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烏托邦與革命（簡體書）

“歷史”的觀念意味著“歷史性”的自覺。由於時間-運動，人類得以進入四維存在；由於記憶-想像，我們得以思想五維時空。對歷史的解讀或者說意義的製作穿越和連接了“異代不同時”的四維時空。



《莎士比亞、烏托邦與革命》按照古典戲劇的形式編組，其中“序曲”講述彼特拉克的歷史意識和身份覺醒，“進場”展示英國現代文學觀念的發生和文藝復興詩學精神的自覺，第一、二、三歌分別探討愛欲、城邦、自由、王權、帝國等議題，以散點透視加重點聚焦的方式講述了現代烏托邦神話“道成肉身”的文學歷程。

序曲
彼特拉克的焦慮3

進場
英國“現代文學”的發生17
錫德尼的敵人39

第一歌
愛欲與城邦59
城邦與詩人81
凱撒的事業103

第二歌
莎士比亞的意圖131
王者的漫遊153
莎士比亞的烏托邦175

第三歌
烏托邦的秘密211
培根的寓言228
霍布斯的革命249


終曲
洛克的“白板”275

索引301
後記310

彼特拉克的焦慮

文藝復興精神通過遠交近攻、厚古薄今的斗爭策略，從更久遠的時代（在文藝復興中人看來，這是一個失落的美麗新世界）——古代希臘羅馬異教文明中汲取智能和力量，通過模仿古人而戰勝了前人，最終從古人-前人手中奪回了自身存在的權利和現代人的自我意識。彼特拉克本人以其生命話語實踐（其中不無“影響的焦慮”）見證和開啟了這一精神：通過這一精神，彼特拉克成為了“文藝復興之父”和人文主義“第一位偉大代表”；也正是通過這一精神，歐洲文藝復興成就了自身的輝煌。

中國讀者大都聽說過彼特拉克（FrancescoPetrarca，1304—1374）的名字，甚至知道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三杰之一、歐洲文藝復興之父和西方近代人文主義先驅。但是熟知不等於真知：在很多方面，他對於我們（包括筆者在內）仍不過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首先，彼特拉克的作品在國內譯介無多：就中國大陸而言，目前僅見《歌集》（李國慶、王行人譯，花城出版社，2000年；王軍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和《秘密》（方匡國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兩種以及一些零星譯介，此外幾乎無書可讀。其次，即便我們對他有所了解，也僅僅是將他作為抒情詩人或文學作者，而對他作為一個整全個體的自我認知——這一認知構成了他那個時代的精神自覺和自我意識——仍不甚了了；讀其書而不知其人，更談不上“知人論世”，盡管今天我們事實上仍然生活在彼特拉克及其後來者即所謂“文藝復興人”開啟的那個時代。
不過，這個時代似乎正在成為自身的遺蛻或者廢墟。在後現代狀況下（這一狀況因互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量子傳輸、虛擬增強現實技術而證取自身），“人文主義”被視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或已陳之芻狗，甚至是本身需要祛魅的神話。然而，沒有神話的現實是可悲的，而廢墟也許是新生的根基。在此方面，彼特拉克本人的知識生活（同時也是他的精神實踐）為我們提供了歷史的見證。作為從“黑暗世紀”中走出的第一人，彼特拉克——順便說一句，他正是“黑暗（中）世紀”這一深入人心的說法的始作俑者——通過回望古典而發現了未來世界的入口。
1336年4月26日，彼特拉克成功登頂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的旺圖山。這是彼特拉克個人生命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也是西方世界歷史的一個包孕綻出時刻：正是在此並以此為標志，近世歐洲迎來了文藝復興的第一縷曙光。站立高山之巔，俯瞰下界人間，彼特拉克不禁心神激蕩，同時也倍感孤獨，如其事後所說：“我突然產生一種極其強烈的欲望，想重新見到我的朋友和家鄉。”這時他想到了奧古斯丁，於是信手打開隨身攜帶的《懺悔錄》，正好看到第十卷第八章中的一段話：“人們讚賞高山大海、浩淼的波濤、日月星辰的運行，卻遺棄了他們自己。”仿佛醍醐灌頂，彼特拉克頓時醒悟：原來，真正的高山，或者說真正需要認識和征服的物件，不是任何外界的有形存在，而是“我”的內心！
那麼，彼特拉克在他的內心中看到了一個怎樣的自己呢？一言難盡。在他晚年致教廷派駐阿維農特使布魯尼的一封信（1362年）中，彼特拉克自稱“熱愛知識遠遠超過擁有知識”，“是一個從未放棄學習的人”，甚至是一名懷疑主義者：

