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辨義本草二種（簡體書）

①內容：本書所收清代《藥品辨義》《藥義明辨》兩書，為辨義本草代表作，目前尚無校注本。《藥品辨義》記載225則藥物條目，《藥義明辨》收錄藥物300種。兩書均以探討藥物生效之理、臨床用藥之理為主，收藥精而少，論說簡而明，屬臨床實用簡要藥書。

②權威性：鄭金生先生撥冗作序，並給予學術指導。校注者將歷史學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引入本草文獻研究，多有與中醫文獻學者不同的視野與見解，得到鄭老的肯定和贊許。

③思想性：辨義本草興起於清代前期，以辨析藥理為主要內容，以切於臨床使用為宗旨，對前代本草既有繼承亦有商榷，見解精到，其學術價值尚有待發掘。

④學術性：校注者宗“辨章中醫學術、考鏡文獻源流”之旨，對書中400余處引文逐一溯源並加以考證，因枝振葉，沿波討源，以期還原文獻本真。

周云逸，現為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循證醫學專業委員會委員、中華中醫藥學會醫古文研究分會委員，主要從事中醫醫史文獻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宋代筆記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出版專著《<證類本草>與宋代學術文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發表論文《北宋本草學的特點及影響》（《復旦學報》2017年第5期）等。

本書所收清代《藥品辨義》《藥義明辨》兩書，為辨義本草代表作，目前尚無校注本。兩書以辨析藥理為主要內容，以切於臨床使用為宗旨，對前代本草既有繼承亦有商榷，見解精到，其學術價值尚待發掘。校注者宗“辨章中醫學術、考鏡文獻源流”之旨，對書中400余處引文逐一溯源、考證，因枝振葉，沿波討源，以期還原文獻本真。

