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對手：領導人情報部門與國際關係中的意圖評估（簡體書）

若國家領導人感知其對手構成了切實威脅，就可能采取破壞穩定的危險行動，例如進行軍事集結或實施先發制人打擊。盡管意圖識別至關重要，但是我們對領導人如何判斷對手意圖的問題卻缺乏了解。基於大量歷史檔案證據，本書創造性地對世界領導人與情報部門的意圖評估進行了全新闡釋。克倫•亞希-米洛在書中深入分析了三大歷史案例：20世紀30年代英國對納粹德國的意圖評估，美國卡特政府對蘇聯的意圖評估，以及冷戰結束前裡根政府對蘇聯的意圖評估。基於此，她建構出一個全新的理論框架——選擇性注意理論，該理論分析了組織動態、個人互動以及認知和情感因素對意圖識別的意義。亞希-米洛發現，外交決策者並非如國際政治主流理論所宣稱的那樣行事，相反，他們傾向於根據先驗信念、主觀推測與個人印象來推斷對手意圖。此外，在意圖識別方面情報部門所依賴的指標與決策者截然不同，前者往往更關注對手軍事實力的變化。本書為現有理論提供了一幅清晰的歷史分析畫面，同時展示了外交在國際安全事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簡介】：克倫•亞希-米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講席教授。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擔任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在進入學界前曾任職於以色列國防情報部門。其研究領域集中於國際安全、危機談判、政治心理學與情報分析等，師從羅伯特·杰維斯。2022年，亞希-米洛獲得了國際研究協會的新興學者獎，該獎項表彰“通過其出版物對安全研究領域作出重大貢獻的學者”。其專著Knowing The Adversary: Leaders,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and Assessments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4）榮獲默森國際安全中心2016年“弗尼斯圖書獎”，國際研究協會2016年“外交研究圖書獎”；專著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2018）榮獲美國政治學協會2019年“外交政策圖書獎”，國際研究協會2020年“外交政策圖書獎”。

【譯者簡介】：曹德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北京大學博士、博雅博士後。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外交決策與南亞區域政治。曾榮獲北京大學研究生“學術十杰”獎，入選第十批中國社會科學博士後文庫，獲“優秀博士後學術成果”獎。出版學術著作《國際政治的信號理論分析》、Re-globalisation: When China Meets The World Again等，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

*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國際研究協會的新興學者獎獲得者克倫•亞希-米洛代表作
*開啟國際關係x認知心理學新篇章
*意圖評估決定了國家如何對對手作出反應，
如果英國正確識別了希特勒的意圖，那麼二戰也許不會發生。
*本書獲弗尼斯圖書獎、外交研究圖書獎

引言
