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本：柄谷行人文學論集（簡體書）
商品簡介
作為哲學家和思想家的柄谷行人，其出道之初是文學批評家。他以評論文章《漱石試論——意識與自然》聲名鵲起，自那以後一直活躍在文學批評的前沿。《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一書使柄谷行人獲得了國際聲望，作為對海內外的響應，他繼續探討文學。在長達四十年的文學批評活動中，誕生了諸多代表作。本書是柄谷行人對自己的文學批評活動進行的一次回顧、總結和修訂，遴選了12篇文章，匯編成最佳的“定本”，是了解柄谷行人思想起源的最權威的版本。
作者簡介
柄谷行人（1941— ），日本兵庫縣人。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哲學家、思想家、文學批評家。先後獲得東京大學經濟學學士和英文科碩士學位。曾任教於日本醫科大學、法政大學和近畿大學，並擔任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大學的客座教授。至今已出版著述50餘種，代表作有《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作為隱喻的建筑》《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歷史與反復》《世界史的構造》《哲學的起源》《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邁向世界共和國》等。
目次
序文/ 001
Ⅰ/ 001
《亞歷山大四重奏》的辯證法/ 003
漱石試論——意識與自然/ 033
意義這種病——麥克白論/ 087
歷史與自然——森鷗外論/ 136
關於坂口安吾的《日本文化私觀》/ 190
關於歷史——武田泰淳/ 235
Ⅱ/ 255
漱石的多樣性/ 257
坂口安吾，其可能性的中心/ 273
夢的世界——島尾敏雄/ 290
中上健次與福克納/ 305
翻譯家四迷/ 317
文學的衰滅/ 328
初刊·底本一覽/ 338
譯後記/ 342
柄谷行人：移動的文學批評/ 342
書摘/試閱
自1969年起，我就開始作為一名文學評論家而寫作，陸續出版了數十部著作。但是自從撰寫了《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
這本書國內目前都譯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但“近代”“現代”這兩個詞在日文中的內涵不同。日語中的“近代”作為時間概念，指的是明治維新開始現代化之後的時代。在翻譯時，往往根據具體語境來確定是譯為“近代”還是“現代”。比如伊藤虎丸在《魯迅——亞洲的現代與“個人”的思想》一書中，就沒有對二者加以區分，他是把這兩個詞作為“西洋化”的同義詞來使用的，理由是“將現代課題作為近代課題的繼續來思考，並且將近代的普遍性作為西洋這一具有個性的文化的產物加以限定”；而柄谷行人在本書中則對“近代”“現代”加以區分使用，對“近代”課題與“現代”課題之不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鑒於如上復雜的情況，又考慮到日文、中文都使用漢字，怕造成混淆，故本書保留“近代”二字，在翻譯時依照原文直接使用“近代”“現代”這兩個詞。——譯注
（1980）之後，我就慢慢遠離了文學批評現場，轉而專注於思想研究。現在我的讀者大概大多不知道我曾經是個文學批評家，也不曾讀過我的那些書。即使讀了，也是為了了解我過去在想些什麼，並非出於對文學批評本身的興趣。此前我就在想，為了節省這些讀者的心力，還不如把那些文學批評文字輯成一本書。
本書的編排分兩部：第一部收錄的是1960年代後半期至1975年的作品，第二部收錄的是1985年至2005年之間的作品。這兩個時期之間的作品沒有輯錄。我作為真正的評論家所進行的寫作到1973年就停止了，故而將這一時期的作品放入第一部。到了1974年，《柳田國男試論》與《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同時開始連載，其中無論是哪一種，都脫離了狹義的文學批評。然而至於我自己，則把這樣的工作看作是文學批評。
其後到了1975年，我到耶魯大學做客座教授，講授日本近代文學，並在那裡開始撰寫《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
不過這仍然是在《柳田國男試論》的延長在線寫作的。授課之餘，我為了讓在耶魯結識的保羅?德?曼看我的《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又開始對書稿進行修改，而這件事則成了我後來從事理論研究的契機。
