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慟

台北書展大獎得主蘇曉康最新力作《海慟》
中國只有解決獨裁問題，周遭和世界才會安寧！

一九八八年，他以《河殤》聲震華夏，也因《河殤》被迫遠走他鄉
三十五年後，流亡者的視野早已拉拔至蔚藍色的大海之上
一百多年前晚清的「海葬」遭遇，至二十一世紀竟升級為「海慟」
這慟，不止中國，而是一路延伸到俄羅斯
一如俄烏戰爭影響的不僅是歐陸，而是全球與台海安危

劇變時代，給身處風暴核心的台灣
一部流亡者以血淚匯聚的世局觀察報告

華夏民族誕生在黃土高原，不知道海洋是什麼。——蘇曉康

一個殤字說黃河，一個慟字說大陸；海陸對峙，一直延伸到俄羅斯，民族主義、大一統，中俄普習同構，烏克蘭台灣同命。
內陸取向的中國維持著千年秦制，封閉、保守、對外恐懼，面對海洋，壓制香港、威脅台灣，亦侵占西藏高原、殖民西域新疆，展現一貫的霸凌地緣政治學。

《海慟》從延安講到北京，讀書人成猴子、黃梅戲巨星被剖腹，上承商鞅酷政，從古至今的歷史經驗脈絡相承，習與毛沒有血緣關係，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辨。
「大國崛起」的中國，在他筆下仍是一片蠻荒，中國溺嬰數億、五億女性仍是生育工具，「五四」以來有何「進步」?
今日亡天下，而昨日溫美，民初真是一個群星燦爛的年代，「慟者，痛也、哭也、悲也，抑或醒也？」，「天蠻地荒」也是人類現狀？悲切之餘，遂集結成《海慟》一書。

蘇曉康
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詰問華夏歷史，悲歎文明衰微，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凡三十年，未止思索，筆耕不綴。二○二一年以《鬼推磨》獲得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鬼推磨》、《西齋深巷》、《瘟世間》、《晨曦碎語》等。

從海葬到海慟——代序

一、 望洋竊喜
東亞架構六十年
重新發現太平洋
鄧小平望海有點晚
摸著石頭過海
那廂升起過一朵蘑菇雲
發現東南一段蔚藍色
「堅船利炮」的故事

二、 地緣「達爾文」
大結構與帝國解體
北衰南盛
蒸汽壓路機式的漢化
漁陽鼙鼓動地來
達蘭薩拉感懷
生態源、冰川與滅絕
天人恩怨、天外視角

三、 商鞅術、口腔期
中國整個就是一齣相聲
沒有「狂歡」卻有「春晚」
商鞅千年之術
順口溜古今奇觀
北京比巴黎還要醉生夢死
將屍骨築進城牆
想起了龔自珍

四、 地荒天蠻
軍代表剖腹黃梅戲女星嚴鳳英
毛澤東觀賞劉少奇囚禁
滿街都是劊子手
五億女性無身無聲
知識分子是猴子
中國還有「思想」嗎？
百年孵卵一隻壞蛋
梁啟超：激進之草蛇灰線
顧炎武前衛四百年

五、 存一細炷香
棄俗世的張愛玲
殉文明的陳寅恪
說不盡的賽珍珠
一炷香的林徽因
齊瓦哥的人文意義
王賡的淒涼失蹤

跋：溫美如昨，蠻荒如今

代序 從海葬到海慟

北海若與秋水對話，是中國的一則古老寓言，實則大海訓誡黃河：「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這則莊子寓言，竟又顛覆性隱喻於今日者，居然是世界與中國之辯，中國（秋水）並未「可與語大理矣」，而是向北海若（太平洋）宣稱「秋水之崛起」。

「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這是《河殤》解說詞的最後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覺到它的滾燙。然而大海並沒有邀請黃河。「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八十年代只有少數知識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還在黃土地上睡眼惺忪，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都絕對沒有關於航空母艦、南沙築島和「九段線」的想像力。那時中國只有「西洋幻想」而尚無海洋欲望，民間只湧動著一股掙脫封閉、無知、內陸的激情。

華夏對海洋的陌生，究竟是內陸文明的特質，還是近代百年的「海患」所致，至今糾纏不清，但是八十年代確有一股克服「海洋恐懼」的思潮：

　從兩年前的一個夏夜開始，錢鋼鬼使神差地追尋起李鴻章的蹤跡來：「我在寫《海葬》。我在寫一百年前的變革。」他告訴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尋找當年李鴻章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杳無蹤影，「一百年了。什麼東西都會面目全非。」但他卻意外地發現了李中堂的故居賢良寺。就在這座古寺的東面，正興建一座大飯店，那地皮就是當年海軍衙門的舊址。「說不清心裡是一種什麼滋味，我們仰望著海軍衙門—百年後的『王府飯店』，只見這座即將竣工的摩天大樓，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通體閃著銀光，巍然聳入夜空。橘黃色的巨大起重機上，寫著三個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組」。
　一九八八年。不吉祥的龍年。中國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夥兒都在罵物價、罵官倒、罵腐敗。上校錢鋼卻把目光投向整整一百年前—「一八八八年。中國第一盞電燈在紫禁城裡被點亮了。一八八八年。光緒皇帝即將『大婚』，『親政』。一八八八年。康有為呈『上清帝第一書』，未達光緒。一八八八年。頤和園正加緊施工。一八八八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距離它悲劇性的大覆滅還有六年；整整一百年後，我為它寫《海葬》。」（《世紀末回眸》）

