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講讀（簡體書）

《詩經講讀》選擇其中的一百二十餘篇，按婚戀、祭歌、史詩、燕飲、役行、農事、牧獵、怨刺、祝頌、雜感十個專題編排。十個專題前還有詳盡“導讀”，闡述《詩經》結集的文化意義、文學貢獻及《詩經》研究的新出路等。書中有精要的注釋，有精到的講評，有精彩的集評，更有問題討論、文化史拓展、文學鏈接諸欄目，注釋、講解、拓展部分內容詳細。且本書中作者提出了很多不同於我們平常所認為的觀點，有助讀者拓展學識、開拓廣闊的歷史文化空間。

劉毓慶，山西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史研究。著有《古樸的文學》《朦朧的文學》《從經學到文學》《從文學到經學》《圖騰神話與中國傳統人生》《歷代詩經著述考》（兩卷）、《詩義稽考》《上黨神農氏傳說與華夏文明起源》等著作三十多種。曾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中國語文》《北京大學學報》等國內外各種報刊雜誌發表文章約二百餘篇。

一本書讀懂讀透《詩經》。

名師導讀，詳細注釋；難點分析，文史拓展。

跟隨中文系教授、國學專家領略國學經典之美。

序

王元化

中國自古以來有著十分濃厚的人文經典意識。一方面是傳世文獻中有豐富多樣的文化典籍（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見的），另一方面是千百年來讀書人對經典的持續研討和長期誦讀傳統（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由於廢科舉，興新學，由於新文化運動和建立新民族國家需要，也由於二十世紀百年中國的動亂不安，這一傳統被迫中斷了。但是近年來似乎又有了一點存亡繼絕的新機會。其直接的動力，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地提倡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是自下而上，由民間社會力量以及一些知識分子推動的又一次“傳統文化熱”，尤其表現在與八十年代坐而論道的文化批判不同，一些十分自發的社會文化教育形式的新探索。譬如各地開展的少兒誦讀經典活動，一些民間學堂的傳統文化研習，一些民辦學校、農村新興私塾等，對學習傳統經典的恢復，以及一些大學裡新體制的建立等。其時代原因，表面上看起來與中國近十年的經濟活力與和平崛起有關係，其實比這複雜得多。至少可以提到的是：轉型社會的道德危機和意義迷失所致社會生活的新問題及其迫切性；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的相互競爭相互激蕩；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科技至上的社會環境中，公民社會的人文精神品質正在迅速流失；在這個背景下，青年一代人中國文化特質正在迅速喪失；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由文化激進主義而帶來的弊端漸漸顯露，中國文化由遭受踐踏到重新復蘇的自身邏輯以及文化覺醒；以及從經驗主義出發，從社會問題出發，實用地融合各種思想文化的資源以有利於社會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新視野，等等。總之，一方面是出現了重要的新機會，另一方面也有前所未有的危機。惟其複雜而多元，我們就不應該停留於舊的二元對立的思路，不應該堅執於概念義理的論爭，不應該單一地思考文化思想的建設問題，而應該從生活的實踐出發，根據我們變化了的時代內涵，提煉新的問題意識，回應社會的真正需要，再認識傳統經典的學習問題。
所以，這套書我是欣然贊成的。在目前中國文化的發展出現前所未有的新機會，同時也是出現前所未有危機的情況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願意做一點負起社會責任的事情，體現了他們的眼光、見識和魄力。如果有更多的出版社和文化單位願意援手傳統文化積累培育工作，中國文化的復興是有希望的。是為序。

目錄

序 王元化

《詩經》導讀
一、 《詩經》的結集及其文化意義
二、 《詩經》的特色及其文學貢獻
三、 《詩經》所體現出的詩歌潮流的三次變遷
四、 《詩經》研究史的變遷
五、 《詩經》研究的偏失與新出路

一、 婚戀篇
關雎（周南）
桃夭（周南）
漢廣（周南）
江有汜（召南）
野有死麕（召南）
匏有苦葉（邶風）
靜女（邶風）
新台（邶風）
桑中（鄘風）
蝃蝀（鄘風）
淇奧（衛風）
氓（衛風）
木瓜（衛風）
大車（王風）
將仲子（鄭風）
女曰雞鳴（鄭風）
狡童（鄭風）
褰裳（鄭風）
風雨（鄭風）
子衿（鄭風）
野有蔓草（鄭風）
溱洧（鄭風）
雞鳴（齊風）
綢繆（唐風）
蒹葭（秦風）
月出（陳風）
候人（曹風）
黃鳥（小雅）

