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偶記

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先生與二十世紀同齡，出生於清末簪纓世家，弱冠之年考入清華，二十六歲成為哈佛博士，二十八歲任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抗戰中成為建設西南聯大的重要參與者……他的一生可以看做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

這本回憶隨筆集中，陳岱孫滿懷溫情地回顧了求學、治學與從教的人生軌跡，追憶與梅貽琦、葉企孫、金岳霖、周培源等同道友人的交往軼事，對西南聯大在戰火中顛沛流離艱難建校的歷程着墨尤多。從他的娓娓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一代學人的性格與風采，感受到聯大師生對敬業、求知的追求，以及對國家民族的命運所具有的強烈責任感。

陳岱孫（1900-1997）
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經濟學一代宗師」。1920年赴美留學，1926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主修財政學。先後任職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擔任經濟學系系主任等職。教書育人七十年，春風化雨，桃李滿天下。其代表著作《從古典經濟學派到馬克思：若干主要學說發展論略》，自1981年出版以來一再重印。

往事偶記（代序）／001

私塾內外—童年學習生活片斷／019
我和英華學校—對「專讀生」制度的回憶／027
鄉聲／032
我的青年時代—從求學到從教／036
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制和前校長梅貽琦／062
綏北道上／077
笳吹弦誦情彌切／089
抗戰中的西南聯合大學／093
西南聯大校舍的滄桑／098
西南聯合大學的蒙自分校／108
日軍鐵蹄下的清華園／113
給清華大學校史組的信／119
福建省閩侯縣螺洲鄉太傅陳公生平敘略／122
回憶梅貽琦先生／141
回憶葉企孫先生／149
回憶金岳霖先生／156
憶念周培源先生／163
回憶張奚若先生／173
回憶劉仙洲先生／176
後園種菜憶沈同先生／179
懷念許滌新同志／182
我和商務印書館／185

附錄：梁思成、林徽因致陳岱孫的六封書信／188
編後記 劉昀／206

我於1900年10月生於福建閩侯的一個所謂「書香門第」的家庭，實際上就是一個中落的舊官僚家庭。我的祖父，曾考得進士，供職翰林院。散館之後回了家，就聘於福州鱉峰書院任山長之職終其身。在這個封建式的家庭中，他是一個嚴厲的統治者。
我在家裡是長孫，父祖輩都以「克紹家風」為期待。清末「廢科舉，立學校」斷絕了「正途出身」的道路。但我的幼少年教育仍然延續着傳統的模式，從六歲至十五歲都在私塾讀線裝書。甚麼經、史、詩、文都以不同的分量、不求甚解的要求，填進了腦子裡。
在私塾的最後四年我經歷了一個胡亂偷看書的階段，老師管束很寬，而我對於塾裡的「正經書」的學習感到乏味。恰在這時候，我發現了一個裝滿書箱的藏書閣樓。從此，我就在應付「正經書」學習要求之餘，鑽進這個閣樓選擇一些似乎可以看懂的書，甚麼歷史傳記、筆記、小說、詩歌、詞曲等等，亂七八糟的無所不看。因為是偷看，所以總是躲躲閃閃，匆匆忙忙地看了一本又一本。這樣的亂看當然沒有甚麼益處，但也增加了一些生活的知識。
推翻清皇朝的革命發生於1911年，在此前好幾年清皇朝早已頒佈了「廢科舉，立學校」的命令。外邊的世道變了。我的祖父於1912年冬去世了。但當我祖父在世的時候，外界的新風吹不進我的封建家庭，孩子們的教育還是一仍舊貫。「洋學堂」式的各級學校已相當普遍，私塾已到了末日，我們成為末代私塾的末代學生。祖父去世後，我們的父輩不能不認真考慮下一代的學習問題了。1913年，讀書的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我十三歲的那一年，我除了還在私塾讀書外，又請附近小學一位老師教英文、算學。經過兩年這樣補習，我終於在1915年秋季考入附近頗為有名的鶴齡英華中學的三年級。當時中學實行的是六年一貫制，所以中學三年級也就是初三年級。
我於1915年秋入中學時已十五歲，自己覺得耽誤太久了，年紀太大了；按部就班地再念四年中學才畢業，太晚了。恰好這個中學當時為我們這些「半路出家」的「老」學生開了一個方便之門。鶴齡中學是一個教會辦的學校，每一年級的課程都分為兩部—中文部和外文部，中文部教的是國文、經書、中國史地等等；外文部則包括英文、外國史地、數、理、化、生各科。各班有的上午上中文課，下午上外文課；有的上午上外文課，下午上中文課。對每年級的正規生，要求兩部課程都要學習。但中文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可以在入學考試時，申請參加中文特別考試，報名入「專讀班」。申請參加特別考試的學生，除和應考正規學生一樣要參加規定的各門入學考試外，還要參加三場中文考試，寫三篇文章—經義、史論和時事對策。考試及格被錄取後，「專讀生」可以免修各年級的全部中文部課程，專讀外文部課程，這樣就可以大大縮短上學的年限。唯一作難的是，如果這三場中文考試不及格，即使其他規定的各門考試都及格了，考生不但不能錄取為「專讀生」，也不能退一步請求入正規班，我和一些自認為年齡太大的學生一樣，只好「背城借一」硬着頭皮去應這特別考試。幸而被錄取了。在這個中學，我以兩年半的時間讀完了最後四年的外文部課程，於1918年年初畢業。年限是縮短了，但這樣連蹦帶跳的學習卻帶來了不小的損失。對其他課程，問題不算太大，但數學卻遭了殃。例如代數和幾何同時念已經夠麻煩的了，上半部代數和下半部代數，上半部幾何和下半部幾何同時念更是搞得糊裡糊塗，雖然不知道當時如何也都混得及格，但基礎打得不扎實，從此對於數學產生了畏怯的心理，也就斷絕了後來曾一度有意學習理工科的道路。
1918年中學畢業後，在家準備了幾個月，夏初到上海應清華學堂的插班考試，獲取入高等科的三年級。清華當時的學制是八年，分中等、高等兩科，每科四年。高等科的一二年級約等於高中的二三年級，而高等科的三四年級則等於大學的一二年級。
清華在上海的考場設在四川路的青年會附中內。為了便於應考，我住在當時所謂英法租界交界馬路的三洋涇橋段一個小客店內，客店東邊不遠就是黃浦灘，緊張的三四天考試過去後，一天下午我去黃浦灘走走。沿江是一片綠化帶，細草如茵，間以疏落有致的樹木。我正待步入公園時，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塊白地黑字的牌子，上面寫着「華人與狗不許入內」幾個大字，對於這橫逆和凌辱，我當時是毫無思想準備的，因為關於這類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陡然地止步了，瞪着這牌子，只覺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湧向頭部。在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過氣來，我不知道。最後，我掉頭走回客店，嗒然若喪，第二天乘船回家。我們民族遭到這樣凌辱創傷，對一個青年來說，是個刺心刻骨的打擊。我們後來經常批判那個年代出現的所謂各種「救國論」，但是只有身歷了這樣心靈上創傷的人才會理解「救國論」，有其產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