決策者如何衡量對手意圖是國際關係理論和世界事務的基本問題。鑒於各國對對方的動機和類型不確定，以及存在歪曲這些因素的動機，確定他國的外交政策計劃是非常困難的。當然，這並不是說決策者難以收集到關於對手意圖的有價值信息。相反，大量“噪音”加上故意的欺騙企圖，常常使得決策者面臨信息過載的難題。當同時面臨相互矛盾與雜亂的信號時，決策者就無法確定應該相信哪一個。本書表明，信號識別結果取決於決策者對哪些指標可信的主觀判斷：決策者關於對手意圖的結論、在解釋評估時向他人提供的理由，以及他們將選擇采取的外交政策。問題的複雜性和多變性還體現在：在本書所研究的三個不同的歷史事件中，同一政府的決策者以及為他們服務的情報機構很少就什麼是可信的意圖指標達成一致。在觀察對手的相同行為時，他們對手頭信息的信息價值以及它對對手長期外交政策計劃的意義，作出了不同的推斷。這些差異不是源於個人的特質，而是呈現出獨特與系統性特徵，這對現有大部分昂貴信號理論文獻提出了挑戰。
探究觀察者如何推斷對手的長期意圖，特別是一國領導人及其情報機構——具體負責評估威脅的部門——如何衡量敵人的外交政策意圖，對國際關係文獻中的不同流派都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此外，研究問題也具有重要歷史價值與政策意義。例如，如果英國決策者在20世紀30年代了解納粹德國對歐洲的意圖，那麼20世紀的歷史就可能大不相同。如今，預測潛在對手的未來政策行為仍然十分重要。
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在2012年3月的一份報告中，強調了意圖識別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報告指出：“對長期意圖的相互不信任問題……已成為中美關係的核心議題之一。”實際上中美官方聲明也相互印證了這種看法。2012年1月18日在一次采訪中，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就指出：“我想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有一個疑問，中國的真實意圖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一些觀察人士指出中國近在其沿海水域和海洋周邊的行動特別令人擔憂。還有人擔心，中國釋放的關於“軍事現代化的速度、範圍和終目的的有限信息”，引發了外界對其“長期意圖的合法性擔憂”。而中國官方聲明顯示，中國政府同樣認為美國的政策是“旨在挫敗中國發展的‘陰謀詭計’”。然而，尚不清楚的是，一國政府到底依據何種數據來為自己的敵對立場與對對方長期意圖的擔憂進行辯護。毫無疑問，關於崛起中國(或者是擁核的伊朗或復興的俄羅斯)對美國利益的威脅程度評估結果，都取決於觀察者用何種指標來預測這些國家的意圖。
然而，目前很少有實證性分析探明決策者與情報組織在評估時將會使用或忽略哪些指標。例如，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情報專業人員對所謂蘇聯軍事能力的爭議主導了關於蘇聯威脅的辯論，但很少有實證研究表明，對武力水平或軍事平衡的計算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決策者對蘇聯意圖的評估。例如，什麼因素能解釋羅納德·裡根對戈爾巴喬夫的蘇聯意圖認知發生了變化呢？這類指標是否可以與導致卡特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新評估蘇聯意圖的指標，或者那些內維爾·張伯倫在1939年用來重新評估阿道夫·希特勒的意圖指標，進行有效的比較？後，理解國家領導人和情報機構解讀他國意圖信號的過程與偏見，並探索一國行為如何影響他國對自己意圖的理解，將為決策者更有效地遏制或安撫敵人提供重要啟示。選擇性注意理論與替代假設
