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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哈林旅行記(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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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哈林旅行記(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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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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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本書是俄蘇文學的經典之作和契訶夫最重要的作品之一。1890年,契訶夫從莫斯科啟程來到薩哈林島,目的是了解當地的生活和當地人的命運。他在薩哈林島做了詳細的人口調查,了解了當地居民的家庭、勞動、思想等等情況。歸來後,他寫出了《薩哈林旅行記》,於1895年出版。這本書融匯了描寫、議論、抒情多種筆法,包羅了豐富的一手和二手材料,並塑造了許多生動豐滿的人物形象,表達了作家對當地普通民眾艱辛生活的深切同情。不僅如此,薩哈林島的經歷,也治癒著契訶夫精神上的危機,為他和更多的俄國知識分子帶來了新的對於社會和生命的看法。這次旅行後,契訶夫決定“生活在人民中間”。


作者簡介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1860—1904),俄國作家、劇作家,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與法國的莫泊桑、美國的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代表作有小說《小公務員之死》《萬卡》《變色龍》《普裡希別葉夫中士》《第六病室》《帶閣樓的房子》《農民》,戲劇《伊凡諾夫》《海鷗》《萬尼亞舅舅》《三姊妹》《櫻桃園》等。1890年,在赴薩哈林旅行和考察後,契訶夫寫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非虛構作品《薩哈林旅行記》。艱辛的旅程、對於生活的切近體察讓契訶夫決定“生活在人民中間”。薩哈林之行促成了作家在精神上和藝術上的成熟。


名人/編輯推薦

❈ 契訶夫唯一非虛構作品,被他自稱為散文衣櫥裡的“粗硬的囚衣”,旅行文學的必讀之作。

❈ 這是關於一次救贖之旅和朝聖之旅的遊記,也是認識和理解19世紀俄國社會面貌、民眾生活的珍貴史料。曾獲得村上春樹、金宇澄、遲子建等眾多著名作家盛贊。

❈ 本書包含北大歷史學教授羅新專門為此版本撰寫的導讀,以及刁紹華先生和姜長斌先生解讀本書的長文。本書正文之前,收入兩位譯者翻譯的契訶夫旅行隨筆《寄自西伯利亞》,作者以詩意的筆觸講述了他去往薩哈林途中的所見所聞,是《薩哈林旅行記》的重要補充。


譯者前言

契訶夫的薩哈林之行


《薩哈林旅行記》是俄國著名中短篇小說家和劇作家安·帕·契訶夫(1860—1904)的一部大型遊記,是他在1890年赴薩哈林旅行的產物,最初出版於1895年。

契訶夫於1880年登上文壇,名聲與日俱增。到了80年代後半期,他雖然尚不到而立之年,但已成為聞名全俄的大作家,相繼發表了《草原》(1885)、《命名日》(1888)、《乏味的故事》(1889)等名篇佳作。此外,他的第一個多幕劇《伊萬諾夫》(1887—1889)也成功地在舞臺上演出。1888年他因短篇小說集《黃昏集》而榮獲普希金獎金。可是1890年1月26日,莫斯科報紙《今日新聞》突然發表消息說,著名小說家契訶夫不久將取道西伯利亞赴薩哈林旅行。這一消息引起人們議論紛紛,有人同情和支持,但多數人則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而作家本人又多半以開玩笑的口吻來掩飾他此次旅行的真實目的,譬如2月2日在給C. H. 費裡波夫的信中說:他“想要從生活中抹去一年或一年半”。

那麼,契訶夫究竟為什麼要放下成效卓著的文學創作,不顧千難萬險,萬裡迢迢地到孤懸海外的薩哈林島去呢?



契訶夫早在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學習和畢業後行醫時就曾參加過法醫鑒定,寫過這一題材的短篇小說《死尸》(1885)。後來他采訪過法庭的審判,寫了這方面的報道(如《雷科夫及其同伙的案件》)和短篇小說《法庭》、《審判中的一件事》、《昏頭昏腦》(1881—1887)等。他還有些短篇小說,如《小偷》(1883)和《呻吟》(1886),直接描寫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的犯人,而《幻想》(1886)則再現一個將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在押犯人的思索。在《打賭》(1888)中,死刑和終身監禁的問題則成為主人公爭論的物件。由此可見契訶夫對流放和苦役等刑事懲罰問題的關心。

薩哈林原為中國的領土,稱作庫頁島,歐洲航海家誤用黑龍江口地區的蒙語名“薩哈林(連)”稱呼該島。19世紀60年代,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強占庫頁島,沿用了“薩哈林”的名字。為了開發這個面積比希臘大一倍的海島,沙俄政府開始在這裡進行苦役殖民。到了80年代,薩哈林已成為俄國最大的流放苦役地,囚禁著成千上萬的在押苦役犯、流放犯和強制移民,其中有俄羅斯人、烏克蘭人、韃靼人、芬蘭人、波蘭人、高加索人、猶太人、茨岡人等等。這個時期,司法、監獄、流放、苦役等問題,為俄國社會所普遍關注,人們的這種關注反映了對沙皇專制的不滿。因此,考察苦役地的情況和了解各種犯人的命運,應該是契訶夫薩哈林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1890年3月9日,他在給蘇沃林的信中說:“薩哈林只是對於不把成千上萬的人流放到那裡去並且不為之花費幾百萬巨資的那個社會來說才可能是無用和無意思的……薩哈林—這是個無法忍受的痛苦的地方……遺憾得很,我並不多愁善感,否則我會說,我們應該到類似薩哈林這樣的地方去朝聖,就像土耳其人去麥加一樣,而特別是海員和研究監獄的學者則應該看看薩哈林,猶如軍人應該看看塞瓦斯托波爾。從我所讀過和正在閱讀的書籍中可以看出,我們在監獄中已虐待死了數百萬人,無緣無故地虐待,失去了理性,野蠻……”考察流放地的狀況,了解犯人被判刑以後的處境,以便引起社會對他們的命運遭遇的關注,這表現出契訶夫作為作家的高度社會責任感。