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 記載，現存綜合性本草，清代有155 種，超過清代之前62 種的總和。清代本草文獻還有待進一步整理和研究。本書所選清代兩種綜合性本草《藥品辨義》與《藥義明辨》，目前尚無校注本，它們以藥物辨義為特色，見解精到，其學術價值尚有待發掘。
一、辨義本草的概念及興起的原因辨義本草以辨析藥理為主要內容，以切於臨床實用為宗旨。對藥物性味、產地、真偽等的辨析，自古即是本草學的傳統。金元時期，又結合《黃帝內經》理論，系統探討藥物的歸經、陰陽升降等藥性醫理。至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已集前代本草辨義之大成。但本草著作以辨義為名，則興起於清代前期，以尤乘《藥品辨義》與蘇廷琬《藥義明辨》為代表，對以《本草綱目》為代表的前代本草既有繼承亦有發展。
蘇廷琬編《藥義明辨》的起因，據他在《藥義明辨序》中所說，他閱讀《本草綱目》頗多疑義，認為《本草綱目》“尚未暇取前人淵深之旨、異同之論，講明而切究之也”。後來蘇廷琬讀到劉若金（1585—1665）撰成於康熙三年（1664）的《 本草述》，認為該書參考《黃帝內經》以及古今諸家論說，對本草的論述曲暢旁通，但存在文繁理富、未易卒讀的弊病。於是蘇廷琬 摘錄《本草述》大要，將別本有可采清代辨義本草二種者，附於各條中，並融入自己的獨創性觀點，撰成《藥義明辨》。蘇廷琬重在探討藥物之理，並使之易於理解，便於臨床，其中對《本草綱目》的批駁有20 余處，大都切中藥性醫理。
辨義本草興起於清代前期，除了本草學自身發展的原因之外，康乾盛世的學術文化風氣對其也有深遠影響。具體而言，辨義本草的興起，是 康熙、乾隆時期“格物”學說在本草領域的反映。尤乘《藥品辨義》刊於康熙三十年（1691），蘇廷琬《藥義明辨》刊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處於康乾盛世的學術文化語境之中。這一時期，宋明理學對學術文化依然有著一定的影響，當時學者對於“格物”學說頗多詮釋。
康熙時期學者重視格物致知，主張“手格其物，而後知至”（顏元《四書正誤·大學》）。乾隆時期學者對“格物”的論述更多，如戴震認為格物就是把握事物之理而無偏失。他說：“‘格’之云者，於物情有得而無失。”（《原善》）程瑤田說得更為明確：“格者，舉其物而欲貫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貫通乎物之理矣。”（《論學小記·誠意義述》）這些格物學說重在探求事物之理，由此形成清代前期格物傳統，近於宋學；與乾嘉時期受漢代經學影響形成的考據學有所不同。對格物的提倡，不限於士人，當時的帝王也主張格物。乾隆皇帝寫過一首《格物》詩，反對將牡丹、芍藥強分君臣，認為二者“其實本一種”，詩末曰“格物有會心，因以成詩篇”。不論乾隆皇帝格物的結論是否準確，他的格物之舉及格物之詩，均說明格物思想在當時的盛行。
辨義本草在清初的興起，正是受到當時格物風氣的影響。尤乘早習儒學，後學醫術，對儒家格物學說了然於心。尤乘《藥品辨義序》針對當時醫者只知師徒相授醫方而不究醫理的現象，提出醫者治療疾病必本於格物，“治夫身，則必本於格物”，對醫者而言，格物“必本之於百草”，“百草者何？分五谷而別藥物也”。尤乘認為對百草的辨義具有重要意義，“百草明，則可解古人立方之意，而不為方9前 言所囿，投之輒效。百草明，並可自我立方，而無拘牽誤執之非”。尤乘編撰《藥品辨義》就是為了辨析藥物之理而使人知其所本，不為方書所囿而能獨立配伍組方。蘇廷琬《藥義明辨》卷四“附子”條引張志聰之語，指出“不格物性中下之分，不體先聖立方之意”，就會“蓋以姜、附為同類，疑惑後人，誤事匪細”。從清代這二種辨義本草的編撰宗旨來看，它們皆強調格物對於本草學的意義，強調處方用藥首先應明辨藥理。
二、 清代辨義本草二種的版本
《藥品辨義》的撰者 尤乘，字生洲，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於康熙年間，是翰林院檢討尤侗（1618—1704）的侄子。尤乘少習儒，後轉學醫，受業於名醫李中梓，曾在太醫院任職3年，後歸鄉行醫，求治者甚多，撰有《藥品辨義》《 壽世青編》等。尤乘《藥品辨義》是對明末賈所學《藥品化義》的增輯考辨。《藥品辨義》將藥物分為14 類，即氣藥類、血藥類、肝藥類、心藥類、脾藥類、肺藥類、腎藥類、痰藥類、火藥類、燥藥類、風藥類、濕藥類、暑藥類、寒藥類，較《藥品化義》增加暑藥類。在藥物條目的順序及種類上，尤乘也有調整和增補。《 藥品辨義》記載 225 則藥物條目，比《藥品化義》167 則藥物條目，增加了58 則藥物條目。在具體藥物的論述上，尤乘既增補文獻，又對《藥品化義》的相關論述有所修訂。《藥品辨義》卷上有《用藥機要》28 則、天頭批注17 則，這些都是《藥品化義》沒有的。
