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我的慾望！拉康與歷史主義者的對抗（簡體書）

總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學

中譯本序 | 偶然性與無意識（致我的中國讀者們）

致謝

讀我的欲望！拉康與歷史主義者的對抗

1 導論：結構不上街

2 精神矯正的主體：電影理論和拉康的接受狀況

3 切割

4 服裝化的超我

5 吸血鬼、哺乳與焦慮

6 無能的大他者：歇斯底裡與美國民主

7 密室或孤寂的房間：黑色電影中的私密空間

8 性與理性的安樂死

索引

偶然性與無意識

（致我的中國讀者們）

聽聞我的第一本專著即將與中國讀者見面， 我感到愉快且榮幸。 但我不得不承認， 這個喜訊令我感到幾分驚訝，正如不久之前， 一則網上的新聞故事帶給我的。 這則消息有關一群杰出的知識分子， 他們每周在 Zoom 上聚會， 討論 18 世紀塞繆爾·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那本整整1 500頁的小說《克拉麗莎：又名一個年輕小姐的故事》（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以此來紓解當下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隔離而帶來的苦悶。“真夠神奇的”，看到這則消息時我暗自思忖。 這本小說的完整版本極少被人閱讀， 取代它的則是一個常見於大學文學課程的、 大幅縮寫的版本。 我無意於將本書與理查遜這本極為重要的小說相提並論， 我只是訝異於支配著種種事物出現、 消失又重現的神秘節奏。 從未有人會預料到這部小說將與這群知識分子產生一種特殊的關聯， 後者正苦於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種種社交退避（social withdrawals） 的症狀。 似乎突然之間這部小說又變得重要了， 這佐證了偶然性的本體事實（ontological fact of contingency）。

按照寬泛的學術發表標準， 這本書在 1994 年的首次出版是成功的。 它即刻就被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重印了，隨後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接著被 Verso 出版社納入“激進思想家”（Radical ­inkers） 系列中再版。 然而， 盡管本書的反響頗有熱度， 我亦覺察到一股寒意——甚至在它出版之前。 本書第1章作為論文首次提交於1988年在巴黎召開的會議“法國拉康派電影理論的美國接受”（Th­e U.S. Reception of French Lacanian Film ­Theory）。 我論文的評議人雷蒙·貝洛（Raymond Bellour） 對我的論點提出了充滿敵意的響應，在當時甚至引發了一場小型丑聞。此後，當會議論文被結集成書時，貝洛決定不再提交他的響應用於公開發表， 相反， 他寫信給會議組織方來說明他拒絕提交的種種理由。 他寫到， 沒有必要給我的論文一個響應，因為它與會議所宣稱的主題以及他的期待並不“切合”（stay within the lines）。 會議的組織方《框外》（Hors Cadre）雜志並沒有忽視貝洛對我“不符合遊戲規則” 的指責中存在的反諷意味， 他們將這封信公開在會議文集中。顯然，在框架外進行思考是不被允許的。 美國電影理論家托德·麥高恩（Todd McGowan）也沒有忽視這其中的反諷， 他在《電影理論與“遊戲規則”》一書中提到了這個我稱之為“小型丑聞”的插曲，通過將其重塑為電影理論中的一個“創傷”，他強調了它所暗含的（學術） 重要性。

本書最後一章也經歷了一種相似的遭遇。這篇文章作為一次對精神分析性別差異學說的嚴肅重訪而受到歡迎，然而一種沉默卻扼殺了我論點的後續影響。 這篇文章的擁躉之一，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第一個指出了這種沉默：“這篇有關拉康派性別差異理念的哲學基礎與後果的論文，在眾多對拉康的攻擊中被悄悄回避了。”齊澤克始終擁護我的論點，同時他也采用“創傷性的” 一詞來指涉女性主義者們的緘默。我們本來期待著與她們展開一場激烈的論戰。

如果沒有激起一種防御的話， 我在本書中的許多論點至少也該觸發一場學術上的爭論， 不過沒有必要繼續糾結於學界對本書的這種古怪而嚴重的“忽視”。畢竟，我的觀點也沒有完全被無視，不少才思敏捷的學者極其認真地對待它們， 並增添了新的思考維度及變化（twists）——這些都是我未曾設想並十分欽佩的。同時我也理解，雖然我嚴厲地在本書中批評了歷史主義（historicism）這一在我寫作之時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方法，但僅憑這些並不可能擊倒這位強大的對手。在大多數人眼中，歷史主義是對思想的救贖；而在我看來，它所及之地一片荒蕪。人們不應當天真地踏入這些戰場。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提到某些間歇性的“忽視”， 正因為它們帶給我“創傷”這一外號。當我們用創傷來指涉某個事物——或某人，如在此語境中——時，究竟意味著什麼呢？精神分析理論在創傷的問題上付諸了大量的筆墨。我所獲得的標簽給了我一種新的動力來回顧這個已被充分研究但依舊緊迫的概念。簡單來說，我們可以認為創傷命名了一種無能（inability）：無能去轉化或消解某些事件，無能將某個事物納入意識的系統當中。從這個簡要的定義出發，許多問題涌現而出， 盡管在此我們只能提到其中的一些。 如果引發創傷之物存在於意識的外部，那麼它何以困擾——或者， 更確切地說： 創傷化——意識呢？ 為何意識不簡單地將其忽略或無視，也就是“不被創傷化” （untraumatized）呢？ 這必然是由於這無法被消解的事物並不單純處在意識之外， 而是緊密地與後者相聯繫。創傷既被認為是歷史性的， 同時也是結構性的， 這個事實也產生了其他的一些問題。從時間上，我們所謂的創傷性時刻就是指有些事情， 它們顛倒了所有在它們發生之前的事。革命就是創傷性的事件， 因為它們在空間上破壞了正在運行的結構： 結構突然間無法再像往常那樣延續了。 然而，創傷並不僅僅是破壞性的。在這一點上，弗洛伊德有著明晰的立場： 主體本身正是被一個創傷所構成的，或者說，主體本身是像創傷那樣被構成起來的。性存有（sexuality）並不是主體性的次級現象，而是決定主體與其自身關係的、起源性的非共時性（originary asynchronicity）。

盡管這一對創傷的雙重定義廣泛為人所接受，卻未曾有一種持續的思考來嘗試把握這兩種形式之間的關係。不過，近來我意識到另一個弗洛伊德的概念，“無意識情感”（unconscious affect）， 或許能闡明這一點——盡管這個我尋求啟迪的概念有可能使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加棘手， 因為很少能想到一個比它更自我反噬的概念。 一種不能感受其自身的感覺？ 這有可能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知道弗洛伊德參加過弗朗茲·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有關亞裡士多德的著名研討班， 而弗洛伊德的讀者如果讀過亞裡士多德的《論靈魂》（On the Soul）的話，便不會看不到精神分析之父與這位古希臘哲人之間令人震驚的共通性。在此背景下，無意識情感所提出的問題（“怎麼可能會有一種不能被感受到的感覺呢？ ”）， 在亞裡士多德提過的一個問題中產生了回響： 為什麼會有沒有感官效應的感覺呢？（why is there no sensation of the senses?）而亞裡士多德的作答同時也對應著弗洛伊德的問題：“可燃的事物……從來不會自燃， 而是需要一個有著點燃……力量的中介物，否則它就會自己燃燒起來，而不再需要一簇將它點燃的實際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