但契訶夫的薩哈林之行還有更深遠的目的。

19世紀80年代是俄國歷史上最反動、最黑暗的年代。這個時期,民粹派運動已經瓦解,大規模的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醞釀之中。反動勢力甚囂塵上,資產階級卑躬屈膝、茍且偷安的市儈習氣籠罩著俄國社會,一般的知識階層過著醉生夢死、得過且過的灰色生活。契訶夫從創作一開始便以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為思想基礎,深刻揭露了沙皇俄國的黑暗,表現出當時俄國社會“脫離開生活標準到什麼程度”,反映了廣大群眾要求擺脫種種迫害和疾苦的強烈願望。他向往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又不了解通向新生活的具體道路。作家明確意識到自己的創作以及整個世界觀的這一嚴重缺陷,他寫道:“比較優秀的作家都是現實的,他們寫的是現有的生活,但是因為字裡行間充滿濃厚的目的性,所以除了現有的生活之外,你還可以感覺到應該有的生活,使你入迷的也正是這一點。至於我們呢?唉,我們!我們寫的是現有的生活,可是再進一步呢?無論怎麼逼,即使是用鞭子抽,我們也不行……我們既沒有近期目標,也沒有遠大目的,我們的靈魂裡空空洞洞,什麼也沒有……。”《乏味的故事》就反映了包括作者本人在內的當時俄國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這種深刻的精神悲劇,女主人公卡佳剛一踏上人生旅途,便遭受種種挫折,於是向她所崇拜的保護人,有威望的著名學者尼古拉·斯捷潘諾維奇教授發問:她該怎麼辦?可是教授自己也正為這個問題所苦惱,因為他缺少“一般的思想”。“如果沒有這種東西,那就等於什麼也沒有”,“一輩子也找不到歸宿”。契訶夫本人當然也深刻意識到這一點,80年代後半期他對自己的生活更加不滿意,精神上感到無限苦悶,在給友人的信中抱怨說:“唉,朋友,多麼苦悶啊!如果說我是個醫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醫院;如果說我是個文學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間,哪怕是一點點社會政治生活也是好的。可是現在這種生活,關在四堵墻裡,接觸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見不到祖國,身體不健康,食欲不振—簡直不是生活!”正是為了走出“四堵墻”,深入接觸社會,解脫思想危機,他在1887—1889年間過著一種“流浪漢”式的生活,四處漫遊,先後到故鄉塔甘羅格、烏克蘭、高加索、克裡米亞等地旅行。他還想要去中亞和波斯,甚至產生過環球旅行的念頭。他在赴薩哈林途中,在西伯利亞遭受到難以想象的困難,一度發生動搖,想要返回莫斯科,可是一想到自己近年來的精神生活,立即決心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因此,契訶夫薩哈林之行的深遠目的即在於從生活中尋找“該怎麼辦?”這一極重要問題的答案。1890年3月22日,他在給作家伊·列·列昂節夫的信中寫道:“若是我們知道我們該怎麼辦,……福法諾夫就不會待在精神病院裡,迦爾洵至今還會活在人世,巴蘭采維奇就不會患上憂鬱症,我們也不會感到寂寞和苦悶,您可以不被戲院所吸引,我也無須奔赴薩哈林。”



契訶夫決定赴薩哈林旅行,至少不晚於1889年夏。這時,他的哥哥尼古拉逝世,《新時代報》的發行人蘇沃林建議契訶夫赴歐洲旅行,但被他拒絕,因為這時他已另有打算,即赴遙遠的薩哈林。同年6月,契訶夫在敖德薩向70年代末去過恰克圖和薩哈林的女演員克·亞·卡拉狄根娜第一次透露自己的打算,向她了解旅行的路線和途中有關注意事項,並要求她為之保密。直到翌年1月,契訶夫準備赴薩哈林的想法才被其親友所知。

契訶夫行前搜集和閱讀了許多有關薩哈林的資料,他的“書單”包括六十五種書刊(後來寫作《薩哈林旅行記》的過程中又增加了兩倍)。按照他的說法,他那些日子完全脫離了“文學”,整天關在家中,謝絕會客,埋頭讀書和做筆記,滿腦子“裝的全是薩哈林”。

3月中旬,契訶夫確定了未來的旅行記的總體性質,這將是一部文藝性和學術性兼而有之的考察報告。他還決定在書中加進插圖,企圖說服畫家列維坦與他同行,但沒能成功。這個時期,契訶夫也大體上規劃了這次旅行的路線:從莫斯科乘火車到下諾夫哥羅德,然後乘輪船沿卡馬河到彼爾姆,再乘火車到秋明,從那裡乘馬車經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伊爾庫茨克赴涅爾琴斯克,再轉乘輪船從石勒喀河 (俄人稱阿穆爾河) 入黑龍江,抵阿穆爾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後橫渡韃靼海峽赴薩哈林,在那裡逗留兩個月;回程是:新潟—上海—漢口—馬尼拉—新加坡—馬德拉斯—科倫坡—亞丁—塞德港—君士坦丁堡—莫斯科。

契訶夫充分估計到旅途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危險,對此做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啟程前夕(4月10日)在給B. M. 拉甫羅夫的信中說:“我要長時期離開俄國,有可能永遠也不回來……”他甚至留下類似遺言的囑托,4月15日寫信給蘇沃林說:“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是我準備去參加一場戰爭……如果我淹死,或者發生類似的事情,請您記住,我現在所擁有的和將來所能擁有的一切皆歸我妹妹所有。”

1890年4月19日,契訶夫從莫斯科啟程,但旅行路線略有變化。為了能夠多多觀賞伏爾加河的風光,他從莫斯科乘火車赴雅羅斯拉夫爾,在那裡換乘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號輪船,4月23日抵達喀山,改乘米哈伊爾號在伏爾加河上又航行五天,然後溯卡馬河而上,4月27日抵達彼爾姆,翌日乘火車赴葉卡捷琳堡。契訶夫因病在這裡耽擱了數日—咳嗽,甚至咯血,他作為醫生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並沒因此而退縮。後來契訶夫向別人談起他的肺結核時,說在赴薩哈林途中便已開始。5月2日,契訶夫乘火車從葉卡捷琳堡抵達秋明,從此開始了漫長而又十分艱苦的馬車旅行。

西西伯利亞真正的春天尚未到來,寒風凜冽,道路難行,桃花水使大小河流泛濫,兩岸草地多被淹沒,不得不換乘小船,而且途中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險情。5月5日夜間,契訶夫乘坐的馬車跟迎面飛馳而來的郵車相撞而被撞翻。5月7日,他冒著生命危險在被額爾齊斯河汛水淹沒的草地上行駛,隨時都有可能連車帶人一起掉進深淵。5月14日,他乘小船渡托木河,天氣異常惡劣,風雨交加,險些翻船。盡管如此,契訶夫在旅途中仍然堅持“用鉛筆記日記”,記下途中的見聞和感想。5月16日,他抵達托木斯克,在此停留數日,整理“旅途印象”。從托木斯克到伊爾庫茨克,契訶夫走了兩個星期,這兩千俄裡的路程更加艱難,常常為了修理被顛簸壞了的馬車而等上十到十五個小時,有時又不得不徒步行走。6月4日,他終於抵達伊爾庫茨克,6月5日出發赴貝加爾湖,由於途中不能在驛站及時更換馬匹而耽擱,到達湖邊的落葉松屯時輪船已經開航。他和旅伴們(《寄自西伯利亞》中提到的兩位中尉—施米特和麥列爾,還有伊爾庫茨克工專的學生尼基金)決定冒險,搭上一條開往克留耶沃的輪船,從那裡徒步走了八俄裡,到達地角屯,然後乘馬車赴鮑雅爾斯卡亞驛站。6月20日,在葉爾馬克號輪船啟航一個小時之前,契訶夫趕到涅爾琴斯克,結束了從秋明開始的歷時兩個多月,行程四千多俄裡艱難而又危險的馬車旅行。



登上葉爾馬克號輪船,契訶夫的心情輕鬆下來,他當天寫信給友人阿·尼·普列謝耶夫說:“馬車旅行結束了;大皮靴收藏起來,臉洗乾淨了,換了襯衣,莫斯科的小癟三變成了老爺。”契訶夫在航行期間由於船體搖晃抖動而無法寫作,只能利用輪船靠岸的短暫時間給親友寫信。從這些書信中可以看出他乘輪船在石勒喀河和黑龍江上旅行的大概情景,他深深被黑龍江兩岸壯麗的自然風光所吸引。

