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的說客：一名經濟學家與台灣經濟安全、公平、成長的探索之旅

經濟學如何造福人群？

有一種經濟學家就如隱藏的說客，
為共善而生，因懷抱價值而奮力說服！

一趟幽默、睿智的另類經濟學之旅
由個人的學思歷程，映現台灣經貿史

「經濟學」＝拚經濟？
在追求成長的社會氛圍底下，一般人常對經濟學有某種期待：以為經濟學家的工作就是為了經濟成長此單一目標，運用數學模型，找出幫助經濟高速成長的終極方案。特別是在政府中擔任政策幕僚的經濟學家，更容易承受這樣的眼光。

「經濟學」其實是……
洪財隆，是一位喜愛讀書思辨、深具人文素養的經濟學家，現任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他過去長期擔任台灣經貿政策的幕僚，對國際經濟關係、產業發展脈動和經濟思潮見解獨到，也在大學授課，並時常發表文章，釐清政策方向。他經歷了臺灣從八〇年代至今的各種經貿挑戰，從自身經驗出發，對當代經濟學、經濟學家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

故事的開端，是一名生長在戒嚴時代的青澀少年，偶然在報上讀到兩位經濟學家的世紀論戰，感受到知識與政策辯論的魅力。這使得他投身到經濟學領域，也參與到台灣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有關經濟該往何處去的種種判斷和選擇。

在本書中，洪財隆回顧他在各個時期，參與過的國際經貿協定（含兩岸ECFA論戰）、公平交易案件審議，特別是和美商高通公司的和解談判。說到經濟，民間經常著眼開放和成長，洪財隆卻看到更值得追求的面向：台灣的經濟自主、社會公平和成長品質的提升。因此，不能只有「成長」這單一目標。經濟學也不只是數學模型，其中更有許多價值的選擇和判斷。

從獨尊「成長」，到「安全、公平、成長」三者並重，對臺灣而言，是重要的經濟課題。

隱藏的說客為共善而生，為實現共同美好的未來而奮力說服！
在追求安全、公平、成長的道路上，參與政策研擬的經濟學家，有如說客――提供經濟思維、政策視野和細節脈絡，面對各方的利益衝突，找到平衡的解決方案――需要充分的溝通、說服，才能促成美好事物的產生。

透過本書可以讓我們明白：
•早年經濟學界的「王蔣論戰」如何鼓舞那一世代年輕學子，走向經濟學？
•從兩岸ECFA到太陽花運動，國際貿易、民主、國家主權，三者如何平衡？
•公平會對美商高通公司的處分、和解始末，對台灣帶來哪些改變？
•市場需要規則才能運作，但是由誰制定規則？我們授權誰去制定規則？
•為什麼市場上的公平競爭原則很重要？公平會作為競爭法機關的角色何在？又是如何影響經濟產業發展？
•行為經濟學如何強化我們對公平的理解，以及對跨國數位平台的監管和治理？
•經濟學家提出的主張，是放諸四海的定理？又或是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解釋？

更重要的是，從台灣切身的處境出發，我們能更加深入討論經濟政策！

本書是一位喜愛思辨的經濟學家，帶著他沿路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回頭反思他所熱愛的經濟學。從兩岸經貿關係、疫情經濟政策、數位競爭秩序，到如何讓跨國科技巨擘為新聞付費……，有關「安全、公平、成長」的課題日益迫切，我們需要將這些都納入關懷視野，豐富我們對經濟政策的想像！

現任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奧地利茵斯布魯克（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德國曼海姆（Mannheim）大學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畢業、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台北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兼任助理教授等職。著有《邊緣戰略：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一書，翻譯《克魯曼驚奇》。興趣：桌球、西洋棋、脫口秀研究。

「本書呈現經濟學理論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實際應用，有關國計民生經世濟民的經濟學，不應該只是經濟學者的專利，而是要讓一般的社會大眾都可以瞭解，如此民眾才曉得一個國家的經濟是怎麼運作的。」
――周鉅原（紐約市大學經濟系教授）

