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悲劇觀：道德、利益與秩序（簡體書）

現實主義與道德水火不容嗎？凡是能促進國家利益的行為都是合乎情理的嗎？本書從古希臘悲劇的視角，重新詮釋了國際關係古典現實主義的三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的流變。這些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包括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以及當代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本書認為，三位思想家所處的時代都在經歷重大的轉型，他們都從古希臘的悲劇中汲取了靈感，探討國家間的道德、利益和秩序問題。本書認為，現實主義與道德能夠相容，國家利益只有符合正義才能得以維護。反觀美國，不顧道德與正義的單邊行動，會給美國自身利益與世界秩序都造成損害。

理乍得·內德·勒博 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國際政治理論榮譽退休教授、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榮譽研究員、達特茅斯學院政府系詹姆斯·O.弗裡德曼首席教授（榮譽退休），當選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國際關係的文化理論》《告別霸權！》《國家為何而戰？》等，最新著作包括《探索國際關係的知識：我們如何求知？》（The Quest for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 Do We Know? 2021）、《正義和國際秩序：東方與西方》（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East and West，2022，與張鋒合著）。

本書榮獲國際政治心理學會最佳圖書獎

以悲劇的視角，重新解讀現實主義大師
修昔底德、克勞塞維茨和摩根索；
以跨學科的方法，發掘現實主義傳統
對道德和正義的認同。

中文版前言
中國的讀者或許想知道，為什麼要讀這樣一本關於國際關係的書，書中的觀點根植於一種關於生命和政治的悲劇觀。要知道，悲劇既是一種西方文化的比喻，也是一種古老的比喻。在“後啟蒙時代”的西方，悲劇幾乎被人們忽視或嫌棄。那麼，悲劇怎麼會與東方存在關聯呢？
第一個原因是，希臘人對精神的理解更加豐富，把握住了人類的某種共性。這種共性適用於所有人，而不僅限於古代的雅典人或西方人。我繼承了古希臘人的理念，將欲望、精神和理性視為人類的基本動力。每一種基本動力都有不同的目標，產生出關於合作、衝突和冒險的不同邏輯。每一種基本動力與不同的正義原則（或者正義原則的不同組合）產生關聯，並催生出不同類別的等級制度。
欲望是我們最常體驗到的動力。人有很多欲望，其中包括對食物、飲水、住所與性的欲望。不過，當代的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對欲望的關注集中於財富。他們認為，財富是人最重要的欲望，正是它促進了人的其他所有欲望。經濟學家十分熱衷的“經濟人”假設，就是設想人會專注於財富的最大化。
精神體現於人類對於自尊的普遍渴望。這種自尊感會使人自我感覺良好，覺得生活更快樂，更確信自己有能力應對生活中的挑戰。通常，人要獲得自尊就要在能力與之相匹配的人或社會重視的活動中表現出色，並受到那些觀點和評價被人們所看重的人的尊重。受到這種人的尊重，會使我們的自我感覺良好。自尊不僅需要某種獨立的自我意識，還要認識到社會的核心重要性，因為假如沒有共同的價值觀與公認的展示卓越的常規步驟，就不可能實現獲得自尊的目標。自尊與地位密切相關。與行為體通過炫耀性消費彰顯地位的欲望相比，基於精神的地位必須由他者依據行為體的成就來賦予。在這方面，古希臘人對榮譽和地位作了區分。前者是通過基於規則的競爭獲得的，後者是通過任何可用的手段獲得的。當規則被違反並最終被廢除時，區域社會和國際社會就會變得更具暴力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子裡，就出現過那樣的情形。
