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樓札記（簡體書）

1993年，我從已經工作了15年的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調到了文物考古研究所。雖然業務相近，但它們實際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間過了29個年頭。記得當時，桌子上放了兩份商調函，一份是省政府體改委（後改稱發改委），一份是考古研究所。經過一個多月的糾結思考，最終選擇了後者。當時的想法很簡單：甘肅能夠獨具優勢的學科，一是敦煌學，二是簡牘學。敦煌學在1978年以後一發而不可收拾，實際上已成海內外追捧的熱門。而簡牘學則比較冷清，尤其是作為簡牘大省的甘肅，幾乎還有80%的出土漢簡沒有整理髮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多領域還是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選擇來到了考古所，實際就是選擇了後半生的人生道路，選擇了同這些“竹片木屑”打交道的日常生活。

書中收錄的這些文字，就是這些年來整理研究漢簡的點滴記錄。其中我所在的單位名稱一變再變，從考古研究所簡牘整理室到2007年成立的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再到2012年成立的甘肅簡牘博物館。與此同時，我個人的身份雖一再發生變化，但我所從事的工作始終如一，一直圍繞著甘肅簡牘的整理研究、出版發表，吸引了很多海內外學者關注西北漢簡併在學術研究方面形成相應的優勢和更大的氣候。

起初，我們在參加各類國內外相關學術會議時，經常會聽到來自各方面的抱怨。一是關乎水平問題，認為整理水平低，又不願別人染指，致使新出漢簡幾十年不見天日，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常利用。二是關乎品質問題，認為我們壟斷資料，遲遲不願公佈，試圖靠獨占資料取得自己的學術成就。所有這些，使身處其中的筆者深感恥辱，又百口莫辯。唯一能夠回答上述質疑的舉措就是少說多做、紮紮實實、夜以繼日、整理出版，把所有的出土簡牘盡快、全數公佈發表，使社會各界充分利用。經過這些年的不懈努力，截至目前，所有甘肅出土的秦漢簡牘已全部整理完畢，除《懸泉漢簡》正在陸續出版，其他出土簡牘已全數出版發表。不難相信，過去那種抱怨之聲，自然也會適時而止。本書所謂“札記”者，並非有意為之，只是這個過程的平實記錄。

所謂“簡牘樓”者，其實就是一個半理想半現實的產物。說其半理想，是因為長期以來有“簡”而無樓，甘肅的數万枚秦漢簡牘並沒有一個理想的保護和存放環境。只是到2007年“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成立後,才在社會各界的呼籲下，在省委省政府及主管部門的支持下，以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的文物庫房和辦公樓的名義立了項，建起了今天的辦公大樓。要說“半現實”,此時已經有了“簡牘樓”的影子。2012年甘肅簡牘博物館成立，有“簡”無“館”又成了問題。直到2017年，唐仁健省長履甘，再加上主管領導的極力爭取，簡牘博物館的建設才得以立項，目前正在緊張施工中的工程實體，使理想中的“簡牘樓”又再次變成了現實。可見，幾十年來，所謂“簡牘樓”者，若有若無，若虛若實，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形象，但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文字，名之曰“簡牘樓札記”，言之不虛也。

平時寫的這些零星小文，從來沒有要結集出版的想法。只是朱玉麒教授的美意，才使我改變了以往的懶散，收拾起這些不成系統的文字，納入了孟彥弘、朱玉麒主編的“鳳凰枝文叢”。特別感謝二位老朋友不棄，也感謝鳳凰出版社的社長倪培翔先生，是出版社的抬愛，才有了這本小書。

張德芳

2021年5月28日

於蘭州簡牘館

目錄

001.引言

第一輯.前輩雜憶

003.斯人雖逝.德業常存

.....——懷念謝桂華先生

019.孟凡人先生對簡牘學的貢獻

第二輯.書序和前言

037.居延漢簡與相關的人和事

052.《秦漢名物叢考》序言

067.河西與漢簡.歷史與人文

073.《肩水金關漢簡》前言

082.《甘肅秦漢簡牘集釋》前言

094.《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概述

100.《居延新簡集釋》概述

109.《地灣漢簡》前言

119.《玉門關漢簡》前言

130.《懸泉漢簡》前言

第三輯.整理研究札記

143.懸泉漢簡的歷史與學術價值

151.西北漢簡一百年

177.漢簡確證：漢代驪

城與羅馬戰俘無關

186.懸泉漢簡中的“浮屠簡”略考

.....——兼論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

198.淺談河西漢簡和敦煌變文的源淵關係

211.懸泉漢簡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226.第一任西域都護鄭吉“數出西域”考論

