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羅馬：帝國的最後千年（簡體書）

在世界歷史上，東羅馬帝國令人印象深刻，它的統治長達1100年之久，即使在西羅馬滅亡後，東羅馬仍然繼承了昔日羅馬帝國的文明和榮光，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此後亦對歐洲各國的文化影響深遠。

從君士坦丁一世於公元330年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到公元1453年被奧斯曼人征服，東羅馬帝國，即後人所稱的拜占庭帝國，儼然成為那一時期文學、藝術以及律法以及學術的“世界中心”。在本書中，狄奧尼修斯打破了東羅馬作為一個一成不變的神權國家的陳舊觀念，用新的研究來探索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歷史。他結合近年的考古研究與歷史文獻，按照清晰的時間脈絡，將不同歷史階段的關鍵人物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顯著特徵進行了通俗解讀。本書為我們增添了一段美妙的集體追憶，而它所留存至今的豐富遺產，無論是競技場上曾經的鎏金青銅馬，還是裝飾於教堂墻壁和天花板上的馬賽克插畫，抑或是“拜占庭”這個詞本身，猶如一個不朽的故事一般，至今仍在流傳。

全書共分9章，按時間順序排列。前8章具體描述了從羅馬分裂、東羅馬帝國建立時期，帝國的對內改革和對外擴張策略，到稱霸地中海、王朝統治進入“黃金時代”，再到西方勢力的衝擊，帝國陷入分裂、被攻陷與復建的跌宕命運，直至最終走向沒落，書中介紹了每一時期的主要事件與主要人物，以及拜占庭帝國的政治更迭與領土變遷，並且探討了各個時期帝國的經濟基礎以及重要建築、文化成就；第9章則介紹了公元1453 年君士坦丁堡淪陷之後的歷史，以及拜占庭在今天世界研究中的價值。

東羅馬帝國的千年歷史既充滿波折變化，又具有較強的延續性，無論是對過去、今天還是未來，均具有一定的探究意義。

狄奧尼修斯·史塔克普洛斯（Dionysios Stathakopoulos）：維也納大學歷史學博士，歷史學家，曾執教於維也納大學和中歐大學，現任職於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希臘史研究中心，專事東羅馬歷史研究工作。

著有多部作品：《羅馬晚期和拜占庭帝國早期的饑荒與瘟疫》（Famine and Pestilence in the Late Roman and Byzantine Empire，2004）；《400～1453年拜占庭的物質文化與福祉》[Material Culture and Well-being in Byzantium（400～1453）]；《流動與多樣:13世紀愛琴海地區的個體與身份認同》（Liquid & Multiple: Individuals & Identities in the Thirteenth-Century Aegean，2012）。

★ 長期忽視，不可或缺

羅馬、東羅馬、拜占庭……本書將還原一個被我們長期忽視的老大帝國：東羅馬。它是構成歐洲歷史的一個不可或缺並且極為迷人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歷史的重要一環，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並加以嚴肅研讀。

★ 千年興衰，一書讀完

漫漫千年，地跨歐亞非的東羅馬帝國飽經滄桑，歷盡興衰。讀懂了東羅馬，你就讀懂了整個羅馬乃至歐洲。

★ 史料充實，視角多面

作者於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常年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在介紹東羅馬帝國歷史方面卓有建樹，擁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他打破傳統的研究模式，輔以新近考古發現與學術成果盡心寫就本書，為讀者彌補完整羅馬歷史及多層面了解東羅馬帝國千年發展史提供了一部理想著作。

★ 解讀通俗，深入淺出

從羅馬帝國分裂到君士坦丁堡建立，從查士丁尼時代領土擴張到奧斯曼帝國強勢入侵……本書以歷史為脈絡，就其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建築、藝術等方面進行了專題講述，讓我們再度體驗到東羅馬的歷史榮光以及它對當世與後世的巨大影響。

★ 以史為探，明往知來

東羅馬的歷史既是一部帝國變遷史，也是一部帝國興衰啟示錄。這段歷史既充滿波折變化，又具有較強的延續性，無論是對過去、今天還是未來，均具有一定的探究意義和啟迪價值。

羅馬、東羅馬與拜占庭

“拜占庭”，英文寫作Byzantium，大多數人對這個詞並不熟悉。在英語中，“拜占庭”（byzantine）通常被用來形容異常複雜的事物；而在法語中，“這是拜占庭”（c’est Byzance）通常是指某種華麗而奢侈的事物。