人的某些欲望是可以憑借直覺來滿足的。人必須經過教導，才會通過社會規範的適當方式來表達和滿足作為人的基本動力的精神。社會傾向於鼓勵培養並引導它。精神會促使人自控，並為了社會整體受益而犧牲個人。在尚武的社會中，精神表現為勇敢和無私。所有社會都必須克制由精神引發的競爭。或者，當精神遭受挑戰或挫折時，將由此產生的憤怒向外轉移。如前所述，國家不是人。國家缺乏精神，沒有固有的動力或特性。國家是由人創造出來的。在現代，人們通常將自己對自尊的需求，投射到共同的事業上。他們通過所屬的群體、運動隊，尤其是其所屬的國家和宗教的成就來增強自尊。可以說，現代世界的民族主義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精神獲得間接的滿足。當人們所屬的國家在權力、地位和各種競爭中起落時，人們的自我感覺會隨之變得或好或壞。凡是慫恿人們產生這種聯想的國家，都有可能受制於其引發的激情。
如今，理性被視為是一種工具——依照大衛·休謨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隸”。對於弗洛伊德來說，理性即協調“本我”與世界的“自我”。對古希臘人而言，理性本身也是一種動力。理性可以克制和培養欲望與精神，借此認識幸福的本質。實際上，這指的是終身學習，促使人們形成更複雜且更為克制的欲望，並認識到人對精神的追求也必須保持在社會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啟蒙運動從哲學詞匯中清除了“精神”(thumos）一詞，因為它與貴族的聯繫過於緊密。貴族正是用“精神”為其享有特殊的政治、經濟、法律和社會特權做辯護。如前所述，“精神”還將理性簡化為“工具理性”。不管怎樣，人類雖未改變，許多衝突與大多數戰爭都是由“精神”引起的。這是我在《國家為何而戰？過去與未來的戰爭動機》一書中提出的觀點。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悲劇詩人不僅與古希臘人對話，也在與我們對話。在這本書中，我主要從修昔底德那裡獲得與當前政治相關的見解，這些見解同樣適用於西方和中國。
我之所以說希臘人（尤其是修昔底德）與中國讀者相關，還有第二個原因。修昔底德將伯羅奔尼撒戰爭描述為一場悲劇。雅典在追求建立帝國和財富的過程中違背了希臘的核心規範，並犯下了狂妄自大的錯誤，雅典的這種追求是事與願違的，因為雅典人在當時的影響力僅取決於進行賄賂與脅迫的能力。雅典必須不斷擴張以維持其權威，但過度擴張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修昔底德認為，這是大國的典型模式，歷史證明他是對的。當雅典將整個社群的利益作為其追求的目標，並運用受其他城邦歡迎的手段，雅典就繁榮了。在希波戰爭之後，希臘的其他城邦賦予雅典盟主（hēgemonia）的地位，這是因為雅典將希臘人從波斯人手中解放出來，向所有人開放雅典的市場和法庭，掃除海盜，並保護了希臘重要的文化成就。盟主是一種尊稱，但這種尊稱也帶來了對雅典作為領導的期望。事實上，較弱和較窮的城邦之所以尊重雅典並受到雅典的影響，前提是這麼做會給它們帶來更多的安全和物質的回報。
修昔底德教導我們，“扈從主義”的等級制度是地區與國際秩序的一種根源。作為對榮譽與領導地位的回報，主導的國家維持令所有國家受益的秩序，從而直接或間接地提供安全與物質利益。主導的國家通過尊重和說服來施加影響——這比借助賄賂和脅迫來施加影響要有效得多。盡管能力很重要，卻無法直接轉化為權力，而權力只是影響力的一個來源。假如國家像雅典那樣輕率地使用權力，權力反而會削弱影響力。