葉爾馬克號輪船駛入石勒喀河和額爾古納河的匯合處,便進入黑龍江,俄人稱作阿穆爾河。契訶夫在這條中俄兩國的界河上航行,有機會接觸到中國和中國人民,對他們產生了濃厚興趣,葉爾馬克號進入黑龍江不久便撞在礁石上,停下來修理。契訶夫在6月21日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們的船撞到礁石上,撞了一個洞,現在正修理。我們擱在淺灘上,從船上往外抽水。左邊是俄國的河岸,右邊是中國的。假如我現在回家,就有權夸耀說:‘我雖然沒有到過中國,但是在離我三俄尺遠的地方見到了她’……在中國的岸上有一個哨所:一個小房,岸上堆放著一袋袋的面粉,一些衣衫襤褸的中國人用抬架往房子裡搬運。哨所後面便是茂密的無邊無際的森林。”契訶夫早在伊爾庫茨克便開始接觸中國人,在6月6日的家信中說:“我看見了中國人。這是一些善良而聰敏的人。”葉爾馬克號輪船在黑龍江航行時,他有了更多的機會觀察中國人。葉爾馬克號輪船於6月26日抵達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契訶夫第二天寫信給蘇沃林說:“從伊爾庫茨克便開始遇見中國人,……這是最善良的民族……我招呼一個中國人到餐廳去,請他喝點兒伏特加,他在喝酒之前先把酒杯舉向我,舉向餐廳管理員和仆役們,說道:請!這是中國的禮節。他不像我們那樣一飲而盡,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呷,每呷一口必吃點兒東西。最後,他為了感謝我,給了我一些中國銅錢。真是非常有禮貌的民族。他們穿得不好,但很整潔,吃的東西很有味道,並且很講究禮節。”

契訶夫在布拉戈維申斯克換乘穆拉維約夫號輪船,他利用啟航前的空閑時間遊覽了對岸的中國城市璦琿。遺憾的是他在6月29日的家信中對此沒有詳細敘述,只是寫道:“ 我在27日遊逛了中國的璦琿城。我漸漸地進入一個幻想的世界。”

在穆拉維約夫號輪船上,契訶夫跟一個中國人同住一間一等艙。他在29日的家信中說,這個中國人叫宋留利(譯音),在7月1日的信中又更正為孫樂禮(譯音)。此人會俄語,吸食鴉片,有一定文化,從這些方面判斷,可能是地方官員或者在中俄邊境一帶活動的商人。他向契訶夫“不斷地講述”,說“在中國往往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腦袋搬家’”。他還為契訶夫“按照曲調唱了他的扇子上所寫的東西”。這顯然是吟誦中國古詩。應契訶夫的請求,這個中國人在空白信紙上寫了兩行漢字:“我上廟街,我Я也杜你可來子可杜拉四杜”。廟街,即位於阿穆爾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因明代建永寧寺而得名。俄文字母“Я”是“我”的意思,下面的一些字是俄文“去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您好”的漢字注音。契訶夫用這張寫著上述漢字的信紙給自己的家人寫了一封信,向他們解釋這些漢字的意思。作家還和這個中國人一起在輪船甲板上照相,照片和這封家書原稿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著。



契訶夫於7月5日抵達尼古拉耶夫斯克,因市內沒有旅館而在貝加爾號輪船上住了兩夜,8號乘該船橫渡韃靼海峽,11日登上薩哈林島。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他先後寄居在當地醫生Б. A. 彼爾林和島區長官公署司庫Л. A.布爾加列維奇的寓所。7月12日,契訶夫拜會薩哈林島區長官弗·奧·科諾諾維奇將軍,一周後參加歡迎阿穆爾邊區督軍安·尼·考爾夫男爵視察薩哈林的活動。這位督軍於22和23日兩次接見契訶夫,準許他在島上進行各種調查活動,但不準接觸政治犯。7月30日,島區長官公署發給契訶夫“證明”,準許他為文學寫作搜集素材,訪問監獄和屯村,采訪居民和犯人,查閱有關文件。但與此同時,島區長官又給其下屬下了一道秘令:“密切監視,務使契訶夫先生不得與因犯有叛國罪而被流放和服苦役的人以及受警察監管的行政流放犯有任何接觸。”

契訶夫在薩哈林滯留了三個多月,工作緊張而繁重,主要方式是挨門串戶地進行人口調查,從監獄到屯村,幾乎走遍島上一切有人煙的地方。他專門印制了一種卡片式的表格,分為十二項調查內容,調查時逐項填寫。這種辦法使他有可能走進每一個家庭和監獄號房,和每一個苦役犯、流放犯和強制移民談話,親眼看到他們的生活狀況,了解他們的歷史,得到有關他們的法律地位、家庭情況、思想情緒等各方面的資料。這些調查卡片的內容豐富而準確,是作家了解社會的有效方式。雖然有些卡片已經散失,但至今仍保留有七千六百多張,由此可以看出契訶夫當年工作量之大。此外,他在薩哈林還研究了從島區長官到公署辦事員,從監獄看守到普通士兵的生活。島上的農業生產、商店、建築工地、學校、醫院、娛樂場所等等,以及居民的飲食、服裝、居住條件、衛生狀況、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等等,甚至島上的自然環境、氣候、物產、自然生態等等,以及土著居民基裡亞克和愛奴人的生活習俗等等,所有這些都無一不是他考察的內容。

契訶夫不顧當局的禁止,想方設法接觸政治犯。前蘇聯學者在檔案中發現,契訶夫訪問薩哈林期間,當地共有四十余名政治犯,其中有俄國民意黨人,有波蘭的社會革命黨“無產者”的成員,有波蘭立陶宛社會革命黨“秘密委員會”的成員。在現存的人口調查卡片中,契訶夫親手登記的政治犯有二十多人,還有他們的家屬,只不過是沒有注明其政治犯的身份。這些卡片證明,契訶夫起碼與島上一半以上的政治犯有過直接交往。

9月10日,契訶夫乘貝加爾號輪船離開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前往科爾薩科夫哨所。他在南薩哈林又進行了歷時一個月的調查,10月13日乘志願商船隊的彼得堡號輪船啟程回國。他原計劃歸途中訪問日本和中國,但不巧的是當時遠東一帶正流行霍亂,因此他沒有可能訪問上海和漢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停留了五天,然後經日本海和中國海直達香港。這是契訶夫第二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只不過香港當時正處於英國統治之下。他在12月9日給蘇沃林的信中寫道:“我們經過日本,沒有停留,因為日本正流行霍亂……在我們的旅途中第一個外國港口,就是香港。海灣非常美麗,海面上的交通情景,我甚至在繪畫上都從來沒有看到過。”

1890年12月5日,契訶夫乘彼得堡號輪船抵達敖德薩,經過八個多月的長途旅行之後於12月8日返回莫斯科。他此行最直接的收獲,便是《薩哈林旅行記》和《寄自西伯利亞》。



契訶夫啟程之前就曾答應蘇沃林為他的《新時代報》撰寫西伯利亞旅行隨筆,但要“過了托木斯克之後才能動筆,因為從秋明到托木斯克之間的旅途早已被人描寫過,並且已經被人用了上千次”。可是作家在托木斯克停留期間仍然整理了從秋明到托木斯克的旅途印象,寫成《寄自西伯利亞》的前七章,並且為該報寄出前六章,後來在伊爾庫茨克又寄出第七和第八兩章。他在給蘇沃林的信中允諾還將陸續寄出“關於貝加爾湖、外貝加爾地區和阿穆爾河的篇章”。但上了輪船以後,情況完全不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他在6月21日寫信給蘇沃林說:“葉爾馬克號輪船瘋狂地抖動,因此根本不可能寫字。由於這種小小的麻煩,我原來寄托於乘輪船旅行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現在能夠幹的只有睡覺和吃飯。”於是6月20日寫完的《寄自西伯利亞》第九章,便成了西伯利亞旅行隨筆的最後一章。

