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的帷幔

一本詭譎美異，幾乎改寫歷史的神幻之作。
回到妖與傳說恣意的年代，看狐仙鬼怪、書生、官僚與百姓……

當代小說名家閻連科由文學出發，探詢最深層豐富的真實和最詭譎的美。
這是入門聊齋的讀書筆記，也是文學理論的應用實踐。
唯聊齋，能使我們更豐富；唯真實，為文學之信仰！



「《聊齋志異》是一部供人閱讀的故事集，是最富有民間想像的偉大小說和講述。」──閻連科

「那些在小說（《聊齋志異》）中帶來或構建烏托邦與桃花源的人──幾乎都是非人之人。人是生活在不公、黑暗中的人，而給這些黑暗、不公帶來烏托邦和桃花源的人，卻是狐狸、魂魄、仙異和可變為人的花草和蟲孚。」

20世紀的文學源頭，源自這部奇書和蒲松齡這個人？！
《聊齋誌異》當中的豐饒和庫藏，值得今日所有作家在它面前跪下、求借。

▍再奇不過《聊齋》
《聊齋志異》是一部足以媲美四大奇書的神異之作，在古典文學的脈絡中始終一枝獨秀。作者蒲松齡寫妖寫異，寫出了遊走在虛幻間隙，卻無比真實的人世百景，至今無其他著作能與之匹敵。

▍從狐妖、書生到人世的苦難與烏托邦
正是《聊齋》這樣一本奇書，讓閻連科深深著迷，透過不同的稜鏡，重新探索它在真實與虛幻間二重辯證又相互結扭、映照的特性。他以東、西方的名著縱橫參照，從《聊齋》故事中最為人熟知的「狐狸」一族悠悠說起，談非人、神異，再至人世、日常，下看地府鬼魂，上探宗教與神，看蒲松齡無盡地書寫人和人世之困絕同時，書寫非人對「人和人的生活」之嚮往。閻連科指出蒲松齡寫出了一個人類巨大的悖論：「人的美好是一切美好之最；而人的美好又被人類所毀滅、詛咒、侵害和玷汙。」

▍人生經驗有限，而文學的真實無限
讀《聊齋》像作一場由片段組織成的夢，在切割、分散之間植入烏托邦輪廓，讀者在此又在彼，穿梭於有妖與異的空間，卻同時無比真實地存在現世。於是，在怪異、荒誕的盡頭有美，在幽暗的極處有光亮，多一分太過，少一分不足，正如閻連科所言：「一切都是恰到好處。」而「人」與「非人」在其中總是似是而非，從此開展出無限的文學真實。

閻連科
1958年出生於中國河南省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
1979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炸裂志》、《日熄》、《速求共眠》《心經》等；中、短篇小說集15部，散文、言論集12部；另有《閻連科文集》17卷。
曾先後獲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馬來西亞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獎；2012年入圍法國費米那文學獎短名單，2013年入圍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2014年獲捷克卡夫卡文學獎。2015年《受活》獲日本「推特」文學獎，2016年再次入圍英國國際布克獎短名單，同年《日熄》獲香港紅樓夢文學獎。2017年第三次入圍布克獎。2021年榮獲紐曼華語文學獎。其作品被譯為日、韓、越、法、英、德、義大利、西班牙等30多種語言，出版外文作品百餘部。
2004年退出軍界，現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作家和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文化客座教授。

