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增訂版）

為什麼以利潤為導向的台商，

和以尋租為動機的中國政府機構，

會認為合作符合共同利益？

台灣是中國崛起的受益人也是受害者，這種雙重性點出當今世界與中國的關係糾結。本書從台灣觀點提出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解釋，並藉由台商之眼剖析中國獨特但影響全球的公民身分體制、機構化尋租與發展模式。作者結合宏觀歷史角度和田野調查，提供創新觀點。在中國的開放改革年代，台商以特殊而靈活的身分進出中國，連同其他外資，協助啟動中國與全球的連結，並將資本主義制度引進中國，迂迴造成「中國崛起」。在此過程，中國也表現出自身體制韌性，並展現角逐科技霸權和地緣政治優勢的企圖心。然而，作者指出，中國試圖撼動美國在區域和全球支配力，其根本之道在於有實力從物質基礎層面挑戰美國的經濟科技霸權。但中國實力仍未臻成熟之際，習政權過度延伸國力，對內鎮壓、對外威脅跋扈，引發幾近全球規模的警戒。而「中國模式」曾經璀璨的爆發式成長，如今竟成為持續發展的絆腳石。這個貫穿全書的觀點，從本書初版定稿迄今五年，歷經國際政經局勢變遷之驗證而益發清晰可辨。

增訂版保存原書論證和資料結構，更新部分數據和資訊，修正筆誤和錯誤，並加上新版註。此外，精選數十張田野過程中拍攝的彩色照片，記錄當年光影和人物。

【得獎記錄】

◎ 2020年第九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 2020年科技部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

◎ 2019年孫運璿學術獎最佳書籍。

【專家推薦】

吳介民對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進展的深刻分析，將成為解釋中國歷史性崛起的一個主要貢獻。他對這個時代一個最重要、卻最出乎預料的故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中國在不到兩代人之間，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進入最繁榮、最強大的國家之林，同時又迴避掉根本的政治改革。任何想瞭解箇中原委的人，都應該閱讀吳介民這部引人入勝的著作。

——裴宜理（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

中國的發展可能是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最重要的經濟轉型，吳介民出色地捕捉到在此過程中台商的貢獻及其付出的代價，以及科技與人才樣貌。對全球轉型、中國發展論爭、以及台灣在此過程中的貢獻與犧牲有興趣的學者，本書是必讀專著。

——林南（中央研究院院士，杜克大學社會系榮休教授）

《尋租中國》以「台灣因素」的新視角開拓一條有原創、典範意義的研究路徑。本書的分析視野不同凡響，結合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豐富的實證描述與批評的理論探索，是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的經典之作。

——李靜君（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系教授）

本書探討中國出口導向工業化，實則是台灣資本主義跨國發展的一章，可說是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西進中國的「拓荒史」。提問精準，資料踏實，分析細膩，論點原創，理論對話深入，本書將是理解台灣與中國經濟和政治互動的必讀著作。

——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介民多年深入廣東進行田野研究，從農民工、台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多層次互動的角度，研究廣東世界工廠崛起與陷入當下危機的底蘊。這本書是他多年心血的結晶，是任何讀者擺脫誇張吹捧、理解「中國奇蹟」真相的鑰匙。

——孔誥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講座教授）

吳介民

增訂版序

台灣是中國崛起的受益人也是受害者。這種雙重性點出當今世界與中國的關係糾結。

2018年底本書第一版定稿時，美中貿易戰開打不到一年，而科技戰的烽火才剛燃起。該年12月，中國引以為傲的華為技術的副董事長孟晚舟（總裁任正非的女兒）在加拿大被捕，她遭指控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向伊朗與北韓輸出敏感科技。五年來，包含華為企業集團在內，已經有數百家中國科技公司，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和侵犯人權的理由，列入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實體名單。從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美中對抗（戰略競爭）格局成形，而交往政策年代的樂觀氣氛已然遠去，當年提供中國快速發展的地緣政治條件，如今面目全非。加拿大政府在2021年9月釋放孟晚舟，這並非科技戰的結束。相反地，美國政府的抵制行動紛至沓來，2022年10月更對中國展開更廣泛的出口管制，使中國半導體產業面臨凜冽寒冬。中國從2015年以來成長動能已明顯滑坡，復受新冠疫情封控拖累，習政權在中共二十大之後進入第三任，中國內外遭逢數十年來未見的困境和危機。