如果語言可能會誤導人，那麼磚頭和石頭之類的實物呢？這個古老帝國留在地面的遺跡大致可分為兩類：教堂和城墻。其中，教堂數量比城墻多得多，也更受人重視。它們的存在似乎證實了東羅馬帝國（在本書中如無特殊說明，亦為拜占庭帝國）是一個以教會和信仰占據著中心位置的國家。這些教堂通常被用馬賽克鑲嵌畫、壁畫、聖像和彩色大理石裝飾得富麗堂皇，深深地吸引了世界各地前來參觀的遊客，並讓他們的思緒穿越時空，聚焦於那個卓越的古老帝國。

相比之下，城墻往往被人忽視。它們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好像沒有什麼觀賞價值。但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它們其實獨具研究價值。城墻是一個國家歷史悠久的標志，在這個國家裡，與周圍的各種敵對力量不斷進行戰爭就是一個顯著特徵。修建城墻的目的是保護重要的城市，而這些城市一旦發展壯大，就需要拆毀城墻騰出更多空間。與此同時，城墻也需要人們不斷維護修繕，用銘文進行美化裝飾，以此來紀念城墻的建造者。所以，城墻會讓我們憶起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輝煌歷史，並知道人們不僅僅只會對著它祈禱。

本書的初衷就是還原關於這個帝國的一些基本史實。我們牢牢結合歐洲和中東地區在中世紀的歷史背景，對東羅馬帝國進行直接而客觀的描述，希望以此能夠突破長久以來人們對它的一些刻板印象。由於東羅馬帝國在 其存在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統治區域都橫跨東西方，所以在兼收東西方地域特質的同時，又保持著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因此人們很容易——甚至很 “方便”地——會忽視它的存在。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東羅馬是構成歐洲歷史的一個不可或缺並且極為迷人的組成部分，它值得我們去認真對待並加以嚴肅研究。

我甚至在本書開篇的這則簡短導言中，就遇到了一個寫作難題。我們知道，歷史名詞極為重要，雖然我們有時因循守舊而對它們的存在習以為常。比如在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拜占庭”這個名字。它原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希臘語中為“Byzantion”），是位於雅典附近的古希臘城邦邁加拉（Megara）的一個移民城市。拜占庭於公元前7世紀就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爾）這個位置建立起來。而“拜占庭 ”，即 “Byzantine”這個專業術語是在16世紀才被正式提出的（參看第9章），在本書中，即來指代所討論的這個古老帝國。但當時東羅馬帝國的人民從未聽說過拜占庭這個名字，更別提他們會對其認同了。這就像將法國叫作魯特西亞政權（Lutetian），或將大英帝國叫作倫仃的國家（Londinian）一樣。雖然今天我們稱這些人為拜占庭人，但當時他們卻稱自己為羅馬人。

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國家與奧古斯都帝國一脈相承，而這在很多方面也確實如此。這種自我認同顯而易見，如在公元4世紀至15世紀之間，它的歷任國家最高統治者一直稱自己為羅馬皇帝。當時，它的東部鄰國和敵對勢力也認可這種稱號：塞爾柱人（Seljuqs）和奧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都稱呼這個國家及其領土為“羅姆”。至少在20世紀晚期以前，希臘語中一直保留著他們稱呼自己的一種說法：romios（羅馬人，但字面意思是希臘人）。但是，當時無論是在歐洲西部還是在巴爾幹地區，還有相當多的其他國家，他們把拜占庭人稱為“希臘人”。就西部國家而言，這樣稱呼是很好理解的。因為在800年，一旦某個羅馬人在羅馬加冕稱帝（參看第4章），其他帝國就不能再把“羅馬”加在自己的名稱前面，因此就出現了自稱為希臘或君士坦丁堡政權的情況。然而，將東羅馬帝國或拜占庭帝國稱為“君士坦丁堡的（政權）”是一種簡單粗暴的做法，因為這就相當於將這個國家的統治權威和勢力影響範圍局限在它的首都地區，從而喪失了用“羅馬的”做定語所蘊含的廣泛含義。而採用“希臘的”這種說法更不妥當。雖然希臘語的確是當時帝國東部地區的主流語言，但這種說法本身已經帶上貶義：它帶有異教徒的意味。因此，一個基督教政權是絕不可能把自己和一個幾乎帶著這種意味的字眼扯上關係的。

