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遺傳：心理諮詢師和她的11位來訪者（簡體書）

這本書誕生在咨詢室的沙發上，形成於作者和11位來訪者之間的親密對話。書中講述的這些真實故事，都是關於被埋藏起來的創傷，其中有來訪者的自述，也有咨詢師個人的經歷。

在咨詢室裡，作者以咨詢師的身份探索那些意識之外被忽略的記憶。我們自己的童年、父母的痛苦、祖父母的創傷，那些被拒絕談論的經歷，那些在大腦中被歸類為“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重要事件，總是會以某種方式返回我們的生活，困擾我們。在這些故事中，作者以精神分析師的視角，描述了遺傳創傷的多張面孔。

一位擁有美滿家庭的女性痛苦於自己的婚外戀，她的出軌與自己“情感死寂”的母親、當年垂死的外祖母有著怎樣的聯繫?一位沉浸在失戀痛苦中兩年之久的男子，他的夢境將如何牽扯出祖父自殺的真相，以及自身痛苦的根源?外祖母指控哥哥性侵了妹妹，警方多次介入卻沒有找到證據，事情的真相是怎樣的，性侵的幽靈可以影響一個家庭中的三代女性嗎?為什麼一位經歷過童年暴力的男子，在咨詢的開始展現出了強烈的攻擊性，而另一位因為父母意外懷孕而出生的男子，為何在自己初為人父之後懷有自殺的傾向?

把來訪者帶入咨詢室的，可能是一些再尋常不過的觸發事件︰無法擺脫失戀的悲傷、猶豫是否要生養下一代、過於情緒化、感覺不幸福、神經衰弱、自殺的念頭、夜間的驚恐等等。但隨著對話的展開，探索的深入，真相被逐漸剝開。

這本書關注祖父母的創傷怎樣存在於孫輩的心裡，講述被父母埋藏的秘密，也尋找我們對自己保留的記憶，那些威脅性太大、我們無法完全處理的現實。這11個故事試圖厘清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聯繫，並嘗試回答我們應該如何繼續。

它們或許是感傷的，但結局都充滿希望。

加利•阿特拉斯（ Galit Atlas）博士

精神分析學家、心理咨詢師、美國心理學會精神分析部前董事會成員。她在曼哈頓的私人診所已經經營了十余年之久，許多來訪者慕名而來。除了咨詢師的身份，她還任教於紐約大學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博士後項目，以及紐約市國家培訓計劃、美國國家心理治療研究所的四年制成人培訓計劃。

作為一名作家，她已經在心理臨床治療領域出版了3本圖書，並以性別、性為研究主題發表了眾多文章。她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雙胞胎的故事》（根據本書中的一個咨詢個案寫成）曾獲得美國國家精神分析促進協會頒發的Gradiva獎。同時，她還是《精神分析視角》的編輯委員會成員，以及安德烈•弗朗索瓦研究獎( Andre Francois Research Award）和NADT研究獎（NADT Research Award)）的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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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同齡人，為什麼有些人更容易抑鬱、焦慮、暴躁、缺乏自信?上一輩的心理創傷，真的會遺傳嗎?

你很重要,那些“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重要”事件,也很重要

—本讓我深受啟發的書。

書中分享的故事展現了遺傳性創傷如何以靜默但影響深遠的方式塑造了我們的生活，

以及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擁有自愈的潛力。

——洛莉·戈特利布《也許你該找個人聊聊》作者

心靈的印跡

每個家庭都攜帶一些創傷歷史。每個創傷都以獨特的方式存在於家庭中，下一代在出生前就已留下情感印記。

在過去十年中，當代精神分析和實證研究拓展了關於表觀遺傳學和遺傳性創傷的文獻，調查創傷以不同方式代代相傳，留在我們的思想和身體中，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在研究創傷的代際傳遞時，臨床心理學家調查了我們的祖先怎樣把創傷作為情感遺產，在我們及後代的思想中留下痕跡。