「這是一本給高中生和大學生的本土經濟學通識教科書，不僅有故事，有個案，有嚴肅的哲思導讀，有幽默的神話和笑話，讓人愛不釋手。」
――賴秀如（中央廣播電臺董事長）

自序：一個容易入戲的人
我是一個經線民認證，喜歡看書的人。
二〇二〇年九月我到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走了一趟，成為過往「政治監控類」的第七十九號閲卷者。
計畫研究人員告訴我，被監控期間（一九八六～一九九一）的檔名掛在「安苑專案」之下，大概有一百六十頁。我一時會意不過來，望文生義暗暗自喜，想說我不正是彰化「芳苑」人嗎？竟然有人為我特設專案。後經深諳那段歷史的前輩提醒方知，這個專案其實是八〇年代調查局為「安定學苑」而佈建的計劃之一。
檔案内容不外是當年參與社團（新聞社、校刊青年社）、辦地下刊物《春雷》、校內外爭取言論自由，乃至校際學運串連等資料和照片。勾起一些青春回憶之餘，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除了有一封我寫給當時《自立晚報》總編輯的信之外（希望報社針對校園民主舉辦座談會），再來就是看到一份「親蒐」等級的「密告」。
洪生現任「法商新聞」負責人，性喜閱讀。缺點是不專心、愛胡思亂想。
這位曾在我身旁，悄悄觀察我的另類「密友」，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必須做這樣的事，心地也許不壞，否則不會只交這種好像交差了事的報告內容吧。雖然對我的描述還算中肯，但說我不專心一節恐怕有待商榷。我應該是一個容易入戲的人。
記得地點就在福隆，那件發生在大學迎新之夜的事，也許能當佐證。那是系上助教對我們所做的心理測試遊戲。他要班上一共十來個同學，圍著海邊沙灘上的篝火，手牽著手，然後閉上眼睛。「闔眼夠久、想得夠虔誠，就會有一件好事發生。」助教故作神秘地說。
當時我是真的相信了，所以沒太多遲疑就跟著大家閉起眼睛。除了海浪聲之外，過了好一陣子安靜時刻之後，我聽到身旁陸陸續續傳來笑聲。此時才突然驚覺，原來這是捉弄新生的遊戲，而我是這群新生當中，最後一個張開眼睛的人。
我常在想，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我至今還能寫作。

「進入公共領域的冒險」

二〇一七年二月我到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服務，人生歷練和寫作篇章從此更加豐富。我看到公權力的規範力量、獨立機關嚴謹的運作模式，更近身觀察到「公務人員」此一「人種」（species）的思維模式和有趣的地方。和民營企業以「利潤」作為行為動機或實質限制大不相同，公務機關講的是法定任務，按理更是公共利益的守護人。
本書主要的內容和構想都是在這段期間發展並完成。寫作風格也和以往稍有不同，而有更多「我」的現身「說法」。〈主筆之夢〉這一章描繪了早年的學思過程，也預示了一位經濟學「游俠」的產生和命運。因緣際會，不少書中提及的事件我都親身參與，甚至曾在風波中站在第一線，例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論戰、高通公司（Qualcomm）的處分及和解案，這兩件事情都對台灣影響深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說來荒唐但有趣的衛生紙之亂（二〇一八年），我也不遑多讓，平亂有功。
人類的主要關懷不外安全、公平和經濟成長（效率、治理、繁榮）這三大主軸，台灣也不例外。尤其是疫情爆發、俄烏戰爭，以及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對內集權，對外擴張，日益成為區域和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之後，安全關切更勝以往。所謂安全，廣泛而言，也包括個人和家庭層次的經濟不安。
這些關懷其實也是我向來據以為文、評判與評價政策好壞的標準，甚至是我的行動信念。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更是安全的基礎，自不待言。重點在於，公平和成長都是發展的一部分。至少就何謂公平這件事來說，不僅是古老的爭議，更是言人人殊。
公平正義能否作為一種客觀存在？我不知道。但寧願相信那是一種文明（在某些領域甚至可發展成權利），而愈是文明的社會，愈重視此一價值。這幾年在公平會的執法經驗，也讓我對公平理念有更多的實踐和思辨機會，〈何以應該在意公平這件事？〉以及〈來自法蘭西的浪漫〉等篇即是心得。
公平會就是國際上所通稱的競爭法機關，職司市場競爭秩序和廣義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除了聯合行為和不實廣告之處分，以及企業結合（併購）管制等重大案件比較容易有新聞之外，外界對這個政府單位並不是很瞭解，甚至抱有不少迷思，對於機關名稱、物價管制和獨立合議機關的設計宗旨等等都不甚清楚。由於擁有主場優勢，我特別在本書做了一場公平會導覽。
「讓市場及其運作為人民而存在。」（ Making markets work for people.），這是法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洛爾（Jean Tirole）對競爭法機關的高度期許。
近年來數位經濟興起，谷歌和臉書等科技平台的非傳統營運模式，不僅引發競爭疑慮，更對競爭法機關帶來許多挑戰。平台經濟學的特色為何？數位廣告市場和新聞合理議價（付費）等議題，如何獲得解決？各界都很關心。
就像月亮有光輝皎潔的時候，也有其黑暗面。隨著營運規模和範圍日益擴張，技術不斷翻新，跨國科技巨擘對人們日常生活的穿透，以及既有秩序的顛覆力，卻也逐漸教人心生敬畏。各國皆然，面對方興未艾、跨領域（競爭議題、消費者保護、隱私權或數據使用）的數位治理問題，競爭法機關莫不扮演積極角色，如此一來方能事半功倍。
可惜目前台灣的政策注意力似乎並不在此，加上往往陷入「管制會妨害發展與共榮」（實則互補）的迷思，以致對數位平台的法制規範遠遠不足。長此以往，絕非國家社會之福。躬逢其盛，我也為文表達看法，在本書提出我的觀點。
至於「進入公共領域的冒險」，是因不久前看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一再提及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的這句話，深有所感。能夠參與並推動公共事務，的確有其浪漫之處，更是上天賜給人的一份禮物。