雖然“拜占庭”這種叫法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被人們廣為接受，但是如果直接用其真正含義“羅馬”來指代一個時代，例如公元300年之後的那段時期，卻容易產生某種誤導作用。國名前的形容詞使得政權的性質區分得更加清晰，例如東羅馬帝國就是強調它位於東地中海世界和黎凡特地區，這樣就排除了拜占庭在義大利的長期存在。最近一段時期以來，也有人（仿照“羅馬天主教”的說法）將其說成“羅馬正統教（的政權）”，其中強調的是它的宗教信仰。但這種說法由於混淆了時代順序而更顯荒謬。“正統教”是每個基督教派都會聲稱自己具有的基本屬性。只是到了現代社會，人們才會用“正統教”指代東歐和中東部分地區的大多數基督教（即東正教），但將它用於中世紀則會產生誤導作用。因此，在後文中，我們將採用傳統的說法“拜占庭的”或“拜占庭”來避免歧義，但讀者應當了解這是一種並不準確的表達。

雖然解決了東羅馬帝國名稱的表述問題，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年代順序。如果我們從帝國的結局開始，講述就會變得簡單一些：1453年5月，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古老的帝國從此 終結。但它的起源卻始終非常模糊，並且至今尚無定論，人們對此也爭議激烈。那些（像我一樣）喜歡著眼於長遠的人，以君士坦丁一世（324～337）的統治作為東羅馬帝國的起點。也正是基於這種理由，我們才支持拜占庭人對羅馬帝國的自我認同感。自從君士坦丁修建君士坦丁堡之後，這座城市迅速發展成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並且直到在1453年被攻占以前，它一直處於這個地位。因此我找不出絲毫理由可以把東羅馬歷史的開端挪到這個時間節點之後。但這絕不意味著這個在4世紀就建立起來的古老帝國，在其千年歷史中就一成不變——事實遠非如此。然而，在我看來，東羅馬帝國在歷史長河中經歷的這些波折變化的激烈程度，都不足以改變它的政權性質：例如，直到帝國的終結時期，它的法律體系總體上還是基於先前羅馬帝國的法制框架。這個國家的首都、紀念碑、官職設置、機構設置和儀式，總是自覺地保留著那些與過去相連的核心元素。如果君士坦丁一世可以乘坐時間機器去拜訪東羅馬的末代皇帝（和他同名的君士坦丁十一世），他肯定會對這個帝國及其首都頹廢殘敗的景象大吃一驚；不過在驚訝之余，他仍然能夠從中發現很多熟悉的元素，特別是一些當初由他一手所創建的標志性建築物。