自序
唯《聊齋》能使我們更豐富
總是痴痴夢夢想，《聊齋志異》倘若不是文言文，而是如《紅樓夢》《三國演義》般的淺近白話文，且不因其「牛鬼蛇神」的狐妖鬼魅而成為「四（五）大名著」的名著之一時，那麼今天我們的文學會是什麼樣？
文學唯真實為信仰！
而文學中的真實更多是指真實性。從這個真實性的角度說開去，文學之真實，除了與經驗緊密相連的事實、真實和可能性，還有不被我們論及的「不真之真」、「超真之真」、「無可驗證之真」和「反真實之真實」等等深具真實性的真實來。前者的事實、真實與可能性，均是透過經驗修得的基座或鄰居；而後者──文學的不真之真、超真之真、無法驗證之真與反真實，則都以超越真實的真實性為鄰為基礎。前者自現代文學後，已經四撒遍佈地統治著我們的寫作和閱讀，尤其在今天；而後者，自現代文學後，已經在文學中被冷疏少見到如同只有他人才有的罌粟般。如此這般地天長地久著，今天的我們已經忘記文學的真實中，還有不真之真、超真之真、無可驗證之真和反真實的真實存在了；已經忽略去了二十世紀的現代文學中，所謂的現代正是這些不真之真、超真之真、無可驗證之真和反真實的再生、靈變和內髓化。而這些──要在中國文學中體味這一切，就只能回到我們的古典文學裡，比如《搜神記》、唐傳奇和明清小說裡，才有著鮮明或隱含的旗幟和影彰。
就《聊齋志異》言，它實則是一部旗幟影彰各種文學真實性的百科全書，甚至某種未曾被我們意識到的文學真實性，可能都還隱藏在那近五百項的短篇故事裡。若單論文學的真實和真實性，《聊齋》的豐饒和庫藏，是值得今天我們所有的作家都在它的面前跪下求借的。
實實在在說，中國古典文學之浩瀚與偉大，不是高山而是由高山和高山綿延開去的山脈和大山脈，其應有盡有的豐富性，常常讓人困惑今日寫作的意義是什麼。在偶然一日的一時裡，我意識到就作家孜孜不倦的寫作言，你所必須有的人生經驗是有限的，而文學的真實則為無限時，我想我應該重新回到中國的古典文學去。如此再讀《聊齋志異》時，便轟隆恍惚地有了一種醍醐灌頂感。我甚至對自己極其荒謬地得出結論道──
「原來二十世紀的文學源頭不是延續了十九世紀文學至卡夫卡，而是全部源自《聊齋志異》這部奇書和那個叫蒲松齡的人！」
想到少年時，獨自走在中原大地的荒野上，看到一個墳墓就能看到又一個的世界和人類，能看到不一樣的時間、空間、真實和邏輯；隨便在山田的路邊去摘一枚野果子，就會有個故事如《變形記》樣從果間花裡劈哩啪啦跳出來，滿地落下的新時空、新真實和新邏輯，如同晨光、雨露和田野樣。如此就想《聊齋志異》未獲「四大名著」之冊封，但它所提供的文學的真實和真實性，還有從這種真實性推開蕩去的開放無邊的真實觀，當是今天文學真實與真實性的一部豐饒而絕倫的「聖經」吧。
如此也便在香港科技大學以再讀《聊齋》為起點，將其置放在我所淺知的世界文學裡，尤其是在被我之偏見轄制的二十世紀文學裡，去談去講我所理解的不一樣的《聊齋》和蒲松齡，也便有了《聊齋的帷幔》這冊薄微而充滿錯知的書；且還有了《小說的信仰》更偏見錯知的一本所謂理論的隨筆冊。我想有了這兩冊微薄和偏見，希望我日後的寫作會有蘋果樹上結出梨子、開出牡丹、升起雲朵的變化來。希望讀者讀了《聊齋的帷幔》後，能重新撩開《聊齋》之帷幔，看見書生、百姓、官僚和狐仙鬼怪妖異等，除了他們在故事層面的審美外，還有更為深層豐富的真實和美的詭異存在著。
或者你讀了《聊齋的帷幔》後，回想或再讀《聊齋志異》時，能怒拍一下桌子吼──
「《聊齋的帷幔》純粹是胡扯！」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港科大