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記載，《藥品辨義》有兩個版本：一為清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林屋之味菜軒刻本；二為“博物知本”叢書本。又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記載，“博物知本”作為《臟腑性鑒》《經絡全書》《 藥品辨義》三書的合刊，其版本為清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林屋繡刻本。所謂“繡刻”即繡梓，指精美的刻版印刷。顯10清代辨義本草二種然，《藥品辨義》的兩個版本，實際相同，均屬於清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林屋刻本，此即為《藥品辨義》初刊本，《中國本草全書》第96 卷有全文影印。
由於《藥品辨義》是對賈所學《藥品化義》的增輯考辨，因此後者可供參校。賈所學在明末清初已湮沒無聞，李中梓之侄李延昰在甲申年（1644）遊至賈所學的家鄉浙江嘉興，偶得其所著《藥品化義》，然而問其裡人，卻不知其姓氏。李延昰將此書藏於笥中30 余年後，才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將其校正重梓。今天我們能看到的《藥品化義》是李延昰重刻本。《藥品化義》李延昰重刻本有10 余種傳本，其中成都中醫藥大學圖書館所藏清康熙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990 冊有全文影印。
本書對尤乘《藥品辨義》的校注，以清康熙三十年林屋刻本的影印本為底本；以賈所學《藥品化義》清康熙刻本的影印本為校本，並廣泛參考正文所引文獻的古今版本，諸如李時珍《本草綱目》、李中梓《本草通玄》、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以及汪昂《本草備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初刊本，現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等。
《藥義明辨》的撰者蘇廷琬，字韞暉，浙江海寧人，生平不詳。《藥義明辨》是蘇廷琬舉《本草述》大要，並融入自己獨到見解而成。前者收錄300 則藥物條目，比後者492 則藥物條目（不計附藥）更為精簡。《本草述》論述藥物較為繁復，全書超過70 萬字。《藥義明辨》論述藥物，更為簡明扼要，全書3 萬字左右，便於臨證參考。
《中醫人物辭典》“蘇廷琬”條，認為《藥義明辨》未見傳世。事實並非如此。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記載，《藥義明辨》有3 個傳本：版本一是清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刻本，藏於遼寧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本二是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敦善堂刻本，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版本三是抄本，藏於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筆者通過實地訪書，發現遼寧中醫藥大學圖書館所藏版本一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版本二，屬於《藥義明辨》的同一刻本系統，即敦善堂刻本。二者均為18 卷、10 行20 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正文字體、形制、內容完全相同。相較而言，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藥義明辨》刻本更為完善，卷首題署“乾隆癸丑冬鐫，海寧蘇運揮a纂《藥義明辨》，敦善堂藏板”，其後有蘇廷琬《藥義明辨序》，序末落款：“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孟秋七夕，海寧靈泉鄉蘇廷琬韞暉，書於京寓之閑云居。”
遼寧中醫藥大學圖書館所藏《藥義明辨》刻本，開篇即為《藥義明辨序》，導致《中國中醫古籍總目》根據《藥義明辨序》的題署時間“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將該刻本的刊刻時間題為“清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刻本”。實際上，該刻本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藥義明辨》刻本，均屬於清乾隆五十八年敦善堂刻本，這即是《藥義明辨》的初刊本（以下簡稱“敦善堂刻本”）。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所藏《藥義明辨》抄本，只分上卷、下卷，8 行24 字，筆者所見的影印本開篇即為“濕草部”目錄，缺失前二卷目錄、《藥義明辨序》及卷首題署。該抄本上卷的卷首有“遺安堂藏”印章的墨描（以下簡稱該本為“遺安堂抄本”）。除行款、形制存在差異外，遺安堂抄本中的異體字以及部分正文，與敦善堂刻本也有所不同，顯然二者屬於不同的版本系統。遺安堂抄本雖然不乏錯訛，但敦善堂刻本字跡不清及部分訛誤之處，亦可借此抄本補正。