加入行為經濟學的視角

如果問我，這幾年下來最值得一提的成就是什麼？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二〇二二年的年初參加西洋棋國手選拔，竟然得以挺進複賽。即使最後未能進入決賽，但對我這個業餘的愛好者（隸屬於黑馬棋社）來說，已經是很大的榮耀。
其次是透過演講、寫作、參與群組討論，分享我對行為經濟學的體會，而且或多或少也激起些漣漪。後來有幾家出版社還曾主動寄來相關新書，希望我幫忙推薦，甚至導讀。
這應該就是行為經濟學者，保羅・多倫（Paul Dolan）所說的幸福吧。有意識地去從事、推動某件事情，也就是具有目標感，並從中得到樂趣。
對我來說，接觸行為經濟學之後，思考清朗許多。藉由這門引入頗多心理學元素的新興學問，一舉刷新既有的知識架構，可說是一件很過癮的事。本書不少篇章都加以應用，包括意識到公平與否（公平意識）如何影響人們的決定、疫情期間政府發放振興券的效果、「預設選項」的妙用（數位平台與公共政策），乃至國家設置獨立機關（央行、公平會）的承諾與誘惑等等，行為經濟學都提出了別出心裁的觀看角度。
研習傳統經濟學多年，對這套基於嚴謹的公理假設，奮力解釋經濟現象的學問，至今仍然覺得有其魅力。特別是邊際法則、機會成本、誘因機制，乃至成本效益分析等經濟思維，都是非常犀利的思考工具。比較利益（貿易理論）和公共財（財政學）這兩大概念，更是經濟學對人類知識體系的重大貢獻。
不過，傳統經濟學也有其限制。尤其是針對消費者（偏好穩定、只看重物質利益）和廠商（利潤極大化）諸多過度簡化的假設，和現實狀況的確頗有差距。人們的判斷和決定，往往更容易受到「有限理性」、「框架脈絡」和「情緒作用」的影響，亦即可能出現「人的失靈」。而研究這些正是行為經濟學的強項，剛好可以彌補傳統經濟學只探究「市場失靈」的不足。
雖然坊間關於行為經濟學和推力的書已經不少，但相信近年來我對此一新興學門的探索，仍具參考價值。甚至，本書的書名「隱藏的說客」（hidden persuader），也和此一脈絡有關。在西方學界，隱藏的說客原指廣告，亦即藉由提供文字、影像和符號來推銷商品或服務。我則將之引申為透過寫作來推銷理念和想法。此外，年輕時候夢想成為一名報社主筆，不也正是另一種隱藏的說客，默默為社會提供有趣且有用的參考點。
最近重新翻閱凱因斯《預言與勸說》（Essays In Persuasion）一書的作者序，發現裡面有些話還真教人觸動，相關語法後世更是不乏仿效者。世局變化、人生幻化，在此特別援引如下，算是回應年輕時候走向經濟學的那一份初衷。
要努力讓經濟問題退到後座，不再困擾我們――這當然不容易，因為現實世界一直都存在著短缺、貧窮，乃至階級和國家之間的經濟鬥爭。如此一來，人們才有更多的力氣去回應真正重要的問題，亦即關於生命、人群關係、創造與信仰。
最後，能夠成書要特別感謝木馬文化社長蕙慧姊的賞識和邀請、衛城總編輯惠菁的寶貴意見和鼓勵，以及責任編輯立恆的耐心討論和協助。紐約市立大學經濟系周鉅原教授和央廣賴秀如董事長，一為前輩、一為多年好友，謝謝他們百忙之中慨然賜序，為本書增光。
書的內容不敢說絕無疏漏，但對一個整天喜歡和想法、文字玩「摔角」的人來說，如何把事情說得通又說得漂亮，這份誠懇肯定是有的。

