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百年史‧冊3】共同體的神話：柏林圍牆的倒塌與意識形態的洗牌

 

當蘇聯的共產承諾化為泡影，歐盟的民主願景加劇分化，
民粹主義的獨裁重演了屠殺異己的慘劇，
東歐兩百年來拯救民族的宿願，何時才能實現？

1970年代以降，共產主義應許的經濟成長走到了盡頭，中東歐各國負債累累，無止盡的通貨膨脹與持續探底的生活水準，讓人民走上街頭、發起罷工，並組織工會。他們要求改善待遇，爭取更多應有的人權，醞釀成一股擴及民族的力量。最終迫使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無形間鬆動了整個共產體制的基石。

1989年鐵幕應聲倒下，歐盟的力量藉由資本主義的扶持湧入中東歐，人民殷殷期待著自由民主將帶來更好的生活，卻發現全球化的力量將他們狠狠甩下，自由競爭的市場、沒有保障的工作，在在都讓人們在承受劇變的同時，懷念起極權時代被錯記的社會氛圍。

與此同時，沉寂許久的民族情緒以最令人錯愕的形式回歸。原本以為族群衝突將在冷戰結束後畫上句點，南斯拉夫卻隨即爆發族群清洗。在波士尼亞戰爭中，塞爾維亞共和國大肆報復其他民族，導致數十萬人死亡，種族滅絕的槍聲在巴爾幹半島北方留下了殘忍悲鳴。

時至今日，隨著希臘表明脫歐立場，匈牙利公開支持普丁，西方自由民主理念陷入困局，民族主義則隨著現況的困頓日益激進。如今烏克蘭戰爭的爆發，東方俄國再度入侵這塊土地，中東歐的民族又一次面臨救亡圖存的危機，他們的未來將會走向何方？

從多族群共榮到民族意識的崛起，
位處歐陸邊緣、帝國環繞下的東歐，如何對抗遺忘？

長年夾在帝國邊陲的中東歐民族，共享了西歐鮮有的歷史經驗，斯洛伐克人、波士尼亞人和無數其他人在其中並肩生活，兩百多年來的自治呼聲常常在相互交織的民族中種下血腥的結果。十八世紀統治者所預想的多元國度從未在東歐真正扎根，反帝國的意識、對被遺忘的恐懼、被煽動的種族意識與排外主義，構成了這塊土地的主要敘事。

這種動盪經歷讓東歐人對歷史的不穩定有著敏銳的感受：他們崇敬民族英雄的歷史故事，時時害怕自身民族從土地上消失。從哈布斯堡王朝、鄂圖曼帝國到納粹德國與蘇聯，夾雜在帝國邊陲、被帝國形塑的東歐是如何發展？在柏林圍牆倒塌後，為何中東歐反而興起了民粹主義的浪潮？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康奈利教授追溯了共產主義瓦解後的民族運動；南斯拉夫內戰所引爆的種族滅絕；鐵幕倒塌後中東歐的人民面臨的全球化危機；以及民粹民族主義如何主導中東歐的當代敘事。

想要了解歐洲，就不能遺忘東歐的歷史；想突破歐洲共同體的神話，就必須從東歐開始。

─✧─✧─【東歐百年史】套書限定別冊─✧─✧─
【特別收錄1】臺灣版獨家作者序：中東歐民族主義與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啟示
【特別收錄2】中東歐歷史學家夏克勤專文導讀：歷史學家閱讀東歐的多種方法
【特別收錄3】中研院臺史所吳叡人專文導讀：政治學家與歷史學家關於東歐民族的對話

 

作者簡介

約翰．康納利（John Connelly）

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歷史學教授與斯拉夫、東歐與歐亞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遍及現代東歐與中歐政治社會史、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史。