為彌補現有文獻的分析局限，本書提出並檢驗了一個被稱為“選擇性注意理論”的分析框架，並與三種主流解釋框架(能力論、戰略軍事學說理論和行為信號論)進行比較。根據信息處理和組織理論的見解，選擇性注意理論認為，決策者的意圖判斷方式與情報界的判斷方式是不同的。個體認知偏差、組織利益與實踐差異可能會決定，哪類指標被當作傳遞對手意圖的信息性信號，同時影響行為者如何解讀這些意圖信息。換句話說，作為心理和組織偏見的函數，有限理性的呈現方式在個體和組織中是不同的。整體而言，選擇性注意理論提供了三大關鍵假設：生動性假設、主觀可信度假設與組織專長假設。其中，生動性假設與主觀可信度假設與決策者的推理過程有關，組織專長假設則試圖解釋國家官僚機構——即情報組織——如何處理有關意圖的信息(參見圖1)。圖1論點概要生動性假設認為，決策者傾向於關注那些特別生動的信息，即使這些信息是“無成本”的。“生動性”是指“信息的情感特徵，信息的具體性和可想象性，以及信息的感官、空間和時間上的接近性”。這一假設植根於情感決策模型，該模型認為生動信息受關注的程度要超過其本身的價值。特別是在面對面交流中，生動信息常常會被認為承載了特別的信息；或者用羅伯特·杰維斯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難以被操縱的“指標”信號。這一假設預測，與對方領導人的私下互動所形成的私人印象，或對手對“試金石”測試的反應，盡管可能“無成本”而可信度不足，但是決策者卻依靠這些信息來推斷對方意圖。
主觀可信度假設認為，決策者經常對學者認為可信的意圖指標進行辯論，或者完全忽視這些指標。事實上，本研究表明，個體決策者對同樣的指標信息的反應各不相同：哪些指標富含意圖信息，取決於決策者的個人信念和對對手行為的預期。這一假設植根於認知(無動機)決策模式，該模式認為，為了避免重新評估的認知成本，決策者會對不確定的證據進行打折或曲解，而不是改變自身預先存在的信念。這基本上意味著，當關於對手意圖的信息(即便是“昂貴信號”)與他們先前的印象和信念不一致時，決策者傾向於淡化或忽視這些信息，而當這些信息與既有信念一致時則傾向於過度關注這些信息(無論昂貴或廉價)。換句話說，決策者會“感知他們所期望感知的東西”。此外，這一假設還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決策者對特定行動與基本特徵之間的聯繫有著不同的理解。例如，那些堅信政權類型對外交政策行為有因果關聯的決策者，會特別關注對手的國內制度和規範指標，以推斷其意圖，卻忽略或不考慮與政權類型特徵無關的信息指標。總之，主觀可信度假設認為，決策者對信號的選擇和解釋受到他們自身信念和對對手的原有立場的影響。因此，改變他們對對手意圖的看法很可能是困難的，他們甚至對昂貴信號也無動於衷。然而，改變意圖信念並非不可能，只是往往需要一系列特定條件。例如，當某種體驗過於生動或突出而難以忽視，或者非常清晰而難以低估，或者與決策者的期望直接衝突時，那麼放棄原有信念而不是試圖容忍這種不一致性，在認知上就變得更劃算。
組織專長假設借用了組織信息加工理論的見解。該假設認為，情報分析人員所處的組織環境使他們關注的指標與決策者不同。在情報組織中，由於各種原因，收集和分析關於對手軍事庫存的數據通常會得到優先考慮。軍事力量是戰略攻擊的必要條件，而情報組織的職責是通過早期探測來防止戰略攻擊。此外，軍力存量相對容易跟蹤和監測，它們是有形的，因此可以量化，並且可以以一種準科學的方式提交給決策者。情報組織對這些物質性指標進行了大量研究，然後依據這些研究來預測對手的意圖。這並不是說情報組織只知道如何計算導彈和軍隊的數量。相反，該假設認為，由於分析意圖是情報組織的一個核心任務，而且由於沒有直接或簡單的替代方法來預測對手意圖，那麼情報機構就有強烈的動機將其擁有的專業知識用於意圖預測分析。這種相對的專業知識常常體現在對對手軍事能力的深度分析上面。由此，情報組織作為一個集體，傾向於以軍事武庫的棱鏡來探析對手意圖。然而，與能力論不同，組織專長假設認為，偏好能力的邏輯源於情報組織自身的官僚與實踐特點。
相互競爭的理論命題
