
第一節　「Plague」對於人類歷史的影響
第二節　緣起於一位臺灣漢醫治疫故事
第三節　近代鼠疫研究著作的啟發

◎第二章　鼠疫中西醫病名考證與鼠疫桿菌醫學觀
第一節　從中醫古籍到鼠疫名稱之沿革
第二節　西方世界對鼠疫名稱與考證
第三節　鼠疫桿菌之現代醫學觀
第四節　鼠疫自然疫源地

◎第三章　六世紀、十四世紀兩次鼠疫大流行
第一節　六世紀查士丁尼大瘟疫
第二節　十四世紀歐洲黑死病

◎第四章　十九世紀中國華南鼠疫
第一節　華南鼠疫之緣起
第二節　鼠疫擴散途徑與災情考證
第三節　官方、民間防疫措施與宗教、民俗防疫
第四節　香港鼠疫

◎第五章　華南鼠疫期間中醫藥治則與鼠疫專書解析
第一節　從《溫疫論》看古代中醫傳染病之學理
第二節　以《松峰說疫》為例論述中醫瘟疫治則
第三節　當時中醫對鼠疫病機病因的認識
第四節　當時中醫藥治則概況

◎第六章　以日治為界臺灣風土病與醫學發展
楔子
第一節　荷西時期，臺灣地理風土病
第二節　淸國時期，臺灣地理風土病
第三節　流行病學的角度，傳染病的雙向傳播
第四節　日治前臺灣醫學發展史概論
第五節　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發展

◎第七章　日治時期臺灣鼠疫史
楔子
第一節　論臺灣鼠疫緣起
第二節　官方公衛防疫檢疫系統的執行
第三節　日治時期細菌學發展與緒方正規〈ペスト病取調豫報〉
第四節　由洋醫陳勉齋《彰化醫案實錄》，觀察當時現代醫學治療方式
第五節　政府與民間防疫心態之衝突

◎第八章　臺灣鼠疫時期漢醫治則與發展
楔子
第一節　明治二十九年本島ペスト流行紀事
第二節　從報章、期刊、著作觀察當時漢醫治療成果
第三節　解析臺灣鼠疫治療專書《疙瘩瘟治法新編》
第四節　《疙瘩瘟治法新編》與《鼠疫彙編》醫治哲理異同
第五節　《新編》與《彙編》用方藥理異同分析
第六節　漢醫醫院設立與臺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