推薦序：用幽默和膽識鋪梗的經濟學家／賴秀如
推薦序：經濟學也可以津津有味／周鉅原
自序：一個容易入戲的人
I 主筆之夢
專欄一：政府的經濟角色今昔有別
II 國家經濟安全
　一、此身雖在堪驚──見證一場ECFA政治除魅
　二、高通案與「上帝之手」
　三、節制中國擴張的「二次機會」
專欄二：經貿政策安全化
　四、疫情經濟學：疫情考驗經濟政策
III 公平與公平會經驗
　一、何以應該在意公平這件事？
專欄三：法國「黃背心運動」與能源「公正轉型」
　二、公平會三大角色迷思（想像有一場導覽）
專欄四：獨立機關與現時偏誤
　三、平台新聞付費――澳洲創舉和紐西蘭模式神髓何在？
　四、平台經濟學與數位治理處方
專欄五：預設選項妙用無窮
IV為共善而生
　一、來自法蘭西的浪漫――皮凱提和他的「經濟民主化」邀請
　二、好的政策未必討好――經驗提洛爾的知識魅力
　三、滿手思想火種的赫緒曼
　四、行為經濟學的第一課：當史巴克遇到荷馬辛普森
專欄六：胡蘿蔔與棍子之外
　五、行為經濟學的第二課：認知、情緒與脈絡如何影響決定？
專欄七：普丁與「過度樂觀」偏誤
　六、行為經濟學的第三課：損失規避、馬基維利與脫歐之戰
專欄八：衛生紙之亂（二〇一八）
後記：經濟學家並沒有證照可拿

