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旗飄揚的艦隊(全2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插圖典藏版)（簡體書）

目錄

原序一 沈渭濱

原序二 柏耀平

前言

增訂本前言

第一章 海軍事業的先聲 1861—1874

一、船堅炮利的時代

二、初創的江南制造局

三、福建船政的誕生

四、天津、廣州的造船事業

五、海軍人才的搖籃

第二章 南北並舉 1875—1884

一、日本侵臺與海防籌議

二、方興未艾的近代海軍

三、官場內斗與琉球、朝鮮的外爭

四、炮艇、巡洋艦和鐵甲船

五、海防經費的收支

六、繼續發展的海軍教育

第三章 馬江之戰前後 1884—1885

一、戰前風波

二、馬江之戰

三、東南戰局與議和

四、海防建設的再次討論

第四章 海軍衙門的設立 1885—1894

一、史所未有的新機構

二、西苑、頤和園和海軍費

三、海軍教育的全盛時期

四、由盛轉衰的福建船政

第五章 北洋海軍成軍 1885—1894

一、購艦活動的繼續

二、《北洋海軍章程》和北洋海軍成軍

三、兩大海軍基地

四、北洋海軍中的外籍雇員

五、跛足而行

第六章 甲午海戰及北洋海軍的覆滅 1894—1895

一、寂靜戰場的較量

二、豐島海戰

三、黃海大海戰

四、亡羊未能補牢

五、威海衛保衛戰

六、龍旗飄零

第七章 海軍發展的第二個浪峰 1895—1911

一、瓜分軍港的狂潮

二、再造海軍的初步措施

三、三個事件

四、收復東沙，巡閱西沙

五、海軍復興

六、辛亥革命海軍易幟

附錄一 光緒前期張佩綸與李鴻章謀劃海軍之研究

附錄二 嚴復任職天津水師學堂史實再證

附錄三 王家儉的北洋海軍研究

附錄四 互聯網時代的海軍史研究

附錄五 馬幼垣和他的海軍史研究

主要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艦船索引

甲午增補本後記

2021年版後記

中國位於歐亞大陸的東端，瀕臨浩瀚無涯的太平洋，有長達一萬八千餘千米的大陸海岸線。

早在石器時代，中國人的祖先就已經在沿海地區生活了。為了同江河湖海搏斗，他們發明了舟楫。到了春秋時期，出現了專門進行水上作戰的部隊“舟師”。公元前485年，吳國和齊國在黃海進行了最早的海戰。

中華民族征服海洋的活動，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到明朝鄭和下西洋時達到高峰。從 1405年至1433年，寶船隊遠航三十餘國，航跡到達印度洋和大西洋。鄭和船隊的最後一次返航，要比哥倫布抵達美洲早六十年。

中國本土位於溫帶至暖溫帶地區。綿亙北方的戈壁荒漠和西伯利亞森林草原，逶迤西陲的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截斷東西的瀾滄江、怒江和橫斷山脈，使得華夏文明同西方文明隔絕開來，成為一個獨立發展的文化區域。從大海到帕米爾高原，有千餘萬平方公裡的廣闊舞臺可供先民們馳騁，足以抵消人口繁衍和外族入侵帶來的種種壓力。黃河、長江滋潤著中下遊平原，哺育出極為發達的農業文明。西太平洋成為天然屏障，既保護中國東部沿海不受外來民族的侵略，也阻礙了我們的祖先向東開拓的步伐。

孔子有一次對弟子們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這不過是偶爾發出的喟嘆。在中國古代傳統世界觀中，中國居於世界的中心。宋代有位士大夫說過：“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千百年來，中國人心目中的中原王朝和四海鄰國的關係就是如此。中原王朝對四海鄰國實行王道教化，追求的理想是四野賓服、萬方來朝。杜甫曾在詩中吟道：“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表達的正是既要抵御外來侵略，又不要無止境地開疆拓土的有限戰略目標。總體說來，這種溫順平和的戰略思想，反映了儒學的精髓。海軍的發展，是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目標相聯系的。16 世紀的英國探險家羅利說過：“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控制世界貿易，而能控制世界貿易的人，便可控制陸地資源和陸地本身。”英國政治家克倫威爾更直言不諱地說：“炮艦是最好的大使。軍艦最能顯示一國的軍力及對利益的關切。軍艦可以采取主動或有利的行動……沒有其他軍事力量可以提供這種機動和彈性。”這就把西方國家發展海軍的政治、經濟目的都說得十分明白。

19 世紀更是海洋的時代，盡管當時對海洋資源的利用尚未達到相當的程度，但通過海洋控制貿易、交通、戰略要隘和陸地資源卻顯得十分重要。然而長期推行重農抑商國策的清政府幾乎沒有這種觀念。我們重溫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可以看到明成祖和明宣宗的指導思想，首先是樹立大明帝國在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的威信，宣敷教化於海外，以造成遠邦重澤而來、賓服中國的盛世景象；其次是察訪明惠帝流亡海外的問題；最後才是進行朝貢貿易，為皇室和參加航海的官員獲取經濟利益。根據這些目標，中國海上力量前所未有地活躍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度和凝聚力。可是，鄭和下西洋畢竟只是為封建皇權服務的行動，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廣泛的社會基礎，一旦皇帝決定取消這一行動，整個航海事業便像曇花一現般很快萎謝。這同西方航海事業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和殖民勢力東來而欣欣向榮、久盛不衰的景象，恰成對照。