《海葬》可謂《河殤》的姐妹篇。一九八八年我製作《河殤》續集《五四》，勉為其難，而錢鋼則在描摹一百年前的悲劇，我去邀他一塊來寫《五四》時，他正在為《海葬》作最後的修訂。我們皆未逆料晚清「海葬」的悲劇，一百三十年後或可在中國重演。這一次中國雖然「大國崛起」，也能造航母，卻依舊是一個滿清的老制度。
三十年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看鄧小平一針見血：「他屬於《舊約全書》那種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價的革命家。」但是他的老闆布希總統，卻想跟這位「六四屠夫」做生意，派了兩個特使去北京，而鄧小平正不緊不慢卻擲地有聲地撂出的一句話就叫西方和環太平洋地區膽寒：「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對中國的控制，將會有一億以上中國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亞，一千萬到泰國，五十萬到香港。」這是香港《文匯報》援引的鄧的原話。不知道為什麼偏要給印尼分配一個億，而對香港似乎很留情，但五十萬已經足夠讓這彈丸之地從天堂跌進地獄了，老鄧又彷彿對台灣未置一詞。四周都是溫柔富貴鄉，那個聚集著貧困和破壞力的大陸稍一噴湧，便會使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糜爛。有過「六四」那一幕，誰也不會懷疑這一點了。所以，北京的鎮壓者們責無旁貸地成為遠東局勢安定的捍衛者。華盛頓、東京、台北都鬆了一口氣。
中國又一次在這個世界的常識之外，成了很難捉摸的國家，該來的厄運都沒出現，也有點像魯迅當年寫的，「革命黨」鬧過以後，大家又都把辮子放了下來；林語堂也曾描繪過一張老婦人的臉：「廁身於叛亂戰禍之間，圍繞著貧苦的兒孫，愉快而老態龍鐘的中國，閒逸地吮啜著清茶，狡黠地微笑著……」，誰能看得穿這張臉呢？
實際上，鄧小平只有一個謀略：經濟救黨。他在後毛時代，救毛的合法性喪失，才搞「改革開放」、「白貓黑貓」那一套；「六四」屠殺後，他要再救一次合法性，還是經濟這一套，他哪裡知道老布希、柯林頓會迎奉他，拉他進世貿，他就知道有救了，什麼也不需要改，所以他才敢對李光耀說「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
然而，陳雲比鄧小平看得更深，依然憂慮「合法性」，才有「子弟接班」的戰略出籠，說明他並不覺得「經濟可以救黨」，這是今天習近平的合法性來源，弔詭地反映了「太子黨」恰恰沒有「合法性」安全感，這又是習近平色厲內荏的根源。
這些都是西方和國際上看不懂的。中國人看得懂嗎？比如，鄧小平對西方祭出的那個「韜光養晦」謀略，曾經也是林彪當年對付毛澤東的謀略，所以，中共將東方謀略玩到國際上，才是它這三十年的成功訣竅，那便是《莊子‧秋水》的新篇章，秋水唬住了北海若。
東方陰謀得以成功，其實也是借助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誤區，那是尼克森的一句話：取消對中國最惠國待遇，最大的受害者並非中國，而是「仰息自由市場的人們」。這句話要翻譯才能懂，即西方「自由市場」離不開中國廉價勞動力，這幾乎如同資本離不開利潤一樣。這也可以做一個比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羅斯福令美國的製造業，充當「全球民主兵工廠」，這種規模，不到一個世紀後，盡數被東方的一個共產黨政權拿走。
更深一層是「洋為中用」，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機時美國派兩個航母打擊群來巡弋，中共還應急地研發東風－21D型陸基飛彈「航母殺手」，並引進俄製「基洛級」攻擊潛艦，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二○二二年共裝備各類艦艇八百三十七艘，總排水量約兩百六十五點三六萬噸，成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戰鬥艦艇四百九十三艘、航空母艦兩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艦）、驅逐艦四十三艘、護衛艦九十三艘、導彈艇八十一艘、兩栖艦艇一百六十九艘、常規動力潛艇六十一艘、核潛艇十八艘，大量水面艦艇如同「下餃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有人綜述中共海軍擴張六十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戰略：近岸防禦、近海防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背後支撐的，是國家利益的拓展、成為海洋強國、突破島鏈封鎖，以及走向遠海、建設以航母為中心的遠海戰力，邏輯地由「沿岸海軍」（Brown Navy）、「近海海軍」（Green Navy），朝向「藍水海軍」（Blue Navy）提升。
其間為保護來自中東的石油供應，不受美國阻撓，從中東海域到南海，建立一系列的港口，被稱為「珍珠鏈戰略」，也有效因應了麻六甲海峽困境（Malacca Dilemma）、抗衡印度洋的美印勢力、進入印度後院、建立遠洋海軍前進基地，激出了「南海衝突」。
現在我們再去回眸「甲午海戰」，當年錢鋼寫的那個《海葬》，才顯示出「歷史感」：中共八十年代的「雪恥思想史」，經過三十年終於道成肉身：習近平從買航母招搖太平洋，到軍事擴張，東亞的日本、韓國、台灣，以及南洋的菲律賓、印尼，都慌了神，「亞洲四小龍」安在？從海葬到海慟，梳理這個「大國崛起」從思想洗腦到制度建制、軍艦鑄鍛的脈絡，為時已晚嗎？
海之慟，也是海哭，哭那個悲慘亞洲大陸，可不光是中國，往後一直延伸到俄羅斯。
中國在經濟、國際上的耀眼，與其國內、民生、精神上的悲慘相稱嗎？
國家崛起，以剝奪個人而成功，不僅破解了西方「經濟出民主」的預言，也是中共的一種制度創新？
這種保守、頑固價值的維繫，跟傳統、反西化、另一種「西化」馬列的拿來主義、移植沙俄制度等等，是何種脈絡？
到底我們要破解的迷思是，一個前現代大國，可以靠經濟崛起，又獲得升級版集權模式，然後威脅周圍先進合理的制度，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而且在亞洲大陸出現兩個文化迥異、卻經由暴政、改革、復辟，步步雷同的大國？
當然，症狀是為什麼「普習同構」？後極權的民族主義究竟是什麼？中俄兩黨兩國，制度同構，雖然文化迥異，更奇異的是，兩者「改革」後產生的新寡頭，從願景到意識形態，依然同構：以民族主義、大一統為合法性及個人政績，一個圖烏克蘭，一個圖台灣，何其相似乃爾！華郵重構普京入侵烏克蘭的縝密計畫，甚至令拜登政府吃驚，並抓住了普京野心的要害：「他步入俄羅斯偉大領導人之列的遺產—即成為恢復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優勢地位的領導人」，這跟習近平的野心也正好同構：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自然而然地成為習近平的終生夙願，由此可以預設，他一定會攻打台灣！當然，這需要從封閉到開放梳理起來。
直到今天，我還會想起《天仙配》和嚴鳳英，以及我採訪那個慘絕人寰事件後所提出的問題：一、一個女演員被開膛破腹標誌中國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社會？二、軍代表的權力來源是什麼？三、億萬文革參與者有沒有與毛澤東共謀？這三個問題回答不了，就無法回答共產黨是個什麼東西。自然，今天中國又被習近平領回文革去了，這三個問題便不會有答案，那便是蠻荒，中國有過文明嗎？「五四」一大「進步」是廢除纏腳，但是中國五億女性仍然是生育工具，加上溺女嬰高達數億，中國自「五四」以來，有絲毫「社會進步」可言嗎？
那麼從嚴鳳英到劉少奇，又是一個什麼邏輯？在中南海裡，毛澤東可以就近欣賞他的「第二把手」被折磨，這跟史達林的「大清洗」也邏輯同構嗎？史達林在延安豢養的一個邊區政權，鑄鍛了一種「知識分子要脫褲子」的意識形態之後，中國讀書人依然協助這個政權奪取整個中國，這究竟跟儒家文明有關係嗎？抑或是它的崩解所致？然而俄羅斯恰是借助了、或者為了東正教傳統，才復辟了集權；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是傳統中最壞的一種智慧嗎？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精神貧困更遠在物質貧困之上，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九九四年以研究歐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古烈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談到蘇聯解體後俄國的一般思想狀態時指出：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壓抑下俄國民間文化的多層積澱，在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突然爆發了出來。無論是政客、史學家、學人對此都毫無心理準備。與此同時，數十年來宰制了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來的則是一片「哲學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補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祕主義、「怪力亂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等等現成的東西。

