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遊牧、商業與宗教，前近代歐亞世界體系的形成

世界權威顛覆史觀完整濃縮
中亞歷史學者森安孝夫　集數十年學術大成之作
不了解中央歐亞絲路的歷史，就無法擺脫西方中心的窠臼！
火藥革命以前，「馬」主宰了歷史發展的走向
策馬奔馳的遊牧民，建立縱橫歐亞大陸的絲路網絡
協調游牧與農耕世界的資源，打造商業、宗教、文化交流的盛世
拋棄西方中心史觀，才能勾勒最完整真實的全新世界史
過去，歐亞大陸的騎馬遊牧民掌握了歷史的關鍵，利用自身的機動力，建立星羅棋布的絲路交通網絡，搭起連繫中國、印度、西亞、歐洲等文明的橋梁，打造協調各地資源的遊牧國家，最終促成前近代世界的形成。不只政治、軍事力的通行，粟特和回鶻商人，以及佛教、摩尼教、瑣羅亞斯德教等諸多人群，也將商業、文化、宗教傳播到絲路的每一個角落。
本書作者森安孝夫教授憑藉著深厚的歷史學與語言學造詣，帶我們了解帶著我們深入了解這群騎馬民族，如何建立起橫跨大陸的「前近代世界體系」？古回鶻文的書信，如何揭開日常商隊貿易的真相？震驚國際的日本摩尼教畫像，如何解開絲路宗教文化交流的謎團？讓我們一起探索這段馬背上的世界史。

森安孝夫
一九四八年生於福井縣。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於同校研究所就讀時，獲得法國政府公費留學，赴巴黎留學。曾任金澤大學助理教授、大阪大學教授、近畿大學特聘教授等，現為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監事、研究員、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文學博士。主要著作有《興亡的世界史05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回鶻－摩尼教史的研究》、《東西回鶻與中央歐亞》、編著《中亞出土文物論叢》、《從粟特到回鶻──絲路東部的民族與文化交流》。

譯者簡介
陳嫻若
東吳日文系畢業，曾為出版社日文編輯，目前專職日文翻譯。喜歡閱讀文學，也樂於探究各領域的知識，永遠在翻譯中學習。譯作有：《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我把青春賭給山》、《豐田物語》、《哲學是職場上最有效的武器》、《地球全史》、《不自由的心》、《怒》、《今天也謝謝招待了》、《喜樂京都》、《塵封筆記本》、《穿越光之小徑》、《海上的世界地圖》、《闇的美術史》、《生還者》等。

好評推薦
林聖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金老ㄕ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專欄作家
謝金魚　歷史作家

「森安教授早年致力解讀絲路上失傳的語言，在日本與歐陸深厚的內亞史傳統之上，開展了獨樹一格的學術體系，更難得的是，他也能深入淺出地書寫知識普及文章，若想認識絲路，從森安教授的著作入手絕對不會錯！」
──謝金魚，歷史作家

「世界史是由絲路所創造的──。本書以恢宏的視角與縝密的敘述，精彩描繪出近代之前歐亞大陸歷史無法脫離絲路而存在的事實。
前近代歐亞大陸的交通路線，由於主要的交易物品是中國生產的絹，故稱為「絲綢之路」。而作者認為絲路不僅僅是連結東西方的交通幹道，更將之重新定義為連結歐亞大陸東西南北的網狀交通組織。藉著縱橫交錯於綠洲、草原、農耕地帶的絲路網絡，收攬遊牧地帶與農耕地帶的前近代世界體系才得以成立。
本書前半部指出絲路史在人類史中的重要性，並講述了前近代世界體系的特色；後半部則以實際例子來揭露4到13世紀的絲路變遷，特別是關於粟特人與回鶻人的活動、佛教與摩尼教等宗教的傳播，以及9世紀傳入日本之世界圖的解讀等……。
引領世界絲路史研究的作者，挾帶自信所出版的本書，是立足絲路的世界史概論中最好的一冊。今日，儘管仍舊困難重重，人們努力建立連結歐亞大陸內陸與沿海地區的大經濟圈，而絲路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揭櫫未來的藍圖。本書想必在今後將會成為世界史的必讀書目，持續讓讀者為之著迷吧。」
──妹尾達彥，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

