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爾街到貝街：美國與加拿大金融的起源與演變（簡體書）

《從華爾街到貝街：美國與加拿大金融的起源與演變》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全面且細致的金融體系比較，展現了世界前十大經濟體系中兩個大國的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的發展歷程。

《從華爾街到貝街：美國與加拿大金融的起源與演變》講述了加拿大300年來的貨幣歷史以及與美國金融體系的不同，探索了加拿大和美國的銀行如何應對自由市場經濟、展示時期和金融不穩定等。作者明確指出，任何國家的金融架構都錯綜複雜地嵌入其歷史選擇和價值體系。美國和加拿大的金融體系反應了他們的民族文化和國家優先事項，或許應該反思每個國家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如何更有活力、更穩定。

《從華爾街到貝街：美國與加拿大金融的起源與演變》可以給讀者很深刻的思考。

盡管美國和加拿大關係密切，兩國有著長期的經濟聯繫，但很少同時對兩國的經濟進行研究。這是一本比較金融史的典範研究。

《從華爾街到貝街：美國與加拿大金融的起源與演變》對兩種金融體系的演變進行了有趣、內容豐富、系統、有趣和全面的歷史敘述，不僅適合有金融背景的讀者，非專業的讀者同樣適合。

《從華爾街到貝街：美國與加拿大金融的起源與演變》為讀者展現了一幅非常豐富的歷史畫面。

作者：克裡斯多夫·科巴克

多倫多大學羅德曼商學院加拿大商業和金融史首席教授。

在此之前，他是歐洲高等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克裡斯多夫·科巴克擁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碩士與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克裡斯多夫·科巴克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考取了美國注冊會計師執照。隨後，他就任於皮特-馬威克-米切爾會計師事務所(即現在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短暫的商業經歷後，他重返學術界，並活躍於歐洲各大商業歷史學會上。其歷史與金融的多重學術及行業背景，為他日後對美國商業以及金融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作者：喬·馬丁

曾是塔奇·羅斯會計師事務所在加拿大的主管合伙人。在塔奇·羅斯與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合並後，就任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全球管理咨詢委員會主席。喬·馬丁是加拿大歷史學會的名譽主席、多倫多大學羅德曼商學院加拿大商業與金融史協會的首任執行委員。他常受邀參加如加拿大國際金融高層論壇、《加拿大銀行法》發布150周年研討會等論壇演講。

溯源美加金融發展史，探究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之平衡

閱讀《從華爾街到貝街：美國與加拿大金融的起源與演變》能全面了解美國與加拿大的金融史。

這是一本旨在探討美國和加拿大金融體系異同的書，目標讀者包括但不局限於研究美國和加拿大歷史的專業人士，是一本面向非專業讀者的金融比較史之書。

通過對美加兩國金融體系的優劣對比，總結二者成功的經驗及失敗的教訓，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作者的歷史與金融的多重學術及行業背景，是《從華爾街到貝街：美國與加拿大金融的起源與演變》專業度的重要保障