◎第九章　結論

第一節　論臺灣鼠疫緣起

臺灣鼠疫從何而來？中國傳入？日本傳入？臺灣本土風土病？為何會推測日本傳入？因為日本人自1895年始政臺灣，隔年就爆發鼠疫疫情，有沒有可能臺灣的鼠疫源自於日本而非中國？當時臺灣民間也有諸多討論，云云日本領有臺灣的隔年即爆發鼠疫，難道不是日人帶來的嗎？但殖民政府提出反駁，認為當時中國鼠疫大流行，臺灣僅一水之隔焉有不被傳染的道理？且日本在1899年才被中國感染，於神戶爆發疫情，而認為中國與印度方是鼠疫起源地，臺灣為日本帝國領土，與歐洲諸國同為強權大國，如此疫病甚是可恥，必須儘快撲滅。
當時中國華南鼠疫，也因為國際貿易之便，由中國擴散疫情到日本，所以筆者從日本鼠疫發生時期與過程做分析，試圖確定臺灣鼠疫緣起。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的古籍史料中，對於疫病的稱呼種類症狀，也多是模糊不淸的敍述方式，在明治維新之後全面西化的現代化，對於傳染病記載有明確的統計數據。1880年代，日本本土主要傳染病以コレラ（霍亂）、赤痢（痢疾）、痘疹（天花）、チフス（斑疹傷寒）、腸チフス（傷寒）、ジフテリア（白喉）這六大列為主，從河田勇藏《官民必讀法林》所統計的資料，自1888年到1894年，日本最主要傳染病的統計表中，我們可以看到痢疾患病人數最高，在7年內造成531,950人染病，128,675人死亡，但痢疾死亡率並非最高，而是霍亂，在這7年之間染病人數60,772人，死亡人數44,952，平均死亡率高達7成以上。日本國內霍亂是屬於輸入型的傳染病，尤其以沿海城市為主要感染地區，流行季節多在夏季，尤其是八、九月間，整個疫病流行時程長達4個月，以這一份資料六種主要傳染病，筆者並未發現鼠疫感染的病例，如果1894年之前，日本沒有鼠疫傳染病，那麼1896年發生的臺灣鼠疫，應非從日本感染而來。
1896年日本才首次發現了鼠疫病例，由停靠在橫濱港的英國輪船上的旅客，身上患有鼠疫菌而發現，這一個案例是屬於輸入型的病例，而在日本本土原發型鼠疫，是在1899年11月神戶以及大阪產生本土原發性鼠疫，値得注意的是不論是輸入型或是原發型，這些鼠疫傳染病的來源皆屬於港口城市。神戶鼠疫共造成23人感染，但是疫情並未擴散，而大阪市的疫情持續到1900年，共造成230人染疫，死亡198人，死亡率86.09%。另一份數據顯示出，十九世紀末的日本，以大阪府為主要鼠疫重災區，始自於1899年到1926年間，共有2,914個患者，造成2,377人死亡。日本鼠疫的由來，從廣川和花發表的〈近代大阪のペスト流行にみる衛生行政の展開と医療 衛生環境〉論文中，研究了中國鼠疫傳播途徑，香港跟日本之間因為貿易往來，推測疫病來自於中國，也探討了中國北方滿洲地區，與嶺南鼠疫以病理現象，去推測傳染發展之異同。另一學者坂口誠所發表之〈近代大阪のペスト流行，1905-1910年〉，該篇文章以大阪府二十世紀初的鼠疫研究為主，以日本與孟買之間頻繁的棉花貿易，來推測鼠疫來自於海外傳入，源自於國際貿易網路。日本鼠疫流行並未重創日本社會，反而檢視出日本在十九世紀中期，因為霍亂大流行，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之後，當局建立起醫療公共防疫的政策，與詳實疫病的統計數據，並於後續的鼠疫達到極佳的效果，不論在染疫人數與疫病流行時程。
另外鼠疫發生之地，大多為貧窮落後，或是衛生基礎建設不足的國家地區，而日本鼠疫的爆發反而與傳統因不潔而引起的疫病流行不同，主因是城市中包含國際海運與本地水路系統，以及因應貨運需求而建構的倉庫，成為整個疫病傳播的主因，當局在疫情期間，採取的交通禁斷、隔離、消毒、補鼠、醫療介入……等防疫策略。基於上述所述，筆者以當時臺灣首例病疫的產生，與傳播途徑來做分析，認為臺灣鼠疫並非源自於日本，而是專注的中國與臺灣之間傳播途徑之研究。
前述中我們得知，在日治之前臺灣風土病症與傳染病的記載在傳統史料中，對於病名、病症的描述是模糊的，多以疫、瘟疫、大疫等字眼帶過，所以很難得知日治之前，臺灣是否就存在著鼠疫，以筆者之考證可以確定的是臺灣非鼠疫自然疫源地，所以鼠疫非本地原發型，當外來的傳染源；另外臺灣與中國福建省往來密切，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源自於中國雲南，一路往東蔓延，直到1884年傳染到福建廈門地區，比香港鼠疫發生還提早10年，這部分在論文第四章第三節有詳述，當時與臺灣往來密切的中國港口有廈門、泉州、福州，首次鼠疫年份分別為1884年、1888年、1890年，史學家認定臺灣鼠疫由這幾處蔓延來臺當為屬實，另外臺灣鼠疫的傳播也獨具特色，並非「一點突破、全面擴張」，而是多點突破全面擴張，以北中南三個地區第一次鼠疫病例來看，臺南安平1896年4月第一起病例，同年10月臺北產生疫情，隔年1897年2月，中部鹿港地區第一起病例來看，這三起病例都是病發於港口型城市，然後在周邊城鎭呈輻射狀爆發，會造成這樣的傳染特色，筆者認為與當時中國對台往來，主要港口由北而南福州、泉州、廈門有關，加上臺灣當時交通建設不足，島內運輸多以航運為主，地域限制了陸上交通的發展，也緩和了傳染病藉著人類遷徙而傳播致病。
在殖民政府的立場上，認為鼠疫從中國而來，但不排除在日治之前的淸領時代，鼠疫已在存在於臺灣；這個論點非常有趣，殖民政府一方面認定鼠疫是外來傳染病，一方面又不排除鼠疫是臺灣風土病之一；在那個醫療不發達的年代，這樣的推斷有其道理，但這樣曖昧不淸的敍述於官方文件中，筆者推斷殖民政府，有意將鼠疫打成臺灣風土病，是為了在國家衛生理論的統治架構中，增強統治者對民間控制的力道，這部分在後續章節詳述。
從第一個鼠疫案例之後的22年間，鼠疫在臺灣肆虐全島，除了臺東與恆春之外無一倖免，這些病例都集中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之前，而該年之後全島疫情趨緩，僅剩餘嘉義廳所屬地區，仍是鼠疫感染猖獗地區，整個疫情反覆22年，期間以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最為慘烈，全島患者共達4,499人，導致3,673人死亡，其中最嚴重地區依序為，臺南廳患者1,461死亡1,142，臺北廳患者1,284死亡1,142，嘉義廳患者886死亡717人655。


以上內容節錄自《十九世紀華南鼠疫兩岸三地中（漢）醫治則》殷揚智等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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