1970年代以來，美中從冷戰時代的低盪直到後冷戰時期夥伴關係，中國享有美國霸權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發展紅利。中國加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亞洲的高速成長圈，讓中國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進而以世界市場之姿，嘗試建構自主掌控的全球供應鏈。然而，從交往到競爭對抗，美中新互動態勢卻逆轉地緣經濟格局。假若中國在美國抵制下無法突破高科技瓶頸，中國在可見未來成功挑戰美國霸權的機率便偏低。雖然世界各地仍有不少從中國開放嚐過甜頭的人，指望著回到「美好的舊時光」，但歷史時鐘恐怕難以倒撥。

本書從台灣觀點提出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解釋，並藉由台商之眼剖析中國獨特但影響全球的公民身分體制、機構化尋租與發展模式。在全球密切關注中國政治經濟走向的此刻，提供一個創新的觀點。在中國的開放改革年代，台商以特殊而靈活的身分進出中國，連同其他外資，協助啟動中國與全球的連結，並將資本主義制度引進中國。但在此過程，中國也表現出自身體制的強韌性，並展現了角逐科技霸權和地緣政治優勢的企圖心。本書指出，中國試圖撼動美國在區域和全球支配力，其根本之道必須從物質基礎層面挑戰美國的經濟科技霸權。詎料，「中國模式」曾經璀璨的爆發式成就，如今竟成為它自身持續發展的絆腳石。這個貫穿全書的觀點，五年來歷經國際政經局勢驗證，而益發清晰可辨。

如本書明確指出，早在2000年代末期，傳統產業台商即開始撤離中國。而美中科技戰開打以來，台商移出則以資通訊組裝業為主，十幾年來外移規模與速度顯著，使得中國占台灣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大幅下降。這個趨勢反映了全球價值鏈的快速重組，台商也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中國仍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並沒有隨著投資金額下降而減少，主要因為台灣半導體相關產品大量出口中國，一部分反映三角加工貿易，台灣接單，在中國組裝後再行銷全球；另一部分則在中國消費。從這個角度，台灣半導體製造業，雖依賴其他核心國家（美國、日本、歐洲）提供設備、軟體和原料，但全球（包含中國）也依賴台灣精良而有效率的製造能力。這是198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半導體水平分工（生產全球化）的結果。南韓和台灣，都是在這一波高科技工業化過程，從半邊陲邁向核心。

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晶片戰爭」，凸顯高階晶片生產集中於台灣的地緣政治風險，也讓全球認識到台灣工業能量對全球的關鍵貢獻。中國對亞洲地區造成的軍事威脅，對台灣採取日益挑釁的「武統」姿態，讓攸關台灣存續發展的地緣政治時刻浮現。所謂的「逆全球化」、「晶片民族主義」、「地緣政治風險」，對台韓等國帶來莫大的壓力。台灣政治經濟再次經歷快速調整期，這個過程充滿著機會與陷阱，透露出台灣成為先進國家的憧憬，也瀰漫著對日漸升高的戰爭威脅的憂慮。

作者下一個寫作目標是《尋租中國》之後的台灣政經發展，它將是完全獨立的另一本專書，以2018年為分析出發點，探討在美中對抗格局下，台灣在全球的位置和出路。目前這本新版保存原書論證和資料結構，更新部分數據和資訊，修正幾處筆誤和錯誤，並加上新版註。此外，應編輯建議，增訂版精選了數十張田野過程中拍攝的照片，記錄當年光影和人物。