《寄自西伯利亞》雖然沒有反映出契訶夫在西伯利亞旅行的全過程,但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是相當完整的,其主題與《薩哈林旅行記》一脈相通,是它不可缺少的“序曲”。首先,作者在這裡即已開始反對懲罰的終身性,反對沙皇政府奉行的西伯利亞流放殖民政策。其次,這些隨筆還提出其他一些重要問題,如崎嶇不平、艱難而又危險的道路,地方官吏的專橫與腐敗,西伯利亞居民的風俗習慣,單調而惡劣的西西伯利亞自然條件等等。作者像是寫私人信件一樣,無拘無束,信筆寫來,使人倍感親切。他時而援引“驛站裡的談話”,時而借助他人的講述,時而直接描寫個人的種種印象,從而勾畫出一幅幅鮮明的畫面和眾多的人物肖像,如流放犯、官吏、車夫、移民、能工巧匠等等。俄國大畫家列賓讀過契訶夫的《寄自西伯利亞》之後,1890年7月25日寫信給藝術評論家斯塔索夫說:“安·契訶夫寄自西伯利亞的信真是美妙絕倫!”

薩哈林之行對於契訶夫來說絕不是一次休閑的旅遊觀光,而是一種艱苦而重要的勞動,是一項艱巨的創作任務。他回到莫斯科家中立即投入《薩哈林旅行記》一書的寫作,書名為《薩哈林島》,副題為《旅行記》。但本書的寫作不得不時斷時續,因為這期間作家還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做,有許多新小說的構思需要寫出來。1891年上半年,除了到歐洲旅行四十天之外,他還寫了短篇小說《古塞夫》、《女人們》和中篇小說《決斗》,但到5月底仍然寫完《薩哈林旅行記》的前三章。同年12月底,旅行記的第二十三章在文集《救濟饑民》中先行發表。1892年上半年,契訶夫又寫成《在流放中》、《鄰居》、《六號病房》、《恐懼》等小說,下半年則埋頭寫作《薩哈林旅行記》,1893年6月最後定稿。全書從1893年年底到1894年上半年首先在《俄國思想》雜志上連載,1895年6月出版單行本。

《薩哈林旅行記》不無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的影響,融匯了各種筆法。這裡有藝術性很強的描寫與敘述,也有帶有濃厚抒情和政論色彩的議論,還有客觀的考察紀實;作者時而直接記述個人的觀察和思考,時而引用他人的講述和有關文獻,從而使本書包羅了豐富的資料。不動聲色的藝術性描寫、帶有抒情成分的議論和學術性的分析論證,相互穿插,加強了旅行記的揭露和批判傾向。全書明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至十三章按照作者的行蹤,以時間先後為序,描寫敘述了他在薩哈林旅行的過程和對島上三個行政區的哨所、監獄、屯落、礦坑、各類人物的生活狀況以及自然條件的考察;而下半部,第十四至二十三章,則以翔實的材料為基礎,每章集中分析論述一個或兩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如南薩哈林的愛奴人和日本人,殖民地的農業和漁業,婦女問題,流放居民的衣食和文化教育、道德面貌和重新犯罪的問題,家庭婚姻狀況和兒童問題,駐軍士兵和地方官員、流放犯外逃問題,流放犯地醫療衛生和疾病死亡等等。但不管怎樣變換寫法,全書自始至終貫穿一個基本主題:薩哈林是一座人間地獄。

契訶夫在《薩哈林旅行記》中既是一位藝術家,又是一位學者,不僅以極大的藝術感染力描寫了婚禮、送葬、肉刑等一系列生活場面,塑造了葉戈爾、“小金手”等許多栩栩如生的流放苦役犯的形象,而且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社會調查和自然考察的第一手資料和數據,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但是,書中藝術描寫和學術考察論證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二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譬如島上的氣候本是氣象學家的研究課題,但在契訶夫筆下卻被描寫得生動有趣,使讀者有親臨其境之感。作者寫作過程中在給友人的信裡說:“昨天一整天都忙於描寫薩哈林的氣候。這種東西很難寫,但是終於抓到了要領,找到了門路。我提供了一幅氣候的畫面,讀者讀到此處就會感到冷如冰窖。”可以說,全書寫人狀物都達到了這種藝術境界。契訶夫以冷靜客觀的態度,通過大量精確的材料,對流放苦役犯和強制移民的悲慘處境做了真實的描繪,字裡行間隨處都飽含著他對被蹂躪的囚徒深切的同情和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強烈憎恨。

薩哈林之行是契訶夫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對他後半生的思想發展和文學創作都起了積極作用。可以說,假如沒有薩哈林之行,他後來的許多作品就無法寫出來。這次旅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促進了他的“成熟”,使他“產生了數不盡的計劃”,也就是說,加深了他對許多社會政治和人生哲理問題的認識,極大地豐富了他的生活和藝術視野,為他後來的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

契訶夫旅行歸來後第一件事就是決心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感到需要有“哪怕是一點點社會政治生活”,為此而把家從莫斯科市區搬到郊外鄉下。他這次旅行之後的創作也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新特點。1892年,契訶夫正是根據薩哈林之行的總體印象,在中篇小說《六號病房》中才能夠把專制制度的俄國概括成一座陰森恐怖的大監獄的形象。他的短篇小說《匿名者的故事》早在1887—1889年即已動筆,但一直未能完成,正是由於他在薩哈林與流放此地的民意黨人有了交往,對他們有了了解,才於1893年完成這篇反映恐怖主義者活動的作品。契訶夫在薩哈林最早結識的郵局職員愛德華·杜琴斯基是一個萊蒙托夫式的業余詩人,作家後來寫作劇本《三姊妹》時即以此人為原型塑造了索連內的形象。完全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作者的西伯利亞和薩哈林之行,諸如《在流放中》等作品也就無從談起。

至於《薩哈林旅行記》,這部作品雖然被作者戲說成是他的“散文衣櫥裡”一件“粗硬的囚衣”,但卻為這位小說和劇作大師的創作增添了許多光彩,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光輝燦爛的俄國文學寶庫。

1995年1月 於哈爾濱


目次

導 讀:看見同時代人避而不見的真實 羅新 …… 1

譯者前言:契訶夫的薩哈林之行 …… 6


寄自西伯利亞 …… 23


薩哈林旅行記 …… 67


第一章 …… 69

阿穆爾河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貝加爾號輪船—普隆格岬和河口灣的入口—薩哈林半島—拉彼魯茲、布羅頓、克魯遜什特恩和涅維爾斯科伊—日本考察者們—扎奧列岬—韃靼海峽沿岸—迭卡斯特裡


第二章 …… 84

地理概況—到達北薩哈林—火災—碼頭—在城郊—Л 先生家的午餐—新相識—科諾諾維奇將軍—督軍蒞臨—宴會和燈會


第三章 …… 99

人口登記—統計表格的內容—我問了些什麼以及如何回答我的—房舍及其居住者—流放犯對人口登記的意見


第四章 …… 110

杜伊卡河—亞歷山大羅夫卡河谷—城郊屯亞歷山大羅夫卡—慣逃犯“美男子”—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哨所—它的過去—地窩棚—薩哈林的巴黎


第五章 …… 123

亞歷山大羅夫斯克流放苦役監獄—牢房—鐐銬犯—“小金手”—廁所—“賣堂”—亞歷山大羅夫斯克的苦役—仆役—作坊


第六章 …… 137

葉戈爾的故事


第七章 …… 144

燈塔—科爾薩科夫斯科耶屯—蘇普魯年柯醫生的搜集品—氣象站—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區的氣候—新米哈伊洛夫卡屯—波焦姆金—前行刑員捷爾斯基—紅谷屯—布塔科沃屯


