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學概論

證嚴上人的「佛法生活化」，是期望每個人在生活中都能得到佛法的法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佛法都能增益其生命的成長，促進社會的物質繁榮，啟發心靈的清淨。慈濟法門也同樣期望建構一個人人能「善己之善，善人之善，善善與共」的理想社會。
慈濟學的建立，從故事到詮釋，詮釋建立模式，模式建構理論，理想是「闡明慈濟論述，提倡普世價值，建立共善典範」。
「慈濟學」的目標是希望佛法與慈濟法門讓世間不同的組織或個人，在吸收之後也能用他們的方法去實踐；運用慈濟的模式，非為複製，而是轉化，而是共善；從而共同致力於實現淨化人心、社會祥和，是慈濟學建立的根本與目標。


名家推薦
陳金華∣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黃倩玉∣美國芝加哥帝博大學教授
許木柱∣慈濟大學榮譽教授

何日生
佛教哲學與宗教NGO領域之實踐者暨研究者；長年致力於慈濟人文工作。著有《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聯經）、《利他到覺悟：證嚴上人利他思想研究》（聯經）、《建構式新聞》、《一念間》、《慈濟實踐美學》、《清水之愛：見證骨髓移植發展史》；與Bill Kazer（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合著 《Co-Existing with the Earth》；策劃編輯《慈濟宗門的普世價值》、《敘愛》、《環境與宗教的對話》等書。
其所著《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獲得臺灣「金鼎獎優良出版品」、美國首屆「舍衛國人文獎」、中國大陸「2020年向光獎――年度研究特別獎」。
哈佛大學CAMLab特聘學者、慈濟大學副教授。2018-2020為哈佛甘迺迪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訪問學者；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美國南加州大學傳播碩士。多次受邀於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北京大學等進行專題講座。
資深媒體人，電視主播與製作人；多次榮獲臺灣電視金鐘獎。所製作之《清水之愛：Great Love as a Running Water》世界骨髓移植紀錄片，入選2014年國際艾美獎（Emmy Award, International）亞非地區最佳新聞紀錄片。