感謝我的研究助理林政宇辛勞協助搜集資料並編校新版本，以及臺大出版中心紀淑玲編輯的協助。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在2022年12月，出版本書英文版Rival Partners: How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nd Guangdong Officials Forged the China Development Model，毛雪萍（Stacy Mosher）翻譯，並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教授為英文版撰寫前言，精準解讀本書，並延伸穆爾（Barrington Moore）的觀點，提出中國紅色貴族工業化的道路，值得介紹給中文讀者，經裴宜理授權由我翻譯收錄於此新版。本書日文版由黃英哲教授企劃，日野綠教授翻譯，預定2023年底由三元社出版。這本著作能夠被國際學界關注，我要對上述學者，以及更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的學界先進，致上最熱忱的謝意。

〔英文版前言〕出乎意料，令人信服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

吳介民在這部具啟發性的專書中，處理當代最迫切的一項挑戰：解釋中國的崛起。他的解答巧妙而創新，援引既有理論和經驗研究，同時根據長達二十五年的開拓性田野調查和精心的檔案研究，引入大量的新訊息和洞見。

如同傅高義（Ezra Vogel）的經典名作《先行一步：改革開放中的廣東》，吳介民此書也指向廣東在後毛澤東時期經濟實驗中的催化角色，這些實驗為全國經濟增長的新戰略扮演了開路先鋒。傅高義主要是訪談負責經改的中國省級官員；而吳介民的核心報導人則是台商和台幹，他們提供了許多必要資本和專業使廣東經改得以開展。大量的台商和技術人員提供關鍵的資金和製造技術，激發了廣東模式在東莞和深圳等工業中心形塑的過程。吳介民本身是台灣人，他可以從受訪者那裡獲知，海外投資者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決定性聯繫，如何發源及運作的幕後故事。

那麼，為什麼以利潤為導向的台商，和以尋租為動機的中國政府機構，會認為合作符合共同利益？吳介民解釋說，這種互利關係建立在對農民工的剝削之上。農民工是來自農村的低薪移民工人，國家和資本對他們進行雙重剝削，這種剝削機制是建立在限制自由遷徙的戶口制度之上，該制度剝奪了農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權益。低工資讓台灣資本家能夠以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價格僱用優質勞動力，而戶口制度則排除了民工的城市公民身分，使國家不必提供昂貴的福利開銷。這種安排對國家和資本都十足有利可圖，讓地方政府以加工費、管理費、虛擬所有權合約等形式，向台灣投資者收取高額租金。

過去，學者已經研究了戶口制度將民工降級為二等公民，以及地方政府作為尋租與農村工業化引擎的雙重角色。但吳介民的原創性調研，從台灣人參與中國工業化的視角切入，將上述眾所周知的現象與更廣泛的全球價值鏈之間的諸多節點串連起來，凸顯台灣人在全球價值鏈的角色，並解釋他們如何獲利。他證實，台商引入廣東的全球網絡，已經鑲嵌在一個由尋租所支撐的發展治理結構之中。

雖然中國的國家機構，包括中央和地方層級，都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國家角色與早期東亞發展模式中的威權國家有很大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更歡迎外國投資，而且其歧視性的公民身分差序政策使民工無法獲得公平的勞動報酬。因此，在台灣和韓國，工業化帶來令人印象深刻的收入平等和社會福利等成果；但在中國，這一進程卻伴隨著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村幹部和村指派的（名義上）廠長集團，構成了一個特權的收租階級，他們徵收工廠租金、土地租金、管理費、民工仲介費用等利益。

這些安排給中國政府機構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優勢，促成廣東模式迅速擴散。吳介民追蹤了廣東模式從珠三角散播到長三角工業中心上海和蘇州的過程。台商在各個區域的鑲嵌形式有所差異，但其累積效應無疑相當可觀。2010年，台灣的海外投資總額大約有85%流入中國，儘管中國官方記錄淡化了台灣的「貢獻」。吳介民說得很清楚：「若無台資，則難以想像廣東模式；沒有廣東模式，則沒有後續的中國崛起。」