後記
本書雖然在書名冠以日本人耳熟能詳的「絲路」，但內容充斥著複雜陌生的人名、地名，以及未曾學習過的民族與宗教，所以首先向讀完這本書的各位讀者致上感謝。但是容我直言不諱地說，讀完一本書的﹁訣竅﹂，就是遇到艱澀難懂處毅然決然跳過。讀書高手肯定都會這麼做。
而本書嘗試的是，素描從中央歐亞看到的世界史。所有人類的祖先出現在非洲，擴散到全世界。從人類史的立場來看，中央歐亞史與西亞史、歐洲史、印度史和中國史直接相連。這也意味著中央歐亞位於連結前近代各地域世界的位置，同時與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起源問題都密切相關。
日本的漢字文化就是承襲中國的漢文化，至少到平成為止，決定年號時都從漢籍尋求出處。﹁文房四寶﹂的筆、墨、紙、硯全是從中國傳來的，飛鳥時代到明治維新，漢文在長達一千四百年的期間，一直是日本的公用語。
但是，若想深入了解日本的歷史，光是專注於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史是不夠的，近代以後，歐美的歷史變得重要起來，但是，理解近代之前藉絲路連結世界的中央歐亞史，才是重中之重。所以撰寫本書的目的，正是希望成為一本了解中央歐亞史的指南書。
過去出版的絲路相關論述不計其數，其中也有不少古典名著。但是「歷史」這門學問，是靠著世界各國形形色色的研究者，互相討論、批評、累積各自的成果描繪出來的。而且即使一一揭開某個時代、某個地域的真實面貌，還有無數的史料和事實長眠地下，而我們描繪的歷史面貌也在不斷變化。因此，不論是概論或是中等教育的教科書，雖然不至於十年，但至少每一世代就需要大刀闊斧去修改。
歷史學的概論書都是讀過大量已發表的研究，加以消化後介紹撰寫而成。大多數時候，已發表研究幾乎都是來自於自己之外的國內外研究者論述，所以就像是穿著別人的兜襠布上場相撲一般。由於這種工作不符合我個人的理念，所以，過去發表過的非專業概論書，只有可稱為本書姊妹作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一本。當然，該書也利用了許多已發表研究，但是基本上都是依據我自己的原創學術論文，而我更是把試圖打倒簡直應稱為日本人自虐史觀的「西方中心史觀」（有時甚至是「西歐中心史觀」）的敘述，放在最明顯的位置。
相對於前著，本書在第四章以下，都是以自己的學術論文為基礎，但是從序章到第三章，都是使用已發表研究，與我長年在大學通識課程教過的內容。依據新修定的學習指導要領，二〇二二年起，高中的必修科目刪除了「世界史」，只剩下以日本與世界近現代史為中心的「歷史綜合」，因此高中、大學的教育現場都表示，十分擔心學生會減少對古代、中世紀等前近代史的興趣。我聽到了這種聲音，因此本書寫作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大家重新認識前近代史的重要性與趣味。
我認為支撐日本歷史教育的基幹，在於高中世界史，基於這個強烈信念，前著是針對高中社會科教師（不限世界史，也包括日本史、地理、公民）與歷史系大學生而寫的，對一般知識人士而言可能有一定難度。但是，本書的對象廣泛擴大到一般讀書人，應該比前著好讀許多，當然，是否好讀還是由讀者來判定。
話雖如此，如果能平順讀完本書的讀者，閱讀前著也絕非難事，盼望有幸能等到各位展讀。雖為姊妹書，但是重複處少，應該能得到很多新知。尤其，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人士，在高中世界史幾乎從來未接觸過的粟特人，前著第一次全面性來探究這個主題，描寫粟特人不但是國際商人，並且以軍人、政治家、外交官、神職者、藝人等身分，活躍於遊牧國家與中國王朝的樣貌。
年過古稀，終於將研究四十年以上的生涯事業《古回鶻書信文書集成》以英文出版後，我已再無遺憾。今後我有個小小願望，是釐清包含絲路地帶在內的這塊大陸上人、馬與文物對於古代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形成之貢獻痕跡，然而似乎路途遙遠，未知盡頭。