推薦序（選摘）
▍慈濟學──慈濟行經半世紀的總結研究（選摘）
陳金華（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近代漢傳佛教最為偉大的先行者――太虛大師（一八九○―一九四七），就提倡與踐行了「人間佛教」（或「人生佛教」）的思想與理念。在傳播佛教正信的同時，太虛大師也特別注重社會服務，以關注此世人生，因此成規模、成建制、具有自覺性的現代漢傳佛教慈善活動也就此確立。這種具有現代意義的人間佛教的慈善活動，一方面在困難之時大規模地為眾多民眾提供衣食住行，醫療，教育等物質與精神幫助，使民眾的生命延續獲得基本的尊重與保障。與此同時它也具有超越性，即在更廣闊層面上，面向整個社會各階層乃至全世界，而非如過去那樣僅僅面對地域與人員範圍極為狹窄的佛教信徒自身。它也不會像舊式漢傳佛教慈善那樣居於附屬的地位，並且多為個人小規模的活動，並且又超越了過去的宗教、族群與國家的藩籬，成為一種真正具有現代文明意義上的，並且帶有漢傳佛教特徵的慈善活動。
正是秉承了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偉大理念，一九六六年證嚴上人（一九三七―）成立了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證嚴上人與慈濟功德會，在很大意義是將太虛大師當時因為限於戰亂所導致的各種社會侷限從而未盡的理論加以實踐，並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舊有的格局，以此來適應二十世紀末以來全球化的新形勢。在證嚴上人偉大事業起步之後的半世紀之中，慈濟教團從花蓮這座臺灣小城起步，最終得以在全球範圍內獲得了甚至遠超傳統佛教僅侷限於亞洲的影響力，化小我為大我，不斷突破傳統佛教自身的限定，在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關懷等諸項事業上作出了驚人的成就。這些事業皆乃本著佛陀慈愛度世，普濟天下的使命，通過實際善行來促進各國、宗教與族群的和平發展，就真正實現了佛教的無我觀與慈悲觀。
縱觀慈濟教團的發展，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其與傳統漢傳佛教慈善、救濟乃至其他任何一種傳統社會公益組織的重大區別。在慈濟的起步階段，證嚴法師即以慈善醫療作為突破口，為當時缺醫少藥的花蓮地方民眾提供急需的生命救助服務。此時臺灣社會普遍仍處在欠發達階段，慈濟即按貧民的貧困程度分類救濟。如果說這仍屬於傳統佛教的濟度類型，那麼隨著臺灣與整個東亞經濟的起飛，慈濟很快又將扶貧對象的視野放到了東亞之外。而慈濟最為醒目的標誌性活動還包括對於緊急災害的救助，比如世界各地出現的短期重大災害，像颱風、地震、瘟疫、戰爭等，可以說在目前諸多重要的國際人道救援活動之中都可以看到慈濟人活躍的身影。
國際賑災是世界上主要宗教展示自己存在的重要形式，其中最為主要的機構則是一八六三年在瑞士日內瓦創辦的，有基督新教背景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此後這一組織為了在伊斯蘭教國家獲得發展，又採用了帶有伊教宗教符號的紅新月標誌。雖然在過去數十年中這一國際組織的符號仍有發展，但對於佛教徒的宗教考量仍付之闕如。這也體現了在國際慈善舞臺上，佛教就總體而言較不活躍的現狀。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指明了現代宗教積極參與到國際人道救援活動的一條全新之路，而慈濟教團則可以說在倡導等無差別的人道主義；不分種族、宗教、國別、意識形態全面提供災民所需的志願救助，再加上其對於骨髓捐贈事業的大力推動等方面完全走到了整個佛教的前列，並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全新的、負責任、有胸襟氣度的當代佛教形象。
如果說醫療慈善事業與國際主義救援是慈濟，乃至以慈濟為代表的亞洲佛教慈善活動的主體，那麼慈濟功德會又超越了傳統慈善的藩籬，與時從進，將拯救整個地球的未來作為自己志業領域的全新拓展。近幾半個世紀以來，世界人口數量急劇膨脹，由此引發了對於大自然的極度污染與對各類資源的掠奪性破壞，再加上溫室氣體排放、能源危機嚴重、極端災害性天氣頻發、海平面上升，使得人類面臨空前的整體性生存危機。面對這一具有現實緊迫性的世界難題，證嚴法師早在一九九○年就開啟了「環保法門」，通過資源回收、循環利用、植樹造林等一系列活動來將拯救地球的心念化為具體的實踐活動。正是這種不斷與時俱進的入世救世精神，使得慈濟成為了一個遠大於「臺灣」、「漢傳佛教」乃至「佛教」的符號性存在。截至二○一六年，慈濟基金會就在亞、歐、美、非與大洋洲的五十四個國家與地區設有分會，而分支聯絡處則達四百多家。無論是其慈善關懷、教育志業、骨髓幹細胞中心乃至環保據點等都惠及全球。這可以說是歷史上漢傳佛教的慈善組織第一次有了全球性的影響力與號召力，不但推動了國際人道事業的進步，也使佛教，尤其是漢傳佛教獲得了積極向上、正面且總能跟上時代潮流的形象曝光。