我並不十分渴望歸屬某個特定的思想派別；我是在追求真理。真理不易發現，而且作為一切努力發現真理者中最卑下、最孱弱的一個，我時常對自己失去信心。我唯恐身陷謬誤，於是將身投向懷疑而不是真理的懷抱。我因此逐漸成為學園的皈依者，作為這個龐大人群中的一員，作為此間蕓蕓眾生的最末一人。

這是他在五十八歲時的自我認識。而他早年的自我認識承載和透顯了更多自我批判（同時也是自我期許）的沉重和緊張：

在我身上還有很多可疑的和令人不安的東西……我在愛，但不是愛我應該愛的，並且恨我應該希求的。我愛它，但這違背了我的意願，身不由己，同時心裡充滿了悲傷……自從那種反常和邪惡的意願——它一度全部攫取了我，並且牢牢統治了我的心靈——開始遇到抵抗以來，尚未滿三個年頭。為了爭奪對我自身內二人之一的領導權，一場頑強的、勝負未決的戰鬥在我內心深處長期肆虐而未有停歇。（1336年4月26日致弗朗西斯科信）


這種沉重和緊張源於並且表達了中世紀人（以奧古斯丁為其原型）特有的一種生存焦慮，而這種焦慮——從歷史的後見之明看——正預示了後來蒙田和笛卡爾表征指認的現代意識與精神症候。
與此同時，我們還在彼特拉克身上看到另一種“在世的心情”：不同於方才所說的自我懷疑，它更多是一種源於他者——確切說是作為他者的古人和前人——知識的“影響的焦慮”。事實上，正是後者使彼特拉克成為“一個最早的真正現代人”（而不是一名單純的中世紀西塞羅主義基督教道德哲學家）並率先開啟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文化轉型。
彼特拉克本人曾在他的靈修日記——《秘密》（Secretum,1342—1343）一書中借奧古斯丁之口批判自己對世俗“榮耀”即文名的迷戀和追求，其中他特別提到“年輕一代的成長本身依靠的就是對老一輩的貶低，更別說對成功者的嫉妒”以及“普通人對天才生命的不滿”。他這樣說當是有感而發——二十五年後，他被四名來自威尼斯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嘲諷為“無知之人”而憤然寫下《論自己和大眾的無知》一文，公開聲稱“我從來不是一個真正有學識的人”，“就讓那些否定我學識的人擁有學識吧”，但是隨後又說“在我年輕的時候，人們經常說我是一個學者。現在我老了，人們通過更加深刻的判斷力發現我原來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白丁”，到底意難平，此時他一定感觸更深——不過他似乎沒有想到（或是想到卻不願承認）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員。“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這大概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宿命或“人類境況”吧。
例如他對但丁的態度就很說明問題。但丁是彼特拉克的父執長輩和同鄉（盡管流亡在外），也是橫亙在後代作家（彼特拉克即是他們的領袖）面前的一座文學高峰。彼特拉克從不吝惜對古人——從柏拉圖、西塞羅到奧古斯丁——的禮敬和贊美，但對年長他一輩的但丁卻始終保持意味深長的沉默。後來他向摯友薄伽丘解釋自己為什麼這樣做時坦陳心曲：

我當時極其渴望獲取我幾乎無望得到的書籍，但對這位詩人的作品卻表現出異常的冷淡，盡管它們很容易取得。我承認這一事實，但是我否認敵人強加給我的動機。我當時亦致力於俗語寫作；我那時認為沒有比這更美妙的事，而且還沒有學會向更高處眺望。不過當時我擔心，由於青年人敏感多變而易於讚賞一切事物，自己如果沉浸在他或其他任何作家的詩歌作品中，也許會不自覺地、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個模仿者。出於青年人的熱情，這一想法令我心生反感。我那時十分自信，也充滿了熱情，自認為在本人試筆的領域足以無需仰仗他人而自成一家。我的想法是否正確留待他人評判。但我要補充一句：如果人們能在我的義大利語作品中找到任何與他或別人作品的相似甚至雷同，這也不能歸結為秘密或有意的模仿。我總是盡量躲開這一暗礁，特別是在我的俗語寫作中，盡管有可能出於偶然或（如西塞羅所說）因為人同此心的緣故，我不自覺地穿行了同一條道路。（1359年6月自米蘭致薄伽丘信）
如其所說，他對但丁選擇視而不見的原因是為了避免襲蹈前人（“不自覺地、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個模仿者”），事實上是出於要強和自信（“自認為在本人試筆的領域足以無需仰仗他人而自成一家”）而非嫉妒。為了強調這一點，他甚至反問老友：“你難道認為我會對杰出之人受到贊揚和擁有光榮而感到不快嗎？”並向對方保證：“相信我，沒有什麼事物比嫉妒離我更遠”；“請接受我的莊嚴證詞：我們的詩人的思想和文筆都讓我感到欣喜，我每當提到他都懷著最大的敬意。”
當然，這只是彼特拉克（盡管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的一面之詞。其然乎，豈其然乎？作為後來旁觀的讀者，我們本能地感到他的話不盡不實。例如，他在五年後同是寫給薄伽丘的一封信中再次談到自己早年的文學道路，但是這次他的說法有所不同：

