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世紀：震盪全球的巨變年代，形塑今日世界的關鍵150年

擴張、爆炸、加速
理解人類史上最富創造力也最具破壞性的時代
所有21世紀的問題，都可以從20世紀找到根源與解答！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孔令偉——專文導讀

政經動盪、科技進展、環境轉變……，
現今人類面臨的問題，來自瘋狂加速、暴烈成長的20世紀
上個世紀發生了什麼事？21世紀的我們要收穫或承擔哪些後果？
以全新角度理解人類歷史上最不平凡的一段歲月，
透過分析20世紀，連結現在與預測未來趨勢

20世紀堪稱是人類歷史上充滿最多奇蹟和最富創造力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最具破壞性的。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全球各地的現代社會經歷了一場非比尋常、史無前例的轉型，而這股轉型的力量乃是植根於十九世紀的科技發展。
《超級世紀》建立起一個框架，以此來理解那些真的在全球尺度上塑造世界的基本因素，並且分析歷史趨勢以及在當中運作的主要力量之成因和後果。本書從1870年代橫跨到今日，探討現代世界是如何被打造成一個全球發展的相聯模式。讀者將可從中習得如何將過去這兩個世紀理解為一過程，從一系列的政經動盪、科技進展以及環境轉變來看這漫長的20世紀是如何形塑出來的。

媒體讚譽
行文用字清楚，充滿洞察力，迪金森寫下的這部過去一百五十年的全球史，堪稱是一傑作。不論是初學者還是資深的史學家，都可在字裡行間找到充滿啟發性的觀點，尤其是在政治、經濟和環境史方面。
——麥克尼爾（J. R. McNeill），《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二十世紀的世界環境史》（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20th-Century World）作者

以全面性的敘述呈現重塑整個現代世界的強大力量。「擴張」、「爆炸」和「加速」的敘事弧線引人入勝，迪金森整理出大量史料來佐證科技、經濟和環境的變革性的力量，非常具有原創性。
——伊恩．克里斯朵夫．弗萊徹（Ian Christopher Fletcher），《大英帝國女性參政權：公民權、民族與種族》（Women's Suffrage in the British Empire: Citizenship, Nation, and Race）共同主編

以一種真正的創新方法來探討全球史，為理解今日世界面臨的社會和生態挑戰奠定歷史基礎。以大規模移民、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去殖民化來提供一個引人入勝的框架，用以探討這些對地球以及人類條件造成的技術和經濟轉型，統整二十世紀史。
——特拉西．馬提西克（Tracie Matysik），《改革道德主體：中歐的道德與性行為》（Reforming the Moral Subject: Ethics and Sexuality in Central Europe, 1890-1930）作者

迪金森寫了一部非常重要且獨創的現代世界史綜述，值得廣泛閱讀和討論。對於二十世紀的歷史專家來說，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著作。
——《現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一個巨大的成就，一份絕佳的綜論，就其……範圍尺度，和將大趨勢與地方或國家細節聯繫的能力，還能夠按照經濟、文化、政治與生態等主題來論述而言，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
——《新全球研究》（New Global Studies）

各級學校的教師都會歡迎這本書，它以極富洞察力的主題式分析來談論近代世界史，提供了有別於傳統教科書的方式，以一種清晰、合乎邏輯和引人入勝的敘事來呈現。作者關注長期的、全球性變化——比如遷徙模式、大草原區農民的遷移以及二十世紀初的「大爆炸」——這將為學生打下扎實的歷史基礎，有助於他們理解構建他們世界的力量。這本書是對世界歷史的一份精湛且原創的概念化，會激發學生的思考和討論。再多的推薦文也不足以形容，我真心推薦。
——徐南．赫頓（Shennan Hutton），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講師

作者簡介

愛德華．羅斯．迪金森（Edward Ross Dickinson）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教授，著有《德國兒童福利政治》（The Politics of German Child Welfare）、《德意志帝國的性、自由與權力》（Sex, Freedom, and Power in Imperial Germany）、《血中跳舞：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現代舞與歐洲文化》（Dancing in the Blood: Modern Dance and European Culture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譯者簡介

王惟芬
臺灣大學動物系、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科技醫療史碩士。曾經謀生處：中研院動物所與生物多樣性中心、葉子咖啡店、總統府、臺大海洋所與臺大醫學院。譯著涵蓋科普、科學史、生態保育、藝術史、美術、環境科學及傳記文學等英法書籍與影片。
譯者信箱：weifen.wang@gmail.com

