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嚴到數位匯流的新聞工作者：跨時代的比較研究

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s）是新聞組織生產新聞內容的守門人，他們所思所想、經驗喜好、背景與價值觀，在在都影響了其如何守門，如何產出大眾所見的新聞內容（Shoemaker & Reese, 1996）。Schudson（1978）指出，新聞工作者乃在1880 年以後才成為正式的職業，美國的重要媒體都已聘用正式的人員負責採訪、編輯，成為新聞組織建制內重要的內容生產者與守門者。在此之前，「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這個名詞顧名思議就是為期刊（journals）工作的人，以歐洲為例，Nerone（2015）指出，早在1780 年代末期法國大革命時，就有此職業專門為政治機構（political agencies）服務，因而廣為人知。誠如Schudson（1978）所言，在1880 年之前美國已有報紙與新聞記者，但大都為私人利益與商業利益服務，公正客觀與公共性不是這個行業的共識。直到19 世紀「專業的新聞」（professional journalism）被社會廣泛倡議，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才明確地以追求公共利益為目標。
1970年代起新聞學的研究開始關注大眾傳播的社會學取徑研究，其中，關於媒介內容與媒介內容效果的研究相當多，可想而知，當時的美國社會歷經了越戰、女權運動，傳播學的研究十分關注媒體如何報導這些社會重大的事件，建構了何種真實（Gans, 1979; Tuchman, 1978）；但對於「誰」中介了內容生產的研究較少，因此，開展了伊利諾大學研究中心的幾位學者Johnstone、Slawski與Bowman（1976）的新聞工作者研究。這也成為新聞工作者系統性研究的起始。

第一節　新聞工作者研究的脈絡
一、美國的里程碑式研究
守門人的研究其實在1950 年代即已有White（1953）以The“Gate 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為題的個案研究中，將一群為新聞內容把關的人稱為「守門先生」（Mr. Gate），這個研究關心的是報紙的編輯如何選擇？其選擇與放棄的標準為何？可以注意的是，作者使用了男性的稱謂，似乎也暗指了當時的守門者是男性的天下。不過，這終究是個案研究，不足以一窺全美新聞工作者的全貌。雖然1960 年代起，亦不乏記者的研究，例如Cohen（1963）針對美國華府外交記者的研究；但Johnstone、Slawski 與Bowman（1976）的研究卻是較全面、且開啟了後續歷史性研究的先河。他們在1971 年的秋天向全美新聞工作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共獲得了1,313 份成功樣本（回收率84.7%），並將其研究結果書寫成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一書，在這本書中作者特別指出，1971 年正值美國總統尼克森政府與媒體處於緊繃局面，媒體角色為何備受矚目，他們希望藉此系統性研究，來瞭解這群為美國社會建構事實、報導真相的記者的基本輪廓及其對自我的角色定位。
Johnstone 等人（1976）調查的對象涵蓋了全美的報紙、雜誌、通訊社、廣播與電視等新聞組織中全職且負責編務與採訪的工作者，而將較屬於技術支援的工程人員、音效人員等排捈在外。有趣的是，作者在書中提到，如何形容這群人？新聞人（journalist）在過去的歷史脈絡中，較常用來形容印刷媒體（print media），在1970年代廣電媒體的工作者較不常以此名詞來稱呼自己，作者在進行訪談時發現，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都同意，新聞人（journalist）是最好的稱呼，也代表了某種專業程度的象徵。
這本書中共分十個章節，每個章節的討論亦依循問卷調查的主題而來，此十個主題分別是：新聞人的歷史發展、基本政經背景、教育訓練、職涯（careers of journalism）、勞動、專業、專業責任的界定（definitions of 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工作滿足與回饋、另類媒體中的新聞人（journalists in the alternative media）及結論。這也是第一次如此全面地讓外界瞭解，美國新聞工作者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他們在做什麼？他們如何看待新聞工作？
根據這份調查，1970 年代的美國新聞工作者有超過七成（75.1%）任職於印刷媒體，其中55.8% 任職於每日發行的報紙；電視和廣播各占一成，通訊社只有4.7% 。在這個研究中，也發展了媒體角色的理論概念和量表，成為後續研究的重要基礎。Willnat、Weaver 與Wilhoit（2017）認為，當年三位作者對於記者到底是參與者？或中立者的研究討論，在歷經越戰、五角大厦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事件案後，美國新聞界與尼克森政府的關係緊張，美國社會對於新聞工作者的期待甚高，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認知極具重要意義。本書將於後面的章節再詳細討論。
1982-1983 年印地安那大學的Weaver 與Wilhoit（1986; 1991）在既有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電話調查，取得了1,001個樣本，並將研究結果集結成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一書，此書在第二版時又將1971年的調查資料與十年後的資料進行比較。在十年後的調查中，Weaver 等人將Johnston 等人的研究主題重新歸類、調整形成下列主題：新聞工作者的基本社經背景、教育與訓練、工作狀況（job conditions）與工作滿足、專業性（媒介角色、價值與倫理）、新科技與新聞工作等。鑑於新聞媒體角色的重要性，此次的研究也重新將1971年Johnston等人所發展的兩種角色加以重新梳理成三類：調查詮釋（interpretive/ investigative role）、資訊傳布（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role）及對立（adversary role）。在本書第二版中還增列了女性新聞工作者及媒體類型的比較研究，此乃美國社會經歷了女權運動後，女性進入新聞界的比例增加，其勞動形式亦深受重視。這些調整也成為後來全球跨國研究的主要問卷題項與研究基礎。此後，每隔十年，Weaver與不同的學者合作，進行一次全美的新聞工作者調查，1971年迄今已進行了五次（含1970 年代），分別是1971、1982-1983、1992、2002及2013年。每一次的調查都集結成相關書籍出版，最新的一本為2017年出版的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Digital Age，為美國的新聞工作者與社會變遷留下最珍貴的資料。

