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閱讀克爾凱郭爾（簡體書）

導言
第一章 對我而言是真的真理
第二章 審美論
第三章 倫理的
第四章 信仰騎士
第五章 真理即主觀性
第六章 假名
第七章 現今時代
第八章 愛
第九章 自我
第十章 厭世
注釋
年表
進階閱讀建議
索引

索倫·奧比·克爾凱郭爾第一次成名是在哥本哈根這個相對默默無聞的城市。19世紀中葉，這個城市約有12.5萬人。20世紀初，他的著作被翻譯為德文，影響了卡爾巴特和馬丁海德格爾，這使他的聲譽遠遠地越出了小小的丹麥。他們又轉而把他引介給“法國生存主義者”讓保羅薩特、阿爾貝加繆和西蒙娜德波伏瓦。通過這些思想家，他的激進基督教思想在20世紀40年代被賦予了無神論的色彩。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查爾斯威廉斯［與C. S.劉易斯和J. R. R.托爾金一起都是牛津文學名人圈“跡象文學社”（The Inklings）的成員］就開始對其著作進行英文翻譯，後來他又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合作完成了引人注目的翻譯工作。到了20世紀50年代，對“生存主義之父克爾凱郭爾”的流行闡釋比比皆是。克爾凱郭爾已經把生存主義變成了高雅文化，它是伍迪艾倫嘲笑“焦慮”（克爾凱郭爾最著名的思想之一）的合適主題，也是正典中的傳世部分。

克爾凱郭爾本人已被證明是一個無窮盡的迷人主題，尤金姆加爾夫卷帙浩繁的《克爾凱郭爾傳》（2000） 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在哥本哈根最高雅的街區長大，家庭富裕，由嚴厲的父親邁克爾佩德森克爾凱郭爾掌管。這位父親的聰明才智和商業頭腦，只有他深重的信仰折磨才能與之相匹配，他是兒子索倫童年的常伴。一部分因為他父親的強烈專橫，一部分因為過度的自省能力，克爾凱郭爾將永遠無法融入這個世界。成為“普遍性的例外”（exception to the universal）的權利將是他作品的中心議題。

除了偶爾去北方海岸或柏林，克爾凱郭爾的一生都在哥本哈根度過。他會中斷漫長的工作，乘著昂貴的馬車在鄉村遊逛，或在城裡散步，記錄下對繁華都市的時尚和弊端的敏銳觀察。他生活的時代被稱為“丹麥的黃金年代”：他是漢斯克裡斯蒂安安徒生的同時代人（既是批評者也是競爭對手），生活在一個既是皇族家園也是活躍的貴族知識精英家園的城市。克爾凱郭爾的內心折磨吞噬了他，但這也是他深入研究人類精神的原料。父親留給他的一筆豐厚遺產（20萬英鎊），讓他得以做個一輩子生活安逸無憂的獨立作家。在42歲英年早逝之前，他就寫出了數量驚人的作品。

克爾凱郭爾的生活和創作經歷了三次危機性的轉折。第一次轉折發生在1841年，他與一個比他小十歲的女人雷吉娜奧爾森解除了婚約，因為他說，“上帝提出了否決”。讓他的憂鬱和陰郁的精神侵蝕她絢麗的青春和美麗一定是一種錯誤。他同時也在保護他作為一個作家所需的隱私。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他的著作如洪水般涌現，其中一些是歐洲最偉大的哲學著作。這些作品都是借十幾個不同的假名寫成的。在這些作品中，他提出了“主觀的”或“生存的真理”概念，這意味著真理是個人生存的一種激情模式，是一個人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那種真理。他也提出了 “單一個體 ”（single individual）的概念，即自我是一個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人，而非相互之間可以替換的物種。對這兩個思想的闡述是克爾凱郭爾對哲學最重要的貢獻。

在這方面，他的前輩是奧古斯丁、帕斯卡爾和路德，他們首先描述了克爾凱郭爾總會提及的那個場景—個人自我（personal self）獨自站在上帝面前，其永恒的命運懸而未決的場景。克爾凱郭爾將這一傳統發揮到了極致，他定義了宗教的“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概念，並給予其最尖銳、最持久的表述。對克爾凱郭爾來說，成為自我意味著生活在永恒的白光（the white light of eternity）中，在那裡不能欺騙上帝。這與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那裡，個體是一個類別的實例、一個物種的樣本，是“屬於”（falls under）普遍或物種的“案例”［從希臘思想的“屬於”（cadere）到基督教的“墮落”（fall）］。對克爾凱郭爾來說，個體不是一種墮落而是一種頂峰，不是外圍的東西而是秘密的中心，是一種自由和個人責任的原則。克爾凱郭爾描畫了一幅個體的肖像，深深地意識到它的孤獨、有限和不可靠性，對其永恒的命運充滿了“恐懼與戰栗”。正是在這種宗教的土壤中，被稱為“生存主義”的世俗哲學運動及其著名的“生存主義自我”（existential self）有了根基，也從中產生了後現代特有的“特異性”（singularity）思想，從個人到藝術作品，每一事物都具有不可重復的特殊性質。雖然克爾凱郭爾本人強調的是承擔個人責任的需要以及將個人信仰付諸實踐的需要，但生存主義的批評者則擔心相對主義，擔心真理成為一種個人偏好，會削弱客觀真理的秩序。對相對主義的擔憂同樣也困擾著當代後現代主義批評家。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激進的多元主義理論，崇尚觀點的多元性，而克爾凱郭爾顯然在許多方面都預見到了這一思路。