能力論借鑒了現實主義理論的邏輯，強調軍事能力的不同衡量標準，以及軍備政策的重大變化——例如單方面削減軍事能力——如何揭示意圖信息。戰略軍事學說假設認為，對手的軍事學說、軍事訓練模式和戰略思想揭示了其政治和軍事意圖的信息。行為信號論假設則指出，特定類型的非能力行動——例如撤回海外軍事干預或加入有約束力的國際組織——可以作為推測意圖的指標。然而，上述三個相互競爭的假設都存在兩個基本問題。首先，它們都或明或暗地借鑒了昂貴信號研究，該理論強調信息對國家行為的關鍵影響作用。昂貴信號研究指出，國家通過策略性地采取昂貴成本行動，可以向其他國家傳遞自己的利益和意圖信息。根據這一觀點，在衡量他人的意圖時，觀察者只需關注那些代價高昂的行動，因為這些行動要麼涉及無法撤回的大量資源投入(“燒錢”)，要麼嚴重制約國家的未來選擇空間(“束手束腳”)。這類方法的基本邏輯是，任何行為者，無論其意圖是良性還是惡性，都可以采取無門檻的廉價行為，如此便無法提供有關其意圖的可信信息。鑒於廉價話語不會對感知者有關他國利益或意圖的信念產生任何影響，因此需要忽略。其次，所有這三個論點都不自覺地假定，國家對對手的意圖評估邏輯是單一的，沒有認知到決策者和情報組織在進行意圖推斷時所關注的信號類型是不同的。
案例分析
為檢驗上述四種假設，本書分析了三大案例：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前對納粹德國意圖的評估，美國在吉米·卡特總統執政期間對蘇聯意圖的評估，以及美國在裡根總統第二任期的冷戰結束前對蘇聯意圖的評估。這些案例在自變量和因變量方面都表現出重要的案例內差異，從而可以分析不同意圖評判指標的相對影響。而且每個案例都涉及一個民主國家與一個非民主國家對手之間的互動交流。這些敵對關係都有一段軍事化爭端歷史(不同程度的暴力)。此外，即使撇開歷史意義不談，這些案例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們觸發了諸多理論爭論。卡特對蘇聯意圖評估的變化，標志著美蘇戰略緩和關係的崩潰，觀察家們對其外交政策的演變進行了大量辯論。觀察家們還爭論，在蘇聯解體時，對蘇聯意圖的修正理解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外交政策。新一輪的研究則重新審視了關於張伯倫綏靖政策的傳統觀點。
分析表明，主流研究路徑不足以解釋案例分析中所觀察到的模式。決策者根據自身的理論、期望和需要，得出不同的含義和解釋。他們有時會關注無成本行動，而忽略昂貴行動。而且組織隸屬關係和角色分工也很重要；與政治決策者不同，情報官員大多關注其他類型的意圖指標。總之，決策者之間以及他們與國家情報部門之間的信息推理差異，導致對對手意圖解釋的持久分歧。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信號傳遞與感知
現實主義者圍繞意圖信息在國家戰略選擇中應發揮何種作用展開了激烈爭論。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如約翰·米爾斯海默認為，由於意圖既難以辨別，又可能發生變化，謹慎的決策者必須始終對對手的意圖作壞的假設，並僅根據相對的物質指標來制定政策。防御性現實主義者也強調對國家物質能力的計算判斷，但與進攻性現實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拒意圖進行壞情況的分析，並認為對他人意圖的評估應該在國家決定是否對另一國采取競爭或合作政策時發揮重要作用。基於安全困境的洞察力，防御性現實主義者發現，即使在無政府狀態下，關於意圖的信號在誘導合作方面也有關鍵作用。他們認為，通過采取某些安撫性軍備政策和放棄可能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的行動，各國可以有效地傳達其良性意圖與合作願望。基於杰維斯關於安全困境的研究，防御性現實主義者指出，一個國家部署進攻性或防御性武器系統，采取進攻性或防御性軍事理論，都會向其他國家傳遞重要的利益偏好與意圖信息。大量文獻探討了攻防平衡問題，以及某些武器的質量，而不僅僅是數量，如何影響國家如何看待對方的意圖，並因此與對方互動。