自序：唯《聊齋》能使我們更豐富

第一講　《聊齋志異》的接受與不真之真
第二講　狐狸到人間的路
第三講　狐狸的「人生」之真
第四講　科舉：為人的出口即絕處
第五講　書生的求取和非人的給予
第六講　從地府冥都回來的人
第七講　《聊齋志異》的鬼世與《佩德羅．巴拉莫》
第八講　志怪與異相：古典的荒誕與神實
第九講　被傳奇遮蔽的歷史、家庭與女性
第十講　在沒有神的宗教裡
第十一講　時間、空間與夢境
第十二講　《聊齋志異》中的桃花源與烏托邦

第一講　《聊齋志異》的接受與不真之真
1
經驗是一條時間的河道。文學的精彩之處都在漲溢出經驗河道那部分。所有漲溢而出的突鼓、飛濺和塌陷，都是經驗的荒誕和謬誤。文學是為謬誤而生的。人類生活沒有了謬誤，也就沒有了文學。不同的文學，是謬誤不同的容器。作家是為各種謬誤而鍛造容器的人。

2
文學史是為人類的謬誤編繞而成的語言之河。今天我們的大陸上有多少河道和溪流，人類的文學史就該有多麼豐富和迂迴。在依水而居的人類生存過程中，我們消失了多少村莊與河道，我們就遺失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與偉大的文學。而今天──中國文學史中所謂的「四大名著」，一如《聖經》在基督教信徒中一樣神聖和正典。《聖經》成為那些信徒之正典，是人跡漫漫走過了幾千年的事，而「四大名著」成為我們的文學之正典，卻是最近幾十年的事。
時間委實太短了，一根筷子的長度都不夠。
話說明時候，江蘇太倉人氏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這位文學家和史學家，提出了「宇宙四大奇書」說──那時候，王先生當然還不太明瞭世界上的《聖經》、《荷馬史詩》、奧維德《變形記》和《神曲》這類書。他說的「宇宙四大奇書」是：《史記》、《莊子》、《水滸傳》和《西廂記》。到了馮夢龍（一五七四──一六四六），這位王先生的同鄉、蘇州傑出的古典文學家，不光給我們留下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古典短篇之傑作，還把「四大奇書」修正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由此這種奇書說，從包羅宇宙的歷史、哲學和文學，清正、純粹到了文學上，甚至是小說中了。歷史像一頁紙般掀過去，之後金聖嘆（一六○八──一六六一，又是蘇州人）提出「六才子書」的說法來。這六才子書是《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和《西廂記》。而到了李漁（一六一一──一六八○）時，他認為《史記》是散文，《莊子》是哲學，《西廂記》是戲曲，這些都不可歸為同類，一如我們不能把天裝入筐子叫東西，將地也裝入筐子叫東西。他贊成馮夢龍的歸類法，由此馮的「四大奇書」說，便沿著歷史的河道汩汩流傳了。
十八世紀末，清乾隆年間，《紅樓夢》呱呱墜地。二百多年來，歲月每每撕去日曆都是伴著謬誤和修正謬誤的再謬誤。如此我們站在一個文學圖書館的頂端去回望時，不得不感嘆，中國小說的黃金歲月，哪是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哦，而是二、三百年前的明末和清初。那是一個黃金文學的滔滔大時代，八十年代只是中國的又一個黃金文學的鑄爐期，是一個文學的黃金小時代。這中間，相隔的時間委實太長了，一轉眼就是三百年。三百年只爭朝夕，又談何容易矣！更何況這三百年間還有偉大的現代文學在其中。一個無庸置疑的事實是，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又一個黃金期。而八十年代及其後二十年左右的發展和延續，才是中國文學的又一個發軔滾滾的文學大時代。至於這個時代的文學是黃金、白銀或銅鐵，還得讓時間和歷史說了算。
回望小說的過往與今世，三百年前那個黃金大時代，是多麼洪流滾滾、驚濤駭浪哦。一不慎吳承恩的《西遊記》橫空出世了，宛若石頭炸裂，孫大聖飛躍天空；幾乎在這同一時期裡，《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鏗鏘誕生，帶著歷史的血腥與肅殺，夾裹著橫七豎八、枝枝蔓蔓的時代與社會的英雄大故事，讓小橋流水汗顏得如同山洪中的柴草和野花。倘若《聊齋志異》不是以近五百個短篇故事的聲勢集束團結在一起，任你狐仙妖異有多麼大的魔和美，也經不起這些大流巨浪的沖洗。搖頭晃腦想一想，明去清來那個時代，小說的橫空與輝煌，確如電閃雷鳴般。而今天所謂的黃金歲月和大時代與新時期，也實為漁舟和艦艇之比了。