創傷遺傳不僅包括我們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拒絕談論的經歷，也包括他們影響我們生活的方式。這些秘密阻止我們充分發揮我們的潛力。它影響我們的精神和身體健康，在我們所想和所能之間創造鴻溝，陰魂不散。寫作這本書，我試圖介紹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連接，並且發問：接下來我們該怎樣做？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就懂得什麼是禁語。我們從不談及死亡。我們盡量不提性，知道最好不要太傷心、太生氣或失望，當然絕不能太吵。我的父母從未表露任何不開心，他們信奉樂觀主義。當他們提起自己的童年時，都是美麗的畫面，他們掩飾創傷、貧窮、種族主義和移民帶給他們的痛苦。

我的父母雙方都是很小的時候就隨他們的家庭拋下所有一切移民到以色列的。我的父親來自伊朗，母親來自敘利亞。他們各自有六個兄弟姐妹，從小在貧民區長大，生活的艱辛不僅來自貧窮，還有種族歧視，因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們在以色列屬於“劣等民族”。

我了解到父親出生前曾有兩個姐姐，在幼童時期患病夭折，父親在他嬰兒時期也很孱弱，差點活不下去。他的父親——我的祖父——出生就失明，需要我父親和他一起工作，在街上賣報紙。我小時候就知道父親沒上過學，他從七歲開始就工作養家。他教會我努力，因為他渴望我獲得他曾經望塵莫及的良好的教育。

和父親一樣，我的母親在嬰兒時期也曾患病，有生命危險。她最年長的哥哥在十歲時早夭，對整個家庭是巨大的打擊。母親對童年沒有什麼印象，所以很長時間裡我都不知道這些故事。我猜我的父母可能都從未意識到他們有如此相似的經歷，疾病、貧窮、早逝和羞恥竟是默默把他們連接在一起的紐帶。

和其他家庭一樣，我們的家庭也像串通好了，默認避而不談是消除不愉快最好的方式。他們曾經的信條是：如果你不記得，它就不會傷害到你。但如果你不想記得的事情，不管你多麼努力，還是被記住了呢？

我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們的創傷歷史曾經活在我的身體裡。

我是伴隨戰爭長大的，和我一樣大的孩子都時常感到恐懼，但並不完全明白其實我們成長在納粹大屠殺的陰影下，殘暴、死亡和無盡的哀痛是我們的民族遺產。

贖罪日戰爭（the Yom Kippur War）1 爆發時我才兩歲，那是自1948 年開始的第五次戰爭。戰爭爆發的當天，我妹妹出生了。和其他所有男人一樣，父親被招入軍隊。母親自己去醫院生妹妹，我被留給了鄰居。大家都沒想到以色列會遭受如此大規模的侵襲，許多受傷的士兵都涌到醫院，沒有地方留給臨盆的女人。母親們被擠到走廊上。

我對那場戰爭沒什麼印象，就像孩童時期的許多記憶一樣，那些似乎都很正常。接下來的幾年，學校每個月都會有“戰爭演習”。我們這些孩子們練習安靜地走到避難處，因為可以玩棋盤遊戲而不用學習，我們都很高興，談笑著導彈可能會發射或者恐怖分子會帶著武器把我們抓起來。大人給我們的教育是沒有什麼困難是處理不了的，危險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我們只需要勇敢、有幽默感。

在學校裡我從不會害怕；只是晚上我會擔心，全國有那麼多房子，某個恐怖分子會專門來到我們家，我沒辦法挽救我的家人。我想過納粹大屠殺時所有好的藏身之處：地下室、閣樓、圖書館後面、衣柜裡。關鍵是要保持安靜。

但是我很難安靜。我從十幾歲開始玩音樂，曾經認為自己唯一想要的就是製造“噪聲”，被聽到。當我站在臺上的時候，音樂充滿著魔力。我不能大聲講出來的東西可以用音樂表達。那是我對無聲的抗爭。

1982 年，黎巴嫩戰爭（the Lebanon War）1 爆發，當時我已到了懂事的年齡，明白災難降臨了。學校紀念墻上的名字越來越多，這一次包括我們認識的年輕人。失去兒子的家長在紀念日典禮來到學校。我很驕傲能為他們演唱，直視他們的雙眼，保證我不會哭，不然我會毀了那首歌，別人會取代我在麥克風後面的位置。《和平之歌》（Shir La Shalom）是以色列最有名的歌曲之一，每年的典禮我們都以它壓軸。我們打心眼裡呼喚和平。我們渴望嶄新的開始和自由的未來。