233.從長安到敦煌

.....——略述絲綢之路東段交通的行進速度與節奏

242.小人物和大事件

.....——懸泉置嗇夫弘

248.漢代的外交官享受什麼待遇？漢簡告訴你

252.漫步在阿拉木圖

258.西北漢簡整理的歷史回顧及其啟示

273.漢帝國政權在政治軍事上對絲路交通體系的支撐

第一輯.前輩雜憶

斯人雖逝，德業常存

——懷念謝桂華先生

2006年6月12日，我正在湖北鄖陽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舉辦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突然接到鄔文玲女士關於謝桂華先生逝世的電話，初為之愕然，繼之則黯然，隨之又不禁潸然。謝桂華先生是簡牘學界的前輩，是國內外有影響的學者。我與謝先生相知相識已有十多年之久，尤其近年來，多有過從，情誼日篤。聽到他身染重病的消息後，心裡牽掛，時常為他擔憂。一旦噩耗傳來，則又倍感意外，深感悲痛。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在眼前，同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往事，像電影般清晰如昨，歷歷在目。

謝先生半生攻治漢簡，其人生和學業同甘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1972年至1974年間，甘肅有關部門在額濟納旗和金塔縣（當時，額濟納旗隸屬甘肅省酒泉地區）調查發掘了近2萬枚漢簡，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後又一次在居延地區的重大發現，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山東銀雀山漢簡的發現成為當時極為轟動的事件。從1978年起，國家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在唐長孺、張政烺等先生的主持下，統一組織人力對這三批出土文獻分組進行集中整理，謝桂華先生從此即投入到了居延漢簡的釋讀研究中。當時他年屆不惑，正當壯年，此後一直到2006年逝世，在這二十八年裡，始終耕耘在這片園地。謝桂華先生對簡牘研究的執著與熱愛，對甘肅歷史的了解與熟悉，對河西走廊溢於言表的嚮往，都緣於此。他對甘肅這塊土地及其民情、文化、歷史和朋友、同事的濃情厚誼也緣於此。

認識謝桂華先生是在1991年8月的蘭州會議上。當時，第一次國際簡牘學學術研討會在蘭州召開，許多前輩學者、海內外名家云集蘭州，何茲全、裘錫圭、林劍鳴、馬先醒、日本的大庭脩等先生都來參加會議，可謂盛況空前。謝先生作為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既要參加會議的組織工作，又要主持分組討論，忙前忙後，不亦樂乎。他清瘦幹練，精力充沛，熱情奔溢，為人謙和。他那滔滔不絕而又濃重的湖南口音給人留下了十分難忘的印象。後來多次接觸才發現，先生並不完全是那種讀死書、死讀書的書呆子，他不僅醉心於簡牘的研究，還關心政治時事，善於組織協調，一段時間還擔任過社科院歷史所的黨支部書記！先生善飲，三杯過後，談興驟起，大凡學問、人生、政治、世情他都有很多真知灼見，能趁興發表一系列對晚輩們具有指導意義的意見，性格之豪爽，於此可見。但他說話又極有分寸，尤其不談論別人的是非長短。

居延新簡的整理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四家單位參加，集眾人之手，經多年努力，終於完成了整理釋讀工作，原計劃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和《居延新簡——肩水金關》，前者為滿足讀者需要先於1990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平裝簡字本，後又由中華書局於1994年12月出版了包括釋文、圖版在內的精裝本，共收錄甲渠候官、第四燧和後來採集的一些零星散簡，共收錄8420枚簡。而後者即《居延新簡——肩水金關》計劃收錄金關等地出土的一萬零八百多枚簡，但該書的出版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期進行。

1999年夏，為了把此事推進一步，我們請謝先生和李均明先生再次來蘭州對釋文和原簡進行校核。初釋稿是當年的原稿，於豪亮先生的字跡，極為工整秀麗，藍色墨水，鋼筆豎寫，一簡一條，旁邊時有後來批改的地方。紙色已微微發黃，邊角處多有捲折殘損的地方。時過境遷，睹物思人，不禁感慨系之。