上引史學家余英時所言，他稱「初讀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國精神的貧困還遠在俄國之上，因為俄國在極權時代仍存在著東正教的根荄」，儒家比東正教無疑衰亡得更徹底，但是中俄兩國制度同構的遺患，誰比誰更嚴重，今天其實還看不清楚。這是不是「普習同構」的又一側面？
「帝國模式」若存活下來，必定是一個壞制度，難道也是由中俄兩民族淬鍊出來的？
只有「帝國」解體了，而非「經濟發展」了，才能出民主制嗎？只有推翻「帝國」，才有地區穩定、和平與永續的秩序，歐洲與東亞的今日皆驗證了這種政治學嗎？
講到讀書人，中俄都有一段恥辱史，也必定跟「口腔」、食色、閹割等難聽的詞有關，中國「士大夫」階層在古代輕易不向暴君低頭，哪怕千刀萬剮，而四九後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群體性向現代極權臣服，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極權，彷彿整個中國文明死去，坊間過去有「京城四大不要臉」之謂，後來又釀成「盛世」裡文人名流「賽著不要臉」之競爭，令這半個多世紀，極權得以施行人文大殺，「恥辱史」須有新篇，可是誰來書寫？
近年大陸風靡一股「民國熱」，懷舊還是諷今？我寫了蠻荒之後，才得見民初的輕癯背影幾人，忽然也才難過起來，那千年文明，寂滅前的星光一閃，竟然是那麼璀璨，林徽因捻起那一炷香，難道不是為了徐志摩，而是她預感到了蠻荒？而看盡興亡的陳寅恪，為何不識共產而寧死不浮海，他比其他讀書人明白多少？張愛玲的明白，不只從中國逃得最早，她還預知在美國也必須「拒不見人」；我在蠻荒中讀小說裡最楷模的人不是中國人，而是俄羅斯的齊瓦哥，他體現的一種「好人」個人主義，反而是「與人為善」的儒家文明培育不出來的；假如你要追究天安門學生的「激進」，你非得捋到梁啟超那兒才算公平，這桿如椽大筆給中國引進了「亡國滅種」的思想，也虛構了「中華民族」，這兩樣害苦了中國人，至今仍然是中共的統治利器；中國至今維持千年「秦制」，是因為單一書寫系統「漢字」嗎？亞洲大陸東部的「語言代換」過程，就是六千年「華化」的所向披靡，滅掉了無數文明與文化的可能性，假如它再武裝了一種升級的集權制度，不只亞洲，恐怕全球都難以倖免被「華化」，梁啟超的「亡國滅種」不是鬼話嗎？人類背叛地球，一如漢族要毀掉它自己的生態源頭西藏一樣，皆驗證了人是最可怕的物種，也驗證了「造人」的上帝極愚蠢；達爾文破解這個「造人」神話，代之以「弱肉強食」的進化言說，它接著又從生物界躍進人類社會，撩撥起近代以來血腥的「現代化競爭」、帝國主義戰爭和共產極權的肆虐，人類死傷無算，野蠻空前，至今沒有出路，所以「天蠻地荒」也並非中華文明的宿命，而是整個人類的現狀和歸宿。
大海哭大陸、黃禍哭印第安、殖民者哭滅族者等等，海慟升級為天慟、人慟，也許就是這本書想表達的那個「慟」。我用過一個「殤」字談黃河，也就是秋水；在海外三十年後只能說海了，還是那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毛病，卻再也找不到「殤」這麼絕妙的字眼了，搜腸刮肚尋來一個「慟」字，還行。
慟者，痛也、哭也、悲也，抑或醒也？
輯一望洋竊喜
東亞架構六十年
近代的東亞，充滿血與火、崛起與衰敗、侵略與奴役，皆導源於西歐現代化及西化東漸，刺激了中日俄三國在東亞的現代化競爭。
不只甲午海戰、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大清慘敗於日本，俄羅斯也敗於日本，日俄戰爭為爭奪旅順而血戰，俄國失敗後，損失了用作維持其帝國的強大軍事力量，自此一蹶不振，國內動盪不安，一九○五年俄國爆發第一次革命，十二年後便是「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上台，這場革命從此改變世界格局，也在東亞產生極為怪異而錯亂的後果：
一、一種共產黨政權和「共產國際」從此與歐美和民主制度對決至今；
二、
蘇聯向中國輸出革命，史達林同時扶持國民黨和共產黨，令其火拼出一個受莫斯科控制的中國政權；
三、
日本殖民關東後入侵中國，羅斯福與史達林結盟對決希特勒，需要蔣介石在東亞拖住日軍以待美軍返回太平洋戰線；
四、毛澤東在延安戰勝親蘇的王明博古，並保存實力以期下山摘桃；
五、日本投降後，國共內戰四年，蔣介石敗退台灣，但拒絕「國際託管」，一心反攻大陸；
六、
毛澤東向史達林討還旅順港和中長鐵路，而蘇聯因據海參威駐紮太平洋艦隊基地，並未失去它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
七、
奪得中國政權的共產黨徹底搬抄蘇聯制度，實行一黨專政的計劃經濟，並為了趕超西方而大躍進，導致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
八、
文革後實行改革的共產黨，仍然需要一個仇外的意識形態，開放三十年的假想敵還是日本。
這幅眼花撩亂的圖景，可以歸納出一點什麼？
一、
舊式帝國模式，在現代化競爭中注定淪亡，中俄皆為注腳，但是帝國崩潰之後，為什麼不能導向民主憲政，中俄皆未給出答案；
二、日本「維新」後卻選擇「帝國」（強國、稱霸）道路，是否為西方所迫？
三、
中俄競爭失敗而選擇集權模式，反而由弱變強，俄羅斯在史達林獨裁下成超級霸權與美國冷戰半個世紀；中國在毛澤東獨裁下未能修成霸權，卻靠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大器晚成，「五步」幾乎「支配世界」；
四、
日本以一島國雄霸亞洲，又以偷襲伎倆與美國死磕，最終以亡國的途徑建成民主憲政，也保住天皇制度；
五、
俄羅斯經濟崩潰、帝國解體、分崩離析、人口萎縮，退位二等國家。