二、 祭歌篇
楚茨（小雅）
清廟（周頌）
天作（周頌）
思文（周頌）
有瞽（周頌）
潛（周頌）
閔予小子（周頌）
那（商頌）

三、 史詩篇
大明（大雅）
緜（大雅）
皇矣（大雅）
生民（大雅）
公劉（大雅）
江漢（大雅）
常武（大雅）
玄鳥（商頌）
長髮（商頌）
殷武（商頌）

四、 燕飲篇
鹿鳴（小雅）
常棣（小雅）
伐木（小雅）
魚麗（小雅）
湛露（小雅）
桑扈（小雅）
賓之初筵（小雅）
瓠葉（小雅）

五、 役行篇
卷耳（周南）
擊鼓（邶風）
雄雉（邶風）
伯兮（衛風）
君子于役（王風）
揚之水（王風）
陟岵（魏風）
鴇羽（唐風）
小戎（秦風）
東山（豳風）
采薇（小雅）
四月（小雅）
北山（小雅）
采綠（小雅）
何草不黃（小雅）

六、 農事篇
葛覃（周南）
芣苢（周南）
摽有梅（召南）
七月（豳風）
甫田（小雅）
大田（小雅）
載芟（周頌）
良耜（周頌）

七、 牧獵篇
騶虞（召南）
大叔于田（鄭風）
還（齊風）
車攻（小雅）
吉日（小雅）
無羊（小雅）

八、 怨刺篇
相鼠（鄘風）
黍離（王風）
兔爰（王風）
正月（小雅）
十月之交（小雅）
雨無正（小雅）
小旻（小雅）
巧言（小雅）
巷伯（小雅）
大東（小雅）
蕩（大雅）
桑柔（大雅）
瞻卬（大雅）
召旻（大雅）

九、 祝頌篇
樛木（周南）
南山有台（小雅）
天保（小雅）
斯干（小雅）
棫朴（大雅）
旱麓（大雅）
靈台（大雅）
卷阿（大雅）

十、 雜感篇
綠衣（邶風）
凱風（邶風）
北門（邶風）
牆有茨（鄘風）
君子偕老（鄘風）
碩人（衛風）
猗嗟（齊風）
園有桃（魏風）
伐檀（魏風）
蟋蟀（唐風）
葛生（唐風）
采苓（唐風）
渭陽（秦風）
權輿（秦風）
隰有萇楚（檜風）
蓼莪（小雅）