校核工作進行了一個多月，是在蘭州最熱的七、八月進行的。當時驕陽似火，每天都是三十多度。樓板曬燙了，我們在頂樓的工作室裡就像蒸籠一般。一起工作的除謝、李二先生外，還有初世賓、何雙全、張俊民諸先生，加上我，還有幾個學生，總共八九個人。大家穿著背心短褲仍大汗淋漓。每天要工作八九個小時。間有記者採訪，居然對我們深表憐憫和同情，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單調乏味的工作。可我們不以為然，有時為了一個字、一個符號，隨時都有交流切磋甚至熱烈的爭論，有時誰開個玩笑，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一個多月悶熱酷暑，誰都不以為苦，反倒樂在其中。工作結束了，如釋重負，像是結束了一次了不起的經歷。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是那樣的愉快、親切和令人懷念。我知道，先生是帶著莫大的遺憾離開人世的，因為他沒有看到《甲渠候官》的姊妹篇《肩水金關》的出版，他沒有看到為之追求奮鬥了後半生的整個事業最後能有個圓滿的句號。可是，責任不在他。每次召開有關秦漢史的學術研討會，他都在會上主動檢討，為居延新簡的長期不能出版而承擔責任，我等在場每每如坐針氈，深感汗顏。他是用這種方式敦促我們、批評我們。幾次去北京開會見到他，他都語重心長地叮囑，希望能夠抓緊這項工作。2005 年12月我去北京，其時謝先生已身染重疾，而且到了後期。我曾專程去他在迴龍觀的寓所看望他，臨走時，他拉著我的手還在說，他的一大心願就是希望生前能看到金關漢簡的出版。每想及此，無言以對。

除了居延新簡的整理釋讀外，先生還參加了懸泉漢簡釋文的最後審定工作。懸泉漢簡是1990年至1992年間在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當時在一個漢晉時期的遺址上一共出土了三萬五千多枚漢簡，除一萬兩千多枚素簡外，有字簡有兩萬三千多枚，後經整理編號者有一萬八千多枚。就這批漢簡的數量、內容、價值和特色而言，它們在歷次河西走廊發現的漢簡中都是空前的，1991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簡文的釋讀整理工作從1993年開始，主要由甘肅考古所的同志承擔。斷斷續續，時輟時作，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為了提高簡文釋讀質量，最大限度地減少差錯，2002年底，我們又請謝桂華、李均明和胡平生等諸位先生來蘭州，對全部懸泉漢簡的釋文進行通讀通校。韓國學者尹在碩先生當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任訪問學者，也隨謝先生來蘭州參加了這項工作。兩個多月，跨了年，2003年的元旦就是一起在蘭州度過的。參加校讀的同志三四人一組，共分三個組，每組承擔一部分。利用紅外線設備，一邊看實物，一邊看釋文，一簡一簡校讀訂正，一條一條進行修改。有問題有爭議，三個組的同志立即聚首一處集中討論，一些看似比較疑難的問題經過大家集思廣益，很快就有了答案。2003年的第一天，我們薄酒一席共度元旦，大家圍攏一起如同家人，那種友好、信賴和親密的氣氛至今讓人難忘。謝先生多喝了幾杯，話題仍然是簡牘學的人才、未來，談得相當興奮，古人那種“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傷感大減。後來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及此次審校懸泉漢簡的三點經驗，其中一條這樣寫道：

一是班子的組建很有特色。審校班子包括北京的學者和甘肅的學者，兩地的學者，都長期從事西北簡牘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從年齡看，老中青三代相結合，60歲以上3人，50—60歲3人，40—50歲3人，30—40歲

1人，20—30歲1人。不同年齡與閱歷的人思維方式與考慮問題的角度往往不同，在審校工作中能夠開闊視野，很有幫助。從知識結構看，大家各有專精，便於優勢互補。有的有較強的識辨簡牘草書的能力，有的對邊塞軍事防務器具與資料很熟悉，有的對各類器物名稱掌握較多，有的對簡文內在的文例、詞例和書寫規律爛熟於心。這樣一批人，就整體能力而言，可以當之無愧地說，無論是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全世界範圍內，都算是釋讀西北簡牘能力最強的班子。經過這個班子“過濾”過的釋文，雖然不能保證完全沒有錯誤，但至少可以說，已經把錯誤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見《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