序章　學習世界史的理由
一 什麼人需要歷史？
二 歷史與權力、權威、宗教
三 現代歷史學的使命

第一章 歐亞世界史的基本結構
一 人類史的潮流
二 歷史時代的濫觴──農業革命到鐵器革命
三 戰爭、交流、全球化的時代──從騎馬遊牧民的出現到現代

第二章 騎馬遊牧民的機動力
一 馬的家畜化
二 歐亞的民族大遷徒

第三章 絲路的世界體系論
一 前近代的世界體系
二 遊牧國家與絲路

第四章 粟特到回鶻
一 宗教之路
二 粟特與回鶻的接觸點
三 從摩尼教到佛教

第五章 回鶻網絡的盛況
一 解讀古回鶻語文書
二 商隊的往來與社會生活

第六章 絲路與日本
一 絲路的終點
二 摩尼教繪畫傳來日本

後記
參考文獻

第三章 絲路的世界體系論
一　前近代的世界體系

多個世界體系
二〇一九年八月，媒體大幅報導了美國歷史學家華勒斯坦的死訊。這位學者提出的「近代世界體系論」對近代史研究帶來了強烈的衝擊。
根據他的論點，西歐創造出人為性的分業體制（尤其是日用品生產的分業體制）資本主義，並擴大成全球規模，因而讓十六世紀以後的近代世界化分為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三者之間產生了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均衡關係。而現在許多學者指出，在近代以前也存在著好幾個藉由分業體制，來統合國家、區域的世界體制。另外，學界也對該世界體制的開端，到底源自蒙古帝國時代，還是阿拔斯王朝而爭議不已。
其中，我注意到的是妹尾達彥提出的「前近代三個世界體系」（妹尾，二〇一八）。依據他的說法，歐亞大陸分成東部、中央、西部三塊，三地的北方設定為遊牧地區，南方為農業地區，顯示出西元前一千年紀東部有匈奴和秦漢，中央有塞迦與波斯，西部則是斯基泰與希臘羅馬的南北對峙、共存的結構。用另一種表現方式，就是「夷狄×中華」「圖蘭×伊朗」「野蠻人×希臘人」的南北對立。
這裡我想指明一點，畜牧雖然是從南方農耕地帶展開的，然而當北方出現遊牧世界時，農耕世界就產生了所謂「文明與野蠻」的歧視。秦漢的秦帝國、波斯、希臘羅馬原本都是從北方興起，然而當他們進入農業地區，完成了國家的形態，就自詡為文明人，而將北方人視為野蠻人。不論印度、波斯、希臘和羅馬，都是出自北方的印歐語系，但卻歧視出身地的同族。隨著時代進展，在東部，有鮮卑出身的北魏歧視柔然，而屬於北魏以降拓跋國家系譜的隋唐，則視突厥為蠻族。近代西歐的主人翁日爾曼人，曾經也被羅馬人視為蠻族。
而歐亞東部的「夷狄×中華」中，更能歷時性地（diachronique）讓我們了解這種南北對立的樣貌。這是因為我們不僅能從漢文史料中，配合同時期中華事態，側面觀察到從匈奴開始，到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蒙古一連串夷狄方面的狀況，加上自突厥之後，夷狄用自己語言所書寫的文獻也都完整保留下來的關係。以下的敘述便以「夷狄×中華」為中心。

遊牧經濟的脆弱性
遊牧國家依賴畜牧為生，因而面對自然環境的脆弱性十分顯著，經濟極為不穩定。農耕國家的經濟基礎是穀物，但遊牧國家不同，家畜不利保存，所以潛在隨時都有可能陷入家畜不足的危機。尤其是夏季乾旱、野火，冬季冰雪、寒流造成饑荒，而導致野草不足的話，家畜就會以數萬到數百萬頭的規模大量死亡，人民也因而減少。
在這種狀況下，只能遷移、攻擊其他地區的遊牧部落，或者侵略南方農耕地區，一併搶奪家畜和人丁資源。獲得的人丁資源當然便受到奴隸般的待遇，如果是遊牧民，便可以直接利用，而如果是農民或工匠，就讓他們在各別的領域工作。遊牧國家也零星擁有少許農耕地，遊牧民無法從事這類勞動。
即使不是在上述的危機時刻，光靠草原遊牧世界產出的資源，也無法維持國家運作，從遊牧國家的支配結構來說，必須經常性從農耕世界吸收財物。