還應該注意慈濟教團與傳統佛教慈善的重大區別，即其日益走上了專業化的近現代慈善之路。與傳統慈善對於社會的公共服務相比較，則近現代慈善更注重知識性、職業化、專業化的要求。除了強調愛心與奉獻之外，更需要組建一隻組織嚴密、專業訓練有素、具有明確的職業倫理規範、對於特定領域具有學術與專業知識的服務隊伍，如此才能維持較高的公共社會服務的行為標準。而慈濟僧團從其一開始，就建立了非常專業的醫療慈善團隊，並且一直堅持專業化的路線，這在其他任何佛教僧團之中都較為罕見。
最後，證嚴法師作為一位女性出家人，也是臺灣四大佛教教團組織中唯一的女性創基者。中華文化有根深蒂固的男權家長作風，在素以保守著稱的漢傳佛教之中，女性出家人的地位明顯更低。慈濟功德會的前身，主要成員為數十位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家庭婦女，而如今慈濟在全球數百萬志工之中，也有八成左右為女性。正是這個由「第二性」為主體的民間力量，卻在篳路藍縷半世紀之後，將慈濟建成了遍佈五大洲四大洋，涉及多個社會服務領域的龐大慈善公益性組織，這本身也體現了女性對於這個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是以實踐活動為男女平權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合理性基礎。可以說證嚴上人及慈濟教團不僅是佛教全球慈善社會活動的先驅，也是男女平權運動的傑出代表。正是證嚴上人及眾多慈濟人在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努力，方使漢傳佛教、女性佛教教眾以及中華傳統文化都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新生。
證嚴上人與慈濟教團所做出的開拓性貢獻實非片言淺論所能概述，所有這些都需要學界對之作出經驗的總結，以期使之進一步得以推展。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由何日生教授撰寫的大著――《慈濟學概論》就正是因應了教界與學界之所急需。
在書中，何教授首先上溯慈濟宗精神之來源。雖然前述已及，證嚴上人對於傳統佛教慈善有觀念、思想與實踐上的重大突破，但其精神一以貫之卻仍是出自佛陀慈悲及物、體察人生悲苦之本懷。此後何教授更從人間佛教大背景之中，慈濟宗門的精神為出發點，論述慈濟宗如何將佛法帶入專業領域與現實社會之內。這其中，慈濟宗對於傳統文化，也包括中華儒家文化、西方科學精神等的創造性吸收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總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讓讀者得以理解慈濟教團走上今天發展道路的歷史文化積澱。在本書的第四與第五章中，何教授對於慈濟教團的賑災模式與濟貧實踐的理念加以分析，其中核心精神即是力求最大限度地改善貧困階層的現狀，並且使其具有自我提升的可持續性。
慈濟教團是以醫學慈善最為核心，在本書的第六與第八章都是分析這一重要慈善形式。這種專業化、知識化的慈善類型，體現了證嚴上人對於知識、科學本身的尊重，並且也足以回答古老的宗教與現代科學知識之間如何獲得微妙平衡這一重要的宗教理論問題。這其中最能體現這種傳統與現代文化碰撞的則是捐獻遺體以供解剖教育的問題，而本書的第八章中就以慈濟大體解剖教育來展現這一不容易面對的宗教實踐難題。傳統漢傳佛教的寺院教育非常發達，但舊有宗教教育如何面對現代化轉型則依然是個相當艱鉅的挑戰。在本書的第七章〈宗教教育的現代化轉型〉中，何教授就通過更為廣大視野之中的宏觀比較，來重新審視慈濟專業教育的艱難探索與成功經驗。這種廣益多師的虛心借鑑態度，也正是慈濟宗門實施現代佛教教育的重要原則。前言已及，現當代基督教對於印刷與傳播事業極為重視，並且將之提升到了戰略的高度，此點較為傳統漢傳佛教所缺。慈濟教團則同樣非常重視人文傳播模式的現代升級，以適應變動不居的現實發展。其中出版、電臺、電視臺、網絡傳播等多種傳媒形式的採用，就更符合電子與資訊時代的最新要求。
當代社會非常大的一個挑戰就是日益惡化的人類總體生存環境，因此作為同樣生活在此一環境之中的佛教徒如何來開展拯救行動就顯得至關重要。因此在本書的第十、十一與十二章中，何教授主要就是分析了慈濟教團對於環境保護的理論觀念，以及諸多具體實踐的推展。尤其是慈濟強調環保回收與心靈轉化之間的體用關係，前者為後者的物化與直接行動，而後者則是前者的昇華。除了提倡人們積極投身於環保事業之外，也需要以正確的價值觀為指南，來建立和諧穩定正面的家庭、社區關係，從而真正實現內在與外在環境的共同改善，以成就現實世界與心靈的同步提升。