小時候父母總說：等孩子們長到十八歲需要入伍的年齡，戰爭

就會結束。但直到現在，這一天都沒有到來。我以聲樂兵的身份入伍，祈禱和平，跟著軍隊從一個基地輾轉到另外一個基地，穿過封鎖為士兵們唱歌。海灣戰爭（Gulf War）1 爆發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十九歲的軍人了。

巡演的時候我們搖滾樂的聲音特別大，大得我們得留心不要錯過警笛的聲音，以便能有時間跑回避難所帶上防毒面具。有一段時間我們決定不去管什麼面具或者避難所，每次警笛一響，乾脆就跑到房頂上，這樣能看到從伊拉克射過來的導彈，猜它們會降到哪裡。每一次雷鳴般的爆炸結束後，我們會繼續玩音樂，玩得聲音越發震耳。

我們為士兵唱歌，他們有的是我們童年的玩伴、鄰居或者親人。每當他們流淚的時候——實際上他們經常流淚——我能感到用我的真心表達出那些難以言說的東西，由此打動另外一顆心的力量。我們的音樂宣泄了許多沒有人能大聲講出來的東西：我們恐懼，但是甚至我們自己都不能對自己承認這樣的恐懼，我們還那麼年輕，我們想回家，想戀愛，想遠行。我們渴望正常的生活，但是我們連正常是什麼樣子都不確定。玩音樂想唱就唱是有意義的，它解放自我。那是我打開自己內在的創傷遺傳，尋求真相之旅的起點。

後來，多年之後，我離開家鄉，搬到了紐約，開始研究所有難以言表的東西——那些塵封的記憶、感受和完全在意識之外的欲望。我成為探索潛意識的精神分析師。

對大腦的分析就像是一個神秘故事，是一項偵查活動。眾所周知的弗洛伊德是研究潛意識的神探，他熱衷於福爾摩斯，家裡收藏了大量偵探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弗洛伊德也借用福爾摩斯的方法：搜集證據，搜尋表面現象內在的真相，尋找隱藏的事實。

我和我的來訪者也像偵探一樣按圖索驥，我不僅要聆聽他們所說的，還要觀察談話之間我們都不熟悉的停頓。這是一個微妙的過程，收集兒時記憶、所說所做，傾聽遺漏的部分、沒講的故事，尋找線索，把點滴拼湊起來。我們追問：到底發生了什麼？當事人是誰？

心靈的秘密不僅包括我們自己的生活經歷，也包括我們毫無覺知地攜帶著的——幾代人遺傳下來的記憶、情感和創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精神分析師開始研究創傷對下一代的影響。那時許多的心理咨詢師都是逃離歐洲的猶太人。他們的患者是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或者幸存者的後代——那些潛意識裡攜帶著祖先痛苦痕跡的孩子。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神經科學印證了精神分析學的發現，幸存者的創傷——即使那些他們從不提及的最隱蔽的秘密——對他們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生活也有實際的影響。那些相對較新的研究側重於表觀遺傳學以及基因表達的非遺傳影響和修飾。他們分析創傷幸存者後代的基因怎樣變化，同時研究環境，尤其是創傷，怎樣以不同的方式在人體基因裡留下化學印記並遺傳給下一代。實證研究強調了壓力荷爾蒙在大腦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創傷因此通過生物學機制從一代傳給下一代。

西奈山依坎醫學院的創傷壓力研究學（Traumatic Stress Studies）主任瑞秋·耶胡達博士（Dr. Rachel Yehuda）及其團隊的大量研究表明，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的後代皮質醇水平較低，而恰恰是這個激素，幫助身體在創傷後修復。調查表明，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的後代具有和同齡人不同的壓力荷爾蒙特徵，可能使他們更容易患焦慮症。研究發現，納粹大屠殺幸存者、被奴役者、退伍軍人和經歷過重大創傷父母的健康後代，在經歷創傷或目睹暴力事件之後，更有可能表現出創傷後應激障礙綜合征（PTSD）1 的症狀。

從進化論的角度看，這些表觀遺傳變化可能是為了在生理上做準備，以使孩子適應他們父母經歷過的相似的環境，幫助他們生存下去。但事實上，即使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創傷，也會更容易出現創傷症狀。