推薦序

改變全球史的漫長二十世紀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我們今日身處的當代世界，究竟如何發展而來？這個問題無疑是探討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的大哉問，也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者們孜孜求索的終極關懷。為了探究這個問題，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各學科的研究者們，長期從不同角度關注所謂現代性（modernity）的起源問題，亦即人類社會何時、如何、為何從近代早期（early modern）過渡到近現代（modern）的歷史分期。為回答現代性起源問題，及其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所發揮之歷史作用，學者們紛紛關注二十世紀世界各地的政治、社會、科技以及環境變遷等議題，並強調歷史發展在時間與空間上並非勻速同質的。
換句話說，就科技革新與社會變遷而言，二十世紀人類文明的變遷，較諸先前的歷史時期更加迅速劇烈，且影響之地理範圍愈加遼闊。然而，在二十世紀這段關鍵的歷史時期中，現代人類文明究竟曾發生何種劇變？這些劇變為後世留下什麼樣的歷史遺產？至於身處二十一世紀當代的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些歷史劇變及其後世影響？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本《超級世紀》，正為探討上述問題，提供可能的思想參照。
本書英文原題為「漫長二十世紀中的世界：一部詮釋歷史」（The World in the Long TwentiethCentury: An Interpretive History），原書於二○一八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發行。作者愛德華．羅斯．迪金森（Edward Ross Dickinson）現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歷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近現代歐洲與世界史的教學與研究。迪金森最初的學術根基，主要奠立於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的德國史，尤其是兒童福利等社會政策，乃至於性（sexuality）與權力（power）的關係，並分別具體體現在其一九九六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之《從帝國至聯邦共和時期之德意志兒童福利政治》（The Politics of German Child Welfare from the Empire to the Federal Republic），以及二○一四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行之《一八八○至一九一四年間德意志帝國的性、自由與權力》（Sex, Freedom and Power in Imperial Germany, 1880-1914）等學術專著。在專精德國史的同時，迪金森亦長於近現代歐洲與世界史的連結，如其在二○一七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行之《血中婆娑：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現代舞蹈與歐洲文化》（Dancing in the Blood: Modern Dance and European Culture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便是從舞蹈文化史視角切入探討歐洲文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力作。
至於本書《超級世紀》，則進一步體現了迪金森對近現代世界史之系統認識與學術關注。綜觀本書的寫作宗旨，主要是為分析、詮釋二十世紀的世界史提供概念框架。對此，作者強調技術革新持續推動國際市場的整合以及自然資源的開採，最終促使人類不同文明、乃至於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產生深層、急劇而又斷裂的根本轉型。要言之，作者主張科技革命、全球互動以及資源開發是理解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關鍵要素。就以上三項因素而言，本書在研究框架上，主要涉及而又不僅限於科技史、全球史以及環境史等歷史學議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本書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詳細描述二十世紀世界各地重大相關歷史事件的發生經過，而是透過比較、歸納，找到解釋這些事件背後歷史動力的共通模型。
此外，本書最為關鍵的概念框架，莫過於對「二十世紀」的時間性定義。作者所探討的關鍵世紀，雖然是以二十世紀為核心，惟因為歷史發展往往係長時段之延續進程，難以遽然以紀年割裂，故作者所採用作為分析概念的「二十世紀」，實際上指涉一八六○年代至二○一○年代這一百五十餘年間，人類世界發生根本轉型之時段。與此同時，作者又將「二十世紀」此一歷史時段概念，進行更加細微的斷代區分，即一八五○年代到一八九○年代的「擴張」、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五○年的「爆炸」，乃至一九五○年以後的「加速」這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擴張」，主要側重工業革命等技術轉型為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深遠影響。至於第二階段的「爆炸」，強調文明對食物與能源等資源的開發、爭奪與分配。在最後一階段的「加速」，則偏向全球市場與國際政治的作用。不難發現，作者對「二十世紀」的斷代分析，基本仍呼應上述科技革命、全球互動以及資源開發這三點分析框架。
用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從章節架構到行文風格，尤其是原書名中所使用「漫長的二十世紀」（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與長時段研究（the longue durée）、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等宏觀史學以及歷史社會學典範，具有相當程度的延續與闡發。在其名著《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中，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提出「漫長的十六世紀」（le long seizième siècle）一說，實際上指涉年代為公元一四五○至一六四○年。此後，亦有不少史家以超越紀年觀念的「漫長世紀」作為長時段歷史的分析概念，其中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針對「漫長的十九世紀」（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所寫就的《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資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以及《帝國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可謂箇中集大成者。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本書外，上個世紀末歷史社會學者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就曾在《漫長的二十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中，探討「漫長的二十世紀」中世界體系與全球化的歷史發展，其論點或可與本書相參照。
總體而言，本書兼具歷史縱深、全球視野以及人地關懷，為讀者進一步認識全球範圍的大歷史詮釋，提供一個值得參考的借鑑。

