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宮的信件：斯大林與丘吉爾、羅斯福的戰時通信(全2冊)（簡體書）

借助於斯大林與羅斯福、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往來書信，《克裡姆林宮的信件》打開了一扇窗口，讓我們得以一窺三位領導人的思想和個性。他們在二戰期間只見過兩次，他們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書信建立的，他們的通信構成了二戰戰略格局的重要部分。
《克裡姆林宮的信件》提供了二戰史研究的新視角，並為後人了解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複雜的政治軍事外交關係提供了高層和原始的素材，使得若干重要歷史事件從中可以找到答案或線索：

◎ 斯大林為何不相信德國會進攻蘇聯？
◎ 是誰開創了三國領導人之間書信往來的外交模式？
◎ 英美原定於1942年在西歐開辟第二戰場，為何延遲至1944年？
◎ 為什麼當時在卡廷事件上美英對蘇聯采取了模糊的態度？
◎ 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為何要下榻蘇聯駐伊朗使館，而丘吉爾卻沒有？
◎ 羅斯福是否試圖通過冷落、否決丘吉爾，以達成跟斯大林的合作？
◎ 丘吉爾與斯大林是否真的私下討論過巴爾幹“百分比協議”？
……

戴維·雷諾茲，英國歷史學家，劍橋大學歷史學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著有10余部作品，代表作有《大英帝國與次世界大戰》等。《歷史的指揮者：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鬥和寫作》曾獲“沃夫森歷史獎”。
弗拉基米爾·佩恰特諾夫，俄羅斯歷史學教授、博士，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歐美國家研究室主任，獲得過“戰鬥功勛”獎章和榮譽勛章。他用俄語和英語撰寫了大量關於戰時聯盟和冷戰的著作，代表作有《斯大林、羅斯福和杜魯門：1940年代的蘇聯和美國》《從杰弗遜到克林頓：美國民主黨競選》《美國對外政策史》等。

◎《金融時報》2018年度圖書！

◎300多封書信裡的二戰史，重塑對於戰爭進程和冷戰起源的認知。

◎3張軍事地圖 80張珍貴圖片，圖文並茂反映蘇美英三國抗擊法西斯的斗爭。

◎從分析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三巨頭”往來書信的成信背景和“三巨頭”人物性格及心理活動入手，提供了二戰史研究的新視角。

◎解讀原汁原味的三巨頭書信，為後人了解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複雜的政治軍事外交關係提供了高層和原始的素材。

◎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管理局、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文獻部和對外政策檔案館、紐約海德公園富蘭克林•D.羅斯福圖書館、密蘇裡州獨立城哈裡•S.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劍橋大學丘吉爾檔案中心等權威部門提供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

◎詳盡記錄二戰進程，包括戰時美英對蘇援助、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戰後邊界劃分、卡薩布蘭卡會議、莫斯科外長會議、德黑蘭會議、組建波蘭政府、戰後世界秩序、雅爾塔會議、波茲坦會議等。

◎引用的大量書信，以及三國領導人在助手起草的信函上所做修改，充分展現了他們進行戰略博弈的智能與藝術，對於分析和理解現代大國關係中的決策分析與危機管控具有現實意義。 