第壹章 國外與國內的開端：內戰中的殖民地 

美國與加拿大的聯繫

漢密爾頓的力量 

銀行戰爭：政治與聯邦金融政策 

內戰前（戰前時期）在央行存在與否背景下的州立銀行業務 

奴隸制對金融與政治的深遠影響 

第二章 過渡的十年：國家的誕生與重生 

同室操戈 

國家的誕生 

人與價值觀：卡迪亞與麥克唐納 

與文化和物理距離的抗爭：建立聯邦的偉績

聯邦銀行業的責任與新建聯邦的金融安排

貨幣與銀行體系的演變

1869年的部銀行法案

第三章 成熟階段（1869 —1914 年）

19世紀從新興到走向成熟的美加市場

銀行法案之爭（1869 — 1871年）

加拿大銀行業概述（1869 — 1914年）

美國的貨幣與銀行業（1870 — 1913年）

鐵路：顛覆性技術帶來的苦與樂

資本與爭議：北美本土保險與外國保險 

專業金融服務公司在北美的衍生發展：精算、咨詢、會計和信用服務

對鍍金時代的批判：進步主義者、民粹主義者與1907年危機 

第四章 “大無序”及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1914 —1945 年）

一戰的影響：短期與中期

美國和加拿大的繁榮時代

加拿大和美國的銀行業（1914 — 1929年）

政治與經濟動蕩時代的保險業發展概況

大蕭條的成因與應對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北美金融的影響

第五章 短暫的美式和平（1945 —2000 年）

二戰後的延續與間斷 

銀行業：監管與技術的革命 

技術與其他監管的變化

對管理風險和提供新型服務的訴求變革了金融業

布雷頓森林體系期間和之後的保險業發展 

金融交易所與股權融資

第六章 2008 年之前北美金融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

自滿的風險 

通往2008年金融危機的不同道路

歷史教訓的借鑒與濫用

美國與加拿大的聯繫（節選）

國家歷史來源於更為廣義或狹隘的本國歷史，我們需要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歷史。

——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萬國一邦：美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從殖民時期開始直至當下，商業和金融問題，尤其是金融監管方面的問題，是美國歷具分裂性的政治議題。初美國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特許經營企業。這些擁有獨立於王權的財政權的單位，給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帶來了一系列的影響。這些影響優劣參半並不斷變化。即使在大多數特許經營公司轉變為皇家行政機構之後，這些殖民地仍然延續著原企業或主權司法管轄區所擁有的大部分經濟或政治獨立的特權，比如征稅權甚至印鈔權。此外，其中一些企業吸引了相當多的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人才赴美，他們來自對英國王室效忠度很低或根本不效忠的國家。1 許多二戰後的歷史學家傾向於關注殖民時期的後半部分，認為這段時間是美國發展開創性的階段；還有一部分學者將美國獨立運動和早期合眾國的制度萌芽追溯至殖民時期。盡管加拿大和美國的種族與政治起源截然不同，但這兩個地區在重要的經濟要素方面有著相似的結構：大量的土地（也許過多）以及資本和勞動力的短缺。

在加拿大，金融問題曾在其早期以及聯邦制建立後的辯論中占據重要席位，但並不像美國那樣具有分裂性。具體內容會在後續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詳述。加拿大的領導者從美國體系的優劣中汲取了經驗教訓，這些教訓中很大一部分源自美國特有的歷史經驗。

資本的形成與分配——銀行、貨幣、資本和債務間複雜的關係——在兩國歷史上發揮了核心作用。在美國，關於美國殖民地和英國的大多數重要的政治議題都集中於或至少涉及以下問題：銀行業應由誰來控制，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如何保護貨幣的價值，貨幣的創造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聯繫程度，以及這些金融功能應該用於公眾利益還是私

人利益（以及用於什麼目的）。美國的建國之父與加拿大的聯邦之父都非常了解金融的力量、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資本如何受到金錢價值變化的影響，以及政府和私營部門無限制借貸的力量和危害。

誕生美國的一場世界大戰 

許多學者都認同一個觀點：美國獨立戰爭背後有兩個相互交織的因素，即加拿大（“新法蘭西”）和貨幣問題。在法國放棄加拿大和美國中西部地區（主要包括大湖區、聖勞倫斯河谷與俄亥俄河谷地區）的殖民地之前，大西洋兩岸的觀察家都意識到，英國對這片領土的占領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其與北美其他屬地的關係，這些屬地甚至在美國獨立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種近乎宗教般忠貞的民族命運感。

在許多方面，“七年戰爭”改變了英國和其殖民地之間的關係。英國的正規軍在北美作戰，美國人也參與其中與他們並肩作戰，殖民地也組織起來對法國人發起了進攻（其人數是法國軍隊的 15 倍）並對抗當地的原住民——這些法國的同盟者因美國人定居而備受威脅。美國人在戰爭中取得的成功使他們更為團結，而且自信心也比戰前更為強

烈。英國和美國都是這場戰爭的大贏家，但美國日益增長的自我期許與不斷凝聚的團結力量終削減了英國從戰爭中獲得的好處。戰時的幾份宣傳冊表明，當時在北美有許多關鍵的爭議。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消除法國對英國殖民地的威脅可能會使這些殖民地不再那麼溫順，也不再願意為宗主國給予的防御買單。