這個結果對我們這些研究人類思維的人來說並不意外。在臨床實踐中，我們能看到創傷性經歷侵入下一代的心理，以難以理解和出人意料的方式表現出來。我們所愛的人和養育我們成長的人住在我們心裡；我們經歷他們情感上的痛苦，我們夢到他們的記憶，我們知道那些沒有直接傳遞給我們的東西，而且正是這些東西，經常以我們無法理解的方式塑造我們的生活。

我們繼承家庭創傷，甚至包括那些從未提及過的。出生於匈牙利的精神分析師瑪利亞·托羅克（Maria Torok）和尼古拉斯·亞伯拉罕（Nicolas Abraham）在巴黎為許多納粹大屠殺幸存者及他們的子女提供咨詢，他們經常用“幽靈”（phantom）這個詞描述第二代感受他們父母重創和失落的多種方式，即使父母對這些從未提及。父母從未消化過的創傷會傳給孩子，這些感受是住在孩子身體裡的 “幽靈”，是避而不談和無法言表的鬼魂。我們遺傳的正是這些“幽靈”般的經歷，不完全活躍，但也不是不存在。它們用肉眼可見的、實實在在的方式入侵我們的現實；它們赫然聳現，留下痕跡。我們知道它們，能感受到，但不一定總能找到它們的源頭。

《創傷遺傳》這本書融入許多來訪者的描述和我自己私人的故事，有愛，有痛，有個人的和民族的創傷，穿插精神分析學視角和最新的心理研究發現。本書描繪許多定位“幽靈”的方式，那些過去的“幽靈”拖累我們，干擾我們的生活。任何我們沒有清晰認知的東西都會架在我們之間［在我和路易斯·艾倫（Lewis Aron）合著的《戲劇性對話》（Dramatic Dialogue）一書中，我們用當代精神分析模型介紹這些不斷發展的重現過程］。他們存在於我們心中、我們身體裡，以我們所謂的症狀顯現出來，頭痛、強迫症、恐慌症、失眠可能都是因為我們將之推避到內心最黑暗的角落。

我們怎樣遺傳、保留和消化那些我們自己不記得或者沒經歷過的事情呢？那些目前存在的，但是沒有被完全得知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我們真的能保守不為人知的秘密嗎？我們給下一代留下的究竟是什麼？

我們的一部分自我，被過去的秘密所囚禁。在釋放這部分自我的過程中，上述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都得到了探索。

ITANCE 創傷遺傳：心理咨詢師和她的11位來訪者

本書的誕生起於沙發上，形成於我和來訪者之間的私密談話，我們不斷探索創傷遺傳的過程中。經他們允許，本書介紹他們以及我自己的創傷遺傳：那些難以想象的創傷和隱藏的真相。我探索那些禁忌的情感，心裡遺忘或忽略的記憶，還有我們所愛之人的碎片歷史。正是因為對他們的愛，我們時常不允許自己真正理解或記得那些碎片。每段故事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檢視過去，展望未來。當我們準備好打開塵封的遺傳記憶，我們才能面對體內攜帶的“幽靈”。

在本書中，我描述遺傳創傷的許多面孔，它的影響以及接下來我們應該怎樣繼續我們的生活。第一部分關注幸存者的第三代：祖父母的創傷怎樣存在於孫輩心裡。我審視禁忌之愛的秘密，出軌和它與代際創傷之間的關係。我研究性侵的“幽靈”，自殺對下一代的影響，以及潛意識中對同性戀恐懼厭惡的殘留。我討論約蘭達·甘佩爾（Yolanda Gampel）的“創傷的輻射性”（the radioactivity of trauma）理論，即災難以情感“輻射”的方式擴散到下一代的生活中。

第二部分的重點是父輩掩埋的秘密，探索我們出生前及嬰兒期家裡不堪言表的真相。即使我們不能清醒地知道那些真相，它們也在決定我們的生活。我探討失去兄弟或姐妹之後人會怎樣“凍結”，介紹“不受歡迎的”嬰兒，以及他們成年時怎樣憧憬死亡，也分析了軍人的創傷，以及治療關係中流露出的男性脆弱。

第三部分探求我們自己隱藏的秘密，威脅太大以致我們不想知道的事實，或者我們自己不能完全消化的事實。這裡有關於母親身份，關於忠誠與謊言、暴力、友情和痛失的故事，最後都證明即使我們通常把它小心藏在心底，但實際上還是了知的。