第八章 …… 161

阿爾科伊河—阿爾科伊警戒哨—阿爾科沃頭屯、二屯和三屯—阿爾科伊河谷—西部沿海各屯:姆格奇、坦基、霍埃、特蘭鮑斯、維亞赫圖和烏安基—隧道—電纜房—杜厄—家屬住房—杜厄監獄—煤礦—沃耶沃達監獄—重鐐囚犯


第九章 …… 184

特姆河,或特密河—鮑什尼亞克中尉—波利亞科夫—上阿爾姆丹—下阿爾姆丹—漫遊特姆河—烏斯科沃屯—茨岡人—徒步穿越原始密林—沃斯克利先斯科耶屯


第十章 …… 201

雷科夫斯科耶屯—監獄—加爾金- 弗拉斯科伊氣象站—巴列沃屯—米克柳科夫—瓦裡茲和隆加裡—小特姆屯—安得烈- 伊凡諾夫斯科耶屯


第十一章 …… 210

規劃中的行政區—石器時代—有過自由移民嗎?—基裡亞克人—他們的人數、外貌、體型、食物、服裝、住房、衛生狀況—他們的性格—企圖使他們俄化—奧羅奇人


第十二章 …… 227

我向南部進發—樂觀的太太—西部海岸—洋流—茅卡—克裡利昂—阿尼瓦—科爾薩科夫哨所—新相識—南薩哈林的氣候—科爾薩科夫監獄—消防車隊


第十三章 …… 243

波羅- 安- 托馬利—穆拉維約夫哨所—頭道溝、二道溝和三道溝—索洛維約夫卡—留托加—禿岬—米楚利卡—落葉松屯—霍姆托夫卡—大河灘屯—弗拉基米羅夫卡—農場或招牌—草地屯—神甫窩棚屯—樺樹林屯—十字架屯—大塔科伊和小塔科伊—加爾金- 弗拉斯科耶屯—橡樹林屯—納伊布齊—大海


第十四章 …… 262

多來加—自由移民—他們的遭遇—愛奴人—分布地區、人數、外貌、食物、服裝、住房、風俗—日本人—庫松- 科坦—日本領事館


第十五章 …… 280

流放犯從業主—轉為強制農民—新建屯址的選擇—蓋房立業—對分從業者—轉為農民—流放犯出身的農民—向大陸移居—屯落生活—在監獄附近—居民的出生地和原屬階層—鄉村政權


第十六章 …… 298

流放犯居民的性別—婦女問題—女流放犯和女性移民—男女同居者—自由民婦女


第十七章 …… 313

居民的年齡—流放犯的家庭情況—婚姻—出生率—薩哈林的兒童


第十八章 …… 328

流放犯的勞動—農業—狩獵—捕魚—洄遊魚—大麻哈和鯡魚—監獄的捕魚業—技藝


第十九章 …… 345

流放犯的飲食—囚犯們吃什麼和怎樣吃—服裝—教會—學校—識字


第二十章 …… 362

自由人—駐軍士兵—屯監—知識界


第二十一章 …… 377

流民的道德面貌—犯罪現象—偵訊和審判—懲戒—樹條抽打和鞭刑—死刑


第二十二章 …… 396

薩哈林的逃犯—逃跑的原因—逃犯的出身、類別及其他


第二十三章 …… 412

流放犯居民的疾病和死亡—醫療組織—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醫院


書摘/試閱

薩哈林位於鄂霍次克海中,長近一千俄裡,把西伯利亞東岸和阿穆爾河口同大洋隔開。它自北而南呈長形,據一位作者的意見,很像一條鱘魚。它的地理方位是:從北緯45°54′到54°53′,從東經141°40′到144°53′。薩哈林的北部,永凍地帶貫穿全境,就其緯度位置來說相當於梁贊省,而南部則相當於克裡米亞。島長九百俄裡,最大寬度為125俄裡,最窄處為25俄裡,面積比希臘大一倍,比丹麥大一半。

從前,全島分為北、中、南三個部分,但這種分法實際上很不妥當,現在只分南北兩部分。島嶼北部的三分之一,就其氣候和土壤條件來說,完全不適於居住,因此往往不計算在內。中部的三分之一叫作北薩哈林;南部的三分之一叫作南薩哈林。南北兩部分之間並不存在嚴格的分界線。目前,北薩哈林的流放犯居住在杜伊卡河和特姆河流域。杜伊卡河流入韃靼海峽,特姆河流入鄂霍次克海。從地圖上看,這兩條河的上遊相距甚近。西部沿海,在杜伊卡河口上下不大的地帶也有人居住。北薩哈林在行政管理方面劃分兩個區: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區和特姆區。

我們在迭卡斯特裡住了一夜。翌日,即7月10日中午,橫越韃靼海峽,駛向杜伊卡河口的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哨所。當天風平浪靜,天空晴朗,這在此地極為少見。平靜的海面上,一對對鯨魚噴著水柱,遊來遊去。這種壯麗的奇觀,一路上很使我們開心。但是我得承認,我的心情並不愉快,距薩哈林越近,情緒越壞。我覺得惴惴不安。那位帶兵的軍官知道我赴薩哈林的目的以後,很是吃驚,並且讓我相信,我沒有任何權利接近苦役地和移民區,因為我不在國家機關中任職。誠然,我知道他說的不對,可是聽了他的話以後,我不免煩惱起來。我擔心人們在薩哈林真的會這樣對待我。八點鐘以後,拋錨停泊。薩哈林岸上的森林有五處燃著大火。周圍一片昏暗,海面彌漫著濃煙。我看不見碼頭和建築物,只見哨所裡燈影綽綽,其中有兩盞發著紅光。昏暗的背景上,黑黝黝的山峰,滾滾的濃煙,大火和燈光,構成一幅線條粗糙的恐怖畫面,仿佛把人帶進神秘世界。左面,燃著奇異莫測的篝火。上空,群山聳立。遠處,大火的血紅色的火光,從山峰後面高高升起,伸向天際。仿佛整個薩哈林都在燃燒。右面,容基那爾岬像個黑色的龐然大物,突兀海上,狀如克裡米亞的阿尤—達格岬;岬頂,燈塔熠熠閃亮;岬底,海船和海岸之間的水中聳立著三塊尖頂礁石,名之謂“三兄弟”。一切都湮沒在煙霧之中,好似在地獄裡一般。

一艘小艇向輪船駛來,艇後拖著駁船。這是運送苦役犯,為輪船卸貨的。傳來了韃靼口音的說話聲和謾罵聲。

“別讓他們上輪船!”有人在船舷上喊道,“別放他們上來!黑夜裡他們會把全船給偷光的!”

機械師發現我對岸上的景象感到不快,便對我說:“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這裡還不算什麼,您瞧瞧杜厄吧!那裡,海岸陡峭,峽谷昏黑,裸露著黑色的煤層……陰森森的海岸!我們貝加爾號時常往杜厄運送苦役犯,每次都是二三百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一看到海岸就大哭起來。”

“在這裡充當苦役犯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船長憤憤地說,“如今這裡很平靜,但是您等著秋天再看吧:狂風,暴雪,寒冷,海浪掀過船舷——真是一言難盡!”