譯者簡介

楊雅筑（負責第3冊第24章）

專職譯者，從事字幕翻譯及各類文件翻譯。
個人網站：lennyxlenny.com

蔡耀緯（負責第3冊第25章～結語）

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譯有《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當上帝踩到狗屎》、《暗渡文明》、《間諜、虐待狂與巫士》、《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平凡的美德》、《1921穿越福爾摩沙》、《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等書。

好評推薦

專文導讀（收錄在套書別冊）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歷史系助理教授 夏克勤

聯合推薦（依來函順序排列）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葉浩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伍碧雯
作家 林蔚昀
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蕭育和
歷史作家 謝金魚
作家 許菁芳
報導者總編輯 李雪莉


本書讓打造東歐民族國家的政治鑿痕歷歷在目，且同時戳破了民族是同文同種以及民族必須走向獨立建國的兩大現代政治神話。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葉浩

民族主義的激情，來自於強烈感受到族群命運的召喚，並不惜以流血衝突的極端手段，呈現最大的戲劇張力。約翰．康納利將東歐民族主義的激情展現，耙梳為肌理清晰的敘述，帶領讀者冷靜地掌握近代東歐歷史的重要面向。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伍碧雯

東歐從二十世紀伊始就是理念激烈交鋒之地。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此催生新品種的共同體，無論是泛化的血濃於水共同體還是無產階級，世紀最優秀的法學家曾經在此追求最完美的憲法，初生的法西斯主義也在這裡紮根茁壯。東歐更是秩序理念激烈碰撞之地，帝國秩序的瓦解沒有帶來民族共容的和平，兩大極權的生存空間野望將它染成一片血色，曾經東歐是蘇維埃全球共產革命的堡壘，世紀之交的它是歐洲共同體理念的試煉。二十年後的今日，東歐依舊難免於民粹浪潮，普丁侵烏後，更是再度成為民主與法西斯的理念衝突之地。若對東歐一無所知，人們將無從知悉當代，我們也將無從構思未來。
── 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蕭育和

作為歐亞大陸的腹心地帶，東歐千年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卻鮮少能讀到從東歐視角出發的歷史，這是本不能錯過的書。
── 歷史作家 謝金魚

全面而清晰的論述，值得收藏。
──作家 許菁芳

如果你想要了解為什麼反自由民主不是新穎的想法，或是為什麼匈牙利、波蘭和巴爾幹半島會出現一系列領導人，且這些領導人似乎呼應了歐洲歷史上的黑暗時期，那這本涵蓋東歐兩百年的書會是很好的開始……最近很少有作品能讓過去與現代如此相連。
── 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1946：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作者），《星期日泰晤士報》

康納利出色地捕捉了他筆下那些民族的分歧與競爭：他們彼此之間的一致性如此稀少、對「共同困境」認知又如此缺乏。
── 羅伯特．埃文斯（Robert John Weston Evans，牛津大學教授），《文學評論》

一部豐富的中歐和東歐史。
── 達米爾．馬魯西奇（Damir Marusic），《華盛頓評論家》

本書無疑將成為研究民族主義如何作為東歐政治力量的一個里程碑。
──《生存：全球政治與戰略》月刊（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作者不僅為讀者提供了關於東歐人民如何形塑國家的詳細「速成課程」，更進一步提供了沉浸於知識的路線圖。康納利的專著是對更廣泛地了解東歐的一個寶貴貢獻，也是一本關於這個地理空間的介紹性教科書，在那裡，二十世紀發生的好事和壞事都特別多。
── 帕維烏．馬凱維茲（Paweł Markiewicz），《斯拉夫與東歐評論》（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一部關於東歐史的鉅著，有力地提醒我們現代歷史中民族激情的持久性和適應性所帶來的力量。不可否認地，康納利是研究中歐和東歐歷史的專家之一，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比較歷史學家。在進行任何廣泛的全球比較之前，我們需要豐富，嚴謹和權威的區域歷史，這本書提供了我們路徑。
── 馬烏戈塔．馬祖雷克（Małgorzata Mazurek，哥倫比亞大學波蘭研究副教授），《H-Diplo》