▍全方位的慈濟研究
黃倩玉（美國芝加哥帝博大學教授）
認識何日生教授超過十載，從最初印象的傑出媒體人，到完成博士，領導研究，到今日躬逢鉅著出版。這一路以來，對何教授的好學不倦、以及他對慈濟研究一以貫之的深入與廣博，甚為敬佩。何教授邀我作序，我感到無限榮幸。
何教授是一位全方位的慈濟學者。他的研究徑路甚廣：舉凡人文學科的佛學、宗教史、哲學、美學，到社會科學的社會學、人類學，還有媒體專業的洗鍊文字與掌握時事，全部都能深入理解、嚴謹運用，並且清晰闡述。是國內、國際慈濟研究領域中，難得一見的人才。僅以以下三章為例。
第一章，〈佛教歷史中的慈濟宗〉，何教授不但清楚涵蓋佛教史，並將慈濟宗的歷史意義與社會學家韋伯的對佛教作為世界宗教的經典對話，全程分析鞭辟入裡。他進一步提出慈濟宗對佛教的三大影響：一、「把佛法引入社會的各專業領域，讓佛法生活化」； 二、「居士僧團化」、菩薩人間化；三、「建立俗人的生活倫理體系」。同時，建立慈濟學的架構與步驟：從說故事、詮釋，到建立模式、理論。從這裡，已經可以看出這本著作的出版，對未來慈濟研究的影響與定調。
第八章針對慈濟大體捐贈的研究。何教授首先擴大格局，爬梳遺體在世界各大文明的脈絡、回顧人體解剖的醫學、美學的歷史發展；然後，回到慈濟脈絡，落實民族誌的「土著觀點」詮釋；最後，提升到哲學的分析與結論。多層次的鋪成與探討，相當精彩。本章最後提出，慈濟大體捐贈「為人類歷史上所有與大體解剖有關的困思，提供一個創新的實踐與意涵。證嚴上人的理念避開了物化人體的危機，給予大體捐贈一種全然的尊重；淡化了宗教神祕主義對靈魂永生的追尋，而以利他奉獻的情懷將人類對不朽的渴望具體化。」如此大格局的結論，引人深思。
第十章討論慈濟的生命美學。再一次結合哲學、親身體驗與實際例子的多層次研究。提出慈濟的生命美學在於「實踐中體現感通、涵融、互愛之美。以佛陀之智慧及慈悲，創造一個──人與自然感通，心與境涵融，人與人互愛──之美感境界，建立一個人與群體共享共有之美麗新境界。」不但字字珠璣、而且感動人心。
筆者從一九九四年開始研究慈濟至今，這段過程中，有幸向國內外各領域學者之研究出版，不斷學習、獲得啟發。今日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何教授《慈濟學概論》，可以預見下一階段的慈濟研究，欣欣向榮、更上一層樓。