我留在輪船上過夜。清晨,五點左右,一陣吵嚷聲把我喚醒:“快點!趕快!小艇最後一次去岸上了!我們馬上就要開船啦。”一分鐘以後,我已坐在小艇上了。我身邊坐著一位年輕的官員,一臉怒氣,睡眼惺忪。小艇尖叫一聲,載著我們向岸邊駛去,後面拖著苦役犯乘坐的駁船。囚犯們工作了一夜,沒有睡覺,顯然已經精疲力盡。他們一個個無精打采,面孔陰郁,始終沉默不語。他們的臉上掛著水珠。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幾個高加索人,面部線條分明,皮帽低低地壓在眉毛上。

“讓我們認識一下吧,”身邊的官員對我說道,“十四等文官Д。”

這是我到薩哈林認識的第一個人,他是一位詩人,寫有暴露性詩篇《薩哈林諾》,詩的開頭是:“告訴我,醫生,不是白白地……”後來他常來看我,陪我一道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市內和郊區散步,給我講述各種奇聞軼事,或者無休無盡地朗讀自己的詩作。他在漫長的冬夜裡寫作自由主義的小說。一遇機會,他總喜歡讓人知道他雖是十四等文官,但實際上卻身居十等官的要職。一次,有一個女人有事求見他,稱呼他Д先生,他大為惱火,氣勢洶洶地對她喊道:“我不是你的什麼Д先生,而是大人!”上岸途中,我向他詢問薩哈林的生活情況。他不吉祥地嘆息著說道:“有您瞧的!”太陽已經高高升起。昨晚陰森恐怖、昏黑模糊的景象,如今在這朝陽的照耀下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粗獷的容基那爾岬,岬頂的燈塔,“三兄弟”,幾十俄裡以外從兩側皆可看見的高聳的陡岸,山中輕紗般的云霧,冒著滾滾濃煙的森林大火,這一切在陽光的照耀下和粼粼碧波陪襯下,構成了一幅不算很壞的圖畫。

這裡沒有港灣,海岸險要。瑞典輪船阿特蘭特號的遭遇令人難忘,這艘船在我來此前不久遇難,如今仍放置在岸上。雖有碼頭,但只為小艇和駁船而設。碼頭是一座伸進海裡的幾俄丈高的框架結構,形如丁字。許多粗大的木樁牢牢地埋進海底,形成一個方框,裡面填滿石頭,上面鋪著木板,板上沿著整個碼頭敷設著推車軌道。在丁字橫杠的一端,有一所漂亮的小房。這是碼頭管理處。旁邊豎著一根高高的黑色旗桿。整個設施雖很講究,但是並不堅固耐久。據說,遇有狂風暴雨,海浪會拍到小房的窗戶上,甚至飛濺到旗桿橫桁上,整個碼頭都會隨著顫動。

碼頭附近的岸上,有五六十名苦役犯,可能由於無事可做,在東遊西逛。有的穿著囚衣,有的穿著短襖或者灰色粗呢上衣。我一出現,這五六十人一齊把帽子摘下。迄今為止,恐怕沒有一個文學家獲得過這樣的榮譽。岸上停著一輛無彈簧的帶篷馬車。苦役犯把我的行李搬進馬車。有一個人蓄著黑胡子,襯衣從上衣下面露出,坐到御座上去。我們要上路了。

“您到哪裡去,大人?”他轉過身來,脫掉帽子,問道。

我問他此地是否有出租的房子,哪怕一個房間也行。

“正是這樣,大人,能租到。”

從碼頭到亞歷山大羅夫斯克有兩俄裡的路程,筑有上好的公路。路面平坦整潔,兩側有排水溝和路燈。同西伯利亞的道路相比,這簡直是無法形容的豪華。和公路並行有一條敷設鐵軌的道路,但是,沿路的自然景象非常貧乏。杜伊卡河流經亞歷山大羅夫斯克谷地,周圍群山環抱。山上,燒焦了的樹樁,或被風吹得幹裂的落葉松樹幹,直挺挺地聳立著,好像豪豬身上的針毛。山下河谷裡遍地是草墩和酸性禾草,證明不久前這裡還是無法通行的沼澤。新挖的排水溝的土層橫斷面,暴露出土質的貧瘠。火災過後的沼澤土壤,上面覆蓋著薄薄一層黑土。既沒有松樹,也沒有橡樹和楓樹,只有一種落葉松,長相枯萎、單薄,仿佛被啃過一般。在這裡不像我們俄國,落葉松不是森林和公園的點綴,而是沼澤土質貧瘠和氣候惡劣的證明。

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哨所,或簡稱亞歷山大羅夫斯克,是一座很美觀的西伯利亞型小鎮,有三千居民。城中沒有一所石頭建築,教堂、房舍乃至人行道,全是用木材,主要用落葉松建成。這裡是薩哈林文明的中心,島區長官的駐節地設在這裡。監獄坐落在主要街道附近,外表上跟兵營相差無幾。因此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並不像我原來想的那樣,完全不帶陰森恐怖的囚堡色彩。

馬車夫送我到了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城郊屯。我們來到流放犯出身的農民П的家裡。我看了住房。小小的庭院,按照西伯利亞的方式鋪著原木,四周圍著柵欄。房子裡有五間寬敞整潔的住屋,一間廚房,但是沒有任何家具。女房東是個年輕的女人。她搬來一張桌子,五分鐘後又拿來一個方凳。

“房費,包括燒柴在內,22盧布,不帶燒柴,15盧布。”

她說。

一個小時以後,她端著茶炊走了進來,唉聲嘆氣地說:“您算是到了個倒霉的地方啦!”

她是當姑娘的時候跟隨母親到這裡尋找父親的。父親是個苦役犯,直到現在還沒有服滿刑期。現在她嫁給了一個流放犯出身的農民。丈夫是個陰郁的老頭,我在院子裡曾見過一面。他得了什麼病,躺在涼棚下呻吟著。

“我想,我們唐波夫省現在正割麥子,”女房東說,“可是在這裡,就連瞧一眼也休想。”

的確沒有什麼值得看的,從窗裡往外望去,只見有幾壟洋白菜苗,旁邊有幾條很不像樣子的排水溝,遠處聳立著幹枯的落葉松。男主人手按著腰,哼哼唧唧地走進屋裡,對我抱怨起來,訴說著欠收的年景,寒冷的氣候,貧瘠的土地。他順利地服滿了苦役和流放期,現在有兩所房子,養著牛馬,雇有不少幫工,自己什麼活都不幹,討了個年紀輕輕的老婆。而主要的是他早就取得了移居到大陸上去的權利,可是他仍然牢騷滿腹。

中午,我到城郊屯散步。屯邊有一幢很漂亮的帶涼臺的小房,門上釘著一塊小銅牌。院子裡住房旁邊是一爿商店。我走進去,想買些吃的東西。“商行”和“貿易委托棧”——在我保存的印刷的和手抄的價格表中,這家小小的商店叫這個字號——的主人是流放犯Л。Л從前是近衛軍軍官,十二年前由彼得堡地方法院判為兇殺罪犯。他已經服滿苦役,現在經商,同時還承辦旅行和其他各種委托事宜,為此而領取看守長一級的薪俸。他的妻子是自由民,出身於貴族。現在監獄醫院裡當醫助。店裡出售肩章上用的金星、土耳其糖果、截鋸、鐮刀以及“女帽,夏用涼帽,式樣時興,美觀大方,每頂價格從4盧布50戈比到12盧布不等”。我正在和店員談話的時候,店主走了進來。他穿著絲綢的常禮服,系著一條花領帶。我們彼此認識了。