康納利寫了一部範圍廣泛、內容豐富的東歐史。作為一個處於學術巔峰的熟練歷史學家寫下的作品，此書無疑將在該領域內，以及在未來幾年得到討論與辯論。
── 荷莉．凱斯（Holly Case），《問題時代》（The Age of Questions）的作者

本書將宏大的敘事與具有揭示性（且往往是感人）的細節結合，康納利的寫作充滿激情、活力、博學和洞察力，為東歐歷史的關鍵問題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在一個民族主義產生如此悲慘後果的地區，為什麼民族主義仍然成為政治和文化的組織原則？我想我怎麼推薦都不為過。
── 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布達佩斯中歐大學校長

在這本強而有力的書中，康納利為新一代讀者闡明了歐洲最複雜的地區之一的歷史。本書常常令人感動、引人入勝，將吸引那些熟悉東歐舊事的人，或是那些想了解二世紀歐洲政治行動和思想中心的讀者。
── 艾利森．強森（Alison Frank Johnson），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是由一位了不起且高度引人入勝的作家，所寫下的一如往常有趣和生動的作品，康納利所做的不僅僅是講述當代東歐的形成過程，他是一位通過解釋來幫助讀者理解事件脈絡的大師。
──諾曼．內馬克（Norman M. Naimark），《種族滅絕：一部世界歷史》（Genocide: A World History）的作者

在這本強而有力的東歐歷史綜述中，康納利闡明了該地區的共同問題以及其豐富的多樣性。每個對歐洲過去和現在感興趣的讀者都應該閱讀此書。
── 詹姆斯．希恩（James J. Sheehan），史丹福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第五部：從共產主義到反自由主義
24.共產主義的瓦解
25.一九八九年
26.東歐爆炸：南斯拉夫繼承戰爭
27.東歐加入歐洲
結語
附錄
註釋