I 主筆之夢
 
讀書識字之後，閱讀就成了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特別是後來真的成為一名知識工作者，和文字、符號為伍，乃至辨識並運用抽象的概念，可說無日無之。比較幸運的是，一直到現在我仍然單純地喜歡閱讀，尤其是沒有太強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那種。
這一份單純，其實得來不易。首先是好奇心必須歷經從小到大、學校內外各種考試的折騰而沒被扼殺（「教育的目的在於防止學生成為獨立自由的個人」，赫曼・赫塞如是說）。更大的挑戰則是如何安度各階段生命的起伏，以及面對日常生活的消磨與工作壓力，卻依然手不釋卷（哈利路亞）。
閱讀經驗可以很平常，也可以很神秘。字裡行間，有趣的段落和想法往往足以引發焦灼、渴望與共鳴，相信這也是書本和想法得以代代相傳，甚至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吧。
但對我來說，展書把讀時的那份靜默，搭配著眉頭輕鎖，無論是自己或別人所有，都是極其美妙的時刻。願如此場景在台灣四處蔓延。
希臘神話裡有很多性格原型，總能為我們帶來啟示。也許是我自己生性中帶有一份調皮，所以對天神宙斯的兒子荷米斯（Hermes）最有感覺。荷米斯穿著一雙飛鞋，是個神差、傳訊人。最好玩的是，他剛出生沒多久就能憑己力爬出搖籃流浪去，還會自己做玩具。
「還會自己做玩具」，當初在書裡看到這句話，就深獲吸引。我們一輩子率多受益於家族、社會的種種安排，然而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往往是奮鬥過程中的掙扎痕跡，因為那裡隱含著自主性和某種意志，也因此讓人有所不同。
自己在高中、大學的智識快速成長時期，也曾經因為閱讀和主動探索，而有過一段如今想來，仍會覺得微苦帶甜的自我鍛鍊經驗。
受「王蔣論戰」影響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我從彰化鄉下到台中念「省一中」。如大家所知，這是中部地區首屈一指的明星學校，師生素質均優素有傳統。我後來常開玩笑說，我念的高中其實是一座「煉鋼廠」，和「鋼鐵是怎麼煉成的」比較有關。說穿了，其實就是一種嚴酷的選才競爭或生存遊戲。
記得高二班上大概有五十多位同學，但在升高三時卻留級了十四個（我則倖存），狀況極其慘烈，更不難想像考試和升學壓力之大。這群可憐的學子多數成天活在焦慮之中，普遍睡眠不足、面無血色，遑論閱讀課外讀物。
隨著聯考日近，當時和《中國時報》、《聯合報》並列三大報之一的《中央日報》，則是班上唯一能訂閱的報紙。加上其副刊「勵志陽光」，特別是對聯考作文很有幫助，所以常被國文老師鼓勵閱讀。
印象中是在高三上學期，這份報紙刊登了一系列經濟政策「筆戰」回顧文章。陣營兩邊則分別署名王作榮、蔣碩傑，以及其他參戰學者的名字和頭銜。當時這些名字對我而言當然都很陌生，後來才知道這是台灣經濟發展史上相當著名的「王蔣論戰」（一九八一～一九八二）。
這場論戰前前後後長達兩年，背景則和一九七九年「第二次全球石油危機」有關。那一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導致原油價格大幅上漲和生產成本陡增，各國莫不苦於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依賴國際貿易日深的台灣也不例外。當年台灣雖然經濟已經慢慢起飛，但一方面制度化和自由化仍然普遍不足，另方面則是「台美斷交」（一九七九）後，國家首逢巨大危機挑戰，經濟政策何去何從？確實需要加以釐清。
更後來才明白，王作榮代表的是雄踞國內主流媒體所謂的「社論派」，以中時報系（含《工商時報》）和聯合報系為主，高舉政府應積極介入總體經濟管理的凱因斯主義。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學說的要旨在於，經濟體系得以穩定運作和充分就業才是人民最大的福祉（移轉性支付等社會福利則是不得已），其它目標僅是其次。但凱因斯也曾警告，極端的所得和財富不平等與民主體制並不相容，可視為資本主義的重大缺陷。
凱因斯的經濟哲學觀主要有兩大基礎。其一，經濟體系運作是個循環流量概念（circular flow），有如一座蓄水池。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出口是注入，儲蓄、政府稅收和進口則是流出，當水位流失或不足時，必須加以挹注。
特別是透過政府「赤字預算」（刻意增加非經常性支出並超過稅收的一種財政政策），創造「有效需求」以擺脫衰退，更是凱因斯陣營最鮮明的旗幟和處方。雖然鮮少人記得凱因斯曾建議，應在經濟成長時期設法維持預算盈餘，好讓景氣不好的時候，政府能有更大的財政赤字空間。