一、東亞不確定性
自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以來，東亞的區域政治，基本上只是美蘇戰略對抗的一個次要的投射點。朝鮮半島的三十八度線、中南半島的北緯十七度線加上台灣海峽，既成為美蘇之間的一條冷戰疆界，也構成了東亞的一道屏障。東亞地區便在這個結構下持續了四十年的相對穩定。日本的「經濟奇蹟」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都是在這個架構和這段穩定期內實現的。
冷戰結束，蘇聯崩解；英國經濟衰退，美國也發生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經濟衰退，失業劇增，工廠倒閉。相比之下，地球另一邊的東亞，似乎成了一個亮點。日本不僅在一九八五年後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一九八八年也成為最大的經濟外援國。一九九一年，台灣外匯存底已然超過八百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同時，台灣通過大選暫時化解了困擾台灣社會多年的統獨危機，政局趨於穩定。朝鮮半島軍事對峙緩解，南北雙方共同進入聯合國，接著又共同簽署了互不侵犯、交流與合作協定以及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即使在八九年「六四」屠殺後最不被看好的中國，也出現經濟的持續增長，九一年外貿出口總額一千三百多億美元，順差八十多億美元，外匯存底增至四百多億美元。
但是研究世界戰略的專家們都不看好東亞，這個區域的結構性整合還不明朗，東亞對於世界的未來就成了一個所謂「關鍵的非確定性」（critical uncertainty）。
東亞雖然充滿著創造的巨大潛力和無比的機遇，卻因為缺乏區域性的結構而前途未卜。與歐洲相比，亞洲始終缺乏像北大西洋公約（NATO）那樣的結構性組織來協調區域性關係。亞洲和太平洋經濟發展協會（APEC），試圖產生歐洲共同體（OPEC）那樣的經濟協調組織，還只是一個開端。亞洲各國間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差異，將是區域性結構整合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障礙。從短期來看，美國在亞洲的角色變遷，及日美關係的嬗變將左右東亞的走向；從長程看，則是中日間的關係，這兩個在歷史上執亞洲牛耳的民族如何相處，將決定整個東亞的命運。
日中關係是亞洲的關鍵。歷史上日本是中國的最大挑戰者，而未來中國則是日本的最大挑戰者。日本對華政策之兩難：一方面，日本不願失去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另一方面，對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又感到擔憂。
然而，當日美關係和中美關係都趨於緊張的情況下，日中關係卻明顯地接近了。這種微妙的情形，在「六四」以後更加表面化。日本不願加入西方對華經濟制裁，日資趁機進入華、港，從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開始，日本成為香港最大的外來投資者，日資占香港銀行存款總額的百分之五十六。日本為自己的做法向美國辯解說，中國之於日本，並非如美國那樣只是一個戰略籌碼，可重可輕；中國是日本的近鄰，戰略利益息息相關，日本不能輕易得罪中國。
美國、日本、中國、南韓、朝鮮等，在這個架構中互動超過半個世紀，結局是：
一、「工業東亞」煙消雲散；
二、「大中華經濟圈」被中國崛起取代；
三、「東北亞經濟圈」始終沒有出現，朝鮮依然是一個「核爆點」；
四、日本一直在美中之間掙扎、投機；
五、「民族主義」勃興成為集權的幫凶；
六、中國經濟起飛、制度倒退；
七、美國過早撤離亞太，乃是這一切的主因。

二、韜光養晦
「六四」屠殺後，鄧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國際間絕不取代前蘇聯挑頭與美國抗衡，而是偃旗息鼓，開放市場，養精蓄銳（增強綜合國力），待以時日。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共外長錢其琛發於黨內的《關於國際形勢問題》報告中稱：「面臨這樣巨大的變化（指『六四』後的國際制裁），我們對外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冷靜觀察、穩住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和風暴，可以說我們站穩了腳跟。」
錢其琛特別談到「打破西方制裁」的有計畫部署，第一步就是波斯灣戰爭（海灣危機）時沒有在聯合國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頗有深意幫了美國一個忙。有趣的是，美國政治家對這種中國式的韜晦之計全然沒有感覺—李潔明接受香港《開放》雜誌採訪中，列舉四個事件證明「中國願意成為國際社會一員」的看法，第一個提到的就是這件事。可是，你聽錢其琛是怎麼描述的：「我巧妙利用美在海灣問題上有求於我，去年（一九九○年）底實現了外長對美的正式訪問，會見了布希總統，打破了美不許兩國部長級官員互訪的禁令，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突破。」
進一步撕開這個口子的辦法，是說服美國不再堅持西方國家在世界銀行對華貸款上保持制裁的一致立場，當年就拿到了七個億。他們對此叫做「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和美國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其中又特別利用美日之間的矛盾，最先使日本放棄制裁，第一個去投資，給予充分優惠，讓西方各大財團和公司急得直跺腳，自然會去遊說國會。到這個火候兒上，中國便組織赴美採購團，一次就簽了十二億的合同。
一九九六年李鵬取消了購買波音飛機的承諾，改從歐洲的空中巴士公司購買了價值十五億美元的飛機。他極為露骨地說明採取這個做法的原因，因為歐洲領導人在「對華合作時不附加政治條件，而美國人卻任意地威脅要制裁我們。」卸任的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溫斯頓‧羅德十分灰心喪氣地說：「我們在中國問題上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當我們對付中共時，我們在歐洲和日本的盟友們卻拖我們的後腿，把合約搶走。」這種策略也進一步挑唆法國的反美情緒，後來法國總統席哈克北京之行，不僅簽了十二億合約，還同中共一道譴責「美國霸權」。
「六四」後中共的對美外交，從一開始就不單純是被動式的「韜光養晦」，而是力圖影響美國的公眾輿論和政府決策；不僅僅是無孔不入的活動，包括私下遊說的宣傳、威脅和恐嚇，還包括購買或盜竊技術。美國政府和公眾對中國問題的種種爭論，已經被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由原美國高級官員組成的集團所支配，而這個集團的人則通過推銷他們所主張的對華政策獲取暴利，中共慣於以發動經濟戰相威脅，企圖這樣來改變美國的國家政策，這種做法在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是罕見的。