我們深藏秘密是為了扭曲事實以保護自己，把不愉快的信息推到我們的意識之外。因此，我們啟用防御機制：我們把那些不想讓自己感到矛盾的事情理想化，認同苛待我們的家長，把世界視為非好即壞，這樣就可以把它安排成安全的、可以預期的。我們把自己不想感受的，或者那些讓自己太焦慮而不想知道的，屬於自己的東西投射給他人。

正是這樣壓抑情感的防御機制，讓我們不把記憶當真，剝奪它們的意義。壓抑讓我們把記憶和它情感上的影響分離。這樣，創傷在心裡是一件“沒什麼大不了”“一點都不重要”的事情。想法和感受的脫節能夠保護我們，讓我們感受不到那些近乎毀滅性的傷害，把創傷放在一旁不予處理。

防御對我們的精神健康是很重要的。它管理我們的情感痛苦，設計我們看自己及周邊世界的視角。然而，它的保護功能也限制我們檢視生活的能力，限制我們充分展現我們的生命力。那些對我們來說太痛苦，我們不能完全掌握或消化的經歷也會傳給下一代。正是這些難以言表的、過於痛苦的創傷，讓大腦無法消化，成為我們給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遺產”，讓他們無從理解、無法控制。

這裡講述的大部分私人故事都是很久之前被掩埋的創傷，涉及的人物從不提及，許多事件也都沒有完全地傳達，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大家竟然都知道。也正是那些從未被提及的故事和被銷掉的聲音，讓我們絕望。我邀請你和我一起打破這個沉默，追蹤探索那些限制我們自由的“幽靈”，那些阻止我們追求夢想，讓我們不能充分創造與愛、不能充分發揮我們潛力的創傷遺傳。

第一部分　我們的祖輩：過去幾代人的創傷遺傳 / 1第１章　婚外戀中的生與死 / 3

第２章　唇齒之間的錯亂 / 27

第３章　性、自殺和悲痛之謎 / 53

第４章　創傷的輻射性 / 69

第二部分　我們的父母：他人的秘密 / 93

第５章　當秘密變成鬼魂 / 95

第６章　死去的哥哥，枯萎的妹妹 / 105

第７章　不受歡迎的嬰兒 / 117

第８章　準許哭泣 / 141

第三部分　我們自己：打破循環 / 169

第９章　愁苦的滋味 / 171

第10章　暴力循環 / 191

第11章　未經審視的生活 / 215

後記：一扇門打開 / 247

致謝 / 251

《性、自殺和悲痛之謎》

“我被詛咒了。”萊昂納多低聲說，直視我的眼睛。“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然後他堅定地得出結論，“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當然明白。”

萊昂納多兩年前開始來找我，是在與伴侶米羅分手之後。最初的幾個月，他不停地哭泣。他說雖然知道和米羅一直都合不來，但他的痛苦還是難以忍受。

兩年過去了，他的痛苦並沒有減少。他仍然感到崩潰、迷失。他告訴我說他還沒有準備好去認識其他人，且害怕自己會永遠這樣傷心下去。

“不知怎的，我覺得自己被困住了。”他說。我們認同到了這個階段似乎他的悲痛已不單單是關於米羅了。我們試著了解那段關係結束時他到底丟失了什麼。

分離是我們必須要哀悼的情感死亡。分手時，我們失去的不僅是深愛的那個人，我們也失去生活、未來，我們曾經夢想和期待的所有一切。雖然我們知道失去了誰，但並不一定明白我們失去了什麼。

萊昂納多和我試著分析他一直在哀悼什麼。

“我想重新開始，”他說，“米羅和我在一起只有一年，但是我已經悲痛兩年了。”他惱火地說：“我希望你能給我的大腦編程，刪掉我的記憶，這樣我就能忘掉過去往前看。”

我明白持久的痛苦讓他希望自己能夠抹掉過去再也不往回看。他被過去困擾。但是我們兩個都不大清楚這是為什麼。

“我已經不愛米羅了，但是我覺得丟掉了自己的某些方面，沒有它我卻還得正常運行，特別痛苦。”他說。“大家怎樣從痛失中恢復呢？他們沒有感覺，不覺得自己的某些部分永遠消失了嗎？他們能完全恢復嗎？”他問道，直接潛入悲痛之謎。