其二，不只是短期的幸福無法替代，短期的痛苦更應該透過政策盡力避免，特別是對人和家庭都會帶來深遠影響的非自願性失業問題，因為「長期而言，我們俱死矣」（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凱因斯這句名言廣為世人傳頌，其實後面還有一句話：「任誰都知道，暴風雨過後的海面上，一定會是風平浪靜。」此一時間視野和信念，也解釋了何以凱因斯會特別重視短期景氣循環之調控，而有別於深信市場自我調節機制的古典學派。
凱因斯的「貓喻」
一九三〇年凱因斯有一篇奇文――〈後世子孫的經濟願景〉（Economic Prospects for Our Grandchildren），是經濟學方家們的必讀，文中多處常被引用。例如：提出人類未來每天只需工作三小時（每週十五小時）的想法；經濟學家應具有「高超的專業能力與謙卑的態度」，有如牙醫專業之獲得尊敬。
不過，有一回看到作家顏擇雅小姐提及，凱因斯這篇文章最最有趣的地方可能還是其中的「貓喻」。
「他所喜歡的並不是他的貓，而是他的貓所生的小貓；其實，他喜歡的也不是小貓，而是小貓的小貓。這樣一直推衍到底，他所追求的不過只是抽象的貓之本質或概念（catdom）。」
貓喻確實生動有趣，凱因斯其實是在藉以諷刺古典學派長期觀點的不著邊際。
至於「王蔣論戰」中的另個要角蔣碩傑先生，時任政府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本身更具有中央研究院院士身分，特別專精貨幣理論和國際金融，是個道道地地的「學院派」。
多年之後我到德國曼海姆（Mannheim）大學就讀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還記得第一堂課自我介紹後，教授就問我既然來自台灣，知不知道一位蔣先生（Herr Tsiang）？教授說他參考過蔣有關匯率決定的學術論文，深受啟發。這裡的蔣先生指的就是蔣碩傑。
經濟思想方面，蔣更是直接師承經濟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1899-1992），向來主張穩定物價優先，並應節制政府在市場的角色。主要理由在於，政府干預（例如人為壓低利率並分配信用給特定產業）往往導致通貨膨脹或扭曲資源配置，不僅會降低貨幣作為價值衡量的標準，更會讓資本家和金融業從中得利，有如「五鬼搬運」，造成社會不公。
海耶克屬於「奧地利學派」，其崇尚市場與規則的立論基礎，主要來自於知識論（市場遠比政府更能掌握在地與多元資訊）和個人自由等哲學層次。海耶克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包括「芝加哥學派」在內等新古典經濟學。這些學派的想法雖然彼此親近但不完全相同，然而都反對凱因斯主義，這點倒是毫無懸念。
可以說，「王蔣論戰」本質上就是凱因斯和海耶克兩人「世紀之爭」（二十世紀）的台灣版，所爭重點則不脫政府干預和自由市場這類永恆對立。
相對於蔣的學術地位崇隆，一派謙謙君子的儒雅文風，王可是以「辣手寫文章」而名滿天下。王的口頭禪尚包括目光如豆、蒙古大夫，說起話來更是斬釘截鐵（甚少引經據典）、滔滔不絕（早年仕途不順遂也就不足為奇），確實是個相當有魅力的讀書人。雖然奚落他的人會說，其論點不過只是「半部凱因斯治天下」。
記得蔣碩傑有一次為文暗批對手的文章有如西漢賈讓的「治河議」，由於對水利學及黃河的水文資料都沒有研究清楚就信口開河，以致文章流傳愈廣，危害愈大。
高中時候雖然不甚了了論戰內容，但對那樣一種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問題討論方式，卻深感震撼。主要由於當時台灣仍處戒嚴時期，政治議題諸多禁忌不用說，即使是一般公共議題的公開對話更是罕見。更何況此一論戰乃透過主流媒體為之，而且爭點和言辭交鋒都頗激烈，明顯帶有煙硝味（感情投入的緣故），所以看頭十足。
後來我鼓起勇氣，先在大學聯考時直接報名社會組別（我唸的是自然組），上台北讀了兩年法律系之後更降轉經濟系，再從大二唸起，以一種近乎一意孤行的方式和決心，朝當初所設定的目標前進，可以說主要就是受到「王蔣論戰」的觸發。心嚮往之，當時的我的確聽到節奏不一樣的鼓聲。
我知道我們這個世代有不少人因為那場論戰而投奔經濟學的行列，但對我而言，影響則不僅僅只是如此。因為我從此知道這世上有一種工作叫做「社論主筆」，聽起來就覺得好酷。天知道這對當時那位苦悶的高中生帶來多大的鼓舞，不知不覺間，甚至影響了他的大半生。
迷上社論寫作
社論（Editorial, leading article）因為代表報社或雜誌對某一事件的立場與態度，一般而言並不署名。通常會被放在報紙顯目的地方，而且方方正正地存在著，為社會默默提供看待事情的方式（參考點）和解決之道。
由於社論是一種「意見」（opinion），所以和比較接近客觀敘事及事實呈現的「報導」（report）並不相同。行文中如果一定要現身，頂多只是用「我們認為」此一集體口吻。對我而言，這些都充滿著神秘感。
上大學之後，初衷沒變，我真的就熱烈地懷抱起主筆之夢，而且很認真地規劃如何進行。所以往後幾乎所有的思考和行動都環繞在此一主軸上――如何成為一名好主筆。