三、市場列寧主義
總之，九○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戰略變更，並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從冷戰形態轉換成另一種經濟競爭的形態，嘗試極權制度以市場經濟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徑，他們正是通過西方的經濟學觀點，看到了相當大的可能性﹕
一、
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區域集團化（西歐、北美、東亞三個「經濟圈」的出現）使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矛盾叢生；
二、
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國界的，其利潤第一的本質決定了中國巨大市場在國際事務中的舉足輕重；
三、
全世界居民不分國籍都更喜歡舶來品，使勞動力低廉的中國對西方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等等。
因此，他們認為﹕
—世界經濟處於低潮，發達國家在衰退和滑坡，「我們所處的東亞地區，經濟最活躍，發展最快」，「我們可以利用矛盾，趨利避害」，「儘快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國際上資金短缺將會長期存在，但我們周邊的日本和『四小龍』卻有剩餘資金提供」，「我們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斷大力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加快體制改革，我們在引進外資上仍有較大活動餘地」；
—世界軍備競賽下降，各國都在調整戰略，九○年代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經濟轉型時期，「這對我們也是一個重要機會」，「可利用他們轉型的時機，引進設備，填補空缺」……
不只如此，還有來自北方的威脅：蘇聯的導彈長期對準中國，也是中共無法面對海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九九三年夏天﹐鄧小平突然說了一句「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其指蘇聯垮掉了，中國解除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當時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詮釋鄧的判斷，對國際形勢重新評估：
—兩極格局崩潰，世界大戰打不起來；
—蘇聯瓦解解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
—東西方的矛盾已經轉化為西方內部的矛盾，美國已明確把德國和日本定為主要對手，而不可能把中國當作主要對手；
—歐洲依然是美國的對外戰略重點（外貿的三分之一和國外投資的二分之一），亞太地區在相當長時期不會取代歐洲，美國不可能揮師東向；
—亞太出現真空，要由中國來填補。
基於這種估計，一九九四年以後中共的對外態度，迅速突破「六四」屠殺後「冷靜觀察、穩住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格局，開始頻頻主動出擊、咄咄逼人，其情緒化的、不克制的態度是九○年代初以來所鮮見的。最突出的就是製造台海緊張局勢，甚至不惜在東亞海域搞「導彈危機」，由此引起東亞周邊國家，以及日美的不安全感，絕非前幾年「如履薄冰」政策的自然延續。
「統一台灣」乃鄧小平可以超越毛澤東的罕見機會，令其不惜一搏，也不顧觸犯整個東亞、犧牲中共具有巨大經濟和戰略意義的亞太地區的形象。不久中共又在智慧產權問題上對美讓步，並以此為標誌，又開始「韜光養晦」起來，內部文件和公開宣傳均重提鄧小平「六四」後「韜光養晦」的策略，並壓制《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共徹底摒棄「韜光養晦」計謀遲至二十多年後的習近平上台。

四、仇日仇美三十年
八九「六四」以後，由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在南中國海域，一直有一個經濟圈在醞釀，被稱為「大中華經濟圈」，應包括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以及海外華人的某種程度的經濟整合。大陸東南沿海諸省與香港、台灣及海外的經濟已呈極高的一體性，香港是大陸最大的外來投資者，它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約七百萬）的勞工雇在廣東；台灣（二○二二年）與大陸的轉口貿易超過五十八億美元，直接投資額達十億美元。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已把廣東與香港加在一起，稱為東亞的「第五條小龍」；有人預測，中國南部、香港、台灣這一地區，以及中國東三省、山東、朝鮮半島和俄國的遠東地區，都將是再創經濟奇蹟的地方。尤其是所謂「大香港地區」，很可能成為二十一世紀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然而，由於「六四」屠殺後中共維持一黨專政，並向周邊地區擴張其「大一統」政策，導致今天的後果是，「大中華經濟圈」被中國崛起取代，中國「走向太平洋」，與美國在南海相撞。
這種態勢，又令中日關係變得非常詭異。前面談到，日本一直在美中之間掙扎、投機；那麼中國呢？中共則是一方面需要日本的投資，另一方面又靠煽動民族主義作為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它們的設計，是避開美國，拿日本作意識形態上的假想敵，所以產生諸如「保釣」等民間抗議，而更重要的，「仇日反美」是一筆生意。在江澤民時代，中共又著實「反日」反了十年，不過是在北京街頭和電視劇裡，這段政治史和娛樂史，非常有趣。
縱觀「江核心」時代幹了幾件事情，叫中共平順捱過「六四」危機：
一、讓黨和國家皆徹底腐敗、爛掉，即所謂「悶聲發大財」；
二、與西方妥協，絕不跟美國搞對抗；
三、「師夷」之際，也操弄「義和團」於股掌之上；
四、以民族主義替代馬列主義，作為執政的意識形態。
據說，鄧小平給江澤民的政治遺囑是：「絕對不跟西方翻臉」，然而江在國內放縱仇外思潮氾濫，以為平衡；再大舉引進外資，又拆除「社會主義」，將中國轉型為廉價勞力的世界工廠，重鑄政權合法性於「經濟起飛」基礎之上，打造出一個「軟紅十丈」的盛世，不可謂不成功。從上個世紀末起，中國人染上「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心態，始之於江澤民操弄的「內外二元分離」—政府親美親西方，卻煽動民眾仇外仇日。