閱讀參考書目

《詩經》的特色及其文學貢獻

“三百詩人豈有師，都成絕唱沁心脾。”《詩經》藝術之妙，為歷代所稱頌。就其特色而言，約略有四：
一、 從精神本質上看，《詩經》最顯著的特色是現實精神。《詩經》絕少幻想色彩，而多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描寫。它從多方面展現了當時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以及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生存的人們的真實感受。像《國風》，或寫婚戀，或寫田獵、畜牧、採集以及行役、出征等，所寫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事與實實在在的人。雖說寫到得意之處，也有神采飛揚的一面，如《桑中》，言“雲誰之思，美孟薑矣”“雲誰之思，美孟弋矣”“雲誰之思，美孟庸矣”。反復申說：“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但畢竟沒有超越現實，沒有像《離騷》那樣，幻想與遠古的神女戀愛。像《豳風》中的《鴟鴞》這樣的禽言詩，乍看起來，頗有浪漫色彩，可是它所敘述的事情，所講的道理，所表現的情感，都是非常現實的。《頌》詩部分雖說多與祭祀相關，是在人與神之間建立聯繫，但卻“敬鬼神而遠之”，人始終與神保持著距離。因而這些頌詩，表示的是人對神的敬畏與祈求，是立足於現實立場上對神的期盼。《雅》詩中的敘事詩，雖說也有像《生民》那樣的神話史詩，但它記述的是一個傳自遠古的神話故事，是作為歷史故事認真記述的，並不存在作者任意編造、虛構的問題。至於《風》《雅》中的諷刺時政的詩，特別是二《雅》中的政治諷刺詩，其現實精神體現得就更為突出了。
二、 從感情基調上看，《詩經》基本上所表達的是歡樂的情調。雖然其中也有些嚴肅莊重的作品，如《雅》《頌》中關於祭祀的廟堂之歌；也有些“怨誹”之作，如二《雅》中憂時傷亂的詩篇。但就其整體而言，詩人們對生活是熱情的、樂觀的、充滿希望的。像《碩鼠》篇，雖是對現實生活極端不滿，可卻沒有絕望，而是表現出了對“樂土”的嚮往；《伐檀》篇雖說是對“不稼不穡”的不滿，可從“坎坎”之聲中，卻可以感受到他們對於勞動創造世界的讚美；《七月》篇雖寫的是一年的勞苦，可在年終的“朋酒”中，卻有獲得了“萬壽無疆”的快樂；《節南山》雖說是情緒激憤，罵權貴尹氏有些不留情面，可最終卻表達了“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的希望。像《邶風·北門》《大雅·桑柔》等篇，在發洩不滿情緒中，又把現存的不合理現象緊結到了天命上，以此來化解自己心中的不平。讀《詩經》，明顯地感到其中沒有《楚辭》的那種偏激。《禮記·經解》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之所以用“溫柔敦厚”概括《詩》教的作用，就是因為《詩經》中有一種溫柔敦厚的情感力量，足以感化人心，化解人心中的不平與悲傷。
三、 從語言風格上看，《詩經》所呈現的是自然質樸之美。它樸素、自然，純為天籟。《芣苢》，通篇十二句，只在“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兩句上反復，每反復一次，改動一字，不見一絲刀跡斧痕。像《雞鳴》：“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反復對話，平淡如水，沒有絲毫矯揉造作。《大雅》中的詩，如《烝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江漢》：“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雖略帶著幾分文雅，但也只是辭達而已。有時也有鋪張，如“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緜》)之類，但也表現得很自然，猶如水入石灘，雖有波瀾，而無著意修飾的跡痕。故元張觀光《論詩》說：“三百餘篇豈苦思，個中妙處少人知。籟鳴機動何容力，才涉推敲不是詩。”
四、 從藝術手法上看，《詩經》最突出的特色是比興。比即以彼物比此物，興是托物起情。比、興像兩把金梭，織出了東周詩壇的春天。據學者們的研究，《詩經》中有明喻，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之類；有隱喻，如“於嗟鳩兮，無食桑葚；於嗟女兮，無與士耽”之類；有借喻，如“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遊之”；有比擬，如“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之類。關於興，學者們又分為起情不取其義的興，如“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之類；有比喻意義的興，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類；有渲染氣氛的興，如“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之類。《詩經》305篇，毛氏標興的有116篇。毛氏未標而鄭玄以興作解的還有若干篇。至於比，那就更多了。因而比興成了《詩經》藝術的一個亮點，為歷代學者所樂道。
聞一多先生也說過：“《三百篇》的時代，確乎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大體上是從這一剛開端的時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學也定型了，從此以後兩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們文學的正統的類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類型。賦、詞、曲，是詩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贈序、碑誌等，是詩的副產品，而小說和戲劇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夾雜些詩。詩不但支配了整個文學領域，還影響了造型藝術，它同化了繪畫，又裝飾了建築(如楹聯、春帖等)和許多工藝美術品。”