遊牧國家的形成與特徵
如前章所述，騎馬遊牧民集團具有卓越的機動力，當大型勢力從部落間的爭戰中崛起時，就成為史上第一個遊牧國家，人類的歷史從此跨入新階段。話雖如此，光靠遊牧無法自給自足，而且遊牧民並非遠離農耕地區孤立生活。從未有例子顯示在草原地帶孤立、獨立生活，還能夠自然生成國家。遊牧國家永遠是在與農耕世界鄰接的邊境附近形成。
匈奴的領袖稱為「單于」，鮮卑之後稱為「可汗」，遊牧社會中，領袖的使命是帶兵作戰、分配戰利品，和平時期指揮圍獵兼軍事演習的任務，此外還有重新分配從臣屬部落的貢稅、貿易中得到的資源。遊牧民眼中的理想領袖，是具有高度戰略、危機管理能力，同時公平分配資源的人。因為掠奪戰是集體戰，掠奪品的重新分配是由領袖裁量決定的。
農耕國家為擴張領土而發動的戰爭，對統治者雖然有利，但對一般百姓來說只是消耗。然而，在中央歐亞的遊牧國家中，戰爭不只對統治者有利，對一般民眾也是生產活動，而不是消耗。生產力低的遊牧部落結盟建立遊牧國家，是為了集結到南方掠奪時的組織，總之，就是為了活下去。
只是，我想先提醒大家注意，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集團絕不是在文化落後的野蠻人。我們很難洗掉從中華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將遊牧國家貼上重視「掠奪」的惡質國家標籤，但是這種評價過於片面，正如世界一流的東洋學者岡田英弘一再強調，在歷史中不可作善惡的道德評斷。
再看看其他地區和時代的例子，古印度的剎帝利謀求生計最適當的方法，就是靠著戰鬥掠奪他人的財富，連結婚也可以搶親結婚。另外，在前近代的海上貿易中，世界各地也不乏貿易船搖身變成海盜船，正當生意與海盜行為相輔相成的例子。漢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殘暴行徑，比他們稱之為夷狄、野蠻人的遊牧民更加野蠻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回到正題，遊牧國家的特徵有十進位的軍民組織，與中央、左右翼分統體制等。位於頂峰的是王族和保護他們的心腹、親衛隊。遊牧部族發展為部族國家、部族聯盟國家，進而最後成為中央歐亞型國家的過程中，擔當重要任務的是單于和可汗的心腹集團，這些人都抱著堅定的決心，連生命都能獻給超越血緣關係的主君（在蒙古稱為伴當），以及這些心腹指揮的親衛隊（在蒙古稱為怯薛）。
伴當的原義是「夥伴」，但在歷史學名詞則是「誓死守護主君的心腹戰鬥集團」，同時具備菁英與奴隸（軍事奴隸）雙重特性。這種心腹、親衛隊的形式，包含怯薛，不只出現在中央歐亞，日爾曼各族（從士團［comitatus］）和穆斯林各國（馬穆魯克、古拉姆［Ghilman］），甚至普及到倭國（伴、人制）。談及與證明整個歐亞大陸的普遍性太過專深，所以這裡省略（參照森安，二〇一二；Beckwith，二〇一七；丸橋，二〇一八）。而財物的贈與系統支持了這類心腹、親衛隊的堅固人際關係。
最初的小組織是在與其他部落的掠奪戰爭階段中產生，那時候只要分配戰利品便能滿足。但是發展到遊牧國家的階段，只要戰利品已經不夠了，必須建立起恆常自外部吸收財物、資源，再重新分配的體制。也就是說，這種重新分配體系的建立與遊牧國家的形成是表裡一體，掠奪戰爭、征服戰爭的持續已成為遊牧國家的宿命。
遊牧國家並不是只靠騎馬遊牧民就能成立。掌握政治與軍事的騎馬遊牧民為核心，但不只是商業、手工業，連從事農業的定居人民都納入直接和間接的支配下，是個複合性的國家。尤其國際商業，也就是經由絲路的貿易，是發展與維持一個國家最不可缺少的要件。在國境地帶與農耕民交易，也是遊牧民維持日常生活必要的行動。不論是大規模的國際商業，還是中小規模、國境附近的交易，若是不能通行無阻，就得訴諸掠奪這種非常手段。
但是，過去歐美學者經常使用的「交易或掠奪」理論並不完全對。我們必須注意到一點，那就是兩者的對象不同。和平時期的交易目標是奢侈品、手工業品（武器或生活用具等）、農產品（穀物、酒、麴等），但是靠戰爭掠奪來的，主要是家畜和人。家畜是和平時期遊牧國家出口到農耕國家的交易品，但是戰時卻反倒成為向農耕國家掠奪的對象。遊牧民從農耕地帶奪取家畜，是為了補充因自然災害、瘟疫，或與其他部落戰鬥失去的家畜，又或是解決因人口增加而導致的家畜不足等，是遊牧經濟中再生產活動的恆常化。
對遊牧民而言，掠奪是關乎生存策略的最後手段，如果按農耕都市文明的道德規範，簡單將之歸入「惡」的一方，歷史就無法理解了。如果主張為「惡」的話，那麼在日本戰國時代，搬演「盜國物語」的武田信玄、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等武將不全都是大惡人了嗎。這麼一來，日本史便無法成立，希望大家想想前面岡田英弘的話。