▍「慈濟學」研究兼具理論與應用價值
許木柱（慈濟大學榮譽教授）
《慈濟學概論》一書從多面向的角度，闡述慈濟思想與實踐的重要課題，探討的主軸包括慈濟宗門人本關懷與實踐的佛法根源與其發展軌跡、扶貧濟困的模式、以病為師的醫療理念、大體捐贈與解剖教育的醫學人文、人文傳播與人本教育、環境保護與心靈轉化，以及獨特的志工體系等。本書以深入淺出的筆調呈現對這些課題的詮釋與論述，相當程度體現了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的發展主軸與特色，這是奠定「慈濟學」研究的基礎著作。
「慈濟學」這個詞彙大約在十年前開始有學者提出，建議學術界更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慈濟現象」。從學術領域的內涵與發展潛力而言，我認為將「慈濟學」和社會科學類比比較容易理解：「人類學」的古典定義為「有關人類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則「慈濟學」可定義為「有關慈濟的研究」（the study of Tzu Chi），其內涵為以「慈濟人」所展現的「慈濟現象」為對象進行分析與探索。
將「慈濟現象」列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基本的底層邏輯之一是由於慈濟在臺灣及世界各地比較重大的天然或人為災難，能夠迅速提供緊急而必要的災後重建與人道援助，穩定惶惶不安的社會與人心。對這個「慈濟現象」最高層級的認可，來自聯合國六大常設組織之一的經濟社會理事會（ECOSOC），於臺灣時間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深夜十一點，正式通過慈濟基金會成為該理事會的「非政府組織的特殊諮詢委員」（NGO in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肯定慈濟在全球超過七十個國家的慈善與醫療的重大貢獻，特別是在二○○四年底南亞海嘯、二○○八年五月四川地震、二○一○年初的海地地震等重大災難，慈濟志工以付出無所求的大愛精神迅速而有效率的協助災後重建。慈濟的慈善援助模式不僅提供宗教界與非政府組織的參考，甚至例證了以愛為基礎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治理之道。
從知識積累的角度而言，「慈濟現象」也具有驗證、修訂或創新學術理論的價值。根據慈濟於二○一六年五月間的統計，在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出版社發表的有關「慈濟」的論述總計七百八十四篇，包括學術期刊與研討會的論文、專書、專書或論文集篇章、碩博士論文、專題報導等，加上最近六年的累積，預估總數量應該將近一千。這些數量龐大的「慈濟研究」，使用的方法論或研究範式包括實證論或詮釋論，理論方面包括宗教哲學（佛教思想）、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已發表的實際研究範例包括從正向（積極）心理學的理論，探討慈濟環保志工、接受慈濟新芽助學金的大學生在感恩、利他助人等正向心理的發展；從發展人類學角度探討慈濟在印尼雅加達的紅溪河整治、高雄杉林的莫拉克災後重建與甘肅靖遠的生態移民遷村援建等，都是值得參考的慈善與教育援助的範例。有關慈濟大體捐贈和「無語良師」模擬手術的研究，則從慈善醫療與人文關懷實踐的案例，透過系列分析驗證人文醫學和生命教育的理論。
本書作者何日生博士的專業訓練主要包括傳播學與佛教哲學，從傳播界轉至慈濟，曾擔任慈濟基金會發言人與文史處主任，最近獲邀出任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副執行長，與慈濟各志業體與國內外各界，包括國內外學術界，有相當廣泛的互動，並基於長期的參與觀察和深厚的學術根基，對「慈濟現象」有極為深入的瞭解與覺知，因此能夠對「慈濟學」提出深入的剖析和系統性的論述。本書對慈濟的核心思想、佛教根源，以及在慈善、醫療、教育、人文與環保等多層面的社會實踐，提供具體而具理論與應用價值的瞭解。