前言（節錄）

本書提供一個框架，來了解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世界史。叩問有哪些因素、大趨勢和模式，影響全球各地的國家、經濟、文化和個人的命運？在這個全球框架下，嘗試了解特定區域、國家、政府和個人生活的歷史。正如英文副標「一段闡釋性的歷史」（An Interpretive History）所指，本書意圖理解和解釋從十九世紀中葉至目前的世界史。在書中建立一個以因果關係為軸線的模型，藉此探討全球長期的轉變，由此確定出在這段時期塑造世界歷史的基本力量與發展，尤其是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國際社會之間和各社會內部的關係，描述這些力量和事態發展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動力，以及檢視這些動力如何驅動世界級事件的發生。因此，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在這個框架內所確定的一系列廣泛而相互關聯的決定性力量和發展，如何讓二十世紀的重大事件展開，又為何會這樣發生？
本書列出的全球史框架，在基本架構上其實相當簡單，但也充滿戲劇性變動。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經歷這五、六千年中最為獨特的巨大轉型。這場轉型的速度非常快，快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而且影響範圍幾乎遍及全世界。當然，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獨特發展和趨勢，各個區域（如歐洲、拉丁美洲與南亞）和國家都有特殊的歷史，往往歷經截然不同的狀況，而且顯然各地的歷史也各有獨特之處。但是這些特殊歷史都發生在一場廣泛且劇烈的轉變中，其交互作用有的來自人類社會之間，有的則是來自人類社會與地球自然環境的互動。這一段段歷史都深受這些交互作用影響。在漫長的二十世紀，自然界因為人類活動而發生前所未有的轉變，這也影響人類的歷史，形成一段史無前例的人與自然共享和相互交織的歷史。
在某些地方，社會受到政治力一再糾纏，不論是受到征服、占領，還是獨裁霸權的統治。在其他地方，則是透過貿易的快速成長，以及世界各地經濟體對貿易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的反應，逐漸交織各種經濟交換活動；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是透過思想交流（例如馬克思主義或非暴力思想）而彼此相連。不過在大多數的情況中，是因為上述所有這些因素而交錯，儘管程度各異。
過去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各地的人類社會都經歷劇烈轉型，這是因為各個社會間早已彼此緊密相連。這兩個歷程相互驅動，轉型促成互連，而互連又驅動轉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一百五十年來，這個過程也不斷加劇與加速。
此外，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變得更為全球化，這不僅是因為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環境受到當地人類社群的發展而轉變，也同時受到遠方社群的影響，而且這些社群通常遠在地球的另一端。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衝擊無所不在，而且速度飛快。光用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一百年前，世界上仍然充滿各種危險的野獸，如獅子、老虎、熊、狼與大象，但自一九○○年以來，幾乎這些動物族群都遭到撲殺，而且幾乎在世界各地發生，其中一項原因是，在這個年代，會有人大老遠從世界的另一端特地前去獵殺動物。另一個例子則是，隨著漫長的二十世紀逐漸展開，有一個現象變得日益清楚，就是任何一個地區的人類行動，都可能對整個地球大氣層的化學特性產生深層且極端的危險衝擊。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這種現象衍生的後果引發地球生物圈的兩大危機：臭氧層破洞與全球暖化。
在人類世界和自然界裡，這種轉變產生的結果既深且廣，而且影響人類歷史的不同層面，因此除了「現代」（modern age）或「現代性」（modernity）之外，很難給予另一個更具體的名稱。這影響人類的生物層面，涉及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預期壽命與健康狀況，也影響自然環境，包括生物多樣性、生物群和物種分布，革新世界經濟的發展，改變人類文化。本書提供拆解這些歷程的方法，將其間的關聯抽絲剝繭，一一展開。
本書呈現的觀點是，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科技變革不斷改變人類這個物種與這顆星球的環境和資源之間的關係。在這一時期，整個世界史基本上就是受到這些科技發展所推動。這並不是在說其他因素都沒有影響，舉凡思想、政治結構、國家威望或戰略軍事地位的算計；法律、宗教、文化傳統和標準；戰爭與有時造成的不可預測結果；經濟的繁榮與蕭條，以及各項因應政策；還有各個歷史參與者的決定，全都塑造出讓這種基本轉型發揮作用的特定方式。過去一個半世紀的技術革命並不是以自動化、可預測或固定的方式來改變整個世界，而是受限於特定歷史情況下的特定條件，並且發生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中。在思考其中的因果關係時，一種方法是要考量技術變革並不會告訴我們，哪些人將如何決定在哪些歷史情況下採用技術，哪些決定是基於特定情況（還包括其他事物）、需求、組織能力、政治結構和信念的產物。儘管如此，這些複雜力量和因素都是在這個更為廣泛的轉型框架內運作，這個現代世界是由創新和科技進步所塑造的獨特時期，當中人類與地球之間，以及分散在地球不同區域的人類社會間，出現前所未有的深層轉型，是一種爆炸性關係。
這種轉型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範圍在發生，涉及多種不同的科學技術；科學進步迅速轉化為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又促進經濟、社會和文化轉型。瓦克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曾針對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科技史撰文討論，將這種發展稱為「前所未有的躍移（saltation）」，是一種基本特徵的「非凡連接，將大量的科學和技術進步串連起來」。以歷史觀點來看，這些進步帶來的衝擊「幾乎是瞬時的」，從重大發現開始，然後是技術、科學和工程各方面以「瘋狂的速度」進展。他對這種轉型的結論是：「是深層，又是突然的斷層，再加上這樣持久的後果，肯定是史無前例的。」