當時間哀哀轟隆來到民國時，人們深感用「四大奇書」去囊括明末清初那個時代之文學，著實是要把天地都裝進一個農夫的背簍裡。於是，便又有了「六大奇書」說，在這「四大」中又加了《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兩部書。到了「五四」那個歷史轉捩點上，果真是撕去歷史的一頁紙，可能就有新歷史的新篇章。胡適一干先生們，竭盡全力推廣白話文，研究白話文學史，為中國白話的到來打開了閉關千年的古城門。期間胡適多次談到要「用活的語言做文學。」他在〈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中明確提出道：「故鄙意以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唯《水滸》、《西游》、《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1這就讓「四大名著」這一定論和概念，再次有了種子和土壤。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光中國的經濟、政治是國有計畫的，出版也同樣是國有計畫的。在新中國的文化制度下，顯然如《儒林外史》、《聊齋志異》和《金瓶梅》，這些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古典文學傑作，是要被重新定位淘洗的。一九五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砰的一響應運而生了，根據一些過往的資料說，那時由馮雪峰2先生任社長兼總編，在他提出的出版計畫中，是包含中國古典文學的。這個中國古典文學指的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紅樓夢》──為了政治正確，理所當然地不含《金瓶梅》和《聊齋志異》等。數年後，出版全部歸紅色經典所占有，一切的龐雜都是「大毒草」。但到一九七二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破冰訪華時，為了顯示中國出版的繁華和自由，還又重印了這四部書。如此又一頁的歷史掀將過去了。時間來到「新時期」，那時重新出現在高校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中，並無「四大名著」這一說，如卓有影響的鄭國銓等人一九八一年編著的《文學理論》一書中，關於古典文學遺產的論述，清晰地闡釋了中國古典詩人、劇作家以外的古典小說大家是羅貫中（《三國演義》）、施耐庵（《水滸傳》）、吳承恩（《西遊記》）、吳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紅樓夢》）、蒲松齡（《聊齋志異》），「他們的作品程度不同地集中了時代的智慧，成了人們認識生活、了解歷史的一面鏡子，具有生動而深刻的思想內容和豐富多彩的藝術表現力，因此往往代表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學的成熟程度及其藝術傳統，更是十分珍貴的文學遺產。」3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偉大的八十年代，在充滿轟鳴和朝氣的時代聲響中，一切都在撥亂反正中黑歸黑、白歸白，土地歸勞作，精神歸魂靈。到九十年初，中國當代文學對西域小說、詩歌之熱求，借助中國改革開放的門扉之洞開，暴風驟雨般地湧進來。閱讀與思考，成為那個時代的靈魂育幼院。所有的青年都在這個育幼院中補課、唱歌和跳舞，從而出版、印刷不僅是文化的復興集散地，也是經濟復甦的發原地。今天被我們共同接受、認同到不可更改、替補的「四大名著」說，成為那時侯出版社和出版商「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最為響亮、有力的廣告詞。「四大名著」說，也在那時的媒體、讀者、出版業和文學界，毫無質疑地形成了匆忙的認同和接受，一如每年中國的「一號檔」成為全年的政策綱領樣，被各個部門、機構和人們照單全收了。
就這樣，轟鳴隆隆的市場戰勝了認真的研究，「四大名著」這一概說最終牢不可破、堅如磐石了。《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成為國人的文學聖經了。而《金瓶梅》和《聊齋》，既是陰差陽錯的，也是時代意識的選擇和淘洗，從那個行列中讓人把它的鞋子扒掉了，不得不從「名著」的隊伍中落下來。