導 言

他們三個人，不可能桃園三結義。一個是英國貴族和美國家族繼承人的後代，熱衷於捍衛等級制度和帝國。一個是來自哈德遜河谷的神秘“鄉紳”，政治上進步，癡迷於歐洲帝國主義。還有一個是冷酷堅韌的革命者，現在，決心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逐步建立自己的影響力和自己國家的威望。然而，在近4年的時間裡，“三巨頭”領導了歷有效的聯盟，在1941年至1942年殘酷的冬天裡克服了重重困難，到1945年，戰勝了希特勒的種族滅絕政權，戰勝了義大利和日本等軸心國。更重要的是，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三人組合，每一個人都被另外兩個人所吸引，真正嘗試著以獨特的方式建立個人關係。正如本書將展示的那樣，他們的三角外交關係，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
溫斯頓•丘吉爾、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約瑟夫•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蘇聯至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突然去世之間，相互往來了682封信。這些信件，有些是冗長的政策性文件，有些只是閑談，對聊前線的新聞簡報，另一些是簡短的確認通知、致謝或供應物資清單。《克裡姆林宮的信件》刊載了他們重要的往來信函，占信件總數的一半多，包括那些揭示三位偉人性格和他們會面計劃的信函，以及關於第二戰場、北極護航船隊和戰後勢力範圍等核心問題的往來信件。所有信件將會在今後的網絡在線版本中展示。
1957年，蘇聯政府首次出版了三巨頭的信件，有俄文版和內容既全面又準確的英文翻譯本。這項工作是斯大林本人在1950年發起的，作為他反駁西方“歪曲歷史”運動的一部分。但在1951年末，臨近出版時，這個項目突然被放棄了，直到赫魯曉夫時代才出版，由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擔任主編。據推測，也許僅僅是因為兩位譯者都是英國人。蓋伊•伯吉斯和唐納德•麥克萊恩都畢業於劍橋大學，當時居住在莫斯科，他們對英文文本稍微作了潤色。蘇聯是個出版原始文獻的國家，而且譯文如此準確，這不符合西方冷戰思維下對專制主義的蘇聯人的刻板印象。莫斯科之所以著急出版這些信件，是因為注意到了丘吉爾和其他西方戰爭回憶錄作者的用意和態度，他們選擇性地使用斯大林的信件，弱化在擊敗希特勒的戰爭中蘇聯所起的巨大作用。
然而，這些文獻的出版，是“未加工的原始資料”，極少有蘇聯方面的背景介紹。現在，借助於三國政府的檔案，特別是近公開的斯大林檔案和外交部檔案中的蘇聯資料，以及私人信件和日記，有可能將這些信件置於完整的國際背景中：約有5000份文件的項目數據庫，包括每封信件的草稿，顧問之間或英國內閣等會議上討論這些信件的記錄，以及大使們對三位主角如何傳遞和接收信件的方式所作的評論。通過這些林林總總的資料，這些信件打開了了解這場戰爭的外交活動的多重窗口。為了揭示這一點，本書輔以相關解說，將原始信件和背景鏈接在一起，用以闡明它們的完整意義。敘述以時間順序展開章節，每一章都以簡要概述幾個月的事態發展開始。這些信件和評論，生動地揭示了丘吉爾所稱的“大聯盟”和羅斯福所謂的“同盟國”的外交，深入地揭示了在1940年至1941年的世界危機中聚集在一起的三位卓越的但迥然不同的領導人的思想和個性。