本書不僅是關於這段特別選定時期的歷史，還試圖詮釋或理解這段人類歷史上最不平凡的一段歲月。
這並不是說本書論述的發展都是在這段時期無中生有，橫空出世，在早期發展中，它們是以較為有機的方式成形。以帝國為例，稱霸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帝國是源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晚期建立的早期現代帝國，包括領土涵蓋現今俄羅斯南部和中亞地區的莫斯科—俄羅斯帝國（Muscovite-Russian）；葡萄牙與西班牙分別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建立的帝國；印度北部的蒙兀兒帝國；北美的法蘭西帝國；在安納托利亞、中東和北非的鄂圖曼帝國；橫跨東亞和中亞的大清帝國；以及在南亞、東南亞與東亞的英國和荷蘭殖民帝國。十九世紀末建立的全球經濟體是過去交換模式的延伸，年代至少與那些帝國一樣古老。現代時期的人口成長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紀中期（雖然在十九世紀的增加更為明顯）。商品的全球模式建構（在第三章討論）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八三○年代，甚至可到十七世紀，例如在加勒比海盆地開始的糖業和北美的菸草產業。二十世紀初的全球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文化交流，包括基督教傳教士對日本和中國的衝擊，以及十八世紀歐洲對中國文化的接收。
然而在十九世紀，所有交流達到新的臨界點，量的累積構成質的改變。十九世紀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移民，世界貿易迅速發展，約莫在一八七○年之後，帝國征服的強度和速度大幅提升，全球運輸和交流網絡的密度與速度、食品和製品的全球產量激增、人口成長加速，全球人口流動，以及在經濟、宗教、政治、知識，甚至旅遊業等各種方面的想法，所有量的變化加總起來，形成一種斷裂、躍移。這些累加之後，從根本上改變人類與他們當作家園的這顆行星之間的關係。我們現在與地球有一層新關係。技術轉型強化我們開發這顆星球未知資源的能力。
簡言之，這些就是本書列出的框架：技術轉型、全球互動，以及開採自然環境能力的大規模提升。本書的時間軸是以其內容為主。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初，在這段時間內，人類社會受到這些大規模力量的重塑，而且這個過程經常是混亂卻連貫的。因此這個「二十世紀」並不如一般定義的一百年，而是在實質上可明確界定的一段歷史時期，是一個重塑人類世界的根本轉型期。這個「漫長的世紀」大約持續一百五十年，儘管它的起源也可以再往前回溯一百年，而且當中的某些形式無疑將再延續一百年以上。但這段時期的核心大約就是一八六○年代至大約二○一○年代，在這段期間，有一組特定技術重塑世界，並將整個世界聯繫在一起。
這些力量建立怎樣的動態？過去一百五十年來，這些深層力量又驅動怎樣的「故事」？本書將以三個在時間軸上相互重疊的步驟來呈現這些故事。
第一步是「擴張」，從十八世紀就開始了，但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加速。在這段期間，基本技術創新和科學進步的成就，創造出二十世紀的世界。這些創新的根源可以回溯到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亞洲的技術進步，以及十七世紀歐洲的技術進步；當然創新過程在進入一九○○年後更是持續加速。不過，大多數在實用層面的重要創新，都是在一八五○年代至一八九○年代出現， 而且從那時起，大半的科學技術發展在極大程度上都獲得改善，歷史學家通常稱這段時期（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末）為工業革命。但這場轉型的影響遠遠超過工業，不過這個詞彙還是有用的。當此一過程獲得動能，世界各地的人利用這些基礎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產生龐大的世界人口、蓬勃發展的世界經濟，以及對強國來說，還促成殖民地擴張，讓整顆星球上的每個人類社會幾乎都緊密聯繫，成為全球社會。在這段時期，有些地區的人口和經濟達到空前繁榮，但是其他地區並未出現這樣的動力，世界人口和經濟力量的平衡迅速轉變。這些發展對於人們如何看待人類社會、國家、政府和自身產生深遠的影響。新的交流形式、新的跨文化交流接觸，以及不同區域和社會間軍事力量平衡的根本轉變，這些全都鼓勵或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基本的政治、社會及宗教的類別和制度。
第二步是「爆炸」，在創造出現代新世界後，人類社會對於由誰來統治也各有意見，日益產生衝突與紛爭。在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五○年之間，整個世界幾乎陷入一系列大規模且極具破壞性的革命和戰爭爆炸中，這決定之後幾十年這個新世界的領導權，以及所組成的社會。在前半個世紀，由於新的聯絡和接觸，種族、階級、國籍、帝國及宗教等觀念逐漸發展，這些觀念在之後的戰爭和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具體而言，在這次爆炸中主要有兩大問題：食物和能源，也可說是農民與石油問題。在此期間，在許多人眼裡，能解決這兩大問題，便是掌握社會脈動及福祉和權力的關鍵。
第三步是「加速」，這是在爆炸期間產生的種種問題趨緩後開始的，大約是在一九五○年之後。世紀中期的戰爭穩定全球政治環境，在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中繼續如此）重塑世界的技術、經濟、生物及文化變革等歷程變得更加強烈、普遍和強大。可將此時期視為成熟過程：新的現代社會出現，然後到了一九五○年，某種形式的秩序完全建立並普及。不過，也可將這一步驟視為激進化的過程，現代世界社會的轉型潛力在這個過程中日益成熟，並且變得難以駕馭，充滿危險。也許我們可以稱這段時期為深化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一九五○年以前就存在的趨勢日益深化，並且深入更多的社會。一些社會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稱為後現代（postmodernity），其他人則稱為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還有其他人稱為高現代性（high modernity）。在本書中，我選擇將這些較晚近的階段稱為轉型現代性（transformative modernity），因為到了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這些變革過程已經有效解決食物與能源問題（至少暫時），並創造一種在根本上全新的全球社會秩序，賦予這段漫長的二十世紀一些關鍵的差異。這些詞彙在本書最後的三分之一部分能言簡意賅地傳達這些特點，方便分析這項歷程。

