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解孫子兵法（簡體書）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葉玉麟所著的關於國學經典釋讀的著作，十分盛行，其通俗和易讀性，稱得上是釋讀國學經典的典範，成為了一般讀者學習國學的基本讀物。可惜後來竟被忽視，難得重新出版。此次出版的便是葉玉麟先生那時所著的《白話譯解孫子兵法》。本書用通俗的白話語言，逐段逐句將古語進行譯說，對相關詞句和典故做了通俗的注解和詮釋，今天看來，仍然是學習國學經典著作較為適當和適於閱讀的讀本。

葉玉麟（1876—1958），字浦孫，桐城人。歷任教員、幕職、部曹等職，師從清末桐城領袖馬其昶。著有《書經選注》《荀子新釋》《三蘇文選注》等。其譯解或組織譯解的國學經典系列，比如《白話譯解莊子》《白話譯解戰國策》《白話譯解孫子兵法》，在讀者中影響較大。

《譯解孫子兵法》為“國學經典釋讀叢書”之一種。此書由葉玉麟詮釋，所據轉換排印的版本為1943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的《白話譯解孫子兵法》。可以說，這是現今學習國學經典著作較為適當和適於閱讀的讀本。本次出版將其由原版的繁體豎排轉換為簡體橫排，以更為適合現實普通讀者的閱讀需要。

序

魏武帝序

孫子本傳

孫子遺說序

孫子遺說

始計篇

作戰篇

謀攻篇

軍形篇

兵勢篇

虛實篇

軍爭篇

九變篇

行軍篇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間篇

序 李學勤 P1

大家了解，人類的許多認知和見解，有時可以在歷史發展的某些時段得到重合或認同。20世紀三四十年代悄然掀起的國學教育運動，恰恰與現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與重拾極為相似，其因果大體也是經歷由懷疑、批判、否定，到重視、回歸並再造這樣的過程。

20世紀前半葉，可謂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時代，為鮮明的是西方文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衝擊。清末的 “中體西用”，尚有“存古學堂”保存國粹，使國學還占有一席之地，而到了民國初年，特別是“壬戌學制”的頒布，主要採用當時美國一些州已經實行了十多年的“六三三制”，標志著中國近代以來的學制體系建設的基本完成，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教育在中國占據了相當大的地位。此後中國現代化教育每發生一次變化，西方的教育形式與內容就會有所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也就有所喪失，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遭受著越來越多的質疑或否定。對此，一部分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教育家、文化名流憂心忡忡，並由擔心逐漸轉向采取行動挽救國學。但是，真正產生影響並引起國人震動的卻是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的到訪。1931年，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鑒於歐美的教育對中國日益增大的影響，邀請以歐洲國家為主體的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考察團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考察了中國教育的諸多重鎮及學校，提交了《中國教育之改進》的報告書。報告書指出：“外國文明對於中國之現代化是必要的，但機械的模仿卻是危險的。”該報告書主張中國的教育應構築在中國固有的文化基礎上，對外來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影響，進行了不客氣地批評：“現代中國顯著的特徵，即為一群人所造成的某種外國文化的特殊趨勢，不論此趨勢來自美國、法國、德國，或其他國家。影響的，要推美國。中國有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只曉得模仿美國生活的外表，而不了解美國主義系產生於美國所特有的情狀，與中國的迥不相同。”“中國為一文化久長的國家。如一個國家而犧牲它歷史上整個的文化，未有不蒙著重大的禍害。”報告書切中時弊的評估，使中國知識界與教育界在極大的震動中警醒並反思。隨即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教育界、學術界人士，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國學教育推行舉措，掀起國學教育的聲勢和熱潮，使國學教育得到落實，國學經典深入學校的課堂，進入學生使用的書本，並被整合進學生的知識結構中去。

關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學教育的熱潮，有兩種情況值得關注：一是諸如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陳寅恪、黃侃、劉師培、顧頡剛、錢穆、呂思勉等大家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潛心研究，整理國故，多有建樹，推出了一大批國學研究成果，將國學的歸結、分類、條理化、學科化的闡述達到了空前的清晰，對當時及後世影響深遠；與此同時，教育界、學術界將國學通過滲透的辦法，鑲嵌入中小學的課程，設立了各個學級的國語必修課和書，許多大家列出書單，推介國學典籍的閱讀。二是當時出版界向民眾普及國學典籍，主要體現在對國學的通俗釋讀方面，以適應書面語言不斷白話的情形。

對於前者，1949年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重新出版了一些相關著作，但後者幾乎被忽視或遺忘了，極少再度面世。其實後者在當時的普及和重版率相當高，影響更為深廣。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這次整理出版的正是後者。這不僅是因為在那之後均沒有重現，重要的是這些通俗釋讀的書非常適合當今書面語言徹底白話了的讀者需求，特別是當讀古文和詮釋古文已經成為專門家的事情的今天，即便有較高學歷的非專業的讀者讀古文也為之困惑，這類通俗釋讀國學典籍的書的出版就顯得更為迫切。這些書的編撰者文言文功底深厚，又受到白話文運動的洗禮，對文白對應的把握清晰準確。這些書將國學典籍原文中的應該加以注釋說明的元素融入白話釋讀之中，不再另行標注，使閱讀連貫流暢，其效果與今天的白話閱讀語境基本吻合，可見那時對於國學的通俗普及還是做了些實事的。

這的確是一些為我們有所忽視的好東西，以致可查到的底本十分稀缺，大多圖書館都沒有藏品，坊間也難覓得。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千方百計中找到了選用的底本，使得舊時通行的用白話釋讀經典的讀本得以再現。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當時的出版人專門組織出版的一批面向一般民眾的國學釋讀的讀本，影響甚大，使得國學經典走入初等文化程度的群體。然而，這些產生過較大影響的讀本之所以後來為人所遺忘，其原因可能是出版界推崇名家著述或看重對傳統典籍的校勘和注疏。以王緇塵為例，雖然其人名不見經傳，但他所編著的關於國學經典釋讀的一系列的圖書，在當時卻十分搶手，曾不斷重印了十幾版。這主要是當時的世界書局看中了他在清末就創辦白話報的經歷和對國學典籍把握的功力，使其棲身“粹芬閣”，為世界書局專事著述國學通俗釋讀的書籍。列入本套叢書的《廣解四書讀本》（今將其分為《廣解論語》《廣解大學·中庸》《廣解孟子》），曾被認為是當時國學出版的盛典，是當時通俗釋讀國學的代表。“國學經典釋讀”選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學通俗的釋讀書籍，整理為簡體橫排進行出版，為當今讀者學習國學經典提供了很好的閱讀範本，是一件大有助益的好事。

還應該提及的是，出版此套書不僅是為方便讀者理解經典，還在於讓讀者通過這樣的閱讀，了解當時人們對中華民族和中國意義的認同史。那時的國學教育和學習的熱潮，幾乎與抗日戰爭同行，而對中華民族的現代認識，正是在這期間形成的；國學的教育和普及，使國人了解並認同了中國的歷史悠久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將幾千年來的人們對國家的意識，從以皇室朝廷為中心的概念中分離出來，完成了從“君國”到 “國族”的轉變。“中國”代表著中華民族全體，是各族人民聯合御侮和實現偉大復興的精神圖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