當然，中國崛起需要的不僅僅是地方尋租活動。吳介民指出，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尋租行為」。中國在經濟民族主義發展議程的驅動下，從戰略上引進外資來保護和促進國內產業發展。吳介民追溯了中央政府如何逐步採取新的工業政策，以跨越低端製造並升級新興高科技部門，最後卻破壞了廣東模式的基礎，因為廣東模式是建立在對地方加工費進行規約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的均衡之上。經過三十年努力而獲得驚人成果的世界工廠，現在被中國政府試圖建構的自行掌控的全球價值鏈（以連結到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所取代，而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其結果是台灣投資者和顧問大量外流。到了2018年，中國占台灣海外投資比例已降至40%，不到幾年前的一半。

今天，中國集中投資在基礎設施，牢牢抓住國有企業，對產業政策進行指令式監管，這些措施合併起來，讓中國走上了一條令許多人擔憂—假如還不具威脅性—的發展道路。然而，正如吳介民觀察，中國未來能否持續成功並非必然：「中國很可能落入發展趨緩或停滯」。在習近平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下，構建一個由中國自己掌控的高科技供應鏈，以取代全球價值鏈的野心勃勃的企圖，很可能反噬自身。迄今為止，中國的尋租發展路徑已經挑戰了傳統經濟發展理論，其未來走向難以預測。

無論未來局勢如何演變，吳介民對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進展的深刻分析，將成為解釋中國歷史性崛起的一個主要貢獻。吳介民結合豐富的民族誌細節和全面的理論架構，將國際連結和地方治理網絡扣連起來，對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最重要、卻最出乎預料的故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中國的發展，讓西方社會科學哪怕是最佳的預測，都失了準頭。中國在不到兩代人之間，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進入最繁榮、最強大的國家之林，同時又迴避掉根本的政治改革。任何想了解箇中原委的人，都應該閱讀吳介民這部引人入勝的著作。但是，那些指望在本書找到可複製的祕訣、或可轉用的中國快速經濟成長模式的人，將會感到失望。很少其他國家可以指望像中國一樣，吸引台商和台幹提供如此高水平的資本和製造能力。更少有國家能像中國政府，對其人口實施管控的程度得以讓國家和資本如此犧牲勞工，而達到那樣繁榮的地步。

吳介民總結說，中國的層級化和不平等的公民身分差序，是自納粹德國和二戰時期日本以來，最重要的威權公民身分制度的案例。這樣一個繼續為國家和資本共同利益服務的歧視性制度，以小幅度改革來改善民工待遇和擴大民工子女教育機會，依舊無法革除這種根本的不公正。

當代中國觀察家們通常會指出，儘管後毛澤東時代的工商階級迅速成長，但中國並沒有出現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由資產階級驅動的民主化跡象。然而，與其因為中國沒有走上英法美等國所開創之資產階級革命的現代化道路，而把穆爾（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束之高閣，倒不如思索穆爾提出的讓人清醒的另一條貴族革命道路：國家與資本的鎮壓性結盟，使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踩著被奴役農民的背膀，迅速進行工業化。雖然中國沒有像普魯士容克或日本武士階級那樣的土地貴族，但其所謂的紅色貴族（由共產黨革命者的後代組成，例如紅二代、紅三代），參與了以犧牲農村勞動力為代價的國家和資本結合，這種結合模式與德日案例之間，展現了令人不安的類似性。即使中國目前已經超越了台資與地方官員結盟的廣東模式，但資本和國家利益交織的情況仍在持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震天價響，對國內少數民族殘暴對待，日益強硬的對外立場，中國經濟崛起後的行為表現，何以在全球引發焦慮便不難理解。不論將來局勢發展，中國崛起的基礎都需要嚴謹的學術分析。吳介民這部關於中國尋租發展型國家的起源和迭代演變的專書，既深思熟慮又發人深省，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指南。