推薦序 改變全球史的漫長二十世紀 孔令偉
前言
第一章 現代的生物轉型
一八○○—二○○○年：人口爆炸
一八○○至二○○○年：人口膨脹對生物群系的威脅
一八四○—一九四○年：大遷徙的世紀

第二章 現代全球經濟的基礎
一八五○—一九三○年：全球發展計畫
一八五○—一九○○年：科學技術革命
一八五○—一九三○年：技術變革、效率與成長

第三章 重組全球經濟
一八七○—一九一四年：全球原物料商品的開墾與開採
一八四○—一八九○年：自由貿易和解放
一八四○—一九二○年：「自由」貿易和帝國主義

第四章 在地化和全球化
一八三○—一九四○年：種族、民族和民族主義
一八○○—一九二○年：文化全球化－宗教創新
一八九○—一九三○年：文化全球化：和平與舞蹈

第五章 大爆炸
一八九○—一九二三年：全球革命時刻
一九一四—一九二三年：世界爭霸戰的第一階段
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的農民問題

第六章 新世界的秩序或失序
一九三五—一九五○年：世界爭霸戰的第二階段
一九四五—一九九○年：去殖民化和冷戰

第七章 高現代性
一九五○—一九七五年：大加速
一九五○—一九七五年：福利國家
一九五○—一九八○年：發展

第八章 反抗與拒絕
一九六○—一九八○年：反全球化
一九七五—一九九○年：大減速
一九六○—一九九○年：生態時刻

第九章 轉型現代性
一九七五—二○○○年：真實發展
一九六八—二○○○年：新右派
一九五○—二○○○年：性別革命

第十章 民主與資本主義獲勝了嗎？
一九八○年之後：全球民主的勝利
「金融化」
世界末日？
「自然」世界的盡頭
二十世紀的終結

注釋
參考資料
圖片版權

第九章 轉型現代性
一九七五—二○○○年：真實發展

綠色革命指的是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和一九七○年代初期於貧窮國家，特別是在亞洲，引進現代化集約式的耕作技術。其中包括許多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大幅提升北大西洋與日本大部分地區單位農作物產量的技術，諸如大量使用化肥和殺蟲劑、機械化、灌溉系統，以及引進對這些耕作技術反應良好的種子品種。這場「革命」主要靠著北大西洋的援助機構，它們大力資助這類研究計畫，特別是美國的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後來加入的許多政府。國際援助機構和富裕國家會提供贈款與貸款給貧窮國家的政府和農民，支援他們購買化肥和機械，並透過收購價制度來支持農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這可說是一項跨國的全球計畫。
一九四三年，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下，國際小麥和玉米改良中心（International Wheat and Maize Improvement Center）在墨西哥市成立，朝這個方向邁出關鍵的一大步。到了一九五○年代，這間機構開發出改良的小麥品種（部分來自矮小麥品種，這是在一九三○年代中期於北海道培育，在美國占領日本期間將其轉移到美國）和玉米品種，以及在乾燥平原和草原的耕作技術，這些都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特別是在北大西洋地區。這正是美國和加拿大在一九六○年代成為小麥與牛肉出口大國的原因之一，不過新品種和新農法也幫助墨西哥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六五年間的農業生產量增加四倍，從原來的糧食淨進口國轉變為淨出口國。到了一九八五年，墨西哥的玉米和小麥產量增加至一九四○年的十倍左右，曳引機數量增加六倍，肥料則是三百五十倍。
到了一九六○年代初期，這個模式也轉移到亞洲。當時，特別是印度，似乎正面臨陷入大饑荒的危險，因為農業生產力趕不上人口迅速增加的速度。為了因應此問題，許多基金會、聯合國機構和政府開始投資農業研究，希望能找出提高亞洲小麥和水稻種植生產力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國際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IRRI），這個機構是在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於馬尼拉成立。到了一九六○年代後期，國際水稻研究所已開發出可以大幅提高生產力的水稻品種。