基於托馬斯·謝林關於可信度的分析、杰維斯關於形象邏輯的研究，以及經濟學的市場信號理論，國際關係學者斷言：“信息性”行為是那些能夠區分行為者“類型”的行為。因此，當衡量一個國家是擴張主義國家還是維持現狀的國家時，領導人應該只看那些不容易被偽造的國家行為。有些行動對某些類型國家(如修正主義國家)而言是昂貴的，但對其他類型國家(如維持現狀國家)而言則不是。昂貴行動也是信息性行動，如放棄軍備或加入一個有約束力的條約組織，通過限制國家在未來改變政策的能力傳遞意圖信息。相反，和平意圖的聲明僅僅是“廉價話語”。無論是擴張主義領導人還是致力於和平的政治家，只要對其國家有利，就可以發表這種聲明。
理性主義安全困境學者，如查爾斯·格拉澤和安德魯·基德利用這些基本直覺，提出了尋求安全的國家傳遞非侵略性意圖的各種方法，包括簽訂軍備控制協議(尤其是限制進攻能力的協議)，單方面采取防御性軍事態勢，以及廣泛削減軍事力量。由於具有對方發動侵略的可能性，這種自我限制就是一種昂貴成本信號。盡管在關於信號傳遞的文獻中，國家軍事政策和能力的昂貴變化為突出，但其他非軍事行動也很重要。鑒於國際制度“具有對國家施加成本的獨特能力”，新制度主義者強調國際制度可以成為區分良性意圖與侵略意圖的工具。例如，制度約束可能會減少或限制國家權力，那些具有良性意圖的國家更有可能接受這種限制。因此，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加入國際制度向外傳遞信號，表明它無意在將來采取侵略行動，從而使其他人相信其意圖是良性的。
除上述理性主義路徑外，一些學者也使用心理學文獻來解釋行為者如何評估威脅與識別信息。特別是，外交溝通的心理學路徑關注行為者的信念、背景角色、認知限制與利益如何影響彼此的意圖認知。這些文獻基於微觀層面的心理變量，探討了各種心理偏見和啟發式認知捷徑如何導致決策者的錯誤判斷。因此，正如喬納森·默瑟所指出的，分析家們將錯誤的決策歸結為“對認知一致性的需求、新數據與舊信念的不匹配、避免價值權衡的願望、小群體思維、特異性模式、動機或情感偏見、啟發方認知依賴、對類比的不當使用、信息框定、羞恥感與羞辱感，或悲慘的童年記憶等”。然而，迄今為止，這一研究議程尚未形成關於錯誤認知的綜合理論框架。由此，上述理性主義和心理學路徑為解決本書問題提供了基礎，但也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理論空白。
首先，理性主義的信號傳遞分析與心理學文獻的錯誤認知分析，本質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國家傳遞意圖信號以塑造他人印象的能力，取決於信號接收者如何看待這些信號。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人試圖將外交溝通的這兩個側面放在一起研究。正如珍妮絲·斯泰因與雷蒙德·坦特所指出的那樣：“關於有效傳遞信號與準確感知威脅的條件，人們的理解還遠遠不夠。”近，杰維斯也指出：“如果信號傳遞理論是神秘的，沒有閱讀過文獻的感知者會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推論。這意味著，信號理論既不會描述信號接收者的認知，也不會約束信號傳遞者的行為。”本書試圖通過研究觀察者是否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會接受昂貴成本信號邏輯，某種程度上將這一行為與可信度關聯；以及觀察者的信念、傾向與預設如何決定他們認為哪些意圖指標是有價值的，從而整合兩大文獻的研究路徑。
其次，一些理性主義的信號研究路徑通常假定，在解讀他人的意圖時，國家可以被設想為單一的行為者。這種簡單化有一定優勢，但它忽視了決策精英和官僚機構為什麼會以不同方式解讀對手意圖的問題。事實上，當我們發現不同的感知者會以不同的方式推斷彼此意圖時，那麼可能就沒有一種令人滿意的方式來匯總不同的政策偏好以滿足所有個人。此外，如果選擇性注意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會觀察到個人決策者之間以及他們與情報部門之間就如何解讀對手意圖存在廣泛分歧。換言之，即便存在多種昂貴行動，且所有觀察者獲得的信息是相似的，但在歸因國家整體意圖方面可能缺乏統一的觀點。