3
在此，我們設想在中國的古典文學名著中，不是四大名著而是「六大名著」會是什麼樣？在中國的四大名著中，再補入《聊齋志異》和《金瓶梅》，那麼今天中國的文化、文學會是什麼樣？當然，如果說《金瓶梅》確實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認為的「兒少不宜」時，那麼為什麼不可以「五大名著」呢？倘若「五」為單數不合中國文化中的數字心理，那「四」的諧音不是更不合中國文化的生死心理嗎？若是緣於《聊齋志異》充滿著狐仙妖異才在新中國之後被擠出了「大名」之列的，那麼到今天，我們面對古典和傳統是自豪傲然的，面對世界是敞然開放的，文化是自信包容的，就應該讓狐仙妖異重新回到「中國文化」的陣營裡。倒是如《水滸傳》動輒殺頭吃人肉，去往梁山做好漢的鋪陳和中國今日之狀與未來的籌謀不合拍。然把《水滸傳》從「大名」中拿去自然是不當中的大不當。無論如何說，《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是不可抹殺的、無可替代的。更何況稍微明白的人，都當明瞭任何物事都必是時間籮筐中的物，多麼偉大的傑作都有其時代局限性，只是我們今天該如何去認識那種局限和價值吧。

4
《聊齋志異》和《西遊記》，是最可比的兩部書，而不是《聊齋》和《水滸》或《三國》。《西遊記》的成書大約為十六世紀下半葉，《聊齋志異》的成書時間約在十七世紀下半葉，這中間時差為百年。由此我們不得不感嘆吳承恩的想像力和對民間傳說的拿捏攛掇力，如果他沒有潛到神的?屋偷看過神的日記或者拉開過神的私櫃和私屜，如何能有那樣的想像將民間的碎片流傳整合在一起。至今沒有任何學者對《西遊記》的偉大與經典產生過懷疑和質詢，它和《紅樓夢》一樣被讀者、學者近乎圓滿地叩首和崇信，至於在海外翻譯後，《西遊記》比其它古典名著更為受歡迎，那則是另外一樁因由了。
回到《聊齋志異》上來。為什麼胡適先生在排列「四大名著」時，寧將《儒林外史》分椅列位，而不將《聊齋志異》排序在其中，這與胡適那時大推中國白話而厭惡文言文是不無關係的。在中國的白話時代到來後，《聊齋志異》的語言形成了將其讀者導入故事的巨大障礙和門檻。就是時至今日來說，不借助古譯今的翻譯文，也很少有人能夠真正進入那樣的語言、故事和情景，很少有人願意花力氣去啃咬一塊文言凝結起來的銅鐵磚。今天的年輕人，對《聊齋志異》的故事之熟悉，不外乎：一是口耳相傳的少年痴迷的狐仙、鬼怪、殭屍之講述；二是被翻譯成現代漢語後的各種《聊齋志異》小說集；三是電影、電視、網路的改編和傳播。從這三個管道說，我們熟悉的都是「聊齋」的故事和梗概，而非這部偉大著作的全部血肉和細胞。一如古埃及的「木乃伊」、中國四川博物館「西漢女屍」，即便通過現代科技製作讓「它們」在電影、電視中重新「活」過來，我們看到的，也是「復活」的這一個，而非原本那一個。
在《聊齋志異》被改編、口傳的那些故事裡，蒲松齡對世間、人生的普遍的愛怨不在了；在他的生命時代裡，他對女性的讚美和侷限也都失去了；對人世間的家庭、夫妻和子女等人文倫理的尊崇也很難被觸摸了。還有小說中有意無意、無處不在的鄉村景象及自然筆墨的美和詩意，那種密布在小說這兒一點、那兒一叢，集合起來卻是明晰普遍的「桃花源」的思想也被我們的改編、轉述丟棄得像甩掉一個空有錢褡子而無銀兩的破舊布袋一樣。