這股生產潛力成為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亞洲發展策略的核心。背後的運作邏輯是，提高農業生產力不僅可以防止大饑荒，還可以釋出勞動力，讓人力進入工業，為工業發展籌募資金，達到自我維持的經濟成長。這時候的發展援助資金有別於過往，不再著重大型工業設施建造或基礎設施的計畫，也開始投資以農業為主的建設，有時甚至會直接捨棄這些基礎工業計畫。正如近來一項研究報告描述的，國際水稻研究所是「曼哈頓計畫的糧食版」。一位發展專家在一九六一年曾寫道，背後的想法是在農業中引發「工業革命，讓務農的人力離開土地，將他們安排到工廠中工作」。這麼說來，亞洲經濟體的發展，與其說是為大型工業計畫推動，倒不如說是為了打造農業盈餘而前行。
這套手法聽起來應該有點熟悉，因為這就是許多國家在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處理「農民問題」時提出的解決方案。確實有一位歷史學家如此看待，稱綠色革命是在二十世紀中間幾十年間由發展派人士發起的「農民戰爭」部分作戰計畫。背後的想法是，將那些自給自足的貧窮農民吸收到經濟和政治體系內，轉變為小型企業家，進入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出口農產品（不論是送到已納入工業經濟體系的國內城市，還是其他國家的工業中心），就此融入國家的政治生活。這是一項透過榨取農業價值來建立工業實力，並達到政治融合的技術策略。在世界許多地方，奉行資本主義的政權和專家都大力推行這一計畫，就是連社會主義者也經常依循相同的腳本。以坦尚尼亞來說，該國的經歷相當不尋常，在獨立後，「非洲社會主義」政權的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同時祭出獎勵措施與強迫手段，將大約五百萬農民從偏遠村莊轉移到政府資助的大型定居點，希望就此提高農業經濟生產力。
石油和天然氣在這項技術策略中扮演關鍵角色。天然氣是大多數氮肥的原料，或許可算是綠色革命中最關鍵的元素。石油燃料則用來驅動曳引機，這對農業工業化至關重要。石油燃料推動的運輸對全球糧食市場的發展十分關鍵，能將糧食從生產中心送到消費中心。換句話說，綠色革命就是「關於」農民和石油的事業，這在一九三○年代是許多國家採取較為和平的替代方案，用來取代之前釀成災難的政策。
顯然地，綠色革命與冷戰關係密切。飢餓讓人憤怒，而憤怒的人可能會向共產主義靠攏。要是綠色革命能夠奏效，就能展現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可望贏得亞洲廣大民眾的青睞。那麼綠色革命便能在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的經濟問題，同時連帶化解冷戰的意識形態衝突。
綠色革命從一開始就飽受批評。這種農業形式依賴的是資本密集經濟，不論是化肥、殺蟲劑、幫浦和曳引機都要花錢。因此，它會支持大型農場，而不是小型農場。最後的結果便是許多小農（農民）將遭到淘汰。基本上，這確實是這場革命的目標；但也帶來問題，這些離開農村的人該做什麼呢？實際上，他們大舉湧入城市，在第三世界的大都市製造出二十世紀末特有的現象，形成可供雇主利用的廉價勞動力，卻未能建立真正的僱傭關係。就連許多綠色革命的倡導者，在面對這一連串問題時，都對這個過程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感到震驚：這一過程造成貧困農民的叛亂，這些農民無法與富裕的鄰居或城市投資者競爭，最後失去原有的農場，因而加劇貧困和暴力事件，並且導致在墨西哥、西貢、德黑蘭和孟買等城市大型貧民窟的激進化，新興的大城市也產生更嚴峻的汙染問題。而且這場綠色革命不僅增加開發中國家的農業對北大西洋的依賴，不僅得跟後者沿岸的大型化學公司購買化學原料（這一點絲毫不令人意外），也受限於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偏偏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在此期間迅速攀升。在許多地方，這種事態發展和事件加劇民主政府的失敗，例如在一九六九年的巴基斯坦和一九七一年的菲律賓。
除了資本密集這項特徵外，綠色革命的批評者認為這場革命在根本上是不可持續的。他們認為，若是將投入的肥料、水、農藥、殺蟲劑和燃料納入考量，這些「高產量」品種的產量其實不比傳統作物高出多少。由於這些作物產生的秸稈和殘渣較少，因此能夠用做天然肥料和飼料的來源就減少了，長時間下來，這又耗盡土壤中的必需養分。綠色革命所用的改良作物非常依賴灌溉系統，又加劇地下蓄水層枯竭的威脅。在傳統農業中，農民習慣會種植多樣的農作物，改成種植單一栽培「改良」品種後，反而更容易有病蟲害，因此需要不斷開發新的農藥，並且增加用量。一位批評者表示，綠色革命將農民變成「高效率的土匪」，專門掠奪土壤和含水層，謀取短期利益。某些地方遭遇的慘痛經驗似乎證明這種擔心。早在一九七○年代後期，墨西哥就出現人口迅速成長、伐林和土壤流失等問題，再加上將土地從糧食生產轉向種植商業出口農作物，意味著他們必須再次進口糧食。在伊朗，將綠色革命技術應用於乾旱環境和貧瘠的薄土層僅產生些微差異，但是卻促成無地可耕的農民大舉湧入德黑蘭，這是激發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一大關鍵因素。