增訂版序

英文版前言╱裴宜理

2019年初版序

圖次

表次

地圖

導論　台商、中國與世界

一、台商之謎

二、中國式剝削

三、新重商主義政策

四、美國挑戰中國產業戰略

五、台商之眼

六、本書章節安排

第一章　打造世界工廠

一、分析焦點

二、邁向世界工廠之路

三、檢視既有理論命題

四、全球價值鏈與地方成長聯盟

五、個案、方法與資料

第二章　廣東模式的起源、表現與變遷

一、先走一步：機會與風險

二、廣東模式的起源

三、廣東的經濟表現

四、廣東宏觀環境的變遷趨勢

第三章　台陽公司1979-1994年

一、台陽公司簡史

二、台灣階段經營模式

三、前進廣東：全球價值鏈移動

四、假合資企業與人頭稅

五、莞強公司與數人頭遊戲

六、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

七、納福村建新廠

八、人頭稅的制度浮現

第四章　台陽公司1995-2010年

一、納福村：EOI成長模式的基層單元

二、第二代接班

三、政商關係變化

四、幹部在地化與營運成本增加

五、關廠

六、人頭稅隱沒、社保費浮現

第五章　民工階級：身分差序、雙重剝削、勞動體制

一、國家打造民工階級

二、民工階級形構

三、二元勞動力市場：低工資與加班迷思

四、公民身分差序與雙重剝削

五、差別待遇：教育與社保

六、檢視勞動體制

第六章　廣東模式轉型下的台資與中資

一、國家政策與政商關係變化

二、台資在地轉型：絲麥兒鞋業

三、台資多元轉型：台鑫鞋業集團

四、台資與中資生態體系變遷

五、產業升級與社會升級

第七章　全球價值鏈與尋租發展型國家

一、價值鏈變遷與成長聯盟重組

二、解析尋租發展型國家

三、中國與東亞發展經驗比較

四、初步評估「中國製造2025」半導體產業升級藍圖

增訂版附記

結論　陷阱與挑戰

一、中國發展的陷阱

二、美國挑戰「中國製造2025」

三、中國與全球化理論

訪談代碼對照表

引用文獻

索引

第六章　廣東模式轉型下的台資與中資（摘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廣東東莞爆發了「台商大逃亡」。不少經營困難的台商惡性倒閉、無預警關廠，甚至連夜落跑（鄭志鵬 2014）。為何台商如此倉皇不堪地離場？一位長駐珠三角的台幹精闢地刻畫了這些逃亡台商的處境：「因為『難善了』，一跑了之，什麼都不要了，反而輕鬆，因為要認真處理過去多年來累積的『債務』，將會曠日費時，甚至不知道終點在哪裡。」這波衝擊不只影響台商，還包括其他外資，許多港商也採取同樣的「逃亡」退場模式。

這波危機的浮現，使外資與地方政府都面臨了巨大壓力。然而，全球金融危機這個外部衝擊（external shock）只是觸媒，更深層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的長期轉型壓力，這些因素包括中國要素價格上漲（勞動力、土地成本、環保費用）、中國政策制度環境與政商關係的變化、產業升級的政策推力等等。這些內外因素所匯聚而成的巨大力量，加上周邊國家低勞動成本的吸引力，使區域分工結構再次發生變化，並促使全球價值鏈／商品鏈再次移動，這次移動包括外移與內遷兩種方向同步進行。而外資對應這波危機的回應方式，顯示出路徑依賴的特徵；最後導致廣東成長模式的解組與重組。這是一段長時期的結構調整過程，醞釀於金融危機之前，迄今仍處於調整期。

然而，外商撤離或轉移陣地，並非一個簡單的「去鑲嵌」故事。外商當年進入中國與在地社會產生鑲嵌關係，是一個長期的磨合過程，而其撤離也牽涉到複雜的轉換。換言之，外商撤離有不同的模式，而不同模式的選擇乃是反映了個別廠商在之前與在地社會互動中的路徑依賴。

一、國家政策與政商關係變化

廣東出口導向經濟，從2000年代中期後就開始承受新一波的轉型壓力。第一道課題是勞動力成本上漲。對長期習慣低工資的勞力密集廠商，低勞動成本乃是高利潤率的保證，一旦勞動成本上漲，必然威脅到這一類廠商的盈利能力，甚至是存活能力。這個問題是全國性的，但對於低資本投入、勞力密集產業麕集的珠三角衝擊最大。追尋低勞動力成本是當年台商進入中國的主要誘因，勞動成本上升便會使廣東EOI成長模式逼近解組的臨界點。