即便在戰爭結束之前，關於法國是否應被迫放棄“新法蘭西”或其“蔗糖島”——瓜德羅普島（Guadeloupe）的問題就已經引發了激烈的辯論。1757 年，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當時他在英國並自稱是“英國人”）支持英國吞並“新法蘭西”。法蘭西獲取北美更大的領土後可能會鼓勵美國獨立。對英國來說，這樣的擔憂不無道理。富蘭克林指出，在法國手中的加拿大是對英國殖民地的威脅，它會阻礙殖民地合理的經濟發展並加劇其與美國原住民之間的摩擦。他認為美國殖民地可以利用新的加拿大領土來擴張，進一步增加人口並發展成為一個經濟強國，而且該國會更依賴農業發展並因此更仰仗英國生產的產品和船運服務。而法屬加拿大的存在，雖然不影響英國殖民地的人口快速增長並成為一個經濟強國，但會衍生出更多的本土製造業。

盡管富蘭克林據理力爭，但許多英國人還是擔心北美殖民地的擴張會威脅到英國成功的經濟秩序。在美國獨立戰爭前的100年裡，所謂的三角貿易在英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商業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英國提供船只將奴隸運往新大陸，並將糖從加勒比群島運往殖民地。這些船只還把食物從殖民地運到島上，把煙草運到島上

和英國，並在英國金融服務的支持下把英國生產的產品運到殖民地和島上。這些船只縱橫交錯地穿越大西洋，讓所有參與者都能盡沾其利、蓬勃發展。這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英國壟斷企業的控制下運作的，並禁止與任何第四方進行貿易來提供運輸服務，這激怒了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美國人。截至獨立戰爭爆發時，美國和非洲的進出口產品分別

占英國進口的 37% 以及英國出口的 42%。英國航海法案的出臺就是為了保證英帝國對海外定居點以及跨大西洋貿易所做投資的利益化，其中的條款排除了外國競爭並保護了宗主國的高附加值製造業。話雖如此，但該體系對制度發展、多元化移民和其他想法卻持開放態度。

巨大的貿易量造就了英國在大航海時代各行各業的優勢：壯大了銀行業和保險業，並幫助英國製造業取得了多元化發展。由於當時歐洲大陸的需求疲軟、農產品價格低迷，這些行業變化在英國很受歡迎。重商主義政策為白人殖民者帶來了諸多好處。1650—1770 年，北美殖民地人口從 5.5 萬人增至 230 萬人，其中 46.7 萬人為黑人。增加量

高達 42 倍的人口擴張和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構成了人類歷大規模的人口變化之一。考慮到橫渡大西洋的重重困難，這項成就無疑讓人感到震驚。該時期的人口與經濟數據極為不可靠，這點盡人皆知。但一些研究聲稱，在革命高潮時期，僅新英格蘭地區的人口就已是加拿大魁北克和大西洋地區人口的約 10 倍。1774 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

按照 1980 年的美元衡量達到了 19 億，反映出該時期的人口增長和與1650 年相比人均收入近乎是翻倍地增長。

正如一些支持瓜德羅普的宣傳冊所預測的那樣，法國以和平的方式失去了加拿大，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與其他北美殖民地的關係。英屬加拿大意味著美國殖民者受到的威脅以及被迫為自己的防御買單的壓力變小。為了獲得豐厚的回報，來自“母國”的私人投資者也出資，幫助殖民者創建了很多新世界的企業（主要在農業領域）。殖民者

們獨立於君主之外，擁有處理自己財務事務的權力。其特許證雖然承認英國的主權，但也賦予了企業許多特權，其中一些甚至超出了大西洋彼岸公民所享有的權利。例如，很多區域的立法機關提高了稅收並發行了自己的貨幣。有些還能任命負責殖民地事務的英國代表並決定其薪水。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動蕩政治增強了殖民者的獨立感。他們希

望特許證至少能使他們享有與所有英國臣民同等的權力。此外，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投資很少，他們指望這些殖民地能夠自給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