因此，本書放寬了單一行為體的假設，探討了兩種類型的感知者。一方面，在個人層面研究決策者(即元首或首腦及其外交政策顧問)如何感知意圖。另一方面，在組織層面分析情報部門如何評估對手的意圖。國家情報機構的主要任務是評估威脅，決策者往往基於這種估計來支持或拒絕某種安全與外交政策。盡管該組織處於決策核心，但學術界卻對情報組織如何評估對手的過程缺乏研究。因此，本書試圖打開單一國家的黑匣子，區分決策者和官僚機構用來理解和解釋對方意圖信號的認知過濾器。
再次，理性主義路徑的一些結論和假設還沒有得到充分檢驗。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之一是，現有理性主義信號分析具有規範性與指令性特點。正如格拉澤所解釋的那樣，理性主義的信號傳遞理論問的是：如果一個國家的決策者行為是理性的，那麼這個國家將如何發出信號或推斷意圖。盡管這些理論對決策者在面臨約束情況下如何實現目標提供了重要見解，但若決策者並未理性行事，該理論的解釋力就很有限。35事實上，有大量國際關係研究表明，領導人很少理性行事，這使人們對理性主義路徑的解釋力產生懷疑。由於對行為意義的解釋模糊不定，理性主義的諸多假設便遭受質疑。杰維斯曾指出，雖然“行為可能揭示了行為者的某些重要信息，但往往不清楚這些行為到底揭示了什麼，想要揭示什麼，以及其他人會認為揭示了什麼”。
本書針對各種一手或二手資料，對各種信號分析路徑的核心見解爭議進行檢驗。基於這種檢驗，我們能夠審視有關領導人應該如何行動的理性基線，與領導人實際行為經驗之間的差距，並討論其啟示。我們也可以評估既有文獻關於不同類型信號的信息價值的因果機制爭論。例如，行動者關於對手意圖的認知變化，很可能並非源自昂貴成本信號的影響。追蹤這些推理過程也可以揭示行動者傾向於使用或忽視哪些昂貴成本信號。畢竟，信號感知者往往需要解釋的不是一個而是多個信號。部分信號可能表明對手意圖正變得更加良性，而其他信號則可能導向相反的結論。形式模型沒能解釋為何信號感知者會注意某些昂貴信號，而忽略其他信號。本書的實證分析不僅檢驗和修正了現有理論，而且有助於形成新觀點，即不同行動者的意圖評估存在差異。
後，危機談判文獻近研究了無成本溝通對衝突過程與結果的塑造作用。本書並不專門關注國家在危機中如何評估他人的決心。然而，確定對手在特定時間的意圖，特別是對改變現狀的承諾，對國家在危機情況下確定對方的決心有重大影響。如果決策者認為對手是一個無限擴張主義者，即強制性政策很難改變其外交政策目標，那麼就會斷定對手的決心很強。因此，研究決策者評估意圖與決心水平的差異，可以為判斷可能的危機風險提供重要線索。
重要的是，需要說明一下本書的研究範圍。，本書主要關注一國如何理解對手長期政治意圖的問題，因為這會影響一國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戰略選擇。區分短期意圖與長期意圖是很重要的，因為在危機和戰爭期間，信號感知者可能會關注與對手意圖不相關的信號。第二，本書不關注決策者或情報組織是否正確識別了對手的意圖。是否正確識別對手意圖，是一個重要卻也非常複雜的問題。例如這就需要確定，納粹德國和蘇聯領導人當時實際上認為他們自己的意圖是什麼。相反，本書關注的問題是：對意圖的評估是如何從現有信息中得出的。第三，本書並不尋求對外交政策與國防規劃進行全面分析，而是集中分析意圖評估。後，本書並不試圖徹底探究領導人信念改變的條件，而是關注領導人和情報部門在評估政治意圖時傾向於優先考慮或忽略哪些指標，行為者的主觀信念如何影響其期望，以及組織實踐如何塑造觀察者解讀意圖信號的方式。
研究發現
關於昂貴成本信號的三種相互競爭的理論——能力論、戰略軍事學說、行為信號論——未能解釋決策者與情報部門推斷對手意圖時的系統性視角差異，也不能解釋決策者之間就哪些類型行動可以傳遞意圖信息的認知差異。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和20世紀80年代，美國決策者和情報界對蘇聯的意圖判斷就存在分歧，並從不同視角評估意圖。在二戰爆發前，英國首相張伯倫與其他官員對德國長期意圖也持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分歧並非源於領導人的個性特質，而是體現了獨特的、系統性的意圖識別模式差異，對此可以用選擇性注意理論進行解釋。