五、印太多邊框架
由此，美國從歐巴馬執政時期，返回太平洋，構建第一島鏈，堵截中國「走向大洋」，後來更加明確地部署，是前後兩任國務卿龐佩奧和布林肯皆赴東京，要組建一個「印太架構」以對付中國，其實早在三十年前就有這個架構，卻因為美國誤判中共，過早撤離東亞而前功盡棄。這次美國不僅聯合整個東亞、東南亞乃至大洋洲國家，還拉上了印度，徹底包圍中國。
今天的東亞，最敏感部位已非朝鮮半島，而是台灣海峽。
九○年代初，台灣華視曾約我拍一部《海峽》。對我來說，台灣海峽始終只是一個政治符號，當我還不能把它轉化成一個文化符號時，就去拍電視，感到很困難。我拍《河殤》的靈感，最初來自飛躍黃河上空時，看到它像一條血管蜿蜒在光禿禿的黃土高原上，它就在這一剎那變成了文化符號。我沒飛過台灣海峽（至今恐怕也只有那些來回投誠的飛行員有這分福氣），也沒坐船渡過一趟（平生坐船過海峽，只有偷渡逃香港那次），記得一九八八年一位大陸寫報導文學的好友，獨自跑到福建沿海，買通船老大偷渡台灣海峽，差一點葬身魚腹，回來給我講那個海峽。
所以，我給華視寫《海峽》腳本，沒有自己的多少感受，彷彿只是面對一堆歷史資料。不過，鑽進這堆資料裡去，我便發現許多歷史的荒謬和偶然，以及曾經主宰我們的那些強人不能主宰他們自己的悲劇。毛澤東搞的那場大煉鋼鐵，便是被蔣介石派過來的飛機所激怒，一跺腳要造航空母艦，轉眼就把大陸的林木幾乎剃光；也是因為美國護台灣，毛澤東漚了這口氣，又要「超英趕美」，弄得大陸餓死幾千萬人。毛澤東這個人甚至沒有把地球放在眼裡過，可他偏偏在這條小河溝似的海峽上栽了大跟頭。蔣介石則不顧一切想奪回大陸，晚年竟對記者說，我們不能一直待在這個小島上。這兩位中國強人，都受到他們背後的國際強權的掣肘，他們又都有不肯妥協的一面。所以，一九五○年代的台灣海峽，真正是東西方的「楚河漢界」。從這段歷史就可以看出，中國在這些強人的治理下，哪裡擺脫過所謂「外國勢力」的控制？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真是把中國人害慘了。那時候，在美蘇、國共之間，像玩一場遊戲，但都玩得很拙劣。
毛和蔣都過世了，海峽雖無硝煙，算是進入和平競爭時代了嗎？習近平不圖事功，就是個「窩囊廢」，這個小學生怎咽得下這口氣？他的事功也只有兩樣：走民主化道路或者完成「大一統」，顯然他不拿第一樣，就只剩下第二樣。
在第一島鏈，台灣因是島鏈咽喉，就成了「印太聯盟」或稱「亞洲小北約」的支柱，美國捨它便使整個戰略瓦解，因此軍援已然開始，F-35 將「出租」，現在全世界都在猜的是下一個爆炸彈：美台復交。但這件事一直說不清楚，也總是口水仗。
最近台灣立法院長游錫堃呼籲，一但中共對台動武，印太地區民主國家就共同立即外交承認台灣，借此嚇阻中共武力犯台，馬上引來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譚慎格一文〈戰爭意味著台灣獨立？〉稱，美國考量的重點是，一旦台灣部分或全部被中國共產黨軍隊占領，一個民主的台灣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的情況下繼續存在。意指承認台灣的外交地位並非美國優先考量。
游錫堃說：「他這樣的論調，如果美國把重點放在那邊，美國重點就劃錯了。因為台灣如果真的被中共占領，美國等於撤退到西海岸了，因為第一島鏈被突破，中國船艦就能自由進出第一島鏈，就可以開到美國的西海岸，美國的國家利益將受到最大的衝擊。所以我覺得美國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這樣想法對日本、韓國、菲律賓很不公平。」
當年蔣介石為了一點「民族主義」，不肯付之「國際託管」，結果讓兩岸扯了七十年的閒氣，那邊中共的「統一欲望」，從毛鄧一直到習，也苦熬了五代領袖。台海一戰，可能性極高，日本近幾個月來暗示，在美國要求或在衝突影響到日本控制的周邊島嶼的情況下，將協助保衛台灣免遭中國的攻擊。
二○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重新發現太平洋
美國是一個「兩洋國家」，兩個世紀以來，卻一直偏重大西洋，漠視太平洋，至今依然，上個世紀一場慘烈的太平洋戰爭，並未改變美國人的這種態度，是不是由於美國的歐洲人祖先來自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
號稱好萊塢頭牌男星、兩度稱帝奧斯卡的湯姆‧漢克斯（Tom Hanks），二○一○年製作了一部十個小時劇集《太平洋戰爭》，並對這種漠視頗有感慨。他跟大部分美國人一樣，從小只知道珍珠港遭襲引發二次大戰，而以美國原爆廣島而告終，當年太平洋上的「蛙跳戰術」—美軍逐一攻占瓜達康納爾島（瓜島）、貝里琉島、硫磺島和沖繩島等血戰，對他這個海軍技工的兒子來說，在地圖上是模糊而遙不可及的。他開玩笑說他聽二戰故事還會打盹。其實，一九四二年八月的瓜島爭奪戰，與同時開打的史達林格勒戰役和阿拉曼戰役，具有同樣重要的戰略性。

一、「太平洋陌生」
甚至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被襲，當時對一般的美國人來說，也沒有那麼震撼，《光榮與夢想—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實錄》的作者威廉‧曼徹斯特描述這種「太平洋陌生」很生動：那時候太平洋上的島嶼還沒有什麼經濟價值，中學地理老師從不提及這些島嶼；美國海軍用的還是十八世紀的海圖，海軍陸戰隊進入所羅門群島時，一邊打仗一邊臨時測量；整個太平洋對美國人來說，還是毛姆小說裡的情節和低預算B級影片裡臆造的異國風情。
他寫道，美國人一向「重歐輕亞」，二戰爆發後大家也注視歐洲的希特勒；一九四二年元旦，日本軍隊從越南西貢向太平洋進發，迅速登陸一系列島嶼，切斷了亞洲和美國西海岸的通路，控制了占地球面積十分之一的一大片海域。東條英機的閃電戰比希特勒還厲害。美國人懵懂地聽說，日本的「猴子兵」就像「人猿泰山」那樣，能在森林中盪鞦韆，其實他們不過是騎自行車而已；二月一個深夜，麥克亞瑟上將乘魚雷快艇逃出巴丹半島……所以，也許漢克斯感慨他們對歷史的「無知」，多少也歸咎於對太平洋的無知，包括地理知識上的陌生。
漢克斯與史蒂芬‧史匹柏再度聯手，投資二億二千五百萬美金，率領美國人重返太平洋，起點就在所羅門群島東南端的瓜達卡納爾島，一如當年海軍上將尼米茲從那裡開始反攻日本。