假設沒有《聊齋志異》在，我們覺得《西遊記》從宗教到人物，從故事到情節，從苦難到成功，從想像到精神，實在是由天間墜入人世的一個文學博物館，而那被摔得七零八落的非磚之磚，非石之石，非人之人，非僧之僧，以及妖異與怪魔，都被作家在這個重建的博物館中安排得各就其位，有章有法，宛若啟明星閃爍在天空。然而將《聊齋》與《西遊》放在一起時，我們會發現，《西遊記》中所有的人物與妖異，神魔與怪奇，都未免太過黑白分明了，如白天必有光，夜晚無非一團漆黑般。黑和白幾乎是決然不同的兩個陣營和世界，那中間互染、互暈的地方未免少了，或者太過空白了。美與醜，善與惡，好與壞，正義與邪行，在《西遊記》那兒近乎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倘若一犯便必是殺打和死滅。
為什麼白骨精不能真的愛上唐僧呢？為什麼所有的妖異愛上唐僧都是為了要吃唐僧肉，以求長生不老、永生不死呢？既然都已是精妖神怪了，那不是本來就相當、相當的長壽了，為什麼還對人的短暫生命充滿仇恨呢？這一點──非人類的妖異們，對人的愛和對人世生活之理解，倒是《聊齋志異》寫得更為充足和實在。天堂如此之美好，那兒的仙者卻還是渴念到四月的人間走一遭，期冀擁有男女之俗、之境、之美愛。一株牡丹花，占盡了人間的美豔和馨香，而最終還不如一夜男女情歡。地獄是恐怖的，可在地獄中的小鬼、大鬼、厲鬼、惡鬼和怯弱、善良的膽小鬼，都有一個共同的理願和目標，那就是歷盡酷刑和修煉，也要重生回到人間去。哪怕在地獄刑受百年水火，也願用這百年之苦換來人世的一天偷生。
人──是所有仙、道、妖、異、鬼、怪、花、木等百類萬物的中心和歸宿；人世庸常中的生之俗──魚肉和男女，富貴和歡樂，是所有人和非人共同的追求和嚮往，甚或是人與非人的信仰或圖騰。就這個層面言，《聊齋》寫盡了人世的苦難、黑暗、無奈和絕望，卻又寫盡了人和幾乎所有非人，無論人世多麼苦難和艱辛，他們依然不改對人的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因此《聊齋志異》這部巨著中，暗含而彰顯著作家對人類巨大悖論的思考，那就是人的美好是一切美好之最；而人的美好又被人類所毀滅、詛咒、侵害和玷汙。
是否可以這樣說，《西遊記》寫的是超越人的經驗之宗教與正邪；《聊齋志異》寫的是回歸人的經驗之世俗與生願，而同時它還是一部人類過去和未來的寓言書。在對人和人的世俗生活的認知上，《聊齋志異》有與《紅樓夢》一樣的寓言性和複雜性。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最後離家出走，讓世界落得個一片「白白茫茫真乾淨」。而在《聊齋志異》中，蒲松齡讓所有的妖異怪鬼都嚮往人和人類生活，可卻又同時寫出了人與人的不公、欺詐、盤剝和黑暗。社會制度和人性的惡，構成了人類現實的地獄和煉獄。蒲松齡〈遣懷〉詩「夜夜松風吹大壑，猶和冷雨到幽窗。」這和《紅樓夢》的「白茫茫一片真乾淨」的內心是何等的相近和相似，又是何等的苦痛、無奈，恰若寓言和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