弗洛伊德曾經反復表達他對痛失的看法。他一直探究的一個問題是人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舍離他們的愛人，或者他們是否總會在心裡保留某個部分與所愛的物件連接。

弗洛伊德的看法源於他想了解自己的悲痛。他遭受過痛苦的失去，包括死於西班牙流感（the Spanish flu）1 並發症的女兒蘇菲，還有他深愛的悲慘早逝的四歲半的外孫海納爾。據他的傳記作者說，外孫的早逝使弗洛伊德唯一一次在生活中流淚，並且自稱抑鬱。起初，弗洛伊德解釋哀悼的過程在於放手以及切斷和我們失去之人的紐帶。從這個角度來看，恢復的過程是對生活的渴望比想和去世的人重聚的願望（他所說的“死亡本能 1”）更強烈，因此我們慢慢撤回和減輕我們的“投注”，即集中在逝者身上的精力。

隨後，弗洛伊德展開他的觀點，區分哀悼和憂鬱症（depressive disorder）2。他描述在哀悼過程中，人會感覺世界貧乏、空虛，但是在憂鬱症下，患者自己本身感覺貧乏和空虛。他對外部世界失去興趣，失去愛的能力，並且自尊減弱。依弗洛伊德的看法，憂鬱症是一個潛意識過程，憂鬱症患者並未減少及脫離對逝者的情感投資，反而通過認同逝者，讓他們在內心保留及“存活”。“如果那個人是我，我也是他，就沒有痛失。”把逝者關在內心即否認失去，同時也讓憂鬱症患者永遠被囚禁。因此，他會失去對生活和生命的投入。

《當秘密變成鬼魂》

我的來訪者諾亞從他記事起就一直對死亡著迷。八歲時，他就每天讀報紙上的訃告欄。“我想知道這個人是誰。”他會說，試著和母親分享他的好奇心。但是母親會聳肩說：“你永遠無法真正知道。”

諾亞想知道，他必須知道。他尋找，調查。那些去世的人曾經是什麼樣的？他們丟下了誰？他們去世時多大？自己會死嗎？父母會死嗎？

幾十年過去了，諾亞帶著他所謂的“對逝者的執念”來找我。他想知道關於訃告欄裡那些人的所有事情，我想知道關於他的所有事情。每一次諾亞帶著一篇訃告來咨詢室時，我們都會一起拼湊各自的拼圖，捕獵缺失的東西。

“我知道了。”諾亞報告，經過幾小時在家裡費盡心思的調查，谷歌搜索，填補近期訃告的日期和細節。“我覺得我已經明白所有的一切。現在我可以放下了。”

和諾亞不同，我不明白。還缺少許多諾亞的個人歷史，我試著耐心等待它們來到這個房間。我的經驗告訴我，那些缺失的部分遲早會出現。我只需安靜地聆聽，邀請它們進來。

當諾亞找不到他拼圖裡的東西時，他會很煩躁。他舉起報紙大聲給我讀一個叫瑪麗的女人的訃告，之後翻起眼皮。“聽這個有多討厭。”他說，“他們為什麼寫‘羅納德’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如果你谷歌他，你會發現這個羅納德是她多年前和第一任丈夫一同撰寫的一本書的翻譯——而第一任丈夫也叫羅納德。”

我有點迷糊，玩笑式地想：也許她只喜歡叫羅納德的人。我的反應是因為我很難明白這些細節，這讓我有點焦慮。我還不完全明白為什麼諾亞對這些逝者的事情這麼好奇。

“她的兩任丈夫都叫羅納德——有沒有這個可能？”諾亞問。他重新數這幾個羅納德，好像需要確認這些名字的背後有什麼含義。

他心裡記得那些去世的人，並且拒絕忘記他們。他收納他們的故事，好像那些屬於他自己。在這個意義上，那些人既沒活著也沒死去，而是像鬼魂一樣存在於兩個世界，永不會完全現身，卻存在於他的生活中，現在也存在於我的生活中。

隨著我加入到諾亞的調查中，我開始發現鬼魂——逝者的鬼魂，他歷史的鬼魂——困擾著我們兩個。我們獲知的總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