（一）國家新政策、工人抗爭、勞動成本提高

工資上漲的一個原因來自農村勞動力進入沿海城市工業部門相對減少，而順應這個人口趨勢，中國中央政府也加強了對勞工的工資提升與勞動保護的力道。自從2000年代中期以後，沿海地區的最低工資皆有顯著的提升。珠三角地區的深圳，從2006年的810元調高到2017年的2,130元；同一時期，東莞從690元調為1,510元。在這段期間，2010年廣州爆發日資本田汽車廠罷工；同年，富士康爆發員工連環自殺事件，其對應危機的方式之一是承諾大幅加薪。廣東政府順勢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資。

同一時期，中國政府也加強對外商稽徵社保費，並開徵住房公積金。中國政府對企業徵收社會保險費的政策始於1997年，而正式立法則在2011年。長期以來，廣東地方政府對社保問題一向採取靈活措施，也就是對企業應繳納的社保費用給予大幅度的「折扣」─依循「人頭稅」人數打折的邏輯，減少社保參保人數，降低「覆蓋率」，尤其是費用較高的養老保險項目。然而，根據《勞動合同法》與《社會保險法》，社保費折扣措施乃非法或法外手段。但這類措施卻是廣東成長模式的一大支柱，也普遍存於中國各地。原先是地方官商之間的默契，在中央政策與大環境改變下，卻變成官商之間的爭執點，並且引爆了勞工抗爭風潮。廣東的問題特別棘手，因為它過去在高速成長年代所採取的靈活政策，蓄積了勞工不滿與「社保債務」。勞工此時開始催討並要求補償。

《社會保險法》規定社保帳戶可以「異地轉移」（第十九條：個人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其基本養老保險關係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這個新的保障措施讓民工有較強的誘因參與養老保險。在珠三角地區，工人要求企業補繳社保費，成為2012年以來經常出現的集體抗爭議題。外資廠的民工普遍沒有工會，即便有組織工會大多也只是聊備一格，並不具有集體協商的功能。而政府的態度一向也不鼓勵民工進行抗爭，特別是在廣東成長聯盟穩定運行期間。

新的國家政策、法令，醞釀了工人抗爭的能量，並對地方政府與外資產生壓力。但集體行動需要引爆點與「外來支援」。所謂外來支援者，包括從事工會運動的NGO與勞動維權律師等等。雖然中國政府對民間公民組織非常警戒，但仍保留若干空間給這些維權組織與人士，並與其保持聯繫。而工人抗爭的引爆點，則是催討社保費與住房公積金。目前的法令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間」，允許勞工有兩年的催討期，因此促使工人以罷工等行動迫使資方讓步。在工人行動過程，經常可見勞工維權NGO介入協助的身影，包括2014年東莞規模最大的台資廠裕元罷工事件。這一波工人抗爭後，勞動成本提高；過程中，政府、外資、工人行動、外來支援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錯綜複雜（參見羅兆匡2014）。

幾位近年介入工人抗爭的NGO人士，對事件的回顧值得貼近了解。「大東」是珠三角一家勞工服務NGO負責人，已從事勞工維權多年，經驗豐富，對經費來源一向謹慎。因為他成功協助過不少工人的申訴與罷工案件，有境外NGO願意提供經費，但他認為這樣會讓關係複雜化並讓「國保」警戒，因而婉拒了境外NGO的經費援助。令人好奇的是，自2012年以來，中央對於維權人士加強管控，為何這類組織仍可介入工人行動？作者問大東：最近北京抓得這麼緊，有沒有影響你們的工作？大東說：

還可以，我們跟政府關係還維持得算好，國保也沒那麼可怕。廣東這邊最讓人討厭的是勞監（按：勞動監察部門人員，屬於人力資源與勞動局），他們會找碴，會來需索。

大東平日與地方政府、國保維持聯繫，因為他知道政府監控幾乎無所不在，不可能隱匿其勞工支援活動，因此不如保持可溝通的關係。在這一波罷工風潮中，勞工維權NGO與國保警察之間保持聯繫，讓我們有機會觀察兩者的互動。