“您肯賞光在寒舍進午餐嗎?”他邀請我說。

我同意了。我們一起向他的住宅走去。他的家裡陳設舒適。一色的維也納家具,擺著鮮花,還有一架美國八音琴和一把安樂椅。Л每天午飯後都要坐在這把椅子上晃動著身子,閉目養神。除了女主人外,我在餐廳裡還遇見四位客人,他們都是官員。其中一位老頭沒蓄須,兩腮留著銀白連鬢胡子,臉相很像劇作家易卜生。原來他是本地醫院的醫生。另一位也是老頭,自我介紹說是奧倫堡哥薩克軍的校官。這位軍官一開始說話,就給我這樣的印象:他為人善良,是位熱誠的愛國者。他溫順,敦厚,老成持重,但是一旦談起政治來,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懷著真誠的情感講起俄國的強大,輕蔑地談論德國人和英國人,盡管他有生以來從沒見過他們。據說,經海路來薩哈林的途中,他在新加坡想給太太買一條絲綢頭巾。可是這要求他把俄國鈔票兌換成美元,據說他對此大為光火,說道:“怎麼!我得把我們的寶鈔兌換成什麼埃塞俄比亞的紙票子!”頭巾也就沒有買成。

午餐有蘇波湯、炸子雞和冰激凌,還有葡萄酒。

“此地大約何時落最後一場雪?”我問道。

“5月份。”Л回答說。

“不對,是6月份。”很像易卜生的那位醫生說。

“我認識一個移民,”Л說,“他種的加裡福尼亞品種的小麥,收成是種子的二十一二倍。”

但又遭到醫生的反駁:

“不對。您的薩哈林什麼都不收。可惡的土地。”

“對不起,”一位官員說,“1882年小麥收成是種子的四十倍,我很清楚這一點。”

“您不要相信,”醫生對我說,“他們這是給您灌迷魂藥呢。”

進餐時有人講了一個故事,說俄國人占領薩哈林島以後,開始欺侮基裡亞克人,於是有一個基裡亞克薩滿便詛咒薩哈林,預言以後從島上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果然如此。”醫生嘆息道。

午餐後,Л演奏八音琴,醫生邀我到他家去住。

當天傍晚,我就住進了主要大街上的一所房子裡。這兒離公署非常近。從這天晚上起我開始洞悉薩哈林的秘密。醫生告訴我說,在我來這裡前不久,他在海濱碼頭上給牲口做防疫檢查,同島區長官發生過一場嚴重的齟齬,結果將軍甚至抽了他一棍子;第二天宣布準予他呈請辭職,盡管他本人並沒有提出辭呈。醫生拿出一捆文件給我看,說是他為了維護公理和出於對人類的愛而寫的。這是一些呈子、狀子、報告……和告密書等等的抄件。

“您住在我家,將軍會不高興的。”醫生意味深長地眨了一下眼睛,說道。

翌日,我拜會了島區長官科諾諾維奇。將軍不顧勞累和公務繁忙,盛情款待了我,並且同我進行了一小時左右的談話。他很有教養,知識淵博,此外,還具有豐富的實際經驗,來薩哈林任職之前,曾主管卡拉島苦役地長達十八年之久。他談吐高雅,文筆優美,給人的印象是一位誠摯的、充滿人道精神的人。我不會忘記同他談話給我帶來的快樂。他不斷表示厭惡體罰,這在開始時聽起來多麼令人愉快。肯南曾在他那本著名的書中對島區長官敬佩不已。

將軍得知我打算在薩哈林逗留數月,警告我說,這裡生活艱難而枯燥。

“苦役犯、移民和官員,所有的人都想逃出這裡,”他說,“我還不想逃,但我由於用腦過度,已感疲倦。這裡要求大量腦力勞動,主要因為事務零亂紛繁。”

他答應給我全力支持,但要求我等待一些時候,因為薩哈林正在準備迎接督軍,所有的人都在忙著。

“我很高興您住在我們醫生家裡,”他在分手時說,“您將會知道我們的缺點。”

督軍蒞臨之前,我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克一直住在醫生家裡。生活很不一般。每當我早晨醒來,各種各樣的聲音都會提示我身在何處。窗戶敞開著,一隊戴著鐐銬的囚犯在街上不慌不忙地從窗前走過,發出均勻的金屬碰撞聲。寓所對面的兵營裡,為了迎接督軍,士兵軍樂手在演習進行曲,橫笛吹一個調,低音長號奏另一個曲,豎笛響的是第三種腔,真是九腔十八調,一片嘈雜。而我們屋子裡養的金絲鳥則啼鳴不已。我的房東醫生在屋子裡不停地來回走動,邊走邊翻閱法律大全,喃喃自語地說:

“如果根據某條某款,我向某處提出呈請……”諸如此類等等。

要麼他就坐下來,同兒子一道起草訴訟狀。到街上去走走吧,外面又十分炎熱。聽說出現了旱災。軍官們穿上了白色軍服。這並非每年夏季都是如此。街上的景象比縣城要繁華得多。這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為正在準備迎接邊疆區長官,而主要的原因是這裡的居民成年人占絕大多數,他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戶外活動。這裡在一塊不大的地面上,聚集著一個千人的監獄和一所五百人的兵營。杜伊卡河上正在緊張地架橋,街道上豎起幾座牌樓,家家戶戶都在打掃和粉刷房屋,士兵在操練步伐。兩匹馬的和三匹馬的馬車,掛著串鈴,在街上馳騁,這是為督軍預備的馬車。真像過節一樣,一片繁忙景象。

馬路上,一群土著居民基裡亞克人向警察局走去,幾條馴良的薩哈林看家狗向他們狂吠。這些狗不知為什麼只向基裡亞克人吠叫。又有一伙人走過來,是戴著鐐銬的苦役犯,有的戴著帽子,有的光著頭,拉著沉重的裝滿沙子的平板車,鎖鏈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幾個孩子緊緊跟在車子後面。兩側是看押的士兵,他們滿臉流汗,皮膚熱得通紅,肩上扛著步槍,有氣無力地走著。苦役犯把沙子撒在將軍官邸前的廣場上,然後原路返回,鐐銬聲不絕於耳。一個苦役犯穿著印有紅方標記的囚服,挨門串戶地叫賣覆盆子漿果。當你走在街上時,坐著的人都會站起來,所有遇到的人都會脫下帽子。

苦役犯和流放移民,除了少數例外,一般都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不戴鐐銬,沒有人看押,因此你每走一步都會遇到成群結伙的和單個苦役犯。在農戶的庭院裡和屋子裡也有這種人,他們充當車夫、看門人、廚師、廚娘和保姆。這種親密的關係,起初使人很不習慣,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你從一處建築工地附近經過,會看見幾個苦役犯手裡拿著斧頭、鋸子和錘子。這時你不禁會想,他這麼一掄,你就得七魂出竅!或者你到一個熟人家去,偏巧他不在家,你坐下來給他寫個便條,可是這時你的背後站著一個苦役犯——他的仆人在等待著你,手裡拿著一把刀,他剛才在廚房裡用這把刀在削馬鈴薯。或者,清晨四點來鐘,你被一種沙沙的聲響驚醒,睜眼一看,只見一個苦役犯踮著腳尖,屏住呼吸,悄悄向你走來。怎麼回事?這是要幹什麼? “擦擦皮鞋,大人!”我很快就看慣了這些,並且習以為常了。這裡的太太們毫不介意地放孩子們隨著充當保姆的無期苦役犯出去散步。