二、影帝要做「歷史創造者」
漢克斯自己跟太平洋的關係，應該是那個阿甘（《阿甘正傳》，Forrest Gump），一個心軟而戅大的南方小夥子，當兵到越南打過仗。阿甘得了勳章，漢克斯封帝奧斯卡。他七十年代在三藩市奧克蘭的希爾頓飯店打工，經常跑機場，看到飛機一次次載來逃離共產極權的越南孤兒。《西雅圖夜未眠》（港譯《緣份的天空》）的單親爸爸，沒有成為一個柏克萊激進主義分子，反而對自己的歷史失憶症（historical amnesia）很憤怒，這位浪漫戲劇小丑成名後，自覺地對抗美國人的歷史文盲，《時代》週刊稱他是一個「歷史創造者」（History Maker），也許譯成「說史人」更貼切（中文裡的「太史公」）。
當漢克斯扮演美國突擊隊上尉米勒尋找空降兵雷恩的時候，友人寄給他一八八二頁的兩卷本《二戰新聞報導：1938-1946》，令他從此染上歷史癖，並與《搶救雷恩大兵》導演史匹柏合作，拍了一部一○一空降師的二戰傳奇，十小時劇集《諾曼第大空降》（Band of Brothers，中譯《兄弟連》），在英國攝製八個月、動用五百個有台詞的演員、一萬個臨時演員，據稱美國電視史上耗資第一。
《諾曼第大空降》改編於美國歷史學家史蒂芬‧安布羅斯的同名暢銷小說，這位作家還在新奧爾良建了一個二戰紀念館，頗受漢克斯的鼎力相助，那裡總有許多退伍老兵在等候這位影帝，纏著他：「喂，我們朝鮮戰場怎麼辦？」、「什麼時候輪到我們越南戰場？」漢克斯會說，別急，我先得去太平洋呀—他是拍完空降兵，馬上就拍海軍陸戰隊。
漢克斯的美國歷史觀，混合著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是一個帶有傳統價值觀的甘迺迪式自由主義者，那種在國慶日隨大眾一道上街的傢伙，《搶救雷恩大兵》和《諾曼第大空降》將他造就成為一個「世代的代言人」，一如著名電視主持人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著書《最偉大的世代》，詮釋作為嬰兒潮世代父母的那一代人。明星和媒體人，可以對社會施加比政客、知識分子更為巨大的正面影響，也是一個美國夢想。

三、把歷史還原到個人化感受
《太平洋戰爭》的片頭，在史詩般的雄渾音樂背景下，一支炭筆緩緩劃過，炭精棒在滑動中崩裂，碎片飛濺猶如爆炸……故事框架來自曾鏖戰大洋的兩位海軍陸戰隊士兵的回憶錄，再加上安布羅斯採訪的另一位驍勇的陸戰隊中士、海軍在二戰中唯一獲得榮譽勳章者，還有幾位至今健在、兒孫滿堂的太平洋退伍老兵的自述。二戰並不是只有戰爭巨製《巴頓將軍》，或艾森豪的自傳《遠征歐陸》。史匹柏說：「我們講述這些退伍老兵故事，是想探討普通人的靈魂在經歷了特別事件後會發生什麼變化，無論演員還是編劇，想把那些經歷了血戰的人再現在螢幕上，都是很困難的。」 劇中重墨刻畫貝里琉島（中譯「帕勞群島南端小島」）爭奪戰，稍後略帶了一下硫磺島血戰，攻占它傷亡兩萬多陸戰隊官兵，占登陸部隊的三分之一；占領沖繩島的美軍傷亡代價，則是近五萬人。編劇麥克肯納說：「《太平洋戰爭》將會是電視史上最慘烈的十個小時。」漢克斯問道：「美國怎麼可以讓我們的青年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死敵人之後，再回到他們可口可樂式的生活裡去呢？」他相信歷史經驗應該是非常個人性的，這其實是他討厭歷史只是一堆資料的委婉說法。「我們無疑讚揚美國軍人在太平洋上的勇氣，但我們也想讓觀眾知道我們曾經是怎麼拾掇日本兵的」，他希望美國人懂得美國歷史中所包含的光榮和暴力。描繪戰場上士兵們的神經和心理，那硝煙與血肉攪拌的十個小時，充斥著種種怯弱、恐怖、煎熬、施虐、瘋狂、崩潰等等敘事或特寫的鏡頭。
西部片巨星克林‧伊斯威特二○○六年導演的兩部影片，《硫磺島的英雄們》和《來自硫磺島的信》，分別從美軍和日軍兩側來表現硫磺島戰爭中的人性，尤其是美軍士兵對於所謂「英雄」的困惑，和日軍士兵的自殺恐懼，形成的張力頗具藝術震撼，好評如潮。

