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旅行者的中國書寫1840-1940（簡體書）

西方旅行者的書寫塑造了中國日新月異的形象，而他們對中國的先入之見也影響了自己看待中國的方式。本書探討了從鴉片戰爭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多位知名的旅華遊記作者在不同主題上對中國的印象，從書寫中國的城市和風景，到歐洲人身處中國時所寫的作品。通過研究不同的旅行者從各自的視角所描繪的這個古老傳統大國，展示了西方人眼中的近現代中國是怎樣的，以及當時的中國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各種適應現代化的努力。研究者通過對這些具有代表性的遊記進行深入分析和解讀，使讀者得以更透徹地了解這些遊記的背景、角度和思想。

顧德諾（Douglas Kerr），香港大學英文學院名譽教授、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名譽研究員，曾任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和英文系主任。劍橋大學文學碩士，華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專攻19世紀和20世紀的英語文學，尤其是文學史研究，如亞洲殖民主義文學、戰爭和旅行文學等。

對於西方旅行者來說，中國是個超量。太多的地方可以旅行或征服，太多的事物可以體驗、琢磨和描繪，還有太大的人群可以傳播基督教。19世紀末立德（Archibald　Little）曾一路向西，越過“連綿的群山”訪問西藏，他面前那一座接著一座、似乎看不到盡頭的山脈既高大雄偉，但同時也令人沮喪。［1］他給自己的遊記起了《峨眉山及更遠的地方》（Mount　Omi　and　Beyond）這樣的題目，從具體走向了某種隱秘，實在是一種無奈和浪漫的姿態。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外國人，如何與那樣一個龐大的存在發生聯繫呢？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重讀20世紀30年代寫的中國遊記後，感到自己的形象很可笑——“在中國的一個小我”。［2］傅勒銘（Peter　Fleming）則一開始就優雅地承認自己的不足，他在《獨行中國》（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一書開頭的“敬告讀者”中寫道：　中華文明有記錄的歷史長達四千年。中國的人口大致是四億五千萬。中國比歐洲還大。
本書作者二十六歲。他在中國前後總共七個月。他不會說漢語。［3］中國各個方面都是巨大的：　面積、人口、物種以及它所蘊含的問題和機遇。甚至它的衰落都是超常的。回看中國千年的輝煌歷史，會使歐洲人、美國人感到自己不過是些後來者，也激勵他們在對比之下思考自身所特有的現代性——這成為西方遊記的一個重要主題。如果從外部來說，中國因為地域廣大，歷史悠久，文化和語言複雜而難以把握的話，那麼從內部來看，中國人思想和感情的神秘也常常使外來者難以理解，甚至完全摸不著頭腦。肯普（Elizabeth　Kemp）寫道：“人們或許可以描繪出一個民族的靈魂——如果它很容易顯露出來的話。但是了解和熱愛中國的外國人會首先出來反駁這種可能性。”［4］
對於外國人來說，中國總能超出他們旅行、描繪、征服、貿易、盤點、講演和驚嘆範圍之外。中國是一個深不可測的所在。19世紀40年代是中國開始被西方條約控制（至少是部分）的起始，但同時中國也在變得越來越讓人捉摸不透。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分裂和動亂只有在回顧時才能看到它們的意義。本書涵蓋的時間段從次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在這百年中，中國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深刻和痛苦的變化，西方旅行者是這些變化的見證人，同時也部分地參與了這些變化。中國的帝制於1911年結束。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否永久地改變了中國歷史（如周恩來所說法國大革命改變了法國歷史一樣）還不能驟然下結論。
雖然對於西方旅行者，特別是遊記作者來說，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我們並不缺乏挑戰者，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1840年以來的一個世紀不僅是歐洲帝國主義高歌猛進的時代，也是大部分旅行者（他們的文本將在本書中討論）文化自信心高漲的時代。西方國家在全世界範圍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似乎證明了武力、經濟之外的文化優勢。當時西方比中國更為富庶、強大、進步，對於很多人來說，西方還擁有一種中國人茫然無知的宗教真理。雖然這種文化自信並非來自專業知識，但它是19世紀大部分西方旅行者的共同特點，盡管我們會看到，在本書所討論的部分20世紀作者心中，這一點漸漸有所動搖。
例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經過了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後，他在中國發現了“一種生活方式。如果全世界都採用這種生活方式，就會感到幸福快樂。”中譯文摘引自田瑞雪譯《中國問題》，北京：　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第14頁。——譯者注［5］雖然他急於擺脫西方的優越感，但他仍然很樂於描繪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自己的反應，並從這些觀察中得出結論。例如此處他對通商口岸城市之中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居住區的反差的描述：　人們常常會感覺自己突然從一扇門走進了另一扇門。舊城中有一種凌亂歡快的美；而歐洲人有潔癖，端著那種周日必去教會的正經八百的架子。兩廂一對比，給人一種奇怪複雜的印象，可以說是又愛又恨。在歐洲人住的那一面，人們感到安全、寬敞、清潔。在中國人住的那一塊，雖不失浪漫色彩，但擁擠不堪，疾病流行。雖然我喜歡中國，但經過這麼一轉換，總能讓我意識到自己是歐洲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著幸福快樂。但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減貧祛病後，我還是認為中國式生活能讓中國人更幸福，而英國式生活卻不能讓英國人更幸福。不過，對於中國男人來說是這樣，但對女人就不是了。中譯文摘引自田瑞雪譯《中國問題》，北京：　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第80頁。——譯者注［6］這是一小段高端的“旅行記”，雖然它不是很典型，但還是展示了一些我們在其他很多旅行者那裡可以看到的比喻和修辭手法——被道德化的風景，東西方之間的二元對立（這不僅體現在通商口岸的不同區域之間，也體現在歐洲的現代性和中國的“浪漫”的反差上）；作者文化身份和忠誠度的映射；伴隨著強烈和永恒外在性的對於中國場景的欣賞；一種做出人種學和歷史性泛泛之論的傾向；對於自己看到東西解釋的某種不確定性；後是對於中國性別政治的關注（幾乎所有的旅行者都是如此）。