不過，這種發展形式確實在許多方面頗有成效，至少在短期內如此。新的種子品種和耕作技術迅速傳開，大幅提升農業生產力，解決飢餓問題。一九七○年，亞洲的農田中有四分之一採用灌溉農法；到了一九九五年提高至三分之一。一九七○年，亞洲農民每公頃平均使用五十磅化肥；到了一九九五年，每公頃土地幾乎使用快四百磅。
結果在之後三十年中，世界主要糧食作物的平均產量急劇而穩定地成長。在四十年內，泰國、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孟加拉、緬甸、德國、法國和美國，主要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變為兩倍。中國的稻米產量增加三倍，埃及的玉米產量則增加三倍以上。
糧食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不僅讓南亞和東亞逃過之前擔心「人口炸彈」帶來的饑荒浩劫，還讓人口的每日平均攝取熱量增加，在印度增加近一五％，中國和東南亞則是三三．五％。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印度再次成為稻米出口國，這是自一九四○年代初期以來首次回歸這樣的狀態。在一九八○年代後期，泰國的稻米出口量是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四倍。雖然這些國家並不像美國、加拿大和澳洲那樣成為穀物出口大國，但是就它們原本先可能陷入饑荒的預期來看，已是驚人的轉變。一九六八年，艾里希曾警告說：「養活全人類的戰鬥已然結束。現在開始，無論實施什麼振興方案，在一九七○年代仍會有數億人餓死。那時已經無法阻止世界死亡率大幅上升。」沒過幾年，就證明他這番話是錯的。
到了一九七一年，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聯合國、OECD和世界銀行聯合推動綠色革命策略，並承擔監督全球各地多家研究機構的角色，這場革命因此獲得足夠的動能，轉化為官方政策。
這項轉變也有助於重新調整發展政策的整體方向，朝向建立創業機會，以及趁機掌握「人力資本」。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在「低度開發」世界中，有許多地方不僅達到作物產量快速成長的目標，就連它們經濟體中的工業和商業也開始快速成長。
但這並不是舉世皆然的現象。到了二○○○年，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仍未完全擺脫一九八二年債務危機的災難。以美國人均GDP來比較，墨西哥和巴西的人均GDP在一九八○年達到高峰時，略低於美國的三一％，然後到二○○○年時緩慢降至二二％，與它們在一九五七年的水準差不多。西非的奈及利亞和塞內加爾，在一九五○年大約為美國的一○％，到二○○○年緩慢降至四．五％。而到了二○○○年代初期，東歐才剛剛從共產主義崩潰的經濟危機中恢復。
但在亞洲的大半地區，又是另一種局面，尤其是台灣和南韓，那時已步入主要工業生產國的行列，並於二○○○年開始趕上日本、西歐和美國的人均GDP。還有少數其他經濟體也表現得很出色，但是時至今日，亞洲大多數地區的所得都還不到富裕國家的一半。不過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泰國、印度、印尼和中國的人均所得成長率持續超越北大西洋；土耳其和埃及也是如此。到了一九九○年，菲律賓、奈及利亞、巴西、智利（但還不是整個拉丁美洲）和東歐大部分地區的人均所得成長率，也開始比美國、西歐和現在的日本來得快。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部分原因是富裕經濟體的成長速度放慢，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過去較貧窮和疲軟經濟體的人均所得開始成長，而且是以歷史上較為健全的速度前進，每年有二％以上的成長。
實際上，比台灣和南韓表現更驚人的是，當時地球上最貧窮的三個大國：印度、印尼和中國。從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七○年代後期，這些社會的人均所得與西歐相比是下降的（印尼有部分例外，那裡的石油業發達，提高平均所得，但對減輕貧困的作用不大）。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代，這三國都迅速發展。一九九○年代後期，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但是中國和印度並未受到動搖，而印尼也在二○○五年就從危機中走出來。到了二○一○年，這些國家雖仍名列貧窮社會，平均所得僅有西歐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它們的經濟卻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從二○○○年至二○一○年，印尼每年的人均所得成長率接近四％，印度是六％，而中國則接近九％。這些經濟成長率與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在西歐發生的「經濟奇蹟」不相上下。在一九九○年至二○一○年這段期間，中國的經濟成長幾乎可以比擬日本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間的經濟成長。