24　共產主義的瓦解
一九八九年的東歐革命徹底改變了幾乎所有事物的規畫和體驗方式，以前那些複雜無比的規定全都拋諸腦後，就連最基本的日常活動突然也成了全新的體驗：學校教的是西方語言而不是俄文，還讓學生讀先前被列為「有毒」的禁書。沒人在意誰去了教會或是教會的人說了什麼。社會出現創業空間，各種廣告和小型商店在短短幾個月內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連鄉下村莊也徹底改頭換面。報攤架上擺著炫彩奪目的娛樂雜誌甚至色情刊物，餐廳供應各種「異國料理」，例如披薩或泰式炒麵。幾十年沒漆過的公寓大樓搭起了鷹架，底下的鵝卵石路面上跑的是來自德國和義大利的高性能轎車。到了夏天，都市的居民湧進海灘（多半位於西歐），歐洲各地的隔閡逐漸消失。我記得在柏林圍牆開放的兩天後，一位母親在東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站（Friedrichstrasse）轉乘時對她的孩子說：「你可以跟全班同學說你這個週末去了別的國家。」那可真是保守的說法，對那個孩子來說，西柏林不僅是另一個國家，根本是另一個世界。不過這個新現實的缺點也很快浮現：東歐人現在可能會失業。街頭也再次出現暴力，攻擊對象通常是其他族群。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劇變？電視播放的片段讓我們看到民眾在一九八九年走上街頭。也許他們和遙遠過去的革命者一樣正在奪權。不過事實沒有看起來那麼簡單，且歷史上一直都是如此。「人民」並沒有在一七八九年接管法國政府，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Petrograd）也沒有，一九八六年在馬尼拉一樣沒有。同樣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在柏林圍牆聚集的民眾也沒有打倒共產主義。政黨幹部早在好幾個星期前就已經失去權力，而邊界的開放──肇因是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發言人君特．夏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電視上提到旅行規範時失言──加強並加速了早已開始的權力更迭。兩個星期後，幾十萬名抗議民眾湧入捷克斯洛伐克街頭，又過了幾週， 權力在幕後默默轉移。一九九○年夏季， 一群偏好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民族排他主義（national exclusivism）的新政黨菁英出現，這是革命者從未想像過的發展。在羅馬尼亞，革命者為了理想而死，但是塵埃落定之後，「勝利者」發現結果不過是換另一組共產主義領袖上台罷了；雖說如此，歐洲各地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在某程度上確實被多元主義（pluralism）取代了。
沒人料到舊政權會解體， 沒有任何一個舉止的動機是為了終結舊政權。一九八九年初期，異議人士只希望讓政府調整計畫經濟，並未要求改變一黨專政。直到二月還有東德人因為試圖從柏林圍牆逃跑而被槍殺。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反對勢力起初想給政府「更多動力」，提倡人權、政治多元主義（political pluralism）、言論自由以及集會自由，他們並沒有料到國家會民主化 。就連波蘭的團結工會（Solidarity）獲准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選舉中推出候選人時，那些經驗老道的革命者也只期望能夠在這個與蘇聯結盟的自由化共產政府中擔任顧問。一九八九年十月在東德抗議的那些人想要爭取西方世界不存在的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他們完全沒想到自己的國家會退出《華沙公約》（Warsaw pact），加入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站在同一陣線（這件事隔年就發生了）。
數十年來日益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讓共產黨內部瀰漫著不滿情緒，最終導致共產主義在一九八九年崩塌。對共產政權來說，信仰就是關鍵。如果說現代西方社會可類比為重視理性的商業模型，政府會負責促進經濟成長和維持社會穩定，那麼東方的現代社會無疑是一種宗教，統治的正當性來自他們宣稱的絕對真理。共產政權的國營出版社會印製傳單回答「為什麼我活著？」此類基本問題，但到了一九八○年代，共產主義這座教堂的教徒不僅忘了禱告，甚至瞧不起那些基本的教義，認為那些內容偽善、虛假、負面又無關緊要。共產黨垮台前那幾年，不論是官員和人民都認為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不明，因為他們的統治基礎是一個幾乎已經沒人相信會成真的未來。一九八○年代後期，大家普遍認為領導階層中仍然對共產主義保有信仰的人過於天真或是更糟糕。東德有個笑話是這麼說的，共產黨官員絕對不會同時擁有三項特質：信仰，聰明，誠實，因為誠實又聰明的人沒有信仰；有信仰又聰明的人一定不誠實；有信仰又誠實的人肯定不聰明。
雖然意識形態開始受到質疑，不過也沒有人追根究底。跟西方的情況相同，多數人照常懵懵懂懂地過活，偶爾才隱約意識到國家的狀態。即使隨處可見宣稱和蘇聯永遠交好或是共產主義終將勝利的大紅標示， 他們也選擇忽視。蘇聯集團（Soviet Bloc）的人民似乎認為那些支撐體制的「思想」和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反正蘇聯式的政權注定永遠存在。
不過即使在社會主義運行地最順利的一九七○年代初期，社會上也不是完全沒有意識形態存在。社會主義教育告訴人民，政府會為人民的福祉負責，但買不到食物和生活用品讓民眾對政府十分不滿。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的政策讓國家在物質消費的競賽中落敗，人民因此逐漸對未來失去信心。在不知道鐵幕另一邊如何運作的情況下，東歐人斷定西歐擁有更強大的財力、軍力和（諷刺地）社會福利，一定是因為西方的政府體現出更高尚的道德觀，這解釋了為什麼東歐人會在鐵幕倒下後幾近盲目地擁抱市場資本主義。
共黨幹部和人民早就逐漸失去信仰，讓國家社會主義在一九八九年說瓦解就瓦解，幾乎沒人試圖保護或挽救這個存在已久的體制。這個搖搖欲墜的體制早就被掏空了。不過喪失信仰並無法解釋為什麼那些革命會有那樣的發展。最重要的，喪失信仰並不能解釋為什麼當時的權力轉移能夠和平進行。一九八九年，有很多個人分別面臨了各種抉擇，若不是這數千個小小的決定──讓民眾在萊比錫的某間教堂每週進行一次和平抗議活動；剪開匈牙利某一段「鐵幕」的鐵絲網；允許工會成員在華沙的直播電視節目上針對政權進行辯論；打開柏林圍牆的一道大門──結果將截然不同，也許會演變成暴力場面。