比如說，積極參與校內新聞性社團，編報紙並找議題練習寫社論；報名校際新聞研習和寫作營（當時跨校活動只能由救國團主辦），認識第一線新聞從業人員，並詢問報紙的「方塊文章」究竟都是何人在寫、如何寫。
而且，因為要深入瞭解公共議題並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所以要常去聽各種主題的演講。至於個人專業的部分則問題不大，因為盤算過，我所就讀的科系，無論是法律或經濟都已相當厚重，按部就班、持續深化即可，如果有必要可再去念個研究所。當時隱隱約約覺得，學位和頭銜似乎都可以強化文章的說服力。
最重要的是，要成為好的主筆，當然必須擁有出色的文字表達和寫作能力。如何淬練現代中文並讓文氣飽滿，更成為我當時的發展重點。歷任國文老師們常說，如要文字洗練和文氣飽滿可多看古文（例如《左傳》、《史記》等），尤其是唐宋八大家，所以我就陸續蒐購了好多版本的《古文觀止》，有空就「之乎者也已焉哉，安排得好作秀才」一番。
然而，古文吟哦多了容易食古不化，尤其是滋生文白夾雜的毛病最是可憐。還好，慢慢地知道當時最好的現代中文在兩個地方，一個是中文版的《讀者文摘》，另一個則是由美國東亞地區的使館策劃，介紹美國文化並翻譯發行的「今日世界文庫」。
有好幾年我常去光華商場和牯嶺街逛舊書攤，主要目的就是在蒐集這兩套叢書。還記得那些店面的燈光通常帶點昏黃，書和雜誌往往就成捆成捆地堆擺在地上，如果有特定的書要找，就像是在挖礦。當然，每有收穫總教人雀躍不已（如今這種感覺早被二手書網路拍賣市場所取代），而部分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叢書，至今仍保存在我老家書房裡。
那段期間台灣的政治還沒解嚴，尤其是因為國會（立法院）尚未全面改選，仍不算是真正的民意機關，所以左右政策走向的關鍵並不在那裡；加上媒體的發行執照和張數（報紙僅限三大張）都被嚴格限制，大家的資訊來源有限，以致菁英報紙的社論，幾乎是所有關心公共政策者必讀，影響力相當大。當年的中時社論更是箇中翹楚，堪稱體制內自由派的言論重鎮。
不過，就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後，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浪潮風起雲湧，公共議論的氛圍也逐漸產生變化，體制外的「黨外雜誌」遂一度成為不少人的言論英雄。這種體制內外言論市場競爭的熱鬧局面，一直到後來報禁、黨禁解除之後才改觀。
話說回來，就在我迷上社論文體寫作的那段青春歲月裡，有號人物絕對值得一提，即當年中國時報的總主筆楊乃藩先生（官拜台糖主秘退休）。作家焦桐曾有一篇專訪――〈飛筆寫一生〉，刊登在一九八八年的《文訊》雜誌，對其生平和如何走上評論寫作這條路，有很精彩的描述。
我聽過楊乃藩的大名最早是從高三國文老師那裡得知，說他家學駢體文並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大一暑假由於參加跨校新聞研習營隊，終於親炙了一堂楊先生的「社論寫作」。
多年之後，在我自己的部落格上，曾有過一段文字追記當年該堂課的場景和心情。
「豈有此理！」
只有總主筆才有這種派頭
如此犀利又典雅的口頭禪吧
台上年近古稀的講者
疾惡如仇卻不失溫柔敦厚
最喜歡聽到的讚美是「乃公神勇」
此刻正興高采烈地講述著
方塊文章的力量
那是一件費勁的事
十年來一共二十八篇才達陣（一九八七年）
力陳政府何以應儘速廢除票據法刑罰此一惡法
又如何振筆疾書
洗刷一名無辜女子的冤情
從被懷疑縱火、死刑定讞到無罪釋放
而「所為不為一人！」的話語又是多麼響亮啊
才大一的我
已經為這位方臉大耳
語調鏗鏘時
雙下巴還會跟著一起晃動的老先生所傾倒
斜槓主筆
即使歷經嚴酷的現實淘洗，上天並沒有完全收回我的五彩筆和年少情懷。在歐陸德語區留學六年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曾在民間智庫「台灣經濟研究院」工作多年。那段期間除了常在報章雜誌發表署名文章之外，也幫過國內一家知名財經報紙寫了好幾年社論，以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叫做斜槓。年輕時候的主筆之夢總算如願以償。
然而，隨著知識取得和新聞來源日益多元，加上臉書、Twitter、PTT等社群媒體興起後，傳統紙媒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這當然也包括老派的社論在內。
雖然政府的經濟角色究竟為何？短期關懷和長期視野孰輕孰重？這些古老的話題每個世代都會有人提起。但無論是說法或語言，卻早已沒有當年「王蔣論戰」時，個個氣吞萬里、策論生風的那份豪邁和使命感。
儘管如此，年少時的主筆之夢，以及急於自我鍛鍊的那份天真和傻勁，每每想起仍感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