整體模式相當驚人：儘管在「經濟奇蹟」或「大加速」的數十年中，工業經濟體的人均GDP有所進步，但是到了一九九○年，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有許多社會開始迎頭趕上。這次同樣也是在東亞特別明顯；不過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土耳其、泰國和埃及的人均所得也開始趕上西歐。
這段期間發生一些備受矚目的災難。兩伊戰爭便是一個慘痛的例子。伊朗和伊拉克在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的人均所得都迅速成長；但也都在軍備上投入大量資金，促使美國、蘇聯和法國等國將武器出口到這個區域。兩國從一九八○年開始進行長達八年的殘酷戰爭，主要採取人海戰術和大規模轟炸城市。到了一九八八年，兩國的人均所得下降，連一九七七年的一半都不到；伊拉克由於在一九九○年入侵鄰國科威特，又陷入與美國的戰爭，之後可說是真的走上窮途末路。到了一九九五年，伊拉克人的平均所得僅有一九八○年的七分之一。阿爾及利亞在一九八○年代後期陷入可怕的內戰，到了一九九五年，阿爾及利亞人的平均財富比二十年前好不到哪裡去。在盧安達和剛果，一九九○年代的種族滅絕與戰爭摧毀所有經濟發展，造成數百萬人陷入貧困和死亡。
戰爭不是唯一的絆腳石。如前所述，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債務危機讓大部分的拉丁美洲經濟體在人均所得上停滯二十年。東歐要從共產主義經濟中恢復，基本上也花費這麼長的時間。由於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數的經濟體都在成長，因此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在這些地區相對財富上產生的淨衝擊可說是毀滅性的。在二○一○年，相對於西歐，東歐和前蘇聯的所有國家比一九五○年代時更窮。拉丁美洲前八大經濟體的人均所得在一九八○年為西歐的四二％，在債務危機爆發後的二十年，也就是在二○○三年時降到最低點，僅有西歐的三○％。伊朗在一九七六年達到西歐平均水準的五三％，但在一九八九年跌至最低點，僅剩二○％。
但是，到了二○○○年代，這些國家的經濟大多也開始復甦，趕上歐洲的生活水準。其中一項原因是，在中東以外的地區，冷戰結束後，第三世界的武器進口大幅減少。到了二○○一年，排除通貨膨脹因素後，第三世界武器進口總值比二十五年前還低。但是之後又開始提高，因為一些亞洲國家及伊朗和伊拉克的許多鄰國，開始在高科技武器上投入大量資金。不過對於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地區來說，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可以將大量的「和平紅利」轉移到生產力投資上。
在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世界各國普遍出現去軍事化，這也促成全球武器貿易量萎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這個情勢特別明顯，算是當中相當驚人的，從一九八九年至二○一二年，它們的軍事支出占GDP的比例大幅減少，高達近三分之二。其他國家也削減軍事預算，不過力道沒有那麼大。整個拉丁美洲的軍事開支占GDP的比例中減少近三分之一；東歐地區則是從減少四分之一（波蘭），到近四分之三（羅馬尼亞）都有；西歐減少四成；美國則是三成。俄羅斯的軍費開支可說是整個崩盤；到了二○一○年代，俄羅斯聯邦的軍事支出削減到僅剩過去幾年的六分之一。以世界GDP來看，軍事支出所占的比重在一九九○年代下降四○％以上，然後在二○○○年代略微上升；到了二○一三年，軍事支出占世界GDP中的比例仍比冷戰的最後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少了三分之一。
簡而言之，世界上大多數地區的人不僅收入更高，而且他們賺取的錢花在戰事上的比例也減少，越來越多錢用在增加生活的便利性上，比如說購買耐用消費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