所以，一個國家的存在不僅可以用時間來衡量，也可以用空間來判斷。當然，東羅馬帝國的疆域範圍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經歷了相當大的波折變化。我們可以將這種領土變化的大致情況比作一種波浪運動。羅馬帝國曾經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領土從不列顛到今天的阿爾及利亞、從葡萄牙到美索不達米亞，幾乎覆蓋了400萬平方千米。395年，它被分成了東西兩個行政區域，其中東部占地約140萬平方千米，包括從貝爾格萊德到今天的利比亞一線以東的地區。由於政治方面的發展變化，兩個區域之間的結構劃分以後就一直固定了下來。但在6世紀，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發動了重新征服之戰，再度統一了義大利，也就是從西班牙南部到今天的突尼斯、阿爾及利亞以及利比亞等領土之間的一片地帶，使地中海又一次成為東羅馬的內陸湖，而東羅馬帝國的東西兩片區域也在短期之內得以統一。在這段時期，東羅馬的人口和經濟都得到了增長。565年，查士丁尼去世，隨後東羅馬帝國就失去了義大利的大片領地以及在西班牙的據點；從7世紀20年代開始，又相繼失去了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這些地方先是被波斯人占領，後來在7世紀30年代，又被阿拉伯人占領。與此同時，南邊的巴爾幹人，尤其是希臘人，都基本脫離了君士坦丁堡的有效統治範圍。到了7 世紀末，北非也已被攻占了，東羅馬帝國此時就只在義大利還剩下一些土地［撒丁島、卡拉布裡亞（Calabria）和西西裡、那不勒斯和羅馬及其腹地，以及從裡米尼（Rimini）一直到達爾馬提亞（Dalmatian）海岸的一片狹窄的弓狀土地］，其他領土則明顯集中在愛琴海兩岸區域——整個帝國實際上喪失了幾乎半壁江山。在接下來三個世紀的時間裡，東羅馬帝國首先遏制住阿拉伯人的進攻，並多少修復了一處邊境地帶，接著恢復了在巴爾幹半島的統治，最後在安納托利亞（Anatolia）和敘利亞地區將領土向東部和南部推進。但它占領的領土面積不大，也不穩定。11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兩個強大的敵人，他們分別是義大利的諾曼人和東方的塞爾柱人，他們在邊境地帶不斷蠶食拜占庭帝國的領土，使得它的核心疆域再次收縮到了巴爾幹半島南部和安納托利亞的部分地區。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6～1099）改變了黎凡特地區的形勢，東羅馬帝國趁機在安納托利亞和敘利亞擴張領土，但這種擴張勢頭在1204年明顯受挫，因為當時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軍隊不但占領了君士坦丁堡，還把東羅馬帝國分解成了幾十個小邦。雖然發生於1261年的重新征服之戰進展迅速，但東羅馬帝國在其生命的最後兩個世紀中領土面積不斷萎縮：最先失去的是安納托利亞，其中大部分土地是在14世紀上半葉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奪走了；緊接著巴爾幹各省步其後塵；到帝國生命的最後50年，東羅馬只剩下幾個點綴在大海之上靠海路相連的城邦了。

第1章 帝國建立（公元330～491年）
權位之爭
帝國的分裂
早期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
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擴張
巨大變化
唯一的帝都
第2章 地中海之主（公元491～602年）
聯盟
查士丁尼一世
查士丁尼之後
權力的回收
皇帝與帝國精英階層
災害與“末世論”
皇權的遺留品
第3章 危機四伏（公元602～717年）
外部危機
艱難的局勢
匱乏的資源
四面楚歌
理想與現實的折中
第4章 復興之路（公元717～867年）
新皇利奧三世
相對穩定的時期
元氣恢復與軍隊重構
皇帝兼教士
文化的繁榮
傳教
第5章 馬其頓王朝（公元867～1056年）
動蕩且持久的王朝
領土擴張
土地與商業
皇帝、牧首和教皇
“拜占庭聯邦”
第6章 短暫的繁盛（公元1056～1204年）
軍事貴族
“十字軍東征”
經濟的重構
各自為政
遏制措施與人文主義
第7章 分裂、陷落與復建（公元1204～1341年）
破碎的帝國
帕裡奧洛格斯王朝
社會與經濟的多樣性
文化的復興
第8章 末日來臨（公元1341～1453年）
內戰又至
奧斯曼土耳其的侵襲
殘喘與陷落
貴族企業家
文化交流與發展
第9章 余波未了
帝國的最後時刻
新的統治
拜占庭遺民在歐洲
研究“拜占庭”
今日“拜占庭”
附錄 東羅馬周邊的民族
致謝
延伸閱讀

3世紀危機

君士坦丁一世（306～337年在位，早年在東部帝國為奧古斯都戴克裡先服務，後於324年重新統一羅馬帝國）的統治，是我們選來探索東羅馬帝國及其長期發展的起點，但必須將其置於在它之前的歷史背景之下進行考察。這又可分為兩個主要階段：3世紀（235～284）出現的所謂的“3世紀危機”，以及該危機的成功解決（284～337），這為羅馬帝國帶來了一些重大而深刻的變革。

