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

★藝術家董陽孜 封面設計暨書名題字

寫作歷時四年 跨越百年時空
感動海內外百萬讀者
讀了巨流河，你終於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知識份子

苦難時代的信史 文學救贖的詩歌
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
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
一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紀
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

「當我記下了今生忘不了的人與事，好似看到滿山金黃素的大樹，在陽光中，葉落歸根。」－齊邦媛

書的記述，從長城外的「巨流河」開始，到台灣南端恆春的「啞口海」結束.........
巨流河，
位於中國東北地區，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被稱為遼寧百姓的「母親河」。
南濱渤海與黃海，西南與內蒙內陸河、河北海灤河流域相鄰，北與松花江流域相連。
這條河古代稱句驪河，現在稱遼河，清代稱巨流河。
影響中國命運的「巨流河之役」，發生在民國十四年，當地淳樸百姓們仍沿用著清代巨流河之名。

作者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民國初年的留德熱血青年，九一八事變前的東北維新派，
畢生憾恨圍繞著巨流河功敗垂成的一戰，
渡不過的巨流像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凍於此，從此開始了東北終至波及整個中國的近代苦難。
作者的一生，正是整個二十世紀顛沛流離的縮影。

本書嘔心瀝血四年完成，
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璣的筆力，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
獻給──所有為國家獻身的人。

齊邦媛／作者
一九二四年生，遼寧鐵嶺人。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一九四七年來台灣。
一九六八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一九六九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一九八八年從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
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

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第二章　血淚流離──八年抗戰
第三章　「中國不亡，有我！」──南開中學
第四章　三江匯流處──大學生涯
第五章　勝利──虛空，一切的虛空
第六章　風雨台灣
第七章　心靈的後裔
第八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0年代
第九章　台大文學院的迴廊
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第十一章　印證今生──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內文試閱】
歌聲中的故鄉－楔子
二十世紀來臨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國東北遼河流域相距二十里的鄉村。他們所繼承的豐饒大草原，本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豪邁牧者的原鄉，但是兩千年的中國史，幾乎全是這大草原的征戰史。自漢唐盛世，成就了多少漢族英雄人物；而蒙古人和滿族人，也曾策馬中原，建立了前後四百多年的元、清兩朝。齊家是自山西太原府來的漢人，定居在遼寧省的鐵嶺縣，我家莊院范家屯距清朝「龍興之地」赫圖阿拉很近，距瀋陽一小時車程。我童年在祖母身邊曾聽長輩說，長城修到鐵嶺就停了；十七世紀，清朝進了北京以後，康熙皇帝下詔不再修長城。自秦到漢、唐、宋、明，邊患未斷，明末，滿族大軍長驅直入，長城延袤數千里，何能阻擋？
到了清末民初，東三省一百二十三萬平方公里的大草原已確屬中國版圖，可是內憂外患，國勢日弱，引來接壤數千里的俄國邊患和日本的侵略。她土地資源的豐饒，使她成為災難之地，但是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騎射千里的倔強靈魂卻也無人能夠征服。
我出生在多難的年代，終身在漂流中度過，沒有可歸的田園，只有歌聲中的故鄉。幼年聽母親幽怨地唱〈蘇武牧羊〉，二十年後，到了萬里外沒有雪地冰天的亞熱帶台灣，在距南回歸線只有百里的台中，她竟然在我兒子搖籃旁唱：「……蘇武牧羊北海邊……」。我說：「媽，你可不可以唱點別的？」她有時就唱〈孟姜女〉。她說自從十九歲嫁到齊家，一個月後丈夫出去讀書，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幾次，回國後參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還鄉。她守著幼小兒女，和蘇武當年盼望小羊長大再生小羊一樣，支撐幾乎無望的等待。直到三十歲她才出了山海關，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終得一家團聚。從此，隨夫越走越遠離家鄉。除了〈蘇武牧羊〉，她從沒有唱過一首真正的搖籃曲。
我生長到二十歲之前，曾從遼河到長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戰八年，我的故鄉仍在歌聲裡。從東、西、南、北各省戰區來的人，奔往戰時首都重慶，顛沛流離在泥濘道上，砲火炸彈之下，都在唱，「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故鄉是什麼樣子呢？「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唱的時候，每個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鄉的永定河、黃河、漢水、淮河、贛江、湘江、桂江、宜江，說不盡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嗚咽地流過，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
我的一家，永遠未能還鄉。

「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研究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選課，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資料少得可憐。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Walt Whitman）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甘迺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也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畫，因為那是更高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