自序（選摘）
慈濟學　學慈濟
何日生
慈濟學的概念在十四年前（二○○八年）吾人出版的《慈濟實踐美學》，原本書名即為「慈濟學初探」；後來因為某些因緣更名為《慈濟實踐美學》（上）、（下）。該書匯集多篇論文，闡明慈濟相關的佛教理念與四大志業的實踐，此為吾人對慈濟學的初步探討與開展。本書延續該書的內容，新增六篇論文，結集成《慈濟學概論》，計三十四萬餘言，更深入探索論述慈濟開展的各項志業之實踐、模式與理念。
本書第一個要提出的問題是：究竟有沒有慈濟學？抑或只有諸多慈濟的研究？
「慈濟學」意味著以慈濟的種種思想與實踐開展出的一個學門，這個學門足以堪為當代文明的一環，並給予其他文明體系借鏡與學習。我們見聞、學習了各種文明體系，包括禪學、佛學、儒學、道學、乃至豐富多元的西方各學科，這些都是歷史悠久的哲學體系與知識體系。慈濟在歷經五十多年的發展，開拓了佛教當代化的表現形式與內涵；以佛教理念為基底運用到世間的各個領域，在在都有了顯著的成果與影響。從它運用的範疇與開展的程度，堪為當代宗教全球化與普世化的典範之一，這也是佛教從歷史以來十分特出的宗門體現。
慈濟立宗對外宣布於二○一六年；一如證嚴上人所述：「今年（二○一六年），我們宗門正立，法脈正傳。」二○一六年「第四屆慈濟論壇」之主題即為「佛教普世性與慈濟宗門的開展」，許多研究慈濟的中、西方學者都與會，發表對慈濟的研究成果。其中顯著性的代表研究包括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李奧納教授、牛津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創辦人龔布齊教授、加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趙文詞教授、北京大學及中國佛學泰斗樓宇烈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張風雷教授、何建明教授、魏德東教授、宣方教授，以及廣州中山大學龔隽教授、長期研究佛教的天主教神父葛雷，以及穆斯林習經院校長烏密女士等，數十位跨領域的學者共同參與慈濟現象與慈濟理念的探討。
哈佛大學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資深教授李奧納（Hermann D. Leonard）的研究提出「慈濟以信念、以愛為核心」的組織運作模式，應是企業組織學習的重要典範。面對世界各種不確性的變數與挑戰，以信念為核心的組織才是真正具備競爭力的永續組織類型。慈濟顯然是這種組織類型的世界典範。
牛津大學佛學研究中心（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創辦人龔布齊教授（Richard Gombrich）以原始佛教與當代儒家為核心論述慈濟，認為證嚴上人是以儒家的精神恢復了原始佛教。龔布齊教授以佛陀與證嚴上人的相似性，提出十多項佛陀與證嚴上人相應合的思想與做法。包括道德實踐取代迷信儀式，以平實的語言觸及社會各階層，包括不立接班人，人人都能傳法。龔布齊教授也指出，證嚴上人將「居士僧團化」，體現人人皆有佛性以及儒家人人皆可為聖賢的理念。龔布齊認為證嚴上人具備原始的佛陀與當代孔子的精神與風格。慈濟是當代佛教重要的體現之代表。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社會系的資深教授趙文詞（Richard Madsen）在二○○七年的專著《民主佛法》（Democracy Dharma）一書中，在慈濟的專章中指出，慈濟所代表的臺灣佛教發展，應該是佛教的文藝復興（Buddhist Renaissance）。西方中世紀的文藝復興是將神父們從企望與上帝溝通的努力，轉向回到對世間苦難的關注。一般認為，柏拉圖思想通過十字軍東征從伊斯蘭帶回歐洲，締造希臘文明與基督文明的融合，因而創生了偉大的文藝復興。如同十四世紀義大利哲學家佩托拉克所言：「感恩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帶到地上。」向人間反轉，正是文藝復興的本質。慈濟所代表的佛教人間化的運動，正是佛教歷史中的文藝復興。
人民大學何建明教授以宗派佛教作為佛教興盛的骨幹，闡述當代佛教各宗派的立宗有助於佛教當代化的發展與對世間的適應。何建明指出，過去中國的宗派是以思想及修行法門立宗，當代的佛教的宗派則是以面對世間問題的解決方式之不同，而各自立宗。慈濟宗正是基於這種視角創生的當代佛教宗門。
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認為，慈濟所開拓的正是大乘菩薩道的精神。樓宇烈教授認為證嚴上人所展現的慈悲利他的菩薩精神，啟發慈濟人總是到最苦難的地方利他度己。這是中國佛教精神的體現，也是原始佛教的核心理念。慈濟五十年的發展，見證不是求佛，而是學佛；不是求菩薩，而是做菩薩。他期勉慈濟能永遠行於利他慈悲：「行菩薩道，做慈濟人。」
波士頓學院、天主教神父葛雷教授（Gregory Sharkey）與伊斯蘭教伊魯斯習經院校長烏密（Umi Waheeda），從自身教義的角度看到慈濟跨宗門、跨宗教、跨國界、跨文化的體現，其核心思想是利他，是慈悲。利他慈悲是普世的共同價值，而慈濟將這價值以具體的行動推向全世界。
吾人在第四屆慈濟論壇以「證嚴上人立慈濟宗門之思想體系」為題，完整的闡明慈濟宗從利他行到覺悟覺的思想旨趣及實踐之道。慈濟論壇從二○一○年興辦以來，主題從佛教與環境、佛教與慈善、佛教與治理、慈濟宗的普世價值，一直到二○一七年與二○一九年關注緊急賑災與環境變遷，以及二○二二年舉行的「七屆慈濟論壇」關注全情疫情、世代轉型以及經濟正義等，慈濟所開展出的實踐模式及其內在的理念，實為探討當代文明的建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歸結近十多年來關於慈濟現象或慈濟學的學術研究，我們觀察到慈濟的研究橫跨「慈善、治理、非營利組職、佛教思想、環境、醫療、教育、傳播、經濟、與領導力」等各項專業領域。參與的學者包括佛學、社會學、經濟學、醫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
著名的前清華大學人類學者、目前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帝博大學（DePaul University）的黃倩玉教授（Julia Huang），針對證嚴上人的慈悲領導力，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慈濟如何將慈悲組織化的歷程。黃倩玉教授認為，證嚴上人是把慈悲與感動納入體系中的Charismatic Leader，以及聖格領導。她在二○○九年的專著《聖格領導與慈悲》（Charisma and Compassion）由哈佛大學出版，是一本體系完整的探討慈濟組織與領導的專著。
北京大學國際商學院前院長楊壯教授，以為證嚴上人的領導力是當今世界三大領導力之一。他所研究講授的跨文化領導力包括西點軍校 、證嚴上人以及彼得杜魯克等。楊壯教授認為，證嚴上人的領導是以慈悲，以利他，以愛為核心而締造一個全球跨文化的非營利組織傑出的典範。
中央研究院的丁仁傑教授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慈濟在運作過程中，不是以制度解決人與人的問題，而是以信念，以理念增進人與人的和諧。這是以佛教理念為基底的組織所形塑的運作文化。
慈濟學在此時此刻被深化與闡述的意義在於，慈濟所體現的諸多善業之中，是否具體的建立一個能為現實世界所能領受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慈濟宗的成立與發展，除了各種志業的實踐成果以外，仍需要建立論述能力，確立典範模式，進而成為普世的價值。如何把佛法、慈濟法引入到世間各個層面，成為一套有意義的、可實踐的價值體系與知識體系；這是佛法在世間所需要的發展。換言之，慈濟宗的入世理想，應思考如何更長遠、更寬廣的落實「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吾以為，四大八法之外，要擴展對科技、經濟、治理、心理、傳播、法律等各方面的論述，這才是慈濟全球化、普世化一個很重要的進程。
持續擴大知識領域的各種論述、建立典範，包括但不限於發展佛教的經濟學、組織學、醫學、倫理學、環境學等。例如證嚴上人圓形組織的概念，如何完整論述與發展其模式？又如證嚴上人認為科技應該為善，那麼善科技的論述是什麼？善環境的論述是什麼？社會生活的愛與善的論述又是什麼？人類的慈悲利他之實現模式又是什麼？
慈濟大學與印證教育基金會成立慈濟學教學研究中心，立意建構普世性的慈濟學。這對於建構慈濟典範是重要的里程碑。然而以目前慈濟學教學研究中心的推行方向及力度，似乎必須遵循若干必要的步驟，慈濟學的建立才能完備。