絹馬交易
「絹馬交易」這個歷史名詞，也是由是第一章介紹的「三風土帶說」提倡者松田壽男提出的。他認為農耕中國與北方―西方的遊牧國家，並非永遠都在對立、戰爭，不如說維持和平的交易關係才是常態。而兩者的特產馬與絹，正可以代表這種狀態，因而如此命名。
關於這種交易關係，中華方面的漢文史料，全都調整成周邊國家自發性的「朝貢」，但是實際上擁有騎馬軍團的遊牧國家居於優勢，將馬等家畜或畜產品出口，再從中國進口以絲綢為首，穀物、文具、生活用具等無法自給的產物來進行貿易。即使中國一方極度不利，然而一旦拒絕交易，恐將被遊牧勢力侵略，而且中國需要馬匹，是最重要的軍需品，所以自古以來從西漢、東漢對匈奴開始，東漢、曹魏、西晉對鮮卑，北周、北齊、隋唐對突厥，唐對回鶻汗國，到宋對遼、西夏等，往來貿易長達上千年之久。當然，當遊牧國家不提供馬匹的時候，中國方面便會片面獻上「歲幣」，這是因為他們判斷即使如此，也少於遭受侵略所蒙受的損失。
馬擁有可與現代陸軍的戰車、空軍的戰鬥機匹敵的戰力，乃軍備的要害，所以中國方面永遠有著很高的需求量，於是送出大量的絲織品作為回饋。絹馬交易最盛的時期是在突厥與回鶻汗國統治時代（六到九世紀），當時的絲路貿易包含絹馬交易在內，最有成就的操盤手是粟特商人。粟特商人的身影在此之前就已出現，之後崛起粟特系回鶻商人，可以稱之為他們的後繼者（後述）。
松田壽男也提醒，在國境附近有半官半民的交易「互市、關市、交市、合市」，與應稱為官方貿易的絹馬交易並行。由於史料不足，難以了解其實態。話雖如此，除了中國方獲得地方官吏或國家認可的民間商人，和遊牧方的粟特商人這類外來商人之外，一定也有王公貴族或部落族長等的代理人以個人身分參與，用家畜、乳製品、羊毛製品和北方特產的高級毛皮、香料，交換中國的農產物或手工藝品。
在絹馬交易上，年年以馬換來的大量絲綢織品（馬價絹）都堆積在蒙古高原―天山山脈地方，主要都是經由粟特商人作為輕而高價的商品或貨幣，越過中亞，搬運到西亞、東羅馬帝國。而遊牧國家得到的回饋則是金銀器、玻璃製品、玉、琥珀、珍珠、珊瑚和其他寶石類，以及各式各樣的香料藥品類等奢侈品。匈奴、突厥、回鶻等草原世界的王公貴族有多喜愛金銀器呢，從正史中的匈奴列傳、突厥列傳、回鶻列傳等漢文紀錄，以及用希臘文留下來，從東羅馬來到突厥的使者報告，還有蒙古、南西伯利亞、天山山中等出土的實物，再再述說了這一點。
還有一點我們不能忘記，就是會走路的高價商品―奴隸。從北朝到隋唐時代，中國接納了許多來自西域的藝人、音樂家、藝術家、工藝師傅、醫師等，在文化交流上異彩紛呈。他們當中許多人是被高價買下的奴隸，或是高價雇用的特殊技藝者。草原的遊牧民世界也過著可與北朝、隋唐媲美的豪華生活。在鋪著地毯、以昂貴錦繡包覆的華美帳篷，穿著奢華的王公貴族和妻妾們用金銀杯或玻璃工藝品喝著葡萄美酒，欣賞著西域傳來的歌舞音樂和雜技團吧。