波蘭：社會對上國家
進入一九七○年代初期，幾乎沒人察覺到那些暗示最終結局的跡象，畢竟之前社會主義經濟已經成長了數十年。一九七一年，新的東德領袖埃里希．何內克（Erich Honecker）上台時，他的前手瓦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留下了幾乎沒有任何負債的經濟。從捷克斯洛伐克到羅馬尼亞，在社會主義之下生活的人民已經習慣了一定程度的現代物質享受。羅馬尼亞人後來將一九六○年代後期至一九七○年代初期稱為「黃金年代」（golden years），波蘭人則將一九七○年代初期視為他們的美好年代。
可是到了一九七○年代後期，東德和其他社會主義經濟體（包括蘇聯）都累積了龐大負債。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水準雖然很高，不過人民變得愈來愈悲觀。到了一九八○年代後期，輿論變得「極具批判性」。匈牙利的各個產業持續成長到一九七○年代後期，匈牙利的國民所得從一九五○年的一百上升到一九八三年的四百九十三；同一段期間，消費指數從一百上升到三百二十三，「過往的窮困情形已經不復存在」。可是在一九八○年之後，工人的實質薪資在四年內下降了百分之六。在蘇聯集團當中，匈牙利人民擁有的電話或汽車等耐久物品數量排名第三（排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之後），不過這些國家和西歐之間的差距仍然很大，而且完全沒有縮小的跡象。到了一九八○年代後期，東歐和西歐的電話數量為一比三，私人用車則是一比四。
共產政府早期取得的成功反而讓它陷入危機，因為人民理所當然地認為生活品質會持續提升。社會主義已經實現，現在已經無法回頭，也沒有理由犧牲已經「獲得」的一切。政黨的教義並沒有預料到未來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會因為國家累積的強勢貨幣赤字（hard currency deficit）而被迫做出犧牲。一九八九年之後，提出匈牙利經濟改革方案（新經濟機制，NEM）的涅爾什．雷熱（Rezső Nyers）回憶當時黨「沒有能力向人民解釋必要的改變在短期內會有陣痛期……我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無力推動改變，所以那場改革以失敗作結。」在領袖之中，就連最大膽的那些人都是實驗者，小心地調解各種可能──他們是管理者，難以看出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更別說是革命家。國家領袖都是老男人的事實，更加讓大眾認為政府沒有能力學會必要的新事物。
各種危機徵兆逐漸出現，其中能源最為關鍵。一九七三年，石油價格上漲，雖然蘇聯供應商並沒有馬上將飆升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不過後來調漲價格後，對東歐各國經濟造成極大的打擊。舉例來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年間，匈牙利對蘇聯的出口量比原先的預測多了六億至八億盧布，導致該國沒有貨品可以供應給西方市場，讓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赤字問題更加惡化。社會大眾並不接受政府透過提高價格等緊縮性政策解決這個問題，即使在政局穩定的東德也是一樣。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向別國借錢，那意味著他們必須向西方求助，因為東方沒有意願或是沒有能力伸出援手。匈牙利和波蘭的外債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大幅增加，不過他們當時自負地認為未來國內的出口產業能在全球市場上擁有競爭力，讓他們有能力償還債務。