導論　顧德諾　茱莉亞·庫恩　著　顧鈞　譯／１
中國觀感／４
理論方法和關注領域／７
再現問題／８
論文一覽／１０
一　後浪漫主義旅行者筆下的中國與自畫像：１９世紀４０年代
德庇時對中國的改寫　塔瑪拉·犛·瓦格納　著　管宇　
譯／１５
消除中國熱與維多利亞時期中國的開放／２１
西方主義奇觀：“英式中國的樣本”／２８
二　轉變中國之眼：麥都思牧師的“偽裝”和維多利亞時期的中
國觀　伊麗莎白·犎·張　著　陶欣尤　譯／３５
三　帝國主義之行：額爾金勛爵來華歷程與維多利亞時期自由
主義的局限　童慶生　著　阮詩蕓　譯／５１
四　鏡像：約翰·湯姆森鏡頭中的東亞　托馬斯·普拉施　著　
葛文峰　譯／６８
引言／６８
帝國之像／６９
人類學之眼／７１
藝術與自然／７４
題材構圖／７６
結論／７８
五　吃在中國：維多利亞時期旅行文學和報章雜志中的中國食
物表征　羅斯·犌·福爾曼　著　李俊靈　譯／８０
美味飲食／８３
英式用餐的“精致荒誕”／８７
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宴會？／９１
六　與他者相遇：女性旅行者在中國（１８８０—１９２０）　茱莉婭·
庫恩　著　江　莉　譯／９４
與組織機構相遇／９５
與城市和鄉村相遇／１０４
七　遊記與人道關懷———立德夫人在中國　蘇珊·肖恩鮑爾·
圖林　著　程熙旭　譯／１１７
立德夫人生平／１１９
慈善精神的形成與發展／１２０
成效甚微的善舉／１２３
傳教士／１２４
反對纏足／１２８
八　“利益範圍”：伊莎貝拉·伯德用文字和照片構建的１９世
紀晚期的中國　蘇珊·摩根　著　蔣雯燕　譯／１３５
條約與條約港口／１３９
讀者所受的教育／１４４
拍攝中國／１５１
九　在中國逆流而上：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港粵兩地間的三次殖民
之旅　何漪漣　著　邵　霞　譯／１５５
十　哈裡·弗蘭克在中國　尼古拉斯·克利福德　著　季淑鳳　
譯／１７３
十一　戰地行紀：奧登、衣修伍德和燕卜蓀的中國之旅　休·
霍頓　著　黃子安　譯／１９１
十二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同路人的故事　顧德諾　著　
高　莎　譯／２１８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旅行／２２０
宣傳和真相／２２４
自然化與神話／２３０
注釋／２３６
附錄：人名譯名對照表／２９１
譯後記／３０３
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