丘吉爾和羅斯福都很坦率地表示，他們希望與這位迄今為止一直離群索居的蘇聯領導人建立私人關係。斯大林也很享受他在國際政治高層的新地位，並對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與美國和英國的對話者對抗（及合作）感到興奮。盡管雙方交換的一些信息，似乎只是程序化地陳述事實，但很多都具有政治敏感性和高度私密性。從不同的國家檔案中可以看出，這三位領導人在撰寫信稿時都很謹慎，仔細思考了該說什麼，什麼時候說，用何種語氣說，然後焦急地等待響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也復制了他們在後續的草稿中所作的更重要的修改。
愛較真的人應該知道，不存在所謂信件的“真實”的文稿。這些信件不僅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且大部分信件還是作為秘密電報被傳遞，這意味著要對文字進行加密和解密。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同義詞取代了原始詞，而且詞序也經常被打亂，以減少密碼被軸心國破解的危險。這就解釋了英國首相的不滿，丘吉爾曾向他的內閣抱怨說：“在翻譯的過程中，原文的語氣往往被破壞了。”在少數情況下，誤譯引起了誤解，甚至是冒犯。比如在1943年10月丘吉爾的一封信中，英文單詞“diversion”（牽制）被克裡姆林宮錯誤地翻譯為“diversiya”（俄文意思是“顛覆”或“破壞”）。因此，這本書刊載了丘吉爾和羅斯福用英文發送或接收的信件版本，盡管蘇聯人的翻譯通常很粗糙，尤其是1943年至1944年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的翻譯不能令人滿意，當時安德烈•葛羅米柯正在適應新大使的環境。這裡，關鍵是要看斯大林的信件是以何種形式呈現給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以及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又作了怎樣的解讀。
對一些讀者來說，所有這些似乎都是枯燥的評注。因此，我們有必要詳細說明其中的微妙之處，尤其對熟悉“臉書”的一代人更是如此。在手機、電子郵件、網絡電話和社交媒體出現之前，在一個戰爭使國際旅行變得危險的世界裡，電報是主要的通信手段。這是三個不太可能成為盟友的國家互相了解對方的途徑。事實上，羅斯福和斯大林直到“巴巴羅薩”行動開始後的第29個月，才於1943年11月在德黑蘭會面。他們的第二次會面，也是後一次，是1945年2月在雅爾塔。即使是喜歡四處遊歷的丘吉爾，也只與斯大林舉行過四次會晤，分別是德黑蘭峰會和雅爾塔峰會，以及在1942年8月和1944年10月他對莫斯科的單獨訪問。在戰爭的其他大部分時間裡，三巨頭再沒有面對面地交流過。
他們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書信建立的。這種個人互動交流和內心思想感情的流露，在歷史上有過一些著名例子。人們會想起西塞羅致阿蒂庫斯和其他朋友的信件，埃洛伊茲和阿伯拉爾博學多才的激情，或是伏爾泰與葉卡捷琳娜二世和啟蒙運動的其他杰出人物的通信。事實上，在18世紀，“書信體小說”一度成為受人追捧的流派，這要感謝塞繆爾•理查森、讓-雅克•盧梭和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等作家，他們通過主要人物的信件，展開了他們的故事。當然，本書的書信並不會成為文學的經典。然而，它們值得被銘記，因為這些信反映了20世紀重要的三位國際領導人的思想和個性，而且他們的通信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格局的一個重要部分。