總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瀕海的大陸民族，在它歷史上有過一些航海的壯舉，在航海器的研究上，也達到過相當水平。但從整個認識系統看，它對海洋的認識是保守的和有限的。廣袤的生存空間，使它不必像島國民族那樣拼命去拓殖海外領土；豐饒的物產和自給自足的經濟，使它無多大顧忌，除了奢侈品和香料外，幾乎可以不依賴海外貿易；繁多的國內事務，更使它無暇顧及海外；而浩淼的大海，猶如天然鴻溝，有效地阻擋住了外族入侵的可能性。由於中華帝國巨大的空間存在和華夏文化圈的輻射影響，在大多數年代裡，海外鄰國表示臣服和向化。於是皇帝和臣子們便沾沾自喜、高枕無憂了，他們何必再要去探險海外呢？

中國歷史上的外患，長期來自北方遊牧民族奔馳的鐵騎。直到明朝，海防才成為國家對外防御的重點。明朝從山東北部遼東都司 ( 今遼東半島）至廣東南

部的海南島，設立了54個衛，127個千戶所，並在各險要之處筑城戍守。每千戶所有十艘戰船，每衛有50艘戰船，以期水陸配合，協同作戰。明朝的海上之敵，主要是倭寇，後來還有荷蘭殖民者。清襲明制，繼續設置水師。但在閉關政策指導下，水師發展十分緩慢，到了19 世紀，便完全過時了。而西方的海軍卻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強憑借著堅船利炮縱橫三大洋，把一個個古老的封建帝國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淵，也用轟鳴的艦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無論從侵略還是從反侵略的角度看，從來沒有一個世紀，海軍的作用顯得如此突出。

近代中國的屈辱從海防的崩潰開始。為修補和縫綴破碎了的防線，便有了創辦近代海軍的歷史活動。所謂近代海軍，是指以蒸汽動力艦艇為主體，采用西式訓練和作戰方法，軍官多經國內外海軍院校培訓，有完善後勤支援系統的新式海上武裝力量。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國防近代化的開端。近代海軍的締造者們——奕、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順應歷史的發展，繼承“師夷長技”的主張，從1861年起，經過30多年的努力，把海軍建設成整個清朝武裝力量中初步完成向近代化轉變的新軍種，在中國近代軍事改革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研究者把 1895 年開始的“小站練兵”看作中國近代軍事改革的濫觴，其實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只是把軍隊近代化的重點從海軍轉移到陸軍而已。袁世凱在“新建陸軍”中追求的西式編隊、西式裝備、西式操典、西式教育、西式選拔征募制度和西式戰術，海軍在更早的時候便進行了探索和實踐。由於海軍裝備和軍港基地的特殊性，因而使得近代化的規模顯得更為宏大。

本書所述的近代海軍是指清朝海軍。它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即1861～ 1874 年的初創階段，1875～1884 年的“南北洋並進”階段，1885～1895年的“北洋獨進”階段和 1895～1911 年的重建階段。選擇1861年作為海軍史的開端，是以“李—阿艦隊事件”為標志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企圖從國外購買軍艦組建新式艦隊，結果卻被李泰國、阿思本等帝國主義分子攪得一塌糊塗，說明中國近代海軍在發軔之初便歷盡艱難。這一階段的重點是清政府先後創辦了江南機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顯示了近代海軍同大工業密不可分。恰如恩格斯所說：“現代的軍艦不僅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而且同時還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上的工廠。”在考察近代海軍的發展過程中，筆者始終把近代造船工業的發育作為同時關注的線索，這也正是近代海軍史的一個重要特征。

1867年，擔任江蘇布政使的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三洋水師”的方案。1870年，在自制艦船的基礎上，福建設立“輪船統領”。從此，按區域組建艦隊以完成海軍近代化的構想一直成為 19 世紀中國近代海軍建設的主線。只是在如何發展區域海軍的認識上，出現了許多激烈的爭辯。經過 1874 年的海防大籌議，確立了南北洋同步發展的戰略，構成海軍發展的第二階段。中法戰爭後，成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領導全國的海防建設，並確立先練北洋海軍的戰略，構成近代海軍發展最為輝煌的階段。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滅，海軍衙門被裁撤。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後，20世紀初，海軍開始了緩慢的復興，直至辛亥革命易幟。