例如《藥義明辨》敦善堂刻本卷二“高良姜”條“暖脾胃而遂寒邪”之“遂”，文義不通，遺安堂抄本作“逐”，甚當。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卷九“高良姜”條指出高良姜“暖脾胃而逐寒邪”亦作“逐”，故“遂”當據遺安堂抄本改作“逐”。又如，《藥義明辨》敦善堂刻本卷a蘇運揮：此為人名之誤，據《藥義明辨序》落款，當為“蘇韞暉”。三“葶藶子”條，指出葶藶子“有甜、苦二種，大抵者下泄之性緩，苦者下泄之性急”，其中“ 者”顯誤，據文義當為“甜者”，而遺安堂抄本此處正作“甜者”，故而該抄本具有一定的校勘價值。
《 藥義明辨》的部分內容摘錄或化裁自劉若金《本草述》，故而後者可供參校。 例如《藥義明辨》敦善堂刻本卷一“蒼術”條記載蒼術“補中益氣，力優在白；除濕快氣，能專於蒼”，而遺安堂抄本在“力優在白”的“在”字旁，有墨筆校為“於”字。那麼，究竟是“ 力優在白”（白術補中益氣之力較蒼術為優），還是“力優於白”（蒼術補中益氣之力優於白術）呢？一字之差，意思完全相反。檢清嘉慶十五年（1810）還讀山房校刻劉若金《本草述》卷七“蒼術”條，此處作“力優在白”，由此可以確定敦善堂刻本、遺安堂抄本原皆不誤。《藥品辨義》記載白術“力健脾”，屬脾藥類；蒼術“力燥濕散邪”，屬燥藥類。這正是“補中益氣，力優在白；除濕快氣，能專於蒼”的佐證。李杲《脾胃論》補中益氣湯用白術而非蒼術，也是因為前者補中益氣之力勝於後者。
綜上所述，蘇廷琬《藥義明辨》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敦善堂刻本，二是遺安堂抄本。綜合來看，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藥義明辨》敦善堂刻本為完善，本書對《藥義明辨》的校注以其為底本；以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所藏遺安堂抄本的影印本、清嘉慶十五年還讀山房校刻劉若金《本草述》為校本，並廣泛參考正文所引文獻的古今版本，諸如張元素《醫學啟源》、王好古《湯液本草》、李時珍《本草綱目》、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張志聰《侶山堂類辯》等。
三、 清代辨義本草二種的整理方法
《藥品辨義》和《藥義明辨》的底本均為繁體豎排，在整理時，均改為簡體橫排，予以現代標點。凡底本中的訛、脫、衍、倒，據校本或文義校改，出校語說明。凡底本與校本互為異文，以校本為勝者，出校語說明。凡通假字、異體字而仍為通用字形者，不予改動，出注說明。凡異體字已非通用字形者，徑改為對應的正體字形，不再出注。凡藥名不規範者，諸如“山查”應作“山楂”，“梹郎”應作“檳榔”，“黃茋”應作“黃芪”，“黃耆”應作“黃芪”，“紫苑”應作“紫菀”等，徑改，必要時出注說明。凡今已禁用的藥物，諸如虎骨、犀角等，遵循古籍原貌，不再出注說明。對書中的引文，與來源文獻完全相同者，出注以“語出”標識；有所化裁者，出注以“語本”標識。
本書對《藥品辨義》《 藥義明辨》的整理，注重考證文獻出處，對400 余處引文進行引文溯源，對尤乘《藥品辨義》增補的內容也全部進行了文獻溯源，從而與一般性的本草校注著作相比，在文獻考證溯源上具有較為顯著的特點。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尤乘《藥品辨義》增輯考辨賈所學《藥品化義》，改變了每一味藥物段首描述文字的編排形式，只將辨藥八法中的體、色、氣、味、形（以“屬”字代表）、性、能、力這八字設為正文，而對此八方面的描述，全部設為小字夾注。例如《藥品辨義》卷中“桔梗”條的首段被編排為：
“屬（陰），體（幹），色（白而淡黃），氣（和），味（微苦，云帶辛，非），性（凉，云溫，非），能（升），力（主開提，升氣以利膈），性氣味（俱薄），入（肺、脾）二經，故屬（陰）也。”
這種編排雖然突出了辨藥八法，但導致原本的正文與夾注混雜不分，一但舍去夾注，則不能連貫成文。本書依據《藥品化義》的記載，將《藥品辨義》不屬於夾注的正文，一律予以復原。例如上述“桔梗”條，本書將其復原為：“屬陰，體幹，色白而淡黃，氣和，味微苦，（云帶辛，非。）性凉，（云溫，非。）能升，力主開提，升氣以利膈，性氣味俱薄。入肺、脾二經，故屬陰也。”
復原之後，文句的連貫性得以恢復，整體上與《藥品化義》的編排形式保持了一致。
周云逸
2022 年9 月

藥品辨義/ 1
藥義明辨/ 171
校後記/ 293
中藥名索引/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