《詩經》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就其要者而言之，大略有五：
一、 確立了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打開世界各民族詩歌史的第一章，我們看到許多民族都是以史詩開場的。如巴比倫有《吉爾伽美什史詩》，希臘有《荷馬史詩》，英格蘭有《貝奧武夫》，法蘭西有《羅蘭之歌》，德意志有《尼伯龍根之歌》，俄羅斯有《伊戈爾遠征記》……而我們則是以簡短的抒情詩謳歌生命。《詩經》305篇，絕大多數都是抒情的。十五《國風》，實際上就是十五組抒情詩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緜》等幾篇，被後人視為周民族的史詩，這是在《詩經》中敘事成分最多的幾篇。但嚴格地說，都不是純粹的敘事詩。作者是充滿著對祖先的崇拜、虔誠與敬愛來講歷史的。因而在敘述中，散發出濃鬱的主觀抒情氣息。這就形成了中國詩歌以抒情為特色的基本傳統，直接影響到了古人的詩歌觀念與兩千年詩歌的歷史。陸機《文賦》即言：“詩緣情而綺靡。”清宋犖《漫堂說詩》更說：“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尚已。”在這一觀念中，敘事被排斥在了詩之外。兩千年文學史，詩人從頭唱到尾，唱出了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也唱出了中國文化的一片祥和。
二、 豐富了中國文學的語言府庫。《詩經》作為最早的詩歌總集，它們所創造的文學語言與語彙，要多於文學史上的任何一部作品。有人統計，僅《詩經》單音詞就有3900個，複合詞1000個。這些詞都是原創性的，且對事物的表達亦甚精確。如表示手的動作，就有采、掇、捋、擷、挹、拊、折、投、搗、搔、執、搖、揭、掃、抱、擊、拔、招、按、提、撓、授、拾、抽、摻、持等數十個單詞，以表達手的數十種不同狀態。僅馬的品名，就有駰、驪、駽、駓、驔、驒、騏、驄、魚、騢、馰、騮、驈、駱、騅、驤、馵等十數種。還創造了大量的形容詞、成語等，如馳驅、匍匐、窈窕、輾轉、翱翔之類，以及一日三秋、二三其德、高高在上、愛莫能助、愛屋及烏、憂心忡忡、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巧言如簧、天作之合等等。中國的成語絕大多數為四言，顯然與《詩經》以四言為基本句式有關。而且可以說“四言”句式的奠定，是《詩經》對中國文學語言貢獻最大的一點。四言句式乃出於人對於自然韻律的感悟。關關、嚶嚶、交交、呦呦，這是來自自然的聲音，傳遞的是自然界生命的信息，然而它過於簡短，構不成節奏，形不成韻律，自然也不是藝術。雙聲相疊，便有了節奏，有了韻律，便成了藝術，而且與來自自然界的那種明快的聲音相呼應，體現出了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甜美。於是四言就構成了藝術語言的最小單位。同時這種句式，既不失詩的韻律，也有很強的介入散文文體的能力。融入文中，則使文具有了詩的美感。
三、 孕育了多種詩體的語言形式。《詩經》以四言為主，但同時為了表達之順暢而自由變化，隨意伸縮，於是在詩歌韻律的規範下，又創造出了多種語言形式。如有一言句：“敝，予又改為兮……還，予授子之餐兮”(《鄭風·緇衣》)；有二言句：“祈父，予王之爪牙”(《小雅·祈父》)；有三言句：“振振鷺，鷺於飛。鼓咽咽，醉言歸。於胥樂兮”(《魯頌·有駜》)；有五言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召南·行露》)；有六言句：“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豳風·七月》)。有七言句：“宜爾子孫振振兮”(《周南·螽斯》)。豐富的語言形式，孕育了多種詩體。
四、 開創了中國詩歌的比興藝術。比興是中國詩歌一種特殊的創作方法，故《文心雕龍》中專列有《比興》一篇。所謂比興，其實就是“立象以盡意”的創作藝術。《周易·繫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有些事物，用抽象的語言很難表述清楚，如用一種形象來比喻或象徵，意義便會呈現出來。《周易》中有“易象”，這“象”便是為“盡意”而設的。詩歌中的比興與《易》中的“象”是相同的，故宋儒陳騤《文則》(上)說：“《易》文似《詩》”，“《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清儒章學誠說得更明白：“《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文史通義·易教下》)。比興不僅能把語言難以表達的意思表達出來，還可以使詩篇變得形象生動，婉轉含蓄。如《東山》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這裡是用野蠶蜷屈野外桑田的情景比喻士兵野宿，雖不言行軍之苦，但風餐露宿之苦已在不言之中了。這種藝術表現，直接為後世詩賦創作所繼承，成了中國詩歌有別於他國詩作的一個顯著特色。
五、 樹立了詩預時政的詩歌典範。在最早的詩學理論《詩序》中，就把三百篇與“王道興衰”聯繫在了一起，反映了中國詩學發軔期的詩學觀念。這種觀念直接影響到了後世的詩歌創作。同時我們也看到，在《詩經》的《雅》《頌》中，確實存在著不少直接幹預時政的詩篇，有的是從肯定的角度正面參與的，如《頌》詩及“正雅”部分，這部分詩以歌頌為主，肯定了現存政治及統治的合理性。有些則是以否定的態度幹預政治的，古人稱這部分詩為“怨刺詩”。怨刺詩大約占到了《雅》詩的三分之一，這些詩刺的對象，上不避王公，下不避庶人；刺的方式也是或冷嘲熱諷，或直刺無隱；刺的目的並不單純在發洩，而是望其一反於正。《詩經》這種政治情懷與幹預時政的創作傾向，為中國詩歌樹立了以天下蒼生為懷的典範，由是而形成了中國詩歌思想的主流。