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癲考古學：福柯《瘋癲與文明》導讀（簡體書）

李曉林，文學博士，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研究領域為西方美學和文藝理論。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出版專著《審美主義：從尼采到福柯》《審美形而上學研究》《個人完美與人類團結》《西方馬克思主義審美烏托邦研究》（即出）。

這部著作是對知識的清洗和質疑。它把“自然”的一個片段交還給歷史，改造了瘋癲，即把我們當作醫學現象的東西變成了一種文明現象。

——羅蘭·巴爾特

這部著作的獨創性在於，它把被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史專家完全遺棄的材料——遺棄給對自己專業的歷史或前史感興趣的精神病專家的材料，重新放置在更高的哲學反思的層次上。

——喬治·康吉蘭

在福柯身上存在著“古代睿智”，這是真的，但他身上還存在著希臘偉大悲劇才具有的那種激情和憤怒的力量。

——迪迪埃·埃里蓬

關於版本的說明

導言

一、福柯簡介 

二、福柯思想的三個階段 

三、《瘋癲與文明》簡介 

四、以生命哲學為視域 

《瘋癲與文明》導讀

前言

章 “愚人船”

第二章 大禁閉

第三章 瘋人

第四章 激情與譫妄

第五章 瘋癲諸相

第六章 醫生與病人

第七章 大恐懼

第八章 新的劃分

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誕生

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

導言

導言部分，力圖對於福柯生平、著述及思想進行粗略的全景勾勒。思路如下：福柯生平與著作簡介；福柯思想的幾個階段；《瘋癲與文明》在福柯思想中的位置；19世紀以來西方哲學非理性主義轉向的宏觀背景，以及福柯對於尼采、弗洛伊德和法蘭克福學派思想的繼承；後以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為視域，反觀《瘋癲與文明》的現實意義。

一、 福柯簡介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國哲學家，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授，在多個學科領域有很深造詣而且影響深遠。福柯的生活和思想往往給人以驚世駭俗、離經叛道的感覺，其形成原因既有法國文化傳統影響，也與時代精神相關，更與其個性密不可分。本節主要根據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迪迪埃·埃裡蓬《權力與反抗：米歇爾·福柯傳》一書，來粗略梳理福柯的生平及著述。

（一） 生活經歷

就生活經歷而言，福柯可謂家境富裕、事業順遂、人生道路平坦。相比同輩哲學家，福柯實屬幸運，他既沒有羅蘭·巴特求學時的經濟困境，沒有加繆幼年喪父、阿爾及利亞工人住宅區艱難成長的經歷，沒有薩特戰場被俘的經歷，沒有德裡達少年時期作為猶太人被趕出學校的經歷，更沒有法蘭克福學派被迫流亡海外的經歷。

但是福柯也有自己的深淵經驗。

首先，時代氣氛影響。福柯如此談論中學時代，“當我試圖追憶我的印象時，使我驚訝的是幾乎我的所有情感回憶都與政治形勢密切相關。……戰爭的威脅充斥我們的生存天地和空間……我們的個人生活受到了嚴重的威脅，這或許就是我迷戀歷史，迷戀個人體驗和我們所親身經歷的事件之間的關係的原因。我想這也是我的理論欲求的出發點。”所以福柯一直強調哲學的任務是理解當前、理解今天的我們是誰。福柯被一些正統的歷史學家否定，認為他做的不是歷史研究；福柯因參加政治活動而被視為左翼分子，又因為傾向美學被稱作“保守主義”。如果把這樣一個眾說紛紜的福柯放到他自己的信條中，我們就好理解了。哲學既然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而非形而上學建構，怎麼能要求哲學只有一副面孔？怎麼能將哲學家限制在單一的研究領域？福柯對瘋癲的研究、對監獄的關注、對精神病學的興趣、對知識的考古，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個哲學家對歷史、現實和人自身的探索。

其次，家庭因素。福柯父母雙方都出身醫學世家，父親是事業成功、受人尊重的外科大夫，家庭“底色”使福柯對於醫學有一定了解，也有一定興趣。但是父親也給他造成心理壓力，比如希望他學習醫學，甚至為了激發他的勇氣而逼迫他去參觀外科手術，這種來自家庭的規訓與懲罰或許使他早覺知到權力的無所不在，也使得父子關係緊張。尤其是福柯加入共產黨一事，使得保守的父親怒不可遏。當福柯論及家庭內部的權力關係，比如父母對於孩子的精神控制和肉體懲罰，他應該是有切身體會的。