前近代世界體系論的提倡
如果極粗略來解釋華勒斯坦的近代世界體系論，西歐勢力是靠著掠奪南北美洲、非洲的資源和財富發展起來的，而他們的靠山就是火槍、大砲堆砌的軍事力。
即然如此，我們也可以模仿華勒斯坦，將歐亞大陸北半邊的遊牧勢力依靠騎馬軍團的戰力，搶奪南半邊來維持和發展國家的現象，命名為為「前近代世界體系」吧。更精確一點的說是「前近代歐亞世界體系」。不過，從第一章第一節中敘述的本書立場，不用歐亞兩個字，光是「前近代世界體系」就夠完整了。另外，這個論點我已在二〇一一年有別於妹尾，獨自公開提出過（二〇一一a）。
騎馬遊牧民出現之後，前近代歐亞大陸史的趨勢，是北方遊牧國家與南方農耕國家的對立與協調。中央歐亞的遊牧國家資源、財富少，無法獨立維持穩定的國家組織，因此恆常地向南方農耕定居地區吸收財富，建構重新分配的體系。
根本上，所謂國家就是把掠奪合理化的手段，而遊牧國家掠奪，農耕或定居國家不掠奪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支配者與納稅者（被支配者）在同一領域內的國家，支配者為了經營國家，不論進行如何殘酷的掠奪（剝削），後世的人或研究者也不會稱呼為「掠奪」。但是不論是農耕國家還是遊牧國家，都是從廣大國民手上奪取，即使是強制收受稅役這一點，其強制力都同樣來自於軍事力或合法暴力組織（如軍隊、警察等）。
遊牧生活無法自給自足，北方遊牧民經常被認為生活貧苦，但是遊牧民有肉和乳製品。事實上，南方農耕文化圈的一般農民賦稅沉重、營養狀態也不佳。話雖如此，北方草原的遊牧世界，恆常地缺乏獨立運作國家所需的資源、財富，因此不得不向南方富裕的農耕定居世界尋求，而馬的存在與騎馬軍團提供的卓越戰力，讓掠奪行動得以成功。
遊牧民具體實行的奪取方法主要有三種，如果把焦點放在「夷狄×中華」的歐亞東部，就可看到第一是中國奉獻的「歲幣（貢品）」，第二是向塔里木盆地及其他綠洲都市國家「徵稅（關稅）」，第三是直接的「交易」。這裡並未包含「掠奪」，但是歲幣或徵稅都是無形而間接的掠奪，不只是歲幣、徵稅，若是交易受阻，也很可能發展成直接掠奪或侵略戰爭。不過那是非常時期，常態上還是「絹馬交易」或「互市、關市、交市、合市」等術語所代表的交易。
《周書．突厥列傳》中有個著名的段落，突厥第一汗國的第四代他鉢可汗提到在北中國分立的北周與北齊，豪邁地說：「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若南方二子［北周與北齊〕孝順，我何須擔憂物資欠缺？）不過，這故事並不只是表現可汗的傲慢，依我所見，應可解讀為體現前近代世界體制的代表性文字。
到頭來，我所提倡的「前近代世界體系」指的是北方遊牧國家用侵攻和掠奪的方式，並建構起一套與侵略表裡一體的「歲幣」「徵稅」「交易」多條路線，從南方農耕國家獲得不足的資源與財富，將由此吸取的資源和財物，在國內重新分配來運作國家的體制。而到了十世紀以後遼國與高昌回鶻等中央歐亞型國家的階段時，除了上述的三種掠奪之外，又加入「直接支配農耕地帶」與「引進文書行政」。
如果將前面「絹馬交易」中的描述加以鋪陳，累積在漠北遊牧國家的大量絲織品，再加上自費生產的馬匹等高級商品，經由粟特商人等之手，從東西突厥斯坦運送到西亞、東羅馬，而遊牧國家也得到西方產的高級商品作為回饋最後，為了經營國家而將這些商品重新分配。因此前近代世界體系與作為奢侈品交流管道的絲路便是互為一體，也因此將絲路這個學術名詞一直使用到近代，是不適當的（參照本書第四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