他作品的第二個轉折點發生在1846年。他宣稱自己的文學使命已經“結束”，決心去當牧師（他擁有神學碩士學位，並接受過神學院的一些培訓）。但他接著挑起了與丹麥一家流行周刊《海盜船》（The Corsair）的爭鬥，該周刊也無情地回敬了他，刊登了關於克爾凱郭爾的漫畫，把他描繪成一個長相古怪、褲腿不平的駝背怪人。這些漫畫即使在今天也還有翻印的。克爾凱郭爾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如果他放棄作為作家的生活，哥本哈根的上流社會會認為他是被一篇散布流言的文章打敗而不得不去當牧師。上帝現在否決了他當牧師的規劃。在接下來的七年裡，他又創作了第二個系列的作品，幾乎都以他自己的名字署名，而且具有明顯的宗教特徵。這一系列作品是他對第一種現代大眾傳播手段—報刊“平均化”（levelling）效應的預見性分析。他的文化批判也與40年後尼采關於“上帝之死”的言論相一致。這兩位19世紀的天才，一位是基督徒，另一位是《反基督》一書的作者，他們是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孿生”先知，也是新興資產階級文化的批判者。他們兩人成為後人不斷比較的物件。

第三個轉折點發生在1854年，丹麥教會的主教兼首席主教、他們家的世交雅各布明斯特（Jacob Mynster）去世。一直以來，克爾凱郭爾都在培養一種激進的基督教觀念，將真正的“基督教”（Christianity）與世俗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即現代歐洲舒適的信仰基督教的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當時的教會領袖們理所當然地懷疑這種區別的最終目標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對克爾凱郭爾將“基督教”引入丹麥的呼吁感到不滿。明斯特主教去世後，克爾凱郭爾發起了對神職人員和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個人攻擊。雖然克爾凱郭爾對神職人員的嘲諷在很大程度上切中要害，但這些作品也揭示了他本性中更加陰郁的一面，並導致了他最終宣布婚姻和性欲是一種“犯罪”的觀點。他把自己的獨身和孤獨作為準則，但卻宣布婚姻是例外，也就是說，正如聖保羅的那句名言所說，為了不被欲火燒死，墮落的肉體接受了婚姻的妥協。1855年，他短暫而富有爭議的一生就在這一論戰中結束了。

克爾凱郭爾留下的著作是一份令人眼花繚亂的遺產，但關於如何閱讀這些著作的問題卻很復雜。他是一位深刻卻又令人困惑的宗教作家。一方面，我們發現他不停地公開發表宗教論述，推薦“模仿基督”（他自己所謂的“右手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因為他所謂的“左手的”作品，“右手”這些具有“啟發性”的沉思、這些遠離加繆和薩特的作品，仍然是一個地方宗教天才的作品。這些“左手的”作品的署名是形形色色的假名，如約翰內斯克利馬庫斯（Johannes Climacus）和沉默者約翰內斯（Johannes de Silentio），其中有些作品是歐洲哲學的杰作，克爾凱郭爾的聲譽便是建立在這些作品之上。如果他本人的名字在作品中出現，那就是作為“編輯”或“出版責任人”。他最激進的後現代讀者（在了解德裡達和解構理論後開始讀他的作品）告訴我們，左手的作品是一個高級的玩笑，如果我們把這些假名當真，那我們自己就成了笑話。

但是，如果說克爾凱郭爾是一個詩人、反諷家和幽默家的話，那麼這些角色都是他用來作為交流的策略和方式。他對高揚的形而上學思辨的徒勞無益進行了毫不含糊的哲學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對具體的人類經驗的敏銳而微妙的描述，他喜歡稱之為“可憐的生存個體”的生活。伴隨著這種爭論的是一種越來越嚴峻的宗教觀點，這種觀點可以從他的假名中察覺出，在以本名署名的書中也越來越突出。他使用假名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懷疑論者，而是因為他認為作者“無關緊要”，因為這些書中所說的內容與作者是否戴帽子（或褲腿長短不齊）無關。他認為，作為作者，自己什麼也不是，如同已死一般，相對於讀者的生存命運的重力來說，作者無限之輕。重要的是舞蹈，是各種理想的可能性的辯證遊戲，讀者要親自參與其中。這些作品只是用來勸導甚至誘導讀者為自己做決定的契機。

這不是一個惡作劇者的“無限反諷”（infinite irony），而是生存反諷（existential irony），事實上，那最終是基督教的反諷（Christian irony）。他想方設法激發讀者的基督教激情，卻不將自己置於個體與上帝之間，個人也不充當與基督教生活相稱的權威或代表。假名所產生的不確定效果對讀者而言引出了一種決定性的生存運動。約翰內斯克利馬庫斯，《最後的、非科學性的附言》的假名作者，他本人並不自稱是基督徒，但他說，至少這就是成為基督徒的意思。如果他不確定自己或其他任何人是否符合標準，那麼，在“模仿基督” 這裡，他對標準毫不懷疑；“模仿基督” 也是托馬斯阿肯皮斯一部著名作品的標題，是他最喜歡的一部關於虔誠的作品。

克爾凱郭爾的反諷和幽默代表了哲學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創新風格，它們明確無誤地標志著一個作者提供了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但更重要的是，它們被征召來為一個極為嚴肅的、古老的宗教規劃服務，他之後的西方哲學和神學的方向因此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