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及其實踐：中西古今之間（簡體書）

導論 公共性：共同體取向與個人主義之間
一 “共同體”與“個人主義”：範疇的建構
二 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城邦：公共性的古典緣起
三 個人主義的彰顯：公共性的現代凸顯和分野
四 縫合個人主義與共同體取向：公共性重建之走勢
五 公共性研究的可能路向
六 本書內容安排

第一章 正當與權利：公共性的古今之變
一 歷史主義與韋伯難題
二 批判之批判：新歷史主義及其對韋伯困境的超越
三 在“自然正當”和“自然權利”之間
四 小結：三種公共性及其關聯

第二章 個人主義及其公共性意涵
一 從個性化到個體化
二 個人主義的悖論：社群主義的批判
三 個人主義的自我辯護
四 個人主義的公共性意涵
五 羅爾斯：以個人主義為基石的公共性建設方案
六 小結：回到序論

第三章 風險社會的認同與公共性
一 風險：社會學化的路徑和認同的提出
二 個體化：作為風險的認同
三 “不是我，是他們”：作為認同的風險
四 公共性重塑之路：超越風險與認同的辯證法
五 小結：呼吁世界性公共性

第四章 差序格局與儒家公共性的理想與現實
一 傳統差序格局的多種形態及其複雜糾纏
二 差序格局的當下蛻變
三 新舊差序格局構成邏輯的變與不變
四 公共性建設何以超越差序格局

第五章 士大夫的公共性實踐：張集馨
一 儒學傳統中的公和私
二 為什麼是《道咸宦海見聞錄》
三 小家庭與大家族
四 衛國與徇情
五 士與官僚
六 討論：制度和倫理激蕩中的公私關係

第六章 準自然社會的公共性：《馬橋詞典》
一 問題的提出
二 《馬橋詞典》的學術價值
三 “格”的構成和實踐
四 “格”作為一種集體力量
五 “格”：另一種差序格局
六 討論：何處安放公共性

結論 中西古今間的公共性實踐
一 “家”在中國公共性實踐中的樞紐位置
二 公共性：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
三 個人主義的回歸及其多重公共性效果
四 公共性實踐的未來