二、全球的新聞工作者比較性研究
（一）美國主導的跨國研究
由於前述兩個里程碑式的研究，引起了其他國家學者的重視及研究興趣，隨著全球化浪潮的推進，國際交流與比較性研究愈發容易進行，Weaver 等人在1990 年代結合了全球各地的新聞學者，共同以1980 年代研究的量表為基礎，進行當地的新聞工作者研究，隨後集結成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一書（Weaver & Wilhoit, 1998），這也是第一本以結合全球21個地區、超過20,000個記者樣本的研究成果。全球性的比較性研究在Weaver等人的主持下，於跨入千禧年之後，又進行了一次。此次共有全球31個地區參與，記者樣本高達29,000 多個，全球五大洲中，除了非
洲之外，各洲均有研究團隊參與，亞洲的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日本及韓國均參與其中。此時，正是網際網路發展影響全球媒體之際，工作滿意度下降似乎在不少國家都成為趨勢（Weaver & Wilhoit, 2012），此研究成果收錄在The Global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
綜觀歷年來的相關研究，各國的研究大致來說包括了以下幾個面向：
(1) 新聞工作者的人口學及其他背景。
(2) 新聞工作者的教育與訓練。
(3) 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狀況（含工作滿意度）。
(4) 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性：媒介角色、價值與倫理。
此外，各國的研究會針對當地特性或研究者特別關心的議題而有所增減，例如，原來Weaver 與Wilhoit（1986; 1991）在1982年代所發展出來的「對爭議性新聞編採手法的態度」（attitudes toward important reporting practices），並不是所有參與學者都納入研究題項，但有些國家的學者會把女性新聞工作者、少數族裔新聞工作者、新科技使用等議題也納入其中。

（二）由歐洲主導的跨國研究
當美國學者持續以歷時性研究關心新聞工作者之際，大西洋對岸的歐洲學者也發起了全球新聞學研究（Worlds of Journalism Study，簡稱WJS），這是由德國慕尼黑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主任Thomas Hanitzsch 主導，自2007 年起開始與全球各國合作進行記者研究。2007 至2011 年的第一期計畫共有包括美國的21國參加，以調查法訪問了400 個新聞組織中的2,100 位新聞工作者，他們關心的重點與Weaver 等人略有不同，問卷內容包括：角色認知、認識論取向（epistemological orientations）、新聞倫理及新聞對社會的影響力與社會信任等。看起來兩個不同研究團隊都關心媒介角色，但在題項發展與收斂命名上則並不相同，而且這個研究較側重在比較性研究，例如，以西方與非西方的文化差異，新聞工作者在新聞角色、倫理觀所展現的差異。
第二波的研究在2012 至2016 年進行，共有67國參與，共收集了27,500個新聞工作者樣本，主要的調查重點有以下幾項：
(1) 新聞工作者的人口學及社經背景。
(2) 新聞工作者在新聞室的工作狀況。
(3) 編輯自主權。
(4) 對於新聞影響力的認知。
(5) 記者角色認知。
(6) 報導實務（reporting practices）。
(7) 對於環境變遷的認知。
(8) 機構的公信力。
目前正在進行的是第三波，預計在2021至2023年完成，已經有超過110個國家或地區加入此研究，可以預料規模相當大。值得一提的是，WJS所召集的跨國研究並不像Weaver 等人，最後以編輯成書展示研究成果，該組織將所有參與者收集的資料集結成一個大的記者資料庫，參與的學者可以任意和他國學者合作，使用資料庫中的資料進行跨國比較研究，也可以用主題式的方式完成專書。從WJS的會員網站中可以看出，自2007年以來，以此資料所撰寫的研究論文非常多，而且以各國不同的語言撰寫，近期較具代表性的專書則是2019年出版，由Hanitzsch、Hanusch、Ramaprasad 與de Beer（2019）主編，多位學者合力完成的World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tic Cultures around the Gl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