目 錄

章 風云際會（1941年6月至9月）

第二章 “兩場相對無關的戰爭”（1941年9月至12月）

第三章 “我能應對斯大林”（1941年12月至1942年4月）

第四章 中間人莫洛托夫（1942年4月至7月）

第五章 丘吉爾的“冰塊”（1942年8月至10月）

第六章 卡薩布蘭卡：一桌只有兩人（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

第七章 第二戰場何時開辟？（1943年2月至4月）

第八章 南轅北轍（1943年4月至7月）

第九章 反擊：烏克蘭和義大利（1943年8月至9月）

第十章 面對面：莫斯科與德黑蘭（1943年10月至12月）

第十一章 德黑蘭精神消逝（1944年1月至3月）

第十二章 “力量與事實”（1944年3月至6月）

第十三章 東西合擊（1944年6月至9月）

第十四章 “只有我們三人”（1944年10月至12月）

第十五章 雅爾塔會議及其後（1945年1月至4月）

後 記

尾 注

致 謝

1941年的整個秋冬，斯大林都在不斷提醒倫敦和華盛頓，與敵人進行戰鬥的主要是俄羅斯人。然而，對於蘇聯人能戰鬥多久，西方仍然爭論不休。10月15日至16日，德軍距離莫斯科已經不到100英裡，首都陷入恐慌，外國使館緊急撤離到向東約500英裡的古比雪夫。因為斯大林和外交部門終決定留在莫斯科，盟國之間的溝通更加困難。
三巨頭的信函中並未提及疏散危機，但危機顯而易見，並且對他們的關係產生了影響。丘吉爾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北非，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將遭遇英國的“十字軍”行動（“Crusader”）。丘吉爾正用他特有的熱情大肆宣傳，他要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力挽狂瀾，甚至將土耳其也卷入同盟國的戰爭。他把自己陷在雪茄的煙霧之中，盡情地幻想。在羅斯福和哈裡曼看來，丘吉爾對東方並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他預言，一旦希特勒在俄羅斯腹地穩定了戰線，在1942年就不會把英國放在眼裡，並且或許會在1943年攻擊美國。丘吉爾對蘇聯的情緒極度悲觀，身在古比雪夫的克裡普斯對丘吉爾的悲觀看法提出嚴厲的批評。10月30日，克裡普斯警告說，如果沒有任何真正的合作，就存在“兩場相對無關的戰爭”，這是危險的。克裡普斯認為英國政府對蘇聯的態度，遠不及1941年春天對注定要倒霉的希臘人慷慨。丘吉爾被克裡普斯的這句尖刻的話深深刺痛了，他同意派兩名高級將領前往莫斯科進行寬泛的會談。11月4日，唐突的會談提議通過信函傳達給斯大林，同時還表達了一些抱怨和懷疑，即英國是否真有必要對芬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宣戰，這三國的軍隊正與德軍一起圍毆俄羅斯。11月8日，斯大林作出回復，此前一天，11月7日，斯大林在白雪覆蓋的紅場情緒激動地檢閱了出征的軍隊，戰士們即將為保衛莫斯科戰鬥和犧牲。盡管已是山窮水盡，但斯大林並未矯飾言詞。他批評說，英國對較小軸心國的政策“令人無法容忍”，並諷刺地說，除非英國的將軍們帶著具體的軍事援助計劃，以及為共同的戰爭與和平的目標來訪，否則接待他們毫無意義。丘吉爾氣得臉色鐵青，大發雷霆。
然而有意思的是，到1941年11月末，這位眾所周知的“粗魯”的蘇聯領袖開始學習外交語言。得知丘吉爾的狂怒後，在人們的勸說下，11月23日，斯大林主動說了些近乎道歉的話。更讓人驚訝的是，在一周後，他向丘吉爾的生日致賀。斯大林並不情願祝福一個資本家兼帝國主義者“生日快樂”，尤其是一個想把“十月革命”扼殺在搖籃裡的人。可能是駐倫敦的蘇聯大使邁斯基提醒他這樣做的，邁斯基面對這一對兒敏感易怒的人——斯大林和丘吉爾，在這二人之間經常扮演雙簧角色，他的這一角色會在後面的文章中反復出現。11月30日，斯大林發出的兩行字的信，是本章中引人注目的文件之一。丘吉爾則用自己的甜言蜜語作了答復，他們的關係暫時解凍。到此時，克裡普斯令人信服的論點和斯大林的憤怒已經影響了丘吉爾，丘吉爾逐漸把蘇聯看成是一個真正的重要盟友，並努力協調他們的戰略和政策。在克裡普斯的建議下，艾登被任命為使者。12月7日，這位英國外交大臣肩負著特殊使命前往莫斯科，而此時，這場動人心魄的戰爭突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9月21日，丘吉爾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讓比弗布魯克親自送交。丘吉爾把他慣用的明快有力的語言與旨在表明英國固有的地緣限制結合起來。他使用了給比弗布魯克指令中的材料，強調說在接下來的9個月裡，盟軍對俄羅斯的援助將主要由英國承擔。丘吉爾還強調說，與美國或俄羅斯的人口相比，他的國家的人口較少，這限制了英國陸軍的規模。
9月29日，代表團與斯大林第二次會晤的時候，比弗布魯克遞交了丘吉爾的信。前一天的首場見面會進展順利，但此時的斯大林卻面有慍色，焦躁不安，他來回踱步，不停地抽煙，並質疑盟友的善意。他咆哮道：“你們提供的物資數量不足，非常清楚地表明你們希望看到蘇聯被打敗。”丘吉爾的信函也受到了冷遇，斯大林撕開信封，一眼沒看就把信擱在桌上，繼續開會。會議結束時，莫洛托夫提醒斯大林，他才將信塞回信封，隨手交給一名助手。哈裡曼和比弗布魯克無法確定整個會議是一場令人不安的表演，還是斯大林壓力太大太緊張了。而到第三次會面時，會議則平靜而富有成效。過了些時候他們得出結論說，他們是標準的蘇聯外交手段的受害者。但是斯大林對丘吉爾信函不屑一顧的態度，可能反映了其他情況，即英國首相給比弗布魯克的指示，也就是這封信的基礎，已經被倫敦的蘇聯特工搶先一步傳遞給了克裡姆林宮，斯大林事先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