戰時的英國決策者和美國兩屆政府的決策者在評估其政治意圖時，都對與對手的非能力行為相關的指標給予了的重視。然而，與行為信號論的預期相反，每屆政府決策者就對手的哪些昂貴行動應該被歸類為可信行動發生分歧，而且在評估意圖時並沒有將注意力完全局限於昂貴行動。與生動性假設的邏輯一致，當信息以高度顯眼和生動的方式傳達時，決策者往往更關注無成本信息。在與對方領導人互動中所形成的基本印象，被反復用來推斷對手意圖並驗證先前的評估。此外，正如選擇性注意理論所預測的那樣，決策者的意圖期望影響其對可信信號的分類：與初持相對溫和觀點的人相比，那些一開始認為對手更好戰的領導人，更可能將對手行動歸類為可信的敵對意圖信號，反之亦然。
能力論在解釋決策者如何評估意圖方面表現不佳，但它更準確地反映了情報部門的推斷過程。具體而言，對手軍事能力的變化本身並沒有改變決策者對對手政治意圖的看法。私下裡，決策者很少將對手的能力與政治意圖聯繫起來，即使證據支持這種論點。相反，在這三大案例中，對手的軍事能力都是情報部門評估意圖時依據的重要指標。這一模式與能力論和選擇性注意理論的預測一致。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情報部門對政治意圖的評估對文職決策者的影響有限。文職決策者主要依靠個人觀察和與對手會面時形成的私人信念。
後，有證據表明，決策者並沒有將對手的軍事學說作為其意圖的指標。情報組織發現很難就對手的軍事學說的性質達成一致，並且經常爭論從軍事學說中是否可以推斷出對手的意圖。因此，對戰略軍事學說的支持也很薄弱。
章節安排
章為本書的論點提供了理論框架。它確定了本研究試圖解釋的內容，並概述了選擇性注意論的理論基礎和三個相互競爭的假論：能力論、戰略軍事學說與行為信號論。
本書的實證部分包括三個案例研究，各分三章。個案例分析了英國在二戰前(1934—1939年)對納粹德國的意圖評估。第二章概述了四種解釋對預期意圖的預測，並追蹤了德國在這一時期的能力、軍事學說和行動的變化。第三章利用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分析英國主要決策者對德國意圖評估的演變，涉及希特勒意圖指標，以及英國的評估政策。第四章討論了英國情報界在同一時期提供的情報分析內容。
第二個案例考察了1977—1980年，即導致冷戰戰略緩和結束的那段時期，美國對蘇聯意圖的看法。第五章闡述了國家如何評估意圖的替代性假設。第六章利用美國檔案證據以及對相關決策者的采訪，探討替代性假設如何解釋美國總統卡特、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與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對蘇聯意圖的評估。第七章利用解密的“國家情報評估”和“特別國家情報評估”的證據，以及對前美國情報專家的采訪，將理論預測與美國情報界的集體評估進行對比。......

1 引言
19 章 意圖理論與注意力問題
63 第二章 納粹德國的意圖指標與二戰爆發：1934—1939年
85 第三章 英國決策者的納粹德國意圖評估
149 第四章 英國情報界的納粹德國意圖評估
166 第五章 卡特時代與美蘇戰略緩和瓦解：1977—1980年
185 第六章 美國決策者的蘇聯意圖評估：戰略緩和瓦解
232 第七章 美國情報界的蘇聯意圖評估：戰略緩和瓦解
258 第八章 蘇聯的意圖指標與冷戰終結：1985—1988年
278 第九章 美國決策者的蘇聯意圖評估：冷戰終結
325 第十章 美國情報界的蘇聯意圖評估：冷戰終結
350 第十一章 總結與啟示
366 附錄 研究假設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