無論是散文還是詩歌，拉丁文無疑都是比俗語更加高貴的語言；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在前代作家手中已經登峰造極，現在無論是我們還是其他人都難以有大的作為了。另一方面，俗語直到最近才被發現，因此盡管已被很多人所蹂躪，它仍然處於未開發的狀態（雖說有少數人在此認真耕耘），未來大有提升發展的空間。受此想法鼓舞，同時出於青年的進取精神，我開始廣泛創作俗語作品。（1364年8月28日自威尼斯致薄伽丘信）

彼特拉克所說的在俗語文學領域“認真耕耘”的“少數人”自然包括但丁在內，甚至首先指的是但丁，但他強調“它仍然處於未開發的狀態”，換言之但丁的“耕耘”成果幾可忽略不計。看來，年屆花甲的彼特拉克仍未真正解開心結：面對據說“思想和文筆都讓我感到欣喜”——盡管“他的風格並不統一，因為他在俗語文學而非詩歌和散文方面取得了更高成就”——的但丁，他內心深處仍是當年那個滿懷超越野心並深感“影響焦慮”的青澀少年。
但是少年總會長大成熟並成為新一代的前輩。彼特拉克本人親身見證了這一人類境況，並預示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文化精神和歷史命運。面對自己的直接前輩——“黑暗的”中世紀文化，一如彼特拉克之於但丁，文藝復興精神通過遠交近攻、厚古薄今的策略，從更久遠的時代（在文藝復興中人看來，這是一個失落的美麗新世界）——古代希臘羅馬異教文明中汲取智能和力量，通過模仿古人而戰勝了前人，最終從古人前人手中奪回了自身存在的權利和現代人的自我意識。
這是人類精神——確切說是文藝復興精神——從“影響的焦慮”走向自信的勝利傳奇，也是古典人文理想的偉大再生。“人文主義的普遍原則”，克羅齊向我們指出，“無論是古代人文主義（西塞羅是其偉大範例），還是14—16世紀間在義大利繁榮的新人文主義，或是其後所有產生或人為地嘗試的人文主義，都在於提及過去，以便從過去中為自己的事業和行動汲取智能”，即“采用模仿觀念並把過去（它所鐘愛的特殊過去）提高到模式高度”，然而“人文主義含義上的模仿，不是簡單的復制或重復，而是一種在改變、競爭和超越時的模仿”，也就是從無到有而後來居上的創造。事實上，這正是維達、杜貝萊、明圖爾諾、錫德尼、瓜裡尼等文藝復興人理解認同的模仿精神，而他們的主張又與古人和前人——從但丁到朗吉努斯、賀拉斯——的觀點不謀而合並遙相呼應。我們甚至在西方人文曙光初現的時刻即看到了這一精神的自我表達：

這種不和女神有益於人類：陶工厭惡陶工，工匠厭惡工匠；乞丐妒忌乞丐，詩人妒忌詩人。（赫西俄德：《工作與時日》第24—26行）


赫西俄德所說的同行間的厭惡和妒忌，即古希臘西方文明的核心精神——競爭的又一表述。與同類“競爭”的目的，用荷馬的話說是“追求卓越”，今人所謂“做最好的自己”，而用德爾菲神諭作者的話說則是“認識你自己”，即尋求自我實現。彼特拉克的焦慮——歷史證明這一焦慮提供了自我超越的動力並最終轉化為審己知人的自信——正是這一古典精神的再現和新生。通過這一精神，彼特拉克成為了“文藝復興之父”和人文主義“第一位偉大代表”；也正是通過這一精神，文藝復興成就了自身的輝煌。
盡管這一輝煌在今天已經暗淡消退——從現代科技應許的偉大前程和光明之境回望，這一輝煌甚至成為人類未來世界的一道陰影。然而，正是這一揮之不去的陰影賦予其歷史的縱深而印證了此在的真實。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人類之“奧伏赫變”在是：不知此者不足以言人文，更不足與論人類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