推薦序　慈濟學──慈濟行經半世紀的總結研究╱陳金華（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推薦序　全方位的慈濟研究╱黃倩玉（美國芝加哥帝博大學教授）
推薦序　「慈濟學」研究兼具理論與應用價值╱許木柱（慈濟大學榮譽教授）
自　序　慈濟學　學慈濟
第一章　佛教歷史中的慈濟宗
第二章　慈濟與人間佛教的實踐
第三章　慈濟宗門人文思想略說
第四章　慈濟圓形賑濟模式
第五章　慈濟扶貧濟困之理念與實踐
第六章　慈濟以病為師的理念與實踐──醫院作為一個修行的道場
第七章　宗教教育的現代化轉型
第八章　捨的智慧與慈濟大體解剖教育
第九章　慈濟人文傳播之理念與模式
第十章　慈濟人的生命美學──實踐美學初探
第十一章　證嚴上人與慈濟的環境生命觀
第十二章　環保回收與心靈轉化
第十三章　慈濟圓形組織與漢傳佛教的轉化
第十四章　圓形組織與慈濟志工體系──證嚴上人建構的立體琉璃同心圓
第十五章　實踐主義與信仰真實
注釋

第一章　佛教歷史中的慈濟宗
前言
在佛教歷史發展中，為什麼最後在印度走向滅亡？佛教在中國流傳一千九百年，在明清之際，為何逐漸走向式微？
印度佛教在兩千六百年前發軔，佛陀雲遊印度各地，倡議理性的認知，將逐漸式微的婆羅門之神秘主義轉為理性的道德實踐，以八正道、四無量心，獲得最終的覺悟。
佛陀的角色如蘇格拉底將希臘從神話中救贖出來，走向理性認知；亦如孔子將「祭祀天」轉為「天道」，都是德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爾．亞斯培眼中，同處人類邁向理性文明的軸心時代。
印度佛教在十三世紀的滅亡，必須歸因於印度佛教在中後期，過度強調抽象心識哲學與僧侶自我的修煉，缺乏建立世間普遍性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重視僧侶管理，不重視居士的生活體系，如韋伯（Max Webber）所言是佛教在印度滅亡的關鍵。
依韋伯的觀察，佛教沒有建立起世俗的、居士的組織共同體。過去印度的佛教強調的是僧團的修行、僧團的管理，不強調居士的管理，未能建構一個俗人有組織的共同體。韋伯說佛教的滅亡缺少兩個因素，一是缺少俗人世界的組織共同體；二是缺少世俗人的、嚴謹的生活倫理。
印順導師則提到，高級僧侶、知識分子逐漸走向深奧心性的探討，而不是回向世間，建構世界的知識體系。一般的老百姓不容易理解這些深奧的唯識哲學，而流於密教法術、咒術的追求，逐漸地被婆羅門同化了。
佛教僧侶過度地在心性上不斷探求深奧的哲學，而缺乏回向，回到世間裡去建構世間的知識體系、倫理體系與價值體系。
佛教在中國流傳一千九百年，在明清逐漸式微，其原因一樣是過度強調寺廟的僧侶修行，把世間的知識體系讓給儒家，儒家是仕進與經商之道。佛教缺乏建立世間的價值體系與知識體系，導致走入衰亡。
佛陀原初所主張的回到道德實踐，不是尋找各種玄秘的體驗，而是回到日常的道德實踐，在去除欲望的靜定中，得到法的深妙喜悅，這是佛教。
慈濟宗在過去五十多年建立嚴謹的居士組織，慈濟的志工團體應是全世界最嚴謹的佛教居士團體之一，並且建立居士的倫理規範，慈濟十戒。這有別於過去印度佛教，包括中國佛教在內，著重僧侶修行，著重寺院管理，居士是香客、信徒，在寺廟裡做點奉獻，沒有將佛法回歸世俗世界，亦沒有一個嚴謹的世俗組織。韋伯的研究指出，比起佛教，耆那教的僧團與居士團體的共榮、團結、凝聚非可同日而語。
慈濟宗的四大志業八大法印，以入世間的淑世理想，引導信徒從利他而度己，從對眾生物質的改善，到心靈的淨化與昇華，這種宗教的實踐，是佛教歷史發展中一項獨特的趨向。

佛陀時代印度的社會挑戰
佛教約在西元前六世紀開始發軔，當時印度的保拉法帝國正處於一個政治、經濟急速轉型與崩解的時代。在政治上，延續十多個世紀的保拉法大帝國在北部分裂為十六個王國。各國企圖爭霸全印度，民主制度的拔耆國與君主制的摩揭陀國正在爭霸。
在經濟方面，當時印度的經濟處在一個鼎盛的時代，貨幣經濟取代了以牛為計算基礎的財物經濟。商業力量威脅君王的地位，為了抑制商業的過度膨脹，君王企圖以立法約束商業的擴張，避免政治權力被富可敵國的商業所削弱。而富有者處在一個不安全的地位，其所擁有的財富可能隨時被政治力搜刮一空。
在信仰上，婆羅門在西元前十世紀經歷偉大的文明建構，建築、邏輯、醫學、幾何、天文學、法律、咒術等，建立大量的、全面性的吠陀經典。但是到了西元前六世紀時期，世襲的婆羅門力量逐漸式微，吠陀義理從原初的思辨逐漸教條化，其修行從認識真理逐漸流於神秘化。處在政治與經濟的紊亂時期，婆羅門並無力為這個亂局提出解決之道。

佛陀對時代的解方
佛陀正是在這個時期提倡理性主義，主張理性的道德生活才是生命的依歸與覺悟的基礎。佛陀看到印度的亂局，他的解決之道不在政治，不在經濟，不在世間，而是在世間之外，透過出離世間的一切，重返世間，以自身的清淨無私作為世間的典範。如同渥爾德（A.K. Warder）所主張，佛陀在尋找解決方法，不在社會之內，而是到社會之外去尋找：

「佛陀在尋找解決方法，不在社會之內，而是到社會之外去尋找。為了保持自由，他們退出社會；他們放棄對財富與權力的欲望，而尋求心境的安寧和精神體驗。只有從一種獨立的優越地位，他們才能希望，他們也確實希望對他們已離開的社會施加影響，替他們注入比金錢和暴力更好的理想。」

在當時印度的修行人有兩類，一類是婆羅門，一類是沙門。婆羅門自幼學習吠陀經典，學習祭祀儀式，學習不死的真理。學成後成家立業，結婚生子，晚年隱退森林，過著遊行不居一處的生活。
沙門則是一種新的非婆羅門宗教修行者，亦即「努力的人」，過著捨家乞食，雲遊四方的生活，苦行瑜伽，追求禪定，以達到超越生死的境界。佛陀屬於這種新的宗教沙門修行的一支，佛陀在最初不是釋迦牟尼佛的專有名詞，耆那教的教義裡Buddha也是「覺者」的意思。