波蘭發現自己深陷社會主義各種災難的核心。一九七○年十二月，瓦迪斯瓦夫． 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下令射殺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格迪尼亞（Gdynia）、格但斯克（Gdańsk）和史特丁（Szczecin）的罷工民眾，並因此事件狼狽下台，由愛德華．吉瑞克（Edward Gierek）接棒。吉瑞克曾當過煤礦工，過去常訴諸民粹主義，他向罷工者喊話，要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他向那些工人保證國家會以他們的利益為先，西方也同意向波蘭提供貸款。一九七○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機也許對工業化經濟來說是一大打擊，不過對銀行來說則是天賜良機，獲得大筆大筆由富裕產油國投資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在吉瑞克領導之下，波蘭投資了許多野心極大但最終以失敗告終的商業冒險，特別是在鋼鐵、造船業、汽車產業。波蘭也將很多借來的錢用在進口民生用品，人民因此過了幾年不錯的生活。
到了還債的時候，波蘭政府和一九七○年十二月的哥穆爾卡採取了同樣的第一步：調漲民生用品的價格。糖的價格漲了一倍，肉品漲了三分之二，乳酪和奶油漲了五成。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波蘭中部地區中型城市拉多姆（Radom）的華特將軍（General Walter）冶金廠工人罷工。他們原本就有一半的薪水都拿去買食物了，現在價格又突然大漲，民眾立刻群起激昂。很快地，鄰近的二十四間工廠也加入罷工行列，到了早上十點，已經有兩萬至兩萬五千名工人聚集在拉多姆的地方黨部前面。當地黨書記對群眾說，他已經向中央提出撤回價格調漲的請求，正在等待回覆中。然後他偷偷從後門溜出去，因為他明白那不可能發生。到了中午，等不下去的工人強行闖入大樓，發現官員都已經逃跑了。不過真正讓他們生氣的點是在黨部餐廳發現一堆火腿罐頭，他們已經好幾年沒看過那種東西了。把罐頭拋給窗外的民眾後，抗議人士放火燒了大樓，還把道路擋住阻礙消防人員滅火。
當局緊急從各地調了機動警察部隊到現場，最遠來自盧布林（Lublin）、羅茲（Łódź）和華沙。警民之間在街頭爆發衝突，一直到半夜才恢復平靜，兩名抗議人士在過程中喪生。華沙附近的烏爾蘇斯（Ursus）卡車工廠也有人罷工（罷工者成功阻擋了行駛於巴黎至莫斯科之間的跨國鐵路），在二十四個行政區中共有約九十個企業都出現罷工運動。罷工者和示威者加起來的人數粗估高達七萬至八萬人。政府趕忙撤銷調漲價格的舉措。
然而，當局卻也回頭用起了吉瑞克原本看似和波蘭大眾「約定好」屏棄的舊方法，到處揪出並懲罰﹁元兇﹂。光是在拉多姆就有約一千名工人被開除，還有好幾百人被判刑入獄。許多人被毆打。在史達林時代， 詩人切斯瓦夫． 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曾經警告那些想要傷害一般民眾的當權者：「別以為你們安全了，詩人永遠記得。」一九七六年，詩人看到當權者做了什麼，於是和其他知識分子（法律學者、經濟學者、歷史學者以及一位天主教神父）一起組成了工人保護委員會（KOR）。這個團體起初共有十四位來自各個世代的成員（最年長的成員出生於一八八八年！），他們向工人提供醫療和財務方面的協助，還有在這個國家最關鍵的，為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的工人提供法律諮詢。詩人史坦尼斯瓦夫．巴蘭恰克（Stanisław Barańczak）後來寫道， 這個啟發波蘭境內反對勢力， 最後導致一九八九年革命的組織，當初會成立完全是出於單純的惻隱之心。工人保護委員會是異議歷史學者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提出的點子，他出席了烏爾蘇斯的審判，聽到那些工人的妻子在法官宣判「一年、兩年、五年，罪名是『蓄意破壞』」時，崩潰大叫。擦乾眼淚後，米奇尼克決定一定有他和朋友可以幫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