參考文獻
後記

這裡需要先審視“公共性”。羅爾斯政治哲學的起點是個人主義，但公共性在其中的地位一點也不遜色，不僅是保護和維續個人主義的唯一有效工具，亦同個人主義一起構成其政治哲學的最終目標。“作為公平的正義也要求政治正義的第一原則是公共性……在關於基礎結構的諸政治觀念中，公共性條件看起來也是適當的。它意味著原初狀態中的各參與者在評估諸原則時應該考慮公民的公開承認的各種社會和心理後果，即這些原則是相互承認的，並因此而將有效地調控基礎結構。”（Rawls，2001：86）在這裡，公共性意味著理性的公開運用以及公民們對某些基本原則——“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中，某些這類重大價值就是被正義諸原則所表達的、存在於基礎結構中的正義價值：平等政治和公民自由價值，機會公平的平等價值，經濟互惠價值，以及公民自我尊重的社會基礎的價值”（Rawls，2001：189-190）的公開的相互承認，以及相互承認基礎上的“合作精神”（Rawls，2001：118）和合作實踐。這種公開的相互承認和合作精神將構成、影響並有效地調節基礎結構（Rawls，2001：121）。
公共性的運用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公民們對正義諸原則以及基礎結構的各項制度實際滿足這些原則的公共知識（或者理性信念）的相互承認”。第二個層次是公民對一般事實的相互承認，正是以這些事實為基礎，原初狀態中的各參與方選擇那些原則。第三個層次是對作為公平的正義在其本來意義上的完全正當化的相互承認。也就是說，公民對其正當性的知曉與你我這些正在研究這一觀點的人所知曉的一樣充分。當然，他們未必能很深刻地自我反思；但是，只要他們願意，就能從公共文化中獲得充分的正當性。當然，當各種統合性學說中存在重疊共識時，公民們就將正常地擁有自己確認該政治觀念的更深基礎，這個事實也就變成公共地知曉了（Rawls，2001：121）。這三個層次應該說是一個從抽象走向具體，從話語意識走向心靈習性的過程：第一個層次是實踐理性意義上的，是具有充分理性的公民對抽象原則的相互接受和承認；第二個層次回到一般的事實，公民們以某些事實為參照而接受和承認抽象的正義原則；第三個層次則是文化的，不管一個公民的理性程度如何，只要浸染在相應的文化中，就能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些原則從而推動公共性的達成。這種邏輯與康德關於實踐理性的邏輯高度一致。
羅爾斯的公共性與公共理性並無邏輯上的遞進關係，是兩個似二而一的概念。公共理性就是“適合於平等公民的推理形式。這些平等公民作為一個合作體在國家權力許可的支持下相互施加規則，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探究與各種推理方法的共同指南塑造理性的公眾，而憲制體制下的言論和思想自由使得這種理性也是自由的。與此相對照，非公共理性是適應於社會中的個人和社團的理性：它指導他們在做出他們個人的和社團的決定時如何十足恰當地深思熟慮。教會和大學以及科學家協會和私人俱樂部的非公共理性各有不同。這些協會有不同的目標和意圖，在政治正義範圍內，他們非常正當地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自我審視。”（Rawls，2001：92）在上述文字中，羅爾斯界定了“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基本特徵：第一，對公共性的界定是以國家這樣一個政治社會為邊界的。基於此，羅爾斯區分了公共理性與非公共理性，前者是基於政治社會，後者則基於各種共同體、社團以及私人。進一步看，非公共理性可以區分為集體理性與私人理性。所謂集體理性，指涉的是共同體、社團自身的理性，私人理性則指個人“如何思考把政治領域的各種重大價值與他們所接受的其他價值關聯起來”的理性。屬於公民個人的良心自由的一部分（Rawls，2001：190）。這一點也是羅爾斯同社群主義相區分的標志，他強調公共性不是部落主義的公共性，而是政治社會這個更大範疇的並可能運用到世界政治社會中的公共性。第二，是平等公民在國家權力邊界內，在憲制體制的保護下，自由地、公開地相互運用理性進行探究和推理，國家權力邊界內理性的運用是平等的，其基本規則是統一的，這一點與非公共理性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局限於某一個社團或者地區內部，其所遵循的規則只適合於本社團或者地區。第三，理性是支持公民所要表達的政治觀點的基礎，是公民在表達其政治觀點時所必須公開接受的規則，因此，理性的運用應該是公開的。“在產生基本的政治問題的諸個案中，公民必須能夠相互表達支持其政治觀點的被公開接受的理性。這意味著我們的理性應該歸入通過政治的正義觀念所表達的政治價值之中。”（Rawls，2001：91）羅爾斯對公共理性的這種界定顯然帶有康德的痕跡。如前所述，康德對公共理性的界定堅持公開的反身性原則即羅爾斯所說的互惠性和反思平衡原則，要求理性運用者面向公眾把求諸於人的理性同時求諸於己，以保持理性運用的平等性和真誠性。第四，公共理性的最為基本的根據是政治權力既是國家的也是公眾的，是平等公民共享的政治權力，在憲制和基本正義問題懸而未決、國家權力合法性缺失的情況下，公民基於公共理性來推行和實踐政治權力就顯得至關重要：“我們引入公共理性理念的一個理由是：雖然在民主政體中政治權力總是強制性的——依靠政府壟斷的合法強力的支持——但它也是公眾的權力，換言之，是作為合作體的自由和平等公民的權力。但是，如果每一個公民平等地共享政治權力，那麼，只要有可能，至少是在憲制和基本正義問題處在懸而未決狀態時，政治權力就應該以一種所有公民據他們自己的理性能夠公開擁護的方式來運用。”（Rawls，2001：90）第五，正是在理性被運用的過程中，理性進入公眾的心靈、思維和行為中，塑造和重造理性的公眾，從而進一步推動公共理性以及公民合作體的形塑和穩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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