“3世紀危機”習慣上是用來描繪從235年［ 羅馬騎兵軍官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篡位］到284年戴克裡先（Diocletian，另一名軍官）登上皇位期間出現的一段混亂時期。在這段短暫的時期中，大約有51人宣布自己為羅馬皇帝，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是在戰鬥中陣亡，就是在時局扭轉、形勢發展對敵人有利時被自己的部下殺死，而後者則更為常見。這個時期的顯著特徵是頻繁地爆發戰爭，而且往往是多條戰線同時開戰：羅馬帝國要在東線對付波斯人、在南線對付來自北非的遊牧入侵者，而在西線和北線則要在萊茵河與多瑙河流域對付日耳曼部落。同眾多的敵人作戰幾乎把帝國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因為戰爭花費巨大，統治者們往往會加重賦稅（可以預料，這會是一項不受歡迎並遭到強烈抵制的措施）。另一個結果是貨幣不斷貶值，導致囤貨現象和通貨膨脹。此外，由於這些短命的皇帝大多數來自軍隊，所以他們面臨著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既要有效地抵御帝國邊緣的敵人威脅，又要保持羅馬和元老院繼續成為帝國強大的權力中心。羅馬城顯然還是非常重要的，它在246年舉行了千禧年紀念活動，並且歷任皇帝通常都試圖控制這座城市，希望在此受到人們的贊揚和認可。然而，持續不斷的戰爭使他們有必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在其他離戰區更近的城市上，例如，位於多瑙河前線的西米烏姆（Sirmium，一座邊境城市）、位於萊茵河前線的特裡爾（Trier，位於河谷地區），或者位於抗擊波斯人前線的安提阿……

顯然，這些皇帝中的大多數都希望能解決羅馬帝國面臨的問題，並將其恢復成一個強權君主統治之下的和平國家。於是他們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解決前期弊端的應對措施。其中包括分享權力（主要是與他們自己的兒子們）、研究更為靈活的軍隊指揮方案以及訓練更多的職業軍隊，並且越來越重視皇帝的個人素質，通常還會將皇帝和某些神祇扯上關係，以此證明皇權的神聖性與合法性。這個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自3世紀50年代早期暴發了一場大瘟疫——可能是天花。這種傳染病造成許多人死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皇帝。此時由於整體軍事局勢令人擔憂，加上國內瘟疫肆虐，這就讓一些統治者［如德基烏斯（Decius）］傾向於對這種特殊形勢作出超自然的解釋，即認為當前的種種災難是由於人們放棄了傳統祭祀、激怒神靈而造成的可怕後果。這樣一來，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強迫人們信奉統一的宗教，然而這樣做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導致日益增多的基督教徒受到迫害。於是在3世紀50年代近10年的時間裡，基督教徒在羅馬帝國或多或少淪為被普遍迫害的物件：在某些情況下，這還只是意味著損毀書籍、聖物或禮拜場所；在另 一些情況下，則意味著對教會成員或普通信徒施加酷刑或死刑

284年，戴克裡先上臺後，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起初戴克裡先似乎只是在重復以往的執政模式：因為他是一名軍官，是在部下的擁戴之下登上皇位的。但這一次出現了變化，因為過去幾代人所形成的那種惡性循環被他用一套大膽的措施打破了，而這些措施包含了帝國運行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是他自己新創的，但大部分措施都根植於過去。新舊手段的配合使用似乎恰逢其時，於是規範管理開始大行其道。戴克裡先獨自統治了很短的一段時間，然後他於285年選擇了奧勒留·馬克西米安（Aurelius Maximianus）作為他的愷撒，翌年將他提升為奧古斯都。他們都給自己選了一個保護神：戴克裡先選的是朱庇特，而馬克西米安選的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在293年，執政團隊擴大規模，吸收了兩個級別更低的成員，即君士坦提烏斯·克洛盧斯（Constantius Chlorus）和伽列裡烏斯（Galerius），從而為這個時期的羅馬政權創造了一個新的政體：四帝共治制。他們把羅馬帝國的領土分成四個部分，每人分別控制一片廣闊區域，從而可以更迅速地對敵人的入侵作出反應，並能夠快速處理行政問題。其中戴克裡先控制著從尼科米底亞［Nikomedeia，即土耳其的伊茲米特（Izmit）］開始的東部地區；伽列裡烏斯駐扎在西米烏姆和帖撒羅尼迦，掌管多瑙河一帶邊境地區；馬克西米安則留在米蘭，負責的領土範圍包括義大利和非洲；而君士坦提烏斯坐鎮特裡爾，管理萊茵河邊境、高盧和不列顛群島。