一位記者寫道,他起初甚至對每一墩矮樹叢都感到害怕,在路上遇見一個囚犯,就得趕緊去摸摸大衣裡面的手槍;後來他放心了,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般說來,苦役犯們是群羔羊,懦怯,懶惰,半饑半飽,只會向人討好。”認為俄國囚犯只是由於懦怯和懶惰,才不殺害和搶劫路人,這未免把人類想得太壞了,或者說是不了解人。

阿穆爾督軍考爾夫男爵乘海龍號兵船,於7月19日抵達薩哈林。在島區長官官邸和教堂中間的廣場上,他受到儀仗隊、全體官員以及移民和苦役犯的隆重歡迎。演奏了我方才提到的那首樂曲。一位儀表非凡的老人端著本地製造的銀盤,向他敬獻了麵包和鹽。這位老人姓波焦姆金,從前是個苦役犯,後來在薩哈林發了家。我的房東醫生也在場,他身穿黑色禮服,頭戴無檐帽,手裡拿著一份呈請書。我第一次見到薩哈林的民眾,他們那種悲慘的特點並沒有掩過我的眼睛:人群中有壯年男女,也有老人和孩子,但是唯獨沒有青少年,好像從十三到二十歲的年齡在薩哈林就根本不存在似的。我情不自禁地給自己提出一個問題:這是否意味著青年人稍一長成,只要一有可能,便都離島他去了呢?

督軍在到達的第二天,便開始視察監獄和移民區。移民們焦急地等待著他。所到之處,移民們都向他遞交請求書或者口頭提出請求。大家講話時,有的是為自己,有的代表全屯。講演的藝術在薩哈林甚為高超,因為任何事情,離開講演就辦不成。在杰爾賓斯科耶屯,移民馬斯洛夫在講演中數次將官長叫作“最仁慈的統治者”。遺憾的是,求見考爾夫男爵的人請求的事情,遠遠不都是真正需要的。這裡跟在俄國類似的情況下一樣,也表現出農民那種令人沮喪的愚昧無知:人們請求的不是興辦學校,不是公正的執行法律,不是做工賺錢之類的大事,而是各種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有人申請官府救濟,有人請求準立子嗣,總之一句話,提出的請求都是地方當局可以滿足的。考爾夫對待他們的請求非常關注和熱心。他深深地為他們的不幸境遇所感動,許下諾言,激發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在阿爾科沃屯,副典獄長報告說:“阿爾科沃一切順利。”男爵聽了之後,指著秋播和春播小麥對他說:“一切順利,只有一點除外,就是阿爾科沃沒有糧食吃。”亞歷山大羅夫斯克監獄,在他蒞臨之際,給犯人吃了鮮肉,甚至還有鮮鹿肉;他巡視了所有的囚室,接受了請求書,下令除掉許多犯人的鐐銬。

7月22日這天是法定的節日。祈禱和閱兵完畢之後,一個巡丁跑來報告說,督軍大人要接見我。我去了。考爾夫十分親切地接待了我,同我進行了半個小時的談話。我們談話時科諾諾維奇將軍也在座。當時向我提出一個問題:我是否負有官方使命?我回答說沒有。

“最低限度您是接受某個學術團體或者報紙的委托吧?”男爵問道。

我的衣袋裡本來是有記者證的,但是我不打算在報紙上刊登關於薩哈林的文章,因此不想把那些完全信任我的人引入五裡霧中。我回答說:“沒有。”

男爵說道:“我允許您自由出入任何地方,會見任何人。我們沒有什麼可隱瞞的。您在這裡可以考察一切,將發給您自由出入所有監獄和移民屯的通行證,您可以利用您需要的文件。一句話,所有的地方都為您敞開大門。只有一點我不能允許您做,就是不準同政治犯有任何交往,因為我沒有任何權力允許您這樣做。”

告辭時男爵說:

“明天我們再談談。請您帶著紙來。

這天,我出席了島區長官宅邸舉行的歡迎宴會。我在這裡幾乎認識了薩哈林所有的政界人士。宴會進行時,演奏了樂曲,發表了演說。考爾夫為答謝對他的祝酒,發表了簡短的演說。我現在還記得他的一些話。他說:“我堅信,薩哈林‘不幸者’的生活,比在俄國乃至歐洲某些地方都更輕鬆。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因為善良之路是無窮盡的。”五年前他來過薩哈林一次,現在他認為這裡進步顯著,超過了預期水平。他的褒揚之詞,同人們看到的饑餓、女流放犯普遍賣淫、殘酷的肉刑等現象無法調和。但是聽眾應該相信他的話,因為現在同五年前相比,似乎可以說,黃金時代開始了。

晚上是燈會。街道被小油燈和五色花火照得通明。士兵、移民和苦役犯成群結隊,一直遊逛到深夜。監獄門大開。杜伊卡河一向破敗,骯臟不堪,河岸光禿禿,如今兩岸都裝點得格外美麗,蔚為壯觀。但是這很可笑,就像給廚娘的女兒穿上小姐的禮服一樣。將軍的花園裡奏著音樂,歌手們唱著歌。還鳴了禮炮,有一門大炮還爆炸了。盡管如此熱鬧,街上仍覺煩悶無聊。既沒有歌聲,也沒有手風琴聲,連一個醉漢也沒有。人們像幽靈一樣遊蕩著,像幽靈一樣緘默不語。苦役地盡管被花火照得五彩繽紛,但仍然還是苦役地。遠處傳來悅耳的樂曲聲,但是永遠回不了祖國的人聽到這樂曲,只能產生絕望的哀愁。

我帶著白紙去見督軍。他向我闡述了對薩哈林苦役地和殖民區的看法,讓我把他講的都記錄下來。當然,我很願意完成這項任務。他建議我給記錄下來的東西冠以這樣一個標題:《不幸者的生活記述》。從我們最後一次談話和我在他口述下記錄下來的東西中,我得到一個信念,堅信他是一位寬厚、高尚的人,但是他對“不幸者的生活”了解的程度並不像他自己認為的那樣。請看《記述》中的一段話:“任何人都沒有被剝奪獲取完全平等的希望。不存在終身懲罰。無期苦役不超過二十年。苦役勞作並不沉重。如果說沉重,那只表現在強制性勞動不給勞動者本人提供私利,而不表現在體力強度上。不披枷戴鐐,不用人看守,不給剃光頭。”

天氣一直很好,晴朗,清新,很像我們俄國那裡的秋天。黃昏尤為美妙。我永遠不能忘懷那西方火紅的晚霞,深藍的大海和從山後冉冉升起的皎潔的明月。每當這樣的黃昏,我都喜歡在哨所和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屯之間的河谷裡往來馳騁。這裡道路平坦,並排有小平板車軌道和電報線。從亞歷山大羅夫斯克前行,河谷越來越窄,昏暗益形濃重,高大的牛蒡使人覺得很像熱帶植物。黑黝黝的群山從四面八方向你圍過來。遠處出現火光,那是燃燒著的煤炭,或森林中的大火。一輪明月,高懸中天。一幅奇幻的畫面忽然使我感到恐怖:一個身穿白衣的苦役犯,駕著一輛小平板車,不斷地用木桿撐地,沿著鐵軌向我迎面奔來。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該回去了吧?”我問車夫。

苦役犯車夫把馬車調轉過來,望望四周的群山和火光,說道:

“這裡真煩悶,大人!咱們俄國比這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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