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將權力與影響力的概念加以區分。帝王時代的中國與其發達的鄰國建立了一種“扈從關係”或朝貢體系。無論是處理與那些遵奉儒家的鄰國（例如朝鮮、越南、日本和琉球）的關係，還是通過間斷的貿易和探索接觸那些更為遙遠的國度，中國均旨在尋求榮譽，表現為要求這些國家承認中國在文化上的卓越與核心地位。作為回報，中國為這些國家提供了切實的安全、經濟回報。鑒於中國與儒家理念更為接近，較小的國家經常把中國視為“文化的全盛期”，或者“顯而易見的文明國土”。朝貢體系在機制方面表現為“冊封”(investiture)，即該體系中的各國向中國派遣使節並明確承認其從屬地位的一種外交儀式。各國隨後派駐的大使需要重新確認與中國的關係，交換信息，並安排貿易、文化交流。當朝貢國在與中曰皇帝打交道時，都必須採用中國的歷法。這些禮敬的形式都是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認可，而非承認中國的政治霸權。
中國無意將自己的願景強加給世界，卻對與鄰國建立穩定且富有成效的關係很感興趣。這樣的一種體系——與古希臘對“盟主”的理解驚人地相似——發揮了雙方的優勢：在強者獲得榮譽時，弱者獲得保護和貿易上的好處。同樣重要的是，依照中國的自我形象和榮譽地位，這樣的安排激勵了中國。在這方面，古希臘與中國的制度很相似，因為榮譽會帶來一套自我約束的規則。
最近，關於中國古典思想和中國明朝的研究發現，中國與古希臘存在相似之處。例如，儒家和古希臘思想家都認為，人性唯有在語境中才具有特徵，而文化秩序先於政治秩序。儒家還認為，社會之外的人，或者那些自視為自主行為體的人，更具動物性而非人性。這樣的人對於其自身和周圍的人而言，都是一種威脅。孟子認為，人與動物只有細微的差別，人的行為是出於仁義，動物則不然。孔子認為，建立在尊重父母基礎上的孝道，是區別人類和動物的一個關鍵。這兩位思想家都強調家庭與社會關係，以及支撐這些關係的心理學和倫理學，它們是鑒別人類的標志。與亞裡士多德相似的是，儒家認識到“工具理性”的重要性，不過，儒家認為，成功的行為和政策還“包括承諾、同情、關愛、相互支持和人類的義務”。
張鋒（Feng Zhang）告訴我們，明朝的歷代皇帝採用了一種霸權的“工具主義”戰略，以達到預期的目的。依照他的說法，明朝皇帝很少踐行所謂“富有表現力的霸權”。明朝皇帝採用的戰略以儒家“禮”的原則為基礎，尋求建立各方都能從中受益的倫理關係。在關係和睦的條件下，這種戰略更有可能被採用。當它占優勢時，中國會獲得鄰國的尊重，並為其提供切實的利益（即貿易和安全利益）作為回報。這樣的“扈從”關係與希臘的“盟主”理念相當類似。鈴木勝吾（Shogo Suzuki）認為，日本的政治思想和實踐中也存在類似的東西。
康燦雄（David Kang）認為，這種“扈從”主義的安排可以解釋，歐洲和東亞的地區體系內戰爭頻率的顯著差異。從1368年至1841年從朝貢體系的制度化到中英鴉片戰爭僅有兩場戰爭波及中國、朝鮮和日本。假如把這些事件放在一邊，這三個國家保持了和平關係（也可以說是友好關係）。隨著它們變得更加強大，這樣的關係會變得更加穩定。和平的關鍵是中國在文化、經濟和軍事領域處於毋庸置疑的主導地位。同時，中國不會以犧牲“文明”鄰國為代價進行領土擴張。其他國家接受了中國的卓越地位，並尋求在文化和經濟上從中受益。韓國、越南和日本的精英們模仿了中國的制度、語言和文化實踐。接下來，這促進了與中國更密切且更富有成效的關係。如果中國和美國都尋求這種的區域性的“盟主”地位，那麼兩國就可以成為合作伙伴並有效地發揮作用。這對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都是有利的。

中文版序言
前言 
致謝 
第一章 煉獄中的尼克松 
第二章 悲劇與政治 
第三章 修昔底德和戰爭 
第四章 修昔底德與文明 
第五章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 
第六章 漢斯·J.摩根索 
第七章 古典現實主義的智能 
第八章 “闖紅燈”與統治世界 
第九章 悲劇和學術研究
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