（二）裕元罷工事件

2014年4月，東莞市高埗鎮的裕元鞋廠爆發大罷工，4萬多名工人向資方追討社保養老金與住房公積金，介入協助的NGO組織多達10個，抗爭規模也是歷年最大。為何是2014年？中國政府要求外商為員工買社保是從1997-1998年開始，政策規定勞工工作滿十五年即可申請給付退休養老金，因此2013年是第一代參加社保的勞工可以申請退休的起始年度。而住房公積金方面，雖然政府規定從1999年起繳納（資方與勞方均須負擔5%費率），但在珠三角，外商與民營工廠繳納公積金者乃屬極少數。當外商的資深工人即將退休時，要求工廠補償公積金的聲音也浮上檯面。制度面上內建了這個時間點，這裡存在著路徑依賴的制度邏輯。因此，裕元罷工在當時不是單獨個案，只因為這家工廠的規模特別大、影響範圍廣，而引起媒體關注。

從裕元罷工事件，可以觀察到地方政府與公安單位的回應，已改變過往一般認為中國政府嚴重偏向資方的看法。深入參與此次罷工的維權人士張治儒，對事件過程中，國保與地方政府的「曖昧態度」印象深刻。抗爭期間，一個戲劇性轉折是4月5日工人占據、封鎖市區重要橋梁，但國保卻沒有事先偵知這個行動計畫。從堵橋事件到4月14日開始大罷工，「公安情治系統的強勢能力，並沒有如以往般直接介入遏止大罷工的蔓延。⋯⋯張治儒在QQ及網路上，高調地指導工人提出新訴求、鼓勵工人選舉代表，也大肆批評資方沒有誠意，要工人小心不要上當。張治儒自己都納悶，為何公安國保不僅可以容忍他這麼長的時間，也沒有對網路交談有任何干預」（陳志柔 2015，頁42-43）。資方也同樣納悶：「QQ、微博、微信，在罷工中，發揮了強大的串聯威力。但直到24日以前，裕元資方屢次商請公安國保，像以前一樣，將這些QQ群封鎖，公安國保都推說於法無據，不願意提前行動。」（陳志柔 2015，頁43）

罷工剛發生時，公司老一代管理高層曾請託一位受到中共信任的台灣資深政治人物「帶話給北京」，請求援助，但當時得到的回應是「愛莫能助」。一方面是中央的政策此階段轉向保護勞工權益，另一方面則是習近平政府上台後，原先裕元老一代所建立的高層政商關係（亦即從江澤民到胡溫政府的關係）已經不管用了。罷工的危機處理讓裕元管理層驚覺，過去熟悉的政商關係運作模式已然斷線。

直到罷工後期，地方政府對工人行動的態度才轉趨強硬，直接介入復工協調。為何地方政府的態度呈現從軟到硬的轉變呢？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地方政府一開始採取消極不作為或有限度地管控抗爭，讓工人行動坐大後，再趁勢迫使資方做出重大讓步。但值得注意的是，東莞地方政府的回應，不能孤立地看待，它是整體政治經濟大環境下的產物，中國經濟正值產業轉型階段，有限度地提升民工工資與勞動條件是既定政策，而且習近平政府正在進行打貪立威、權力重組。地方政府乃是順應這個大趨勢而施壓外資，讓裕元的回應模式成為指標事件。最後裕元高層同意「一次到位」補繳社保養老金，將年資與差額全部補齊，以求一勞永逸。裕元總共補繳了大約4億人民幣的社保費用；經過計算，今後生產每雙名牌鞋的成本大約增加1.5美元，品牌商願意支付0.7元，其他由裕元自行吸收。

罷工事件之後，地方政府讓廣東省總工會派人進入裕元重組工會，「事件前，開會都沒有工會的人，省總工會下來，把高埗裕元當試點，強力介入，押著搞工會」。到2015年4月，已經有2萬7千名工人加入工會。對照罷工之前，4萬名員工中只有2千5百人參加工會，入會率只有6.3%。到了這個階段，維權NGO已經沒有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