佛教僧團與教義
佛陀講法的時期約四十九年，這按照印順導師與平川彰等人的定義，就是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大概是佛入滅一百年左右，在第二次結集、僧團分裂前，一般稱為原始佛教；再來部派佛教從西元前一世紀到四世紀，大約五百多年左右，每個學者考據，不完全是準確，但在五百多年左右，這是部派佛教；到大乘、大眾部，小乘，稱上座部，到當代佛教，到人間佛教，到民國初年至今，這是兩千六百年佛教發展的歷程。
部派佛教為什麼分歧？原因很多，不管是十事之爭 ，或大天五事。有十件修行的小事，大家想法不同，就引發僧團分裂。但是，根本之處在於，佛陀當初所建立的僧團理想是一個非常民主、自由、自主的修行團體。僧團自身的起居，不管是從每月兩次的布薩，頒布波羅提木叉，都是由僧團成員共同討論，透過羯磨，亦即類似共識決，透明討論所達成的決定，佛陀並沒有企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管理的組織。
在《長阿含經》第二卷中記載，佛陀年近八十了，他身體不舒服，可是因為當時旁邊都沒有弟子，所以他覺得，他必須要撐著，讓他的身體壽命，還能夠再維持短暫的時間。
阿難打水回來，看到佛陀很疲憊，趕快幫佛陀擦拭身體，等佛陀稍微恢復精神後，阿難心急地向佛陀請法說：「佛陀啊！您對僧團有沒有什麼『教令』？就是將來您入滅後，您認為僧團誰可以來領導？您要不要有所交代、指示？」
佛陀說：「眾僧於我有所須耶？」僧團的未來有需要我嗎？佛陀接著說：「我也是僧團的一分子，過去四十多年，我的法都是公平、公開給你們每一個人。如果你們當中有人認為：『我可以主持僧團，僧團願意受持於我，覺得我可以領導僧團，僧團應該被我領導。』那應該由那個人跟你們說，我不過是即將入滅的老人，我要跟你們說什麼？」
「阿難啊！」佛陀說：「當自熾然，勿他熾然；當自度，勿他度；當自歸依法，勿他歸依。」佛陀要弟子，自度，歸依法，自熾然，勿他熾然，不是要靠誰得度化。
佛陀的僧團本身是一個如此民主、自主、平等的一個組織，佛陀所說的一切法，仍是回到自性，回到弟子的自我解讀與詮釋；在自我解讀的過程中，也一定會有適應不同眾生的問題，所以難免有自我的詮釋，這必然地產生二十個部派佛教的理論，因為佛陀僧團始終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組織體。
與天主教相比，天主教如果想要改變一個既定的教義，如要不要公開承認同性戀婚姻？這種議題一定要教宗才能做最後的決定，天主教徒，尤其是教士個人不能公開表態支持或不支持同性戀婚姻。
吾人一位在美國的天主教朋友約瑟夫．巴克斯（Joseph Bokhos）約在三十歲左右離婚，他向教會申請離婚證書，最後教會給他的離婚證書上面寫著「婚姻無效」，而非離婚。他與前妻在天主教堂結婚，按天主教教義是不可以離婚的，因此稱為婚姻無效（Nullification），婚姻只能是無效，因為不能離婚。
吾人向巴克斯說：「你們都生了十一個孩子了，還婚姻無效？」 除非教宗改變了這項教義，否則教廷不會容許不同的意見，甚或多元的意見。
教宗掌握最後的教義詮釋權，主教有行政權。教宗也是羅馬教區的主教而已，教宗不能太過干涉各主教的行政職能。因為教會法典寫得很清楚，主教只要每五年寫一次報告書給教廷、教宗即可。報告書總共羅列三十多種項目，要一一填寫，包括教會的財務報告、教會的信徒、神父的培養等等，五年寫一次報告書給教宗。因此，教宗並不涉入各教區具體的行政，但教義必須統一。
所以，天主教的教宗之於天主教會是什麼角色？是教義最後的詮釋者與決定者。佛陀並沒有具備這樣的權威。僧團弟子可以以各自的理解去實踐、去詮釋，佛陀僧團的思想是自由的。佛陀並不要弟子信他，而是信他的法。他的法是客觀的真理，他希望弟子信靠他所悟證的客觀真理。如《雜阿含經》所述：

「佛告比丘：『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來自覺此法，成等正覺，為諸眾生分別演說，開發顯示。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不只是自我解讀，眾生不同，其經營方式也不同。所以從這觀點言之，必然是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教派與傳教的形式。不過，所有的部派佛教都是在提供一條解脫之道。無論何種部派佛教，其目的就是提供世人一條解脫之道。
佛教組織內控力不強，不像天主教組織內控很強，不過那也是在西元三世紀之後，羅馬帝國宣布基督教合法，到查士丁尼大帝宣布基督教為國教，其教會組織架構深受羅馬帝國之影響，而初期的基督教並沒有強大的組織內控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