四、越戰：失憶的「地點」
「歷史失憶症」對美國人來說，大概就是一種文化斷裂，斷裂常常有一個「地點」，比如越南，在西太平洋的印度支那半島。奧立佛‧史東一九六六年從耶魯退學，去越南打了十五個月的仗，並寫出《前進高棉》（中譯《野戰排》）劇本，又十年後拍成電影，它刻畫戰爭使人失去理智，可以說隱喻了越戰使美國幾乎瘋掉，他於是成為這個「斷裂」的解釋權威。
史東下一部電影《七月四日誕生》（中譯《生於七月四日》），就直接隱喻整個美國民族了，以下肢癱瘓的陸戰隊老兵羅尼‧科維克故事，將美國五十年代的郊區生活解釋為越戰的「原罪」，被認為過於牽強。史東不甘心，又拍了《誰殺了甘迺迪》（港譯《驚天大刺殺》）來詮釋越戰，嘗試用完全寫實的手法表現完全虛構的情景，黑白與彩色鏡頭交錯，幕外音作全知全能的評論，以提供一種視覺效果下的歷史回憶，在全國重新撩撥起對甘迺迪時代的懷舊。
漢克斯的下一部電影，居然也是關於暗殺甘迺迪。他非常渴望介入這個美國歷史上最神祕的暗殺，改編一部頗受爭議的小說，二○一三年搬上銀幕。 「它也許是美國螢幕上最具爭議的電視劇。」甘迺迪遇刺事件，好比美國歷史裡一條噴火猛龍，就是因為它與越戰有關？
這裡補記一筆，二○一三年秋《關鍵目擊》（中譯《派克蘭醫院》）一上院線我就去看了。原來漢克斯在這部電影裡，再現了甘迺迪遇刺後送進醫院搶救過程的現場，螢幕上的鏡頭非常血腥，甘迺迪頭部中槍，屍體放上手術床，整個腦子都掉出來了，是最嚇人的一個鏡頭，看得我不禁失聲抽泣，一瞬間便將我領回一九九三年車禍後傅莉躺在搶救室裡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時空，可以重現含義相近的場景，主角是誰並不重要，我可以一眼就看到悲慘的實質。這裡面最慘烈的承受者，是甘迺迪之妻賈桂琳，難怪美國人民如此崇拜她，那是西方文明的一種惻隱之心，對受難者的不忍。
影片多次詮釋死者的尊嚴問題，其中也包括那個刺客嫌疑犯。此人被刺殺後也送到派克蘭醫院來搶救，埋葬時竟無教會肯接納，甚至幾無神父肯為他做葬禮儀式。這個謀殺案至今沒有找到凶手，因而其政治、社會學、文化的解讀，長久以來是美國的一門顯學。

五、歷史「娛樂化」的弔詭
漢克斯說「作史」即「歷史娛樂化」，而好萊塢的「娛樂化」，就是視聽化、道具逼真和電腦特技，這方面他能比前輩大師們做得好多少？至少關於越戰，漢克斯前面已經有兩部經典：比奧立佛‧史東的《前進高棉》更著名的，是法蘭西斯‧柯波拉的《現代啟示錄》。
恰巧前不久我又重看了一遍《現代啟示錄》。二十多年前在大陸就看過，看個熱鬧而已，剛來美國又租錄影帶來看，發現此片最刺激的畫面、音響都還埋藏在我的記憶深處，可見電影元素不是情節、人物，唯音影而已，柯波拉深諳音影的運用；至於內容，則覺得這位大師對「野蠻」的詮釋令人隔膜，特種兵上校寇茲在心理上被越共的野蠻摧毀—「他們砍掉接種過牛痘小孩的手臂，小胳膊堆成小山」，於是寇茲自己逞凶當起「上帝」而震懾住叢林中的亞洲土著，這種故事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對越南、柬埔寨共產黨暴政的一種隱喻。但是中國、朝鮮、越南的現代史，都充分顯露出人類史無前例的殘暴和文明解體，它們並沒有返回原始巫術狀態，而是變成高度組織化和軍事化，歐美現代科技武力所無法戰勝的，是那裡的人心僵死、是非善惡消解，那才是《黑暗之心》（電影原作書名）。
最近看的是終極版（Apocalypse Now Redux），大概柯波拉時代還沒有電腦特技，他拍戰爭場面借用彩色煙霧，直升機捲起黃色、轟炸爆起黑色，還有紅色紫色白色……平添螢幕上的一股虛假，糟蹋了直升機等真實道具，相比後來史匹柏拍的諾曼第登陸，恢宏的戰艦雲集、海岸強攻，伴隨子彈射進水下聲音發懵的細膩處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過這次卻看出了先前看不懂的所謂「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即那些荒誕、反諷，才是真正的「柯波拉經典」。他那一段空降師的空中攻擊，最為神來之筆，吉爾戈中校率領直升機編隊，大喇叭播放著華格納歌劇《女武神》序曲，衝向越共村落狂射濫炸，這種高科技武力與叢林裡嗜血原始暴力之間的張力，構成一種反諷，即韋勒上尉的旁白：「如果中校可以這種打法，又怎能指控寇茲謀殺呢？」

六、「寓教於悅」，不需動腦筋
可是，如此原創性的「娛樂化」經典，並沒有減弱美國青年依然崇拜直升機和所有 Top Gun，例證便是二○○一年《黑鷹計劃》（中譯《黑鷹墜落》）（港譯《黑鷹十五小時》）的賣座，此片以一九九三年秋，美國陸軍突擊隊在索馬利亞（索馬里）執行災難性任務的真實故事為背景，鏡頭裡摩加迪休城中的暴動黑人，跟柬埔寨叢林裡的原始土著如出一轍，他們蜂擁而來，被美國突擊隊員們點擊、掃射，像牲口一樣成群地栽倒，螢幕所給出的，除了電影視聽化的升級換代之外，柯波拉的「超現實主義」反諷成了一個「思想」神話，消失得無影無蹤，彷彿什麼也沒留下。
難道美國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跟老百姓毫不搭界？下面就用美國電影理論家愛德華‧布拉尼根的解釋來結束本文：

好萊塢主流電影之所以具有強大吸引力，是由於它樂意表現簡單的喜怒哀樂愛恨等情感，以及暴力、性愛等人類的基本行為。這些電影在類型上已有定式，技巧上追求圓熟連貫、不露痕跡，觀眾熟知這類影片的套路，並從預期中獲得滿足感。它直接靠影像來吸引人，不需要人們動腦筋去思考內容，這與大多數觀眾看電影時想要放鬆、追求直觀刺激的心理需求是相符的。這些主流片往往把實際生活中的問題簡單化、程式化了。

好萊塢電影賺的錢，有一半來自美國以外的全球市場，當它面向全世界觀眾拍片時，便要注重挖掘人性中普遍的心理和需求，而很容易忽略一個國家獨立的歷史和文化，這種傾向實際上損傷了電影的價值。
其實不然，恰恰是世界市場逼得好萊塢去鼓吹普世價值，否則沒錢可賺，這位專家不敢這麼說，是怕人罵他「西方中心主義」。在西方，娛樂圈和明星，幾乎已經取代了知識分子的功能，而在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國，演藝圈還在繼續製造垃圾呢！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