1977年回國之後，我還在繼續從事那兩個系列的工作，然而重心開始逐漸轉向理論研究。關於文學，我很少寫了。到了1990年代末，我完成了《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一書的寫作。我自己是把它視作文學批評的，盡管這樣想的人很少。因為這本書是通過文本解讀，而引出了那個“可能性的中心”。但是其後我放棄了那種方法，開始構建自己的理論框架。因此不妨把它看作是我最後的批評作品。
不過那個階段發生了我未曾預料到的事情。1993年《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出版了英譯本，之後其他語種的譯本也在陸續出版。我在海外的聲望，首先是作為文學批評家獲得的，雖說後來我不再是個文學批評家了，卻不得不去做很多響應和解答。於是在那個過程中，我又重新介入文學批評，並且進一步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近代文學的起源”。只是再也回不到最初那種對於文學熱切關注的程度了。
第一部裡的我作為文學批評家氣概豪邁，生機勃勃。而到了第二部，更多的則是自我否定和陰鬱。不過即便是在第一部裡，我也不認為近代文學是永恒的。我把《〈亞歷山大四重奏〉的辯證法》（1967）這篇論文放在開篇位置，並非僅僅因為那是我寫的第一篇文學批評，而是因為它某種程度上涉及了“近代文學的終焉”。
據說勞倫斯?達萊爾（1912—1990）在創作《亞歷山大四重奏》（簡稱《四重奏》）時，受到了愛因斯坦對“時空連續體”思考的啟發。不過我注意到，達萊爾的四重奏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說的四個階段具有對應關係，即直接意識、反省意識、理性和絕對精神。比如，達萊爾的四重奏中，第一卷《賈斯汀》和第二卷《巴薩澤》用的是第一人稱，第三卷《芒特奧利夫》用的是第三人稱的客觀視點，終卷《克麗》回到了第一人稱，但與第一卷和第二卷又不同。而終卷則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相對應。也就是說，最後，“我”超越了近代文學的自我意識，抵達了“很久很久以前”（Once upon a time）那“過去的故事”的世界。我曾經很是疑惑：為什麼達萊爾沒有讀過黑格爾，卻能夠根據愛因斯坦寫出那樣的作品？後來我才恍然大悟，難道不是只有黑格爾在思考時空連續體這個問題嗎？
無論如何，在這個文學論集編成之際，我把這篇置於開篇，而把《文學的衰滅》置於末篇。後者圍繞漱石的《文學論》展開討論，是在美國學會上發表的講演稿的基礎上完成的。我在該文中指出：漱石在轉向小說家之前作為學者撰寫的《文學論》，在追問文學起源的同時，也考察了文學是如何終結的。而漱石的盟友、近代俳句和短歌的創始者正岡子規則認為，俳句和短歌將於不久消亡。不過這些與他們作為日本近代小說與詩歌的創始者的身份並不矛盾。我想，毋寧說，他們之所以成為開創者，是因為他們思考了“終結”這個問題。
《〈亞歷山大四重奏〉的辯證法》於我自身而言具有紀念性的意義。那是我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的英文科寫的碩士論文。我本來是經濟學部的學生，大學畢業之後進入了大學院的英文科。這看上去是個巨大的轉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我從中學時代開始，就耽讀法國文學和俄國文學。文學於我不可或缺。然而說到創作則是另外一回事。我一向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天分。說到數學，也還過得去吧，所以在高考前，我的志願是考入數學科。但是當然，在數學面前，我同樣要面對“天分”問題，於是最終放棄了文學，也放棄了數學，選擇了作為二者中間項的經濟學。
但是學著學著，我就明白了：經濟學並非是文學與數學的中間項。本來就不存在什麼“中間”。我雖然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抱有濃厚的興趣，但是我並不想作為經濟學家對它進行研究。於是我又想，雖然沒有什麼天分，我還是做文學吧。我那時能夠找到的出路，就是文學批評。而那並不限定在狹義的文學範疇。我以為不論物件是什麼，只要是對所寫之物進行批評，都可視為文學批評。
我雖然放棄了經濟學，卻沒有扔下《資本論》，因為《資本論》本來就不屬於“經濟學”，而屬於“經濟學批判”。所以若要對
《資本論》做些思考，倒不如遠離經濟學家的觀點為好。我
當初試圖用文學批評的方法對它進行重新思考。當然那並不是我最初的想法。
而是到了我被公認為是批評家之後才這麼想的，因此才有了文藝雜志上開始連載的《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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