四個階段的交接點，是三場對外民族戰爭，即 1874 年抵御日本侵略臺灣的戰爭、1883～1885 年的中法戰爭、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在這三次戰爭中，投入了相當的海軍力量。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中，都有大規模的海戰。尤其在中日戰爭中，出現了迄至當時為止規模最大的蒸汽軍艦主力決戰和要塞防御戰，從而為中國近代軍事史增添了極為豐富的內容。前兩場戰爭刺激了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而第三場戰爭卻毀滅了海軍菁華。總結這些戰爭，對於海軍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歷史的悲劇在於，洋務派官員們一方面在大張旗鼓地推行海軍近代化，使得海軍在技術領域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一度成為亞洲最為強大的艦隊；可是另一方面，深植於文化心理深處的海洋觀卻並沒有變化，國家戰略中並沒有增添海洋意識，從而注定了海軍近代化的失敗命運。

早在 1874 年，郭嵩燾便提出了他的疑惑：“誠使竭中國之力，造一鐵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國之勝算而杜海外之覬覦，亦何憚而不為之？而……果足恃否，此所不敢知也 !”他尖銳地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一節也……舍富強之本圖，而懷欲速之心以責於海上，將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轉弱為強，其餘皆可不問，恐無此理。”這種把海防建設同改造國家政治制度結合起來的觀點，整整超越了時代20多年。其他洋務思想家和官員，一下子沒有走得如此之遠。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實踐，也開始考慮海防同國家戰略的關係，提出把海防力量的振興同航海、對外貿易、僑民管理事業結合起來，要從國家戰略的宏觀高度上來討論海防。可是，這只是閃爍的流火，瞬即消逝在茫茫的夜空。無論是對於發展國家的海上綜合力量，還是加強同僑民的聯系以保護國家的海外利益，清政府都沒有做過認真考慮，始終把海軍建設僅僅看成是保衛本土海岸線及港口要塞的輔助力量。沒有建立完整的海防理論，沒有深入思考過海軍的使命。直至清朝覆滅為止，中國艦隊總體上是一支“綠水”艦隊。可以說，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體的中國社會，本質上並不需要強大的海軍，不需要擁有將利用海洋和保衛國家利益綜合於一體的海上力量。因此，發展海軍事業必然缺乏內在動力。雖然在一個時期內，鼓吹海防的言論可以遍及朝野，海軍建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這僅僅是表面現象。清政府絕不會像德國、日本、美國那樣，傾國力去建設海軍，從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崛起為海軍強國。沒有一支強大的艦隊，保衛海防的任務也就難以完成。

40年來，國內史學界對於近代海軍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洋務運動、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三個專題內，沒有形成海軍史自身的研究體系。主要環繞著清政府創辦海軍的社會背景和目的、北洋海軍的評價、海軍失敗與洋務運動的性質、福建船政局、江南機器制造局、中法馬尾海戰、鎮海保衛戰、中日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威海衛保衛戰及丁汝昌、劉步蟾、方伯謙的評價以及若幹史料的價值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近年來，對海軍史的研究還從海戰史及人物評價進一步深入到海防思想，海軍發展戰略，海軍衙門，海軍的教育、訓練、經費、基地，軍艦性能，海軍戰術，北洋地區以外區域的海軍，辛亥革命中的海軍等方面，從而使得海軍史的輪廓日益明顯，海軍史所涉及的各種問題的細節更為清晰和豐富。此外，各種新史料的公布，臺灣和海外史學界研究成果的傳入，對我們認識海軍史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我國海軍史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史學界、軍事科研機構及院校和造船界三個方面。史學界偏重歷史過程，軍界偏重戰役和戰術細節，造船界偏重艦艇發展。從三個側面出發，大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近年來，三方面的研究者呈現出相互合作、協同配合、共同探索的新氣象。這對於擴大海軍史的研究廣度和深度，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對於學術界的這些成果，本書都注意予以吸收。海軍史研究的積極意義，不僅表現為對歷史碎片的修復，而且對於我們今天如何記取歷史經驗教訓，建設現代化國防也有深刻的啟迪作用。與一百年前相比，我國的國際地位、經濟實力和國防力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從一個封閉的體系走向世界。

人們開始認識到，海洋的特性決定了地理海疆和戰略海疆的不一致性。熱愛和平的戰略上處於防御態勢的國家，它的海軍並非只能是近海型的。拘泥於近海防御，等待敵國海軍逼近領海，就是放棄制海權，就會在戰爭中陷於被動。為了保衛包括南沙、中沙、西沙群島在內的廣闊的領海和管轄海域，為了保衛我國日益壯大的遠洋船隊的水上交通線，我們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那麼，了解一下前輩們是如何夢寐以求建立一支強大的鋼鐵艦隊，了解一下這支在19 世紀“對外開放”中建立起來的艦隊所取得的光榮，以及後來如何走向覆滅，就顯得尤為重要。

九年前，我在沈渭濱先生的指導下開始進行近代軍事史研究，並從1987年1月開始撰寫本書，至1988年10月完成初稿。對一個完全利用業餘時間進行學術創作的人來說，我經歷了種種曲折。個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才能體察。借此機會，謹向在本書撰寫和出版過程中給予我支持、鼓勵和提供無私幫助的朋友們致以深深的謝意。沒有他們，本書是難以問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