四帝共治制中的兩位新成員分別娶了兩位老皇帝的女兒為妻，並成為他們的養子，以此建立起相互之間的聯繫。於是在羅馬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即不是與自己的血親分享權力，而是與挑選出來具有領導素質的男性分享。戴克裡先自然要繼續推動四帝共治制的發展，當然他推行這套措施主要是希望從內外兩個方面強化對帝國的保護作用，並且其中特別強調傳統的羅馬價值觀。這個制度很快就證明了它的存在價值：在和波斯人的戰役中帝國取得了勝利，同時在不列顛恢復了社會秩序和羅馬人的統治，此外還保護了萊茵河和多瑙河的邊界地區。軍隊是戴克裡先努力改革的重點之一，其中特別加強了帝國的防御工事，他不但修建了城墻和堡壘，還擴大了行省的軍隊規模。到3世紀末，由於安全問題得到了緩和，四帝共治制的重點得以轉移到國內事務上來，於是他們對帝國及其居民的控制加強了。此時羅馬行省的數量增加了一倍，達到了100個左右。但是在這些行省和中央政府之間又建立了新的管理機構，即12個行政區（dioceses），並且其上面還有3或4個大行政區（praetorian prefectures，亦譯為“禁衛長行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改善行政管理以及便於征稅，而後者對提供國家最重要的運營經費至關重要，因為政府要承擔大約40萬人的龐大軍隊的開銷。戴克裡先廢除了義大利和埃及原先享有的財政特權，並在整個帝國境內實行統一的征稅制度，規定大部分賦稅要用現金支付。他還要求定期進行人口普查，先是每5年一次，然後是每15年進行一次，以此確保稅務登記信息的準確無誤。但是由於這種制度操作複雜，再加上地方一級經常缺乏配合的誠意，從而導致人口普查從來都沒有能夠如期進行，並且稅務登記信息也通常不準確。戴克裡先登記和精簡稅收，改革大幅貶值的貨幣（他只是把貨幣的面值提高了一倍），以及頒布法令規定各種商品和服務的最高價格，所有這些措施都旨在遏制通貨膨脹。為了保證收入和生產盡可能穩定，加之當時的農奴因人數稀少而價格昂貴，自由勞動力被越來越緊密地與土地捆綁在一起（隸農制），其社會地位逐漸變得與奴隸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神意說（divine favour）在維持這種生產趨勢的發展勢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也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更容易理解東方那些被認為具有顛覆性的宗教組織所遭受的迫害：先是摩尼教徒的二元宗派，然後是303年的基督教徒，他們都曾被專門挑選出來，理由是他們對國家的福利構成了危害。今天人們所知的大迫害當時並未在整個帝國統一實行（君士坦提烏斯對帝國西部的宗教態度似乎相當溫和），但卻意味著帝國社會齊心協力，要鏟除並摧毀基督教團體、攻擊教會的物質財產以及它的皈依信徒。當時有大批信徒殉教，這些人被基督教徒們譽為基督的踐行者，是他們心目中的新英雄。

這個成功的四帝共治政權在305年迎來了一個重大考驗，此時距確立奧古斯都的統治已有20年，距確立愷撒的地位也已有10年歷史了。正如戴克裡先設想的那樣，奧古斯都主動辭職——這在羅馬的歷史上簡直聞所未聞，愷撒繼承位置，而愷撒的位置也不是由他們的兒子［君士坦提烏斯的兒子君士坦丁；馬克西米安的兒子馬克森提烏斯（Maxentius）］繼承，而是傳給了兩位新人：馬克西米努斯（伽列裡烏斯的侄子）和塞維魯斯（Severus）。如果說實施四帝共治制度後的前20年已經在打擊帝國敵人方面取得了近乎奇跡般的輝煌成就，並且在解決先前遺留的混亂局面時，四位帝王能夠齊心協力，那麼隨後的20年將改寫四帝共治的歷史。事實上，研究305～324年歷史的另一種方法是把它看作將帝國的統治大權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某個人的努力，而這個人正是君士坦丁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