再次，個人因素。福柯的同性戀傾向，使他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求學期間承受著心靈屈辱，使他對於正常與反常、瘋癲與文明有著獨特的領悟。福柯與同學關係緊張，他孤僻而病態，甚至為自殺念頭所困擾。“福柯難以適應這種集體生活，也難以屈從這種寄宿學校的群居方式……幾乎成為眾矢之的。他被視為半瘋。”因此，他不得不求助於聖·安娜醫院的精神病醫生。“這是他次接觸精神病機構，也是他次接近這條他反復逾越的界限，這條劃分‘正常人’與‘瘋狂’、心理健全與精神病的界限或許並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準確。”從福柯的上述經歷，可以看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自傳”並非夸大其詞，《瘋癲與文明》的寫作不僅與他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專業背景有關，更與他自己“半瘋”的經歷有關。他亦師亦友的恩師阿爾都塞也是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居然在發作期間扼殺了妻子。

另外，對於尼采的熱愛也並非偶然，福柯對於生命的悲劇性有同樣深刻的領會。“在福柯身上存在著‘古代睿智’，這是真的，但他身上還存在著希臘偉大悲劇才具有的那種激情和憤怒的力量。”他從罪犯、瘋子們身上感受的，正是生命那種“激情和憤怒的力量”，而這力量在“正常人”身上被抑制甚至被一勞永逸地消滅了。

以福柯熱愛的詩人波德萊爾作為對照，福柯的確與波德萊爾一樣叛逆：巴黎高師畢業後，他抱著終身不教哲學的想法遠赴突尼斯；作為法蘭西學院教授，他卻熱衷於為正統學界忽視乃至鄙視的領域；當然，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的同性戀行為。對此，好以他喜歡的話作為回答：“發展你合法的怪癖吧！”

在生命的終點，福柯除了對恩師杜梅澤爾透露病情之外，對其他人幾乎守口如瓶，他保持了外表的平靜。生命應當有自身的界限，這至少是實踐中得出的“真理”之一吧。這位喜歡躲在面具下的哲人，在生命後期委婉地坦白——坦白他的冒險、他的激情、他的地獄。他在坦白，不是在懺悔，懺悔是承認自己有罪和希望得到寬恕，這些對於福柯毫無意義。作為自我創造的模式，福柯的一生短促而絢爛。這一模式對福柯而言不是的，對我們而言更不是。福柯的“紈绔風格”作為個人風格無可厚非；他的同性戀作為個人“怪癖”也不便多談，但是由此引發的艾滋病奪走了他的生命，就未免遺憾。從人與自我的關係上講，無論如何這不是好的模式。赴日訪問期間，福柯一度迷戀京都寺廟內的生活方式。“使我感興趣的是禪寺中的生活，比如修禪、訓練方法及其戒律。”如果福柯遵循了類似生活方式，那麼生命就是另外一種結局。當然，還有很多可能的模式。就我們的態度來說，應該做的是探討通向美好生活方式的可能途徑，而不是將福柯的生活方式作為討論的重點。

在對波德萊爾的分析中，福柯非常強調人與自己、時代的關係，但這不等於說，福柯要求每個人都來做波德萊爾式的自我創造者。在一次訪談中，福柯甚至說過下面的話：“尋找一種為每個人接受的、某種意義上也是每個人不得不屈從的道德形式，對我而言是種災難。”體現在倫理學上，他的觀點可能是“道德相對主義”，但與人們指責的“虛無主義”是兩回事。如果這是一條可能的路徑，我們應該考慮的是福柯所提的一些問題。自我主體性的建構或曰生存美學實踐，或許是虛無中的希望，反烏托邦理論的烏托邦前景。

1984年也即福柯去世那年，他寫了《什麼是啟蒙？》一文，是針對康德兩百多年前的《答復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而寫。按說，康德此文在他的三大批判面前毫不起眼，但福柯看重的，是康德對待“現時”的態度。“但對我來說，這是次，一個哲學家用如此貼近的、從內部進行的方式把他的工作的意義與對知識的尊重、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特定時刻的獨特分析聯繫起來。”福柯一再強調，哲學的任務應當是理解現在，而康德的《答復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就是對時代的獨特反思和理解。福柯的《什麼是啟蒙？》一文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問題，卻未曾展開，需要後人的繼續探討和實踐。它的裡程碑性，不亞於康德的同題短文。福柯說：“如果康德的問題是了解什麼是知識不得不放棄超越的界限，對我來說，……問題是把在必要限度的形式中實施的批判轉化為一種實踐的批判，它采取一種可能越界的形式。”當統治西方兩千年的基督教信仰已經喪失，當普遍性道德規範不再有效，什麼是界限？什麼是可以跨越的界限？什麼是不得跨越的界限？在當代，界定道德與“怪癖”的標準是什麼？我們怎樣處理與自己、與社會的關係？無論對於我們的